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法國大革命、五四運動

香港人向來不讀歷史，因此每當引用歷史時，往往荒腔走板，引喻失義，令人失笑，隨便舉些例子，立法會議員陳家洛便問過行政長官梁振英：「到底想做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抑或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
看來這位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副教授的程度，居然不知道戈爾巴喬夫在大部份的俄羅斯人的心目中，是毀掉蘇聯帝國的千古罪人，只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才是英雄。如果被外人視為英雄、被自己人視為混蛋的政治人物，當然是非常失敗，但話說回來，壽西斯古和戈爾巴喬夫雖然同為本國人的混蛋，不過前者慘遭槍決，後者還可以在西方世界演說歛財賺錢，以回報他弄垮了蘇聯帝國之功，相比之下，必需要二挑其一，那誰人都會懂得挑了。
另外一個被常常引用的爭取民主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流血的暴力革命，釀成了殺人無數的恐怖政治，那也算了。最重要的是，革命之後，結果是甚麼呢？答案是﹕帝制復辟，先是拿破崙當上了皇帝，拿破崙下台後，結果也是波旁王朝復辟，路易十八登位。用法國大革命來形容香港的民主運動，甚至是「佔領中環」，可說是烏鴉嘴之流，必須要吐口水講過了。
還有一個常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五四運動」。
話說在「五四運動」之後，學生雖然被關在牢裏，可是聲望越來越高，到了最後，北洋政府怯於民意，不得不放人。但到了這個地步，囚在牢裏的學生明知已經取得了勝利，那就不單要贏，還要攞彩，所以死也不肯出牢。
結果是，政府預備了專車、燃放鞭炮，但也請不走學生，最終是由政府高官親自出動遊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趕快上車吧。」學生獲得大勝，回到了學校。
蔡元培是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在「五四運動」時，設盡辦法，營救學生。這是中學歷史教科書也有讀到的故事。但是，教科書卻不會提及到，蔡元培本人並非贊成學生的政治運動，而只是因為他身為校長，愛惜學生，才不得不去設法營救學生而已。
在「五四運動」之後，蔡元培辭掉了北大校長之位，離開了北京，在西湖見了教授蔣夢麟，對蔣說﹕「他們既然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以後的慾望將會更加強烈，更難滿足。」
哲學大師牟宗三是在1929年，進入北京大學的，他在「熊十力先生追念會講話」說﹕「那是在北大(不只是北大，整個北平及山東濟南的中學也是如此)，先生在是學校一點地位都沒有的。北大的學生都囂張得很，根本不去上課，先生講甚麼，學生都不聽。而且不上課已經是很客氣的了，那時北大的學生會權威很大，每學年開始，要聘先生，須預先徵求學生會的意見，問學生要些甚麼先生來教課，然後去請回來，十分開明。這雖是開明，但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這並不是很好的，這樣會養成學生的囂張狂妄，兩眼只看天上……這種風氣是從北大，從胡適之先生開始的，胡先生對學生很是客氣。青年人初時會受寵若驚，便久而久之……囂張狂妄之極，沒有一個先生敢說學生的不對，沒有敢教訓學生的。」
當蔡元培辭職之後，蔣夢麟回到了北大，暫代校長職務，發現了「學校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利。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教試嚴格或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的活動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對學校予取予求，但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睜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準備揍人。」
事實上，蔣夢麟因為拒絕學生的請求，便給關了在校長室，學生也關掉了學校大門。蔡元培是在當年的9月，回到北大，二度當校長。但他雖是「北大之父」，也曾經有一次，因為學校要收講義費，因而同學生鬧了上來，差點打大架。 最後，再引一段歷史故事。話說在1946年，中日抗戰之後，北大復校，考入學試，把全國分成七個考區，結果成績是上海最好，昆明最差。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的評語是﹕「昆明區成績最差，因高中學生從事政治活動，而疏忽功課所致。」
如果論到「五四運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力，它的確是重重的打擊了北洋政府的威望，導致了後來的軍閥混戰，好幾年的民万聊生，而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甚至是共產黨的成立，也有賴於「五四運動」。不過，它究竟是不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福祉，則不得而知了。
今日的香港人，尤其是政客，真的是要補習一下歴史，才不致於亂引故事，教壞大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