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向来是反中乱港的集中营，不论是教师、教职员，以及由他们潜移默化教导出来的学生，都积极参与所有反中乱港的行动。他们对抗政府的高潮，在2019年11月的暴乱事件中，作出了火山式的喷火爆发。
这事缘是在11月4日，22岁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参与暴动时，从尚德邨停车场的三楼跌下二楼重伤，延至11月8日不治。由于暴徒在无任何证据之下，把周梓乐的死亡归咎在警察的有意谋杀，在文宣攻势下，暴徒们因而在11月9日开始，中文大学的“二号桥”，以高空掷物的方式，堵塞吐露港公路，作为报复。
由于吐露港公路是新界东部出市区的大动脉，一旦受阻，整个东部交通都会停顿。于是，防暴警察到场，和在场的暴徒展开剧烈战斗。暴徒占领了中文大学，限制所有人出入，并且在校园纵火，把校园打了个稀巴烂，并且放出谣言，讹称警察攻入中大，是为了夺取碧秋楼所储存的数据库，以此掩饰暴徒因封堵主干线而被警察除暴的罪行。
经过了一星期的战斗，暴徒由于粮食短缺，物资不足，撒退出中大。由于暴徒不少是中大学生，更有大量中大师生表态支持暴徒，坊间因而把中大称为“暴徒大学”。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我们溯根寻源，不如应问一句：“暴徒大学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在1963年之前，香港只有一间大学，就是香港大学。香港大学的本质，是一间英式大学，采用英式制度，教内充斥着阶级观念和殖民地思想，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至于这一间阶级分明的大学为何竟然不知羞耻也不照照镜子地在大吹民主思想，当然是洗脑所致。
中文大学在1963年，合供了当时的3间专上学院：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会书院所组成。
这里说回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学者来到香港，成立“亚洲文商学院”，后于1950年改组，并易名为“新亚书院”。由于资金不足，钱穆亲赴台湾，会见蒋介石，要求资助，蒋决定每月付款3,000港元，资助新亚书院，维持其生命线。
1954年，美国的传教组织“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开始资助新亚书院，蒋介石的资助便停止了。我不知道在中文大学成立后，雅礼协会对新亚书院究竟有无资助，不过在八十年代中期，新亚书院的校园内，还有“雅礼舍”的办公室。
在1950年，政府接管了在国内的13间基督教大学，包括了：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以上这些大学，纵非全部是美国教会资金所资助，至少绝大部分均是美资所立。
香港各基督教教会代表，有鉴于以上事件，认为有需要在香港创办一所以中文为主之基督教高等学府，于是在1951年10月创立崇基学院，并于1955年依照政府法例注册成立。现时崇基学院礼拜堂的圣坛两旁悬挂着依然悬挂着上述13间基督教大学的校徽木刻行政楼侧小广场前亦种植了13株紫薇。
联合书院是由5间从广州南迁到香的私立大学书院合并成立，分别是广侨书院、光夏学院、华侨工商学院、文化专科学校、平正会计专科学校。这其中以光夏学院最有“代表性”：
它的前身是有名的上海大夏大学，民国时有“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称，它的历任董事长包括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及行政院院长的何应钦，校董则有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立法院副院长兼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上海市长吴铁城、财政部长孔祥熙、内务部长黄绍竑、中宣部长梁寒操、中国银行行长张公叔等为校董，由此可知其政治立场。
解放后，在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今日的华东师范大学。但其国民党的部分人物，则在香港，成立了光夏学院。1956年，联合书院成立时，它成为了创校5成员之一。
中文大学的成立，适逢冷战期间。在1956年雅礼协会驻新亚书院代表郎家恒（Charles Long）写信给教育司高诗雅（D. J. S. Crozier），就私立专上院校的地位提出讨论和建议，这促成了港府在1957年1月，与新亚、崇基、联合3家专上院校代表召开会议，钱穆提出了设立另一所大学的建议。明年，香港政府决定成立中文大学，并在1959年开始筹备，1963年正式把3校合并，成立中文大学。
由此可知，中文大学是由美国促成的单位，不消说，目的是为了政治，宣传美国价值，以及对在港中国人作出“统战”，并企图借此辐射到中国内地。因此，这才会出现了在英国殖民地成立的大学，不用英式的三年大学学制，却采用了美式的四年大学学制。至于后来英国人负担的成本越来越高，因而要求把学制改回三年，则是十多年后的事了。
事实上，美国在中文大学的影响力，大得令人咋舌。中文大学的行政主楼，叫作“范克廉楼”，所谓的“范克廉”，也即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不消说，付钞盖大楼的，正是美国政府。
在中文大学任教的，尤其是早期，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学者，或者是台湾的大学毕业，在美国念博士的学人，整个大学的氛围，充斥着美式风气。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图书馆背后，有一所小楼，名叫“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一言以敝之，这是美国驻港的特务机构。
根据反中乱港的《端传媒》记者梁越在去年12月29日的报导：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傅高义等一众中国研究学者促成。1963年，中国法研究专家孔杰荣正式成立该中心。服务中心最初独立于大学，选址亚皆老街155号的花园洋房。5、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封闭，众多意欲了解中国的外国学者，视香港为重要窗口，中心成立翌年正式向世界各学科开放后，吸引大批西方学者来访……被中外学者称为中国研究的圣地“麦加”。
“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香港不再是研究中国的唯一门户，中心存续迎来危机。多位中心学者如香港公民党创党主席关信基、前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等，于中大与港府之间奔走游说。傅高义亦有份促成服务中心落成……1988年，中心正式搬迁至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一侧，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于校内保持独立运作。多位著名学者、政府官员，包括已故历史学家、《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香港前总督卫奕信、澳洲首任驻中国大使Steve Fitzgerald等曾于中心作为研究学者……早于2012年，原中文大学副教授、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曾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
除了以上反中的头脸人物之外，2019年的黑暴之后，当时的主任赵志裕于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主持互助经济圈研讨会，正是推销“黄色经济圈”，而“黄色经济圈”正是“港独”活动的一条重要战线。在去年，中文大学改组充斥着美国务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至今仍未完成。
简单点说，中文大学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美国扩张软实力、搜集信息、进行情报工作的大本营，也不讳言，其政治行政学系的本身，就是培养反中乱港分子的温床，名单不可尽录，也因此，中文大学的成为“暴徒大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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