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收出租車營運稅

有一些很大的題材，得寫上多篇文章，才能講清楚，但同一題材連續寫多篇，作者怕讀者生膩，要不，作者本人也膩了。因此，往往寫了一篇，隔一陣，再寫一篇，感覺像永遠寫不完……Uber就是這種情況。

Uber的情況，簡單點說，就是道路有限，因此政府必然要控制出租車的數量，方法就是控制發牌，但Uber卻打破了這一規條。理論上，只要政府規定，必須要有出租車牌照，才可以駕駛Uber，已經可以把問題解決。然而，癥結卻是香港政府根本不想市面有這麼多的出租車，所以一直不肯發牌，如今不可能因為Uber的衝擊，便發新牌。

現在且讓我們回到很多年前，那時，政府尚是一直在增發牌照，因此，的士牌價並沒有太大的上升空間。好了，那時政府想要控制的士數目，於是，便停止增發市區的士，然而，市區的士的需求卻在不停的增加，因此，的士牌價便不停的上升了，的士牌擁有者個個發過豬頭，不在話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有一個大原則，就是「漲價歸公」。理論上，的士牌價升了這麼多，政府必須要在它的身上獲利才對，因為牌價的增值，並非由業界的努力得回來，而只是憑著不勞而獲的資本而已。

我當然明白，政府不能「漲價歸公」的原理，是不想與民爭利。否則，它只要向的士司機徵費，已經可以把的士漲價的金額，變成載房的稅收。然而，在幾十年前的香港，和今天的情況並不相同。

那時，資本並未像今日般集中，車牌也不像今日般盛行，的士司機一邊開車，一邊供車的情況很普遍，如果政府向的士開刀，將令到很多的士司機從中產階級打成低下階層。在1984年1月11日，政府同時批准的士加價17%，但也要加牌費和首次登記稅17%，結果的士慢駛抗議。

但在今天，的士牌價七百萬一個，已經超越了正常人的購買力，的士司機也從一門專業，變成了收入和最低工資差不多的基本職業。在這個大前題下，不管政府如何向的士司機開刀，他們的收入也都不會減低，因為已經低無可低了，受害的，只會是車主的車租而已。

因此我的建議，政府徵收出租車營運稅，一年大約是一萬元至二萬元之間，Uber如要營業，一要繳付出租車營運稅，二要有的士司機執照，三要另付保險，這首先的好處是，政府有錢收先啦！至於這會不會也引起的士司機的騷亂，要知道，如今的士大都由資本家經營，再說，的士服務也不好，只要政府的公關工作做得好一點，不難成功推行。

本文章為作者專欄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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