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邏輯與合理性
討論政府政策，有些基本原理，是必須明白但大部份人卻缺乏知識和智力、或根本無企圖去明白，每每令到政策的爭拗淪於纏夾不清，無從得出理性答案。在此，我把這些基本原理簡略地列舉出來。
第一，不管如何有利的政策，必定有人受害，也必然有人反對，因此，政策永遠是取捨，如果不想製造出受害人，也不想被反對，唯一的方法，就是甚麼也不幹。
例子﹕就算是全民派錢，庫房會受損，反對的人也有不少。
第二，甚麼也不幹也是政策的一種，這通常反對聲音最少，也即是熵值最少的「預設值」。長期而言，甚麼也不幹，必然會導致政府的腐爛。
例子﹕曾蔭權時代。
第三，長期利益有時，但不必然和短期利益互相矛盾。
例子﹕「八萬五」長期有利於改善居住環境，但中短期的樓價大跌卻令到大量中產階級破產。
第四，除了利益極大化，公平性也必須考慮，這分為平均(equality)和公平(equity)兩大原則。
例子﹕經濟增長是利益極大化，但貧富懸殊拉闊，則是不公平，這是今日全世界的共同現象，種下了社會不穩定。
第五，除了經濟，構成民生福利的，還有其他因素。
例子﹕醫療、教育、環境等等，台灣和馬來西亞的人均收入遠比不上香港，但衣食住行等生活質素比香港只高不低。
第六，經濟並非絕對的因素，政治或其他技術上的可行性也必須考慮。
例子﹕使用《收回土地條例》也許是最多香港人認同的增加土地政策，但這涉及的法律問題卻有待解決。
總括而言，世上有絕對壞的政策，卻並沒有絕對好的政策。政府的決策是衡量所有得失輕重，所作出來的利益極大化，但這必然有壞的成份，例如分配上的公平性。因此，我們不能因某些缺點而否決某政策，政府提出政策時，也必須把所有缺點也一併提出來，總之，考慮的方向是全方位(holistic)的。
政治上的死結和解決方法
自從《逃犯條例》修訂事件，香港市民藍綠分明的政治撕裂，以至於社會撕裂，已是既成事實，幻想可以快速修補，回復2019年6月之前，是不切實際的。
中央政府就整個國家的基本國策、整盤大棋上的考慮，答應抗爭者全部五大訴求，並不可能。短期而言，現階段的抗爭運動，見不到有完結的跡象。從他國的相類似的歷史去看，抗爭可能要維持一年以上的時間，群眾才會出現疲態，這還得假設事態並沒有升温惡化下去。
最樂觀的狀況，是事情慢慢淡化，抗爭持續一段不短的時間，然後衰退，消失。由於社會已然撕裂，而已有部分的人口「學習」到暴力抗爭的戰鬥方式，只要有任何的政治變化，以後不可避免地再次發生暴力抗爭。只能希望將來有抗爭時，社會支持度和暴力程度，比不上現時發生中的這一次。
歷史告訴我們，武力抗爭只要不升温惡化，不一定影響到經濟發展，七、八十年代的韓國是很好的例子。今日的香港的主要業務在金融，人民幣和H股的基本因素在內地，也許可以免疫於本地政治紛爭。再說，相比起好些國際城市，香港的政治安全並不算太差，例如倫敦被恐襲過，也不排除再被恐襲，法國黃背心運動的暴力程度，以及示威群眾的受傷人數，暫時仍遠勝今日的香港。
政府不可能再有先前的幻想，企圖培育出青少年愛國愛港的思想，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至少短期不可能。反而，政府應該以務實為主，效法1967年後的港英時代，利用賺錢、娛樂等等方法，轉移市民/年輕人的注意重心。當年的香港市民用不著熱愛港英政府，大多數人更加是愛中國多於愛英國，但只要不去折騰，遠離政治，已足夠令到港英政府有效管治。
國際上的產業分工
中國有14億人口，是最大的本土市場，再加上淘寶等的網購，以至於順豐等運輸系統的量產經營，因而令到中國享有全球最精細的產業分工，例如在河南省的夏邑縣，只集中做打火機加工生產。
正因如此，它改變了全世界的經濟運作方式，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分工越來越精細，令到一個城市不做大做強，便沒有競爭力。
當分工精細化之後，一個富裕的城市，應該如何維持站在產業鏈上的制高點，去獲取最高的收入呢？
答案就是專門從事產值最高的產業，例如金融業、高科技業，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美國研究iPhone的知識產權，中國負責製造iPhone，所以美國賺走了大部分的利潤，中國只能賺一點點。
以上指的是一個城市的高端產業，定義是與外地交換，賺取「街外錢」的部分。但是，所有城市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幹著不是與外地交換的產業，如補習天王，警察，非遊客地區餐廳的廚師、侍應等等。前者表現出這個城市的富裕程度，後者表現出這城市的生活質素，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土地問題與地產霸權
土地問題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亦是社會問題。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是世界所有先進城市中最低，最惡劣的是增速緩慢，和其他城市的距離是越拉越遠，不斷惡化。
房屋問題不止於住宅，商業樓宇的情況更是嚴峻，餐廳食肆擠狹得無法舒適用餐，四大會計師樓連合伙人也沒私人辦公室，年薪過百萬元的高級行政人員連私人辦公枱也不享用，只能合用長長的「豬肉枱」，高租金非但拉高了公司的經營成本，惡劣的工作和居住環境也令跨國人員為之卻步，影響了競爭力。
土地問題令到港人的生活環境變壞，更有甚者，房屋是最多港人持有的資產，它升值了，也是最大不勞而獲的財富來源，是造成了貧富懸殊的最大原因。這造成了社會問題。
香港的建制派是由親中團體和本地商界兩大板塊構成，後者的主要成分是地產商，皆因他們擁有本地最強的經濟實力。2003年和2019年建制派的兩次政治大潰敗，都因地產商和中央政府思想上有分歧，而局部倒戈。為了保持執政聯盟的穩定，政府向來小心奕奕地去保障地產商的利益，這形成了地產霸權，但同時也造成了社會不穩定。這在政府而言，是兩難困局。
到了現時的地步，政府必須重新定義和地產商的關係，以及兩者間的權力和利益分布，這切割必然會造成政治失衡，但事到如今，已是必要之痛。
人口政策
相比起同級的經濟大城市，香港的人口不算太多，上海、北京、東京等的人口都比多出接近兩倍，人口增速也不算太快，新加坡的增速遠高於我們，然而，香港因人口而衍生出來的麻煩卻是最大。
究其原因﹕
一是自由行的在最高峰期時達四千四百多萬名，港府短視地沒有建設相應的配套去兼容偌大數目的遊客，旅遊景區和市民生活環境重疊，市民把不便引起的憤怒，一併遷怒在內地新移民的身上。
二是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權力中心不在禮賓府而在中國內地，加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新貴富豪申請香港身分證，成為了特權階級的象徵，這構成了一個以內地權貴富豪為主的人群，成為了新的上流統治階級，從而削弱了本地港人的階級地位。此外，內地商人插進了香港經濟體系，既把餅造大了，同時也分薄了餅的比率，港人有得有失，失者毫無疑問會極度不滿。
三是幾十年來的大量中港婚姻，集中於低下階層，當他們以家庭團聚，申請配偶和子女來港居住，免不了申請公屋及社會福利，因而扯薄了政府資源，尤其是本來已極度缺乏的土地及房屋。
換言之，在外是遊客，在內有上部的富豪權貴，有下部的低下階層，上下內外交煎，造成了現時的深層次矛盾。
由於抗爭運動，自由行實質上是暫停了，為了進一步解決問題，政府適宜檢討每日150人來港的配額，將其大幅減少，沒有了「外」和「下」，只留下「上」的渠道，即是只剩下投資和專才的移民，以遏止深層次矛盾。
有一點值得注意，中港婚姻/低下階層的新移民固然是建制派的堅定支持者，可是，這並不阻止其子女成為激烈反對派。不變的政治理論是，低下階層的子女如若擁有高學歷，然而事業方面卻不如意，反而更加容易成為反對派。鐵一般的事實是，激烈反對派的許多中堅分子，正是新移民第二代，例如梁天琦、羅冠聰。因此，減少單程證，也許在政治上對於政府和建制派更為有利。
無可諱言，人口增長、新移民等等，對於經濟發展不可或缺，香港的年人口增長是六千人至八千人之間，單程證人數卻有四萬多名，佔了新移民人數的六成有多，如果把150名配額大幅減少，必然會造成人口負增長。然而，只要投資/專才移民數目不變，甚至有少許增幅，再引入外地勞工，去補充因單程證減少而造成的低端人口缺口，應該不會影響到經濟增長。
當然，引入外地勞工，將又是一場不小的政治鬥爭，但現實地看，只要減少新移民，勞工短缺很快便會出現，到時將可以減低反對的壓力。
以金融業為主的經濟
現時香港最大的交換經濟，一定是金融業。金融業是國際經濟交換的制高點，比高科技的利潤還要高。事實上，高科技的總利潤並不太高，它只是增長得很快，但很多高科技公司，獨角獸之類，例如大家熟悉的Tesla、小米等等，都是虧本生意，只是藉著金融財技來融資，達致高增長而已。
很多人都熱昏了頭，希望香港增加產業多元化，要發展高科技，我不禁要問一句﹕如果我們擁有了制高點，即金融業，還有沒有需要向下爬，去搞在產業鏈之中排名更低，而且虛無縹緲，往往大做虧本生意的高科技？說到底，金融業比高科技更為實質，利潤也更高！
或者有人會問，單靠金融業，未必足以養活香港，又說，金融業靠著熱錢往來，波幅很大，令到香港的經濟也大幅波動，很不安全。
有一個殘酷的事實，但沒有人說過出來，就是一個C.E.O.，薪水很高，但一旦失業，就不容易找到新工作。一個鐘點女傭，洗碗阿嬸，酒樓待應，今天失業，明天便能找到工作。國際產業分工，也是如此﹕高端產業，永遠是大來大去，金融業的熱錢來往，還比較好，高科技業如摩托羅拉、諾基亞等等，一旦失利，只消幾年，便死翹翹了，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在幾十年前，汽車是高科技，工人薪水極高，美國的汽車工廠都在底特律，但現在，底特律成了一座死城，但從當年到如今，香港的金融業越來越是茂盛。
打個比方，如果一個C.E.O像《少林足球》的二師兄，要不去倒屎，要不去當洗碗工人，香港甘心當個九流城市，自給自足，和大家羡慕的不丹看齊，經濟便能保持穩定了。反之，如要發大財，必然要冒上波動的風險。
金融業的定位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種金融中心﹕
第一種是為本國服務，只要國家規模足夠大，單靠本地市場，已足夠成為金融中心，例子是像中國、日本這些經濟大國的上海、東京。
第二種，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軍艦和美元橫行天下，好比一千年前的蒙古，一百年前的英國，這是自然的金融中心。查實美國的金融開放程度並不高，不妨看看，有甚麼外資金融公司，可以在美國市場繁榮地生存？匯豐銀行在美國的利潤稍為高一點點，已因種種原因被法院判罸款天文數字了。然而，不管美國的金融市場如何封閉，第一大國就是第一大國，其金融市場永遠是世界中心。
第三種，是三不管地帶，不同的國際及本地勢力分割了利益，但本地又可有極高程度的法治和自治，例如十四世紀的威尼斯，1937年前的上海，二十世紀的瑞士，今日的新加坡，國際資金的流進流出，很大的原因是為了洗黑錢，又或者是要保存/收藏私人財富。
原因很簡單﹕這些國家/城市並沒有本地市場，也沒有雄霸世界的軍事實力，要在夾縫中生存得比別人好，只有經營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間的灰色業務。然而，這些金融國家/城市的周圍，必然有一個生態圈，例如威尼斯有地中海，上海是中國和美國、日本的連繫點，香港有中國和西方，新加坡有東盟、印度、中東在。
至於這灰色業務的生存空間，仰賴大國和周圍生態圈權貴的實際需要，像1815維也納會議後的瑞士，就是歐洲貴族被拿破崙戰爭嚇怕了，共議要留一條後路給自己，瑞士的作為洗黑錢/金融中心就此形成，一直到今天，歐洲沒落，貴族沒有影響力了，美國就乘機用FATCA廢掉其武功，企圖藉此搶其生意。
香港並沒本地市場，也沒國際地位，作為金融中心，唯一可仗的條件，就是連繫內地和西方，作為黑錢/快錢的集散地。然而，美國在這些年來，持續以反洗黑錢為理由，從銀行開戶到走資限，處處制桎梏香港的銀行業。中國對於資金流出的限制越來越嚴格，又兼遇上經濟緊縮。香港證監會又強力打擊細價股等等莊家炒作活動，限制了賺快錢的活動。
很明顯，當把香港洗乾淨了之後，活力也消失了。今後香港要設法做的，是鬆開綑縛，盡力爭取資本流向的自由，更加要努力去發展其他自由的/灰色的業務，如虛擬貨幣。
高科技產業
每個城市都需要某程度的高科技，例如說，匯豐銀行聘請也外判了很多人才，去負責電腦後勤。然而，正如前文講過，一個經濟體系最重要的，是與外地交換，賺取「街外錢」的部分，而不是「塘水滾塘魚」的內需部分，皆因內需是逃不掉的，永遠也有需求，而與外地的交換部分，意即能賣出外地的產品，才是真‧競爭力的所在。
現時搞高科技產業最成功的，國防產業不算在內，是美國的矽谷，和中國的深圳。互聯網市場的一個特色，是有利於人口龐大的市場，美國的本地人口有3.3億人，中國有14億人，構成了這兩國有著無可匹敵的先天條件。再者，矽谷不單是矽谷，而是整個美國所有互聯網人才聚集在一地，深圳也不止是深圳，而是整個中國的商業冒險家的樂園，每年人口增長達到60萬人。
香港因對人才流入有限制，沒條件去效法深圳和矽谷，人口總數也沒有互聯網市場的縱深。明顯地，我們並沒有客觀條件去做高科技發展中心。
其他產業
至於問香港究竟是不是只需要金融業，便已足夠呢？
當然不是，我們還有很多固有產業，可以發展，例如旅遊業，但正如前言，本地基建連本地需求也不敷應用，甚至要拒絕自由行。說穿了，當還未搞定促進旅遊業的基建配套，以將遊客和本地居民分流，單單是政治和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已令到旅遊業寸步難行了。
另一個例子是醫療產業，由於內地醫療水準不佳，香港的高檔醫療永遠是供不應求，但現時的醫療短缺，連自己人也不夠用，當然不可能把緊絀的資源和內地分享。
醫療短缺最大的問題是醫生不足，訓練一個醫生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源，並不可能量產。然而，香港有一個優勢，就是人均收入高，而且醫生的收入也是世界數一數二，因此不難以吸引的薪金來引入外地醫生，以紆解短缺困境，甚至將之發展為產業。
說穿了，這是以鄰為壑的策略。除了英聯邦醫生之外，也可引入台灣醫生，台灣的醫學排名不在香港之下，但人均收入則低得多，而且言語相通。另一個醫術高明但收入低的國家是泰國，但有語言不通問題，只能有限度地去做某些需要溝通較少的醫療工作。
同樣地，引入外地醫生也要解決政治問題，畢竟，所有的大山都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撓，阻住了發展，吸著香港的血。
另一個香港傳統產業是貨櫃碼頭的港口及物流業，佔了香港經濟生產總值3.2%和 勞動人口4.6%，共約17.5萬人從事相關業務。入口是消費，現時香港的產品不多，沒有甚麼出口，只有轉口，才是交換經濟，而香港向來是區內重要的轉囗樞紐，7成貨量皆為轉口貨。
香港港口效率很高，是有名的catch up port，意即貨輪誤了時間，總能在香港追回部分時間。然而，不管我們多有效率，在2001年至2004年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港口，但這些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新加坡和釜山等港口的競爭，香港的世界排名已跌至全球第八，而這劣勢相信還會擴大下去。
但另一方面，這些年來，空運業卻在急速發展，已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貨運機場，以重量計算，佔總貨物量1.6%，以貨值計算，卻佔貿易額的4成。很明顯，如果從專業分工，經營效率的角度去計算，把資源放在空運發展，比放在海運港口，前者的效益更大
由於機場三跑道發展計劃已在2015年3月17日通過，正在動工當中，估計最快於2023年完工，到時應可有效拓展空運業務。
至於內需產業，如餐飲，美容之類，大部分的產能是用於增進本地市民的福祉，但卻和外地交換，也即是和競爭力無關，暫且不論。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http://www.orangenews.hk/finance/system/2019/09/19/010126768_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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