在九月，19歲少女勞美蘭在內地參加遊學團，發作了原發性肺血壓高，9月9日返港後，入院治療，同月15日情況轉差，需要移植雙肺，才能夠存活下去。在跟著的日子，傳媒作出了廣泛的報導，但是，在這段期間，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肺，皆因在器官移植中，肺移植的限制很多，除了血型和體積吻合之外，肺功能也十分重要，由於很多死者的肺部狀態不佳，所以其限制也較移植心臟、肝臟和腎臟為大。
到了10月5日，情況已經不受控制，縱是當時有合適器官，也無法作出移植了。10月7日，勞美蘭正式死亡，一個生命在如花般燦爛的年紀的少女，就這樣結束了短短的一生。
正是因為勞美蘭之死，引發了各界關注器官捐贈問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立時指出，政府有意效法外國，進行立法「選擇退出」﹕假如市民在生前並沒有表明反對，死後器官就會自動捐贈出來。由於這是富有爭議的做法，政府也保持開開態度，所以會考慮先做意見調查，了解民意，再作決定。
查實香港現時有17萬名登記捐贈器官人士，佔了總人口的2.3%，數目並不算太低，不過集中在較年輕一輩。事實上，前述的勞美蘭個案，有兩名熱心人士甚至願意捐出一邊肺部，只可惜現時香港尚未能夠掌握到換活肺的技術，因而也救不了勞美蘭。另一方面，年長人士的捐器官登記率則偏低，相信是老一輩的人礙於傳統觀念，拒絕捐贈器官。
但如果我們觀乎其他國家，例如說，英國，七千萬人口，有一千七百萬人自願捐贈器官，佔了人口的25%，比香港高出10倍以上。所以，英國人雖然有很多人認為這是人身自由，所以拒絕立法強制死後捐贈器官，所以它的問題比香港人少得多。
至於德國，有74%的人贊同捐贈器官，但只有25%的人持有捐贈卡，和英國的數量差不多。德国一项调查显示，74%的德国人赞同捐赠器官，但真正持有捐献卡的人只有25%。在2012年，德國亦通過了一條新法例，提供醫療保險的機構，每年都要用書面去詢問每個投保者，「是否願意在去世後捐贈器官」。事實上，德國對於宣傳捐贈器官，不遺餘力，每家醫院都有專人負責捐贈事宜，以及把每年6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定為器官捐贈日。
如果論到「選擇退出」，除了香港人最為熟悉的的新加坡之外，還有比利時，以及「捐贈器官第一大國」西班牙。它在1979年便已經通過了《器官捐贈法》，但在實質操作時，還要家人首肯，才能做移植手術，因此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民間反對。因此，西班牙也成為了世上移植手術最多的國家。至於芬蘭，在2010年，也推行了「選擇退出」的法例。
本報的立場向來是以人道主義為先，正是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沒有任何事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了。試想想，每年香港有多少人冒著危險，遠赴內地去作更換器官手術，也是將心比心，我們雖然理解很多人不願意捐贈器官，但是相信沒有人願意當自己重病垂危時，卻找不到器官移植。在這方面，我們只能夠說，在兩害取其輕之下，我們永遠把生命放在最高的位置。
然而，縱是香港通過了「選擇退出」的制度，恐怕又會衍生出配套問題。目前，全港只有九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人手不足，根本連現存的器官捐贈配套，也做不完，更遑論當通過了「選擇退出」的法例時，要處理突然增加的大量工作了。以美國為例子，有一個全國性的系統，會在電腦上匹配所有的病人和捐贈人的資訊，互相配對，取決於病重程度、等候時間等等因素，而其社會經濟狀況則不在考慮之列。
簡而言之，我們完全同意政府推動「選擇退出」的立法，但對於此計劃的執行，卻一點信心也沒有。畢竟，這個政府的施政也從來如此﹕縱使是善意有餘的立法，在推行時，也永遠是思慮不周、配套不足，這實在是不容我們不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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