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在上星期，我應了一個搞金融公司的朋友所邀請，去了東京四天，對日本仔做演講，游說他們投資香港的資本市場。
我寫了一篇很長的講稿，足足有五千字，譯成了日語，由於日語遠較中文囉囌，就變成八千字了。我滿懷信心的對朋友說：「我用日文講！」
我斷斷續續的學了日語很多年，心想唔識講啫，照字稿讀，都得啩。誰知到了東京，準備試讀講稿，一讀之下，赫然發現：「大鑊，唔掂！」
平時去日本，我講的日文都是點菜，問路之類，最多是同日本少女搭訕啫，用的是很普通的字眼，我都說慣了，在電視看日劇時，也聽慣了。但是，這一次的演講，卻有大量的經濟專門用語，我甚至引用了一段毛利元就的故事，以解釋「三支箭」的來源……這好比用英語來做日常交談，跟用英語來作辯論，是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
以我的日文程度，再加上一至兩個晚上的努力，要讀完整份講稿，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只在於，日本仔恐怕受不了。試想想，如果有一個外國人，在說不純正的廣東話，你聽也聽不明白他在說些甚麼，一聽就是大半個鐘，你受不受得了？
在東京的機場快線車廂之內，我讀了繙譯的講稿沒幾分鐘，便下了決定：自己只讀開場白的一段日語，其餘的，說國語，交由繙譯去唸出來。於是呢，我就騰出了一段大吃大喝的時間，繙譯可就忙了，拿着講稿，不停的在唸着，唸了好幾個小時。翌日，過程十分順利，日本人和居日唐人都十分滿意，也有很多發問，甚至有日本人願意付錢，為我的書出日文版。
這也證明了我在車廂裏的決定是英明的：當日那位繙譯，照着字稿去讀我的講稿時，也讀得結結巴巴，可見得，這並非易事。畢竟，日常交談和公開朗讀，是兩回事。
我之所以寫出這一個故事，目的並非是說財經，也並非為了說日文，而是為了說學英語。
我記得，當年唸中文大學，人們都說李南雄博士的英語很好，但是，他說英文時，卻是慢吞吞的，一點也不流利。然而，一般人所要求學習的，不就是很流利的英語嗎？又或者是，要學習很純正的英語嗎？不過，我也可以告訴大家，我聽過胡適講的英語，也是中國口音強烈，人家可是康乃爾大學博士，駐美大使呢！
我也可以同大家說，那些在外國的低下階層，滿口粗言穢語的勞動階級，也是一口流利英語的。所以呢，人們常常說，學英語要學地道的，但是很多地道的英語，卻不過是低下階層的俚語，是不是真的要學呢？這些英語，學來除了在蘭桂坊去找一夜情，又或是旅行時展示一下，最多是看看電影，除此之外，又有甚麼作為呢？
事實是，地道的英語，和能夠進行高級思考的英語，是兩回事。我唸中六時，懂得totalitarianism，卻不懂得stick shift，我能夠用英文討論嚴肅問題，但卻不知道很多日常生活的英文字眼。後來唸大學，一位來自美國的博士講師，不懂得sinecure這個字，但我中五便常常讀到這個字了。
我當然並不是說，流利的英語沒有用。學一種語文，任何的學法都是好的，最好當然是張張刀皆利，俚語和高級用語皆精。我只是說，英語說得流利，沒有甚麼了不起的，說得有深度，能夠用英語來做高級思考，才最困難。這正如我在東京的那位日語繙譯，照着講稿也讀不來，可見得，要說出有深度的話，實在是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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