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成为特别行政区，一直以《基本法》为经，“一国两制”作纬，管治此地。经22年，政治日渐崩坏，深层次矛盾益发纠结，终成2019年黑暴之乱。翌年，中央决然订立《港区国安法》，止暴平乱，底定大局。日前，人大公布《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现正等待特区政府就此决定的细节进行立法。
毋庸置疑，此时此刻，正值历史节点，从“国安之立”至明年行政长官上任的2年间，是政治上的“真空奇点”，在这之前、在这之后，将会施行截然不同的“数学公式”，也即是游戏规则。奇点前宇宙运行的数学公式，将不再有效于奇点后，奇点后宇宙运行的数学公式，由大爆炸发生的时间点去决定，数学上是t=0，从现在至明年7月1日，就是t=0的关键时刻﹕今天我们的所有作为，将影响今后不少于20年、也许更多，香港人的未来。
本文无意全方位地讨论香港未来的政治取向，只是集中于经济定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犹如空间和时间，本是浑然一体，不过为了简化分析，不得不硬生将之割裂。
未来香港的定位，其主轴已被先验，就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的决定》，以及“爱国者治港”。任何定位，必须依照这框架去订立，这是毫无置疑。在进行讨论之前，本人试图先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为何香港要继续《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第一个答案很可能是：这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的政策。可是，联合声明的另一方，英国，已公然违反内容，部分香港人在2019年的行为，也不啻自毁了“契约”。既然英方、港方均“撕毁”约定，中国政府已无继续遵守联合声明的责任。
第二个答案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时，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质素，远及不上香港人，因此有必要利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保障香港人的生活质素。可是，37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发生了奇迹性的逆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从人民收入到各式各样的自由度，已不逊于香港，从这角度看，“一国两制”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第三个答案是：《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就此条文，个别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或废除，与宪法无涉，如要废除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只须人大通过，便可完成。
故此，以上三个继续香港特别行政区地位的理由，均不存在，那为何中央政府不索性收回香港，实施“一国一制”呢？
就本人所知所见，大量港人并不介意“一国一制”，有的港人更已在内地居住，甚至有主张“揽炒”人士宣传“一国一制”是“终极揽炒”，居然主动赞成。可以说，此时此刻，取消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阻力，是前所未有的低。
本人愚见，维持香港继续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理由，也是唯一理由，正如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名句﹕“不要问国家为你做甚么，要问你可为国家做甚么。”这即是说，香港维持这”特殊身份”，究竟可以为国家带来多少利益，就是“一国两制”继续存在的价值。
一般来说，大国的内循环应占本国经济的8成，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进出口为导向，到2006年，外贸比重达到GDP的66.5%，到达高峰，其后绝对数值仍有上升，比例却逐年下降，到了去年，只占3成左右，相信在政府大力鼓吹内循环经济下，这比例还会降下去。
加强内循环是大趋势，并不代表外贸不重要。相反，内循环是广东人俗称的“塘水滚塘鱼”，外贸，尤其是出口贸易所赚到的外汇，却是外来活水。外汇的用途，包括作为货币发行的储备，购买外国原材料、机械设备、知识产权、消费产品等等，可以说是国家的生命线所在。尤幸中国的贸易年年顺差，顺差额超过总贸易量的一成以上，因而累积了3.2万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居安思危，外汇流入是生命线，永远不可掉以轻心。
1980年，香港GDP是288亿美元，是中国的31%，40年后的2020年，香港的GDP增加至3,494亿美元，多出了11倍，可是由于中国的增长更快，现时香港只占中国的3%，可算是微不足道。从另一方面看，这十多年来，香港占中国境内外的直接投资，约是全国的60%，最高的一年甚至超过75%，由此可知，香港对中国外汇流入的重要性。
很多人在引用以上数据时，忽略了两大重点：
第一，香港作为外汇流入的重要管道的同时，也成为了内地黑钱流出的罪恶温床，2019年香港政府与《逃犯条例》一并提出《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修订，正是为了阻塞此漏洞，只可惜为黑暴所阻，功败垂成。
第二，香港的存在只是为外国投资中国提供了方便，纵然香港突然消失，外资也会循其他途径，流入中国。换句话说，纵然香港变成了直辖市，或者成为广东省的一部分，60%的直接投资只会失去一部分，不会全部泡汤。
无论如何，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大局是有利的，才是“一国两制”的真义。尤其是，在中美新冷战的此时此刻，香港如若好好作为，当可为国家的最大利益作出有效的贡献。
从以上的分析，本人可以得出四条顶住“特别行政区”这座屋顶的梁柱：
第一，凡是对香港经济有利的，就是对中国有利。
第二，在政治稳定的大前题下，香港的经济定位，就是要做中国不能做、不可做、不方便做的，方才不枉了“特别行政区”的地位。
第三，香港经济的重心，不是塘水滚塘鱼的本土经济，而是以吸取外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第四，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企图围堵的大环境下，香港作为以吸纳美元为主的外汇的同时，必须时刻勿忘“敌我”的基本概念﹕与敌同行之时，必然全程戒备，正是“防敌之心不可无”。
要做到上述四点，本人且作说明：
第一，香港人只管努力赚钱，就是最佳的爱国方法。爱国并不一定是当兵报效，上阵杀敌，像笔者本人，年老体衰，从军徒然浪费口粮，完全无用。口说爱国，嚷得震天价响，全无实际作用，更不排除包藏祸心，反而是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做科研、办银行、搞电商、当网红，小如在柜台售卖化妆品，大如销售瓶装水给全中国，香港人则拼力赚取外汇，给予国家实惠的利益，才是真正的爱国。
第二，中国作为以内循环为主的大国，任何政策，必须以大局为重，例如说，其股市总市值和GDP大约是1比1的比例，其监管必然也要以“保障投资者”为本。然而，香港作为金融城市，其“大局”是中国的大局，不应以香港为本位，在本港的股市总市值和GDP比例是11比1的大前题下，主要投资者是外地，本地股民占比太少，采用“保障投资者”的政策反而不利香港，更不利于中国，因此应该采用“披露为本”的监管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所谓的“披露为本”，说穿了，就是把香港变成一个全世界最公平的大赌场，在资本泛滥的今天，短线炒作的游资，其总量远远大于长线投资者，正如外汇和期货的短炒比例，占了总额的95%至99%之间，因此，散户和对冲基金，才是最大彩池所在。中国作为对国民负责任的大国，不可能容许一个以炒作为主的“赌博市场”，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却可顺理成章，扛起这“中国不能做、不可做、不方便做”的市场定位，这好比澳门专职赌业，也是各司其专。
第三，甚么是“塘水滚塘鱼的本土经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视为支柱的地产发展业﹕本地发展商建造房屋给香港人居住，虽然可以满足市民的居住需要，然而这是内循环经济，一分钱外汇也赚不到，反而要付钱买进原材料，绝对是蚀本货。我们明白，人民花钱，为自已谋求福祉，天经地义，可是，消费的大前题，是先赚钱，用赚了的钱去花，赚钱第一，花钱第二。香港没有天然资源，只有贸易顺差，方能有外汇去买入生活必需品，像地产发展业这类型的本土经济，只能放在次级位置，不可能作为经济支柱。
第四，与敌人相处的战略，一是对抗，一是合作，两者并不互相矛盾。先说对抗﹕你损失2元，对方损失4元，这是有赚，不妨放手干，中国利用禁止龙虾进口来制裁澳大利亚，便是这一逻辑。反之，如果对方的损失只有1元，你便是亏了。再说合作﹕你赚2元，对方赚1元，你就是赚了。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你损失2元，对方却从你的损失中，反赚2元，你可亏多了。这例如说，香港政府在刚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增加股票印花税30%，由于网上炒股已成大潮流，港人炒美股的数目多不胜数，两者是竞争对手，当香港增加印花税，大量股民必然流进美股市场，香港之失，成就了美股之得，这毫无疑问是亏了大本，是“资敌”的所为，愚之莫甚也。
最后，我会举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作为例子。
谁都知道，这是近年发展最蓬勃的板块，但由于它的科技本质，相关产业却可以成为无数金融罪恶的温床，因而中国政府严厉禁止这产业在国内的运作，这禁止绝对符合国民利益，皆因一旦把它合法化，中国人民纷纷把头裁进去，几乎肯定会遭到极大损失。可是，这是大金矿，像美国、新加坡这些敌人等竞争对手，一直没停过把它规范化，逐步吞噬这块大饼。
从国家利益来看，中国也不应放弃这块产业，纵是自己不参与，也无法完全禁止国民把资金投进这市场。直接点说，这十年来，中国有多少钱流进了这市场，进入了外国人、外国政府的口袋？这个亏，中国吃了多年，可吃太多了，要想防止此漏洞，唯一方法，就是派出香港，就是参与抢夺这块大饼。这也是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价值所在。
我手写我心，以上建议，一气写成，思虑或有不周，其心毕竟以诚，最后，谨此感谢看官阅读本文的耐性。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