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主筆的經過

從2010年至2015年，我在《新報》寫社論主筆，一年363日，除了大年初一和年初二不出紙，即是年三十晚和年初一晚不交稿，5年內從沒放過假、脫過稿，這應該算破了香港的記錄了。

我寫社論，不用開編輯會議，由我獨自決定題目，獨自決定報紙的立場，相信除了查良鏞和林行止兩位老闆之外，沒有一個報紙主筆可以享有如此大的自由度。當我旅遊時，便在外地寫稿，有時還預先寫定存稿，寫社論有如寫專欄，從打工仔的角度看，這個自由度在古今中外不但空前，也算是絕後了。

享有如此大的自由度，我當然也有赫赫戰功。我從來不左，不時批評建制，但卻從來沒有令親中的大老闆惹上過麻煩，但卻不時得到友儕的讚譽，因而令他們對我的下筆絕對放心。

舉一個例子，2012年，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我寫了一篇《道德上反對梁振英，理智上支持他施政》，由於當時梁已醜聞纒身，我痛罵了他一頓，但筆鋒一轉，指出他已依法當選為行政長官，我們為了法治、為了香港的利益，只有支持他的施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聯辦居然致電給社長，大讚這一篇寫得中肯。這令我的信心大增﹕要「擦鞋」，根本用不著寫一些阿諛奉承的文章，這反而令別人看不起你，寫得有理有節，反而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享有自由度的最大好處，是我可以挑選出最有把握寫得最好的題材和立場，這會有效提高質素。記得有一次，老闆在淺水灣的商場遲遲不能開業，社長要求我以此作為題目，我看完了資料後，回答說﹕「老闆的事，我們打工的，一定盡量幫忙。但是，這一次的理據是在政府，如果我們曲著事實來講，反而累老闆丟了名聲，更為難看。」

後來，老上司馮兆榮離開，葉德輝走馬上任。葉是著名文人，和我相安無事。沒多久，葉又離開，來了原來在《都市日報》的顧堯坤。

我本來有一間獨立辦公室，但絕少上班，顧堯坤上任社長後，把我調了去坐partition，我的辦公室給了他的心腹。我和朋友談起此事，他們認為太沒面子，勸我離開，反正當主筆，薪金也不高，況且2010年初寫社論時，我並沒有專欄在身，非常空閒，但到了2015年，我已有六、七個專欄在手，每天寫得不可開交，根本早已打算放棄沒有署名的社論。

然而，我的說法是﹕「我不上班而霸佔私人辦公室，是生人霸死地，他把我調走了，是正確的做法，也是公司資源的更效運用，如果我為此生氣而走，那倒是我小氣了。」所以，本來我是打算離開，但反而更不走了。

沒多久後，總編輯傳來信息，說社長要我寫一篇，外國金融大鱷操控期指，上下其手賺錢。我回答說﹕「上頭偶有order，我責無旁貸要寫，不過，這個星期，恆指上下波幅二百多點，這題目與事實不符，寫不出來喎。」結果，這是我第一次脫稿，報紙找了他人代寫。

過不多久，我去台灣，寫定了存稿。由於當時，梁振英的UGL事件鬧得很大，全香港的報紙都會寫這題目，我自也不例外。誰知才下飛機，總編輯又來電話，要求我把題目改為台灣的風災(或水災，忘記了)。

我回答說﹕「報館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你是社長，我是主筆，立場由你決定，UGL事件你可指示報館的立場，我來執筆，內容本於事實，立場大可自由。但是，我們是新聞工作者，遇上大新聞，最多避重就輕，不可能避而不寫。這樣不是做新聞。」於是，我拒絕不寫，翌日便辭職了。

又過不多久，《新報》便倒閉了。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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