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催淚彈的局限條件

本文的重點，並非關於使用催淚彈是不是道德的問題，而是它究竟有沒有用，或者是，應該在甚麼場合才可以使用的問題。
香港警察並非沒有用過催淚彈，在1967年暴動時用過，在1984年，因的士加牌費和首次登記稅時，也用過，在1996年，越南船民在難民營中暴亂，亦用過，2005年時，韓農抗議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同樣地用過催淚彈。但為甚麼以前的使用催淚彈，均能奏功，但這一次卻非但無效，反而引來更多的示威群眾呢？
原因很簡單，以上的這些事件，要對付的都是犯法分子，當時只須出動催淚彈，便能打散群眾，警察跟著出動，大舉拘捕群眾。像1996年越南難民營的那一役，當局出動了一千多名警員，把逃走了的二百多名越南船民全數抓回難民營內。換句話說，在以上的情況之下，出動催淚彈是第一步，它的作用是打散對方的陣勢，令對方給催淚昏了頭，以便跟著的拘捕行動。
然而，在這一次的警方行動，所面對的示威群眾，人數太多，催淚彈對付不了這許多人，但最重要的，是動用了催淚彈之後，又不能拘捕對方，因為對方根本沒有犯法，要拘捕也沒有理由。
在這個情況下，當催淚彈的威力過後，人們又可以繼續集結起來，而且，還因為電視畫面的震撼，令到更多的同情者去參與上街，這就是「928」當日所發生的情況。
簡而言之，催淚彈得與警棍並用，而且還要同時把犯法者拘捕，才能發揮效力。如今示威群眾沒有使用暴力，警察不能使用警棍，去傷害對方，更加不可以拘捕，既然沒有以上的大前提，這自然不適合使用催淚彈了。
我在一篇社論中，曾經寫過：「有關政治和民意的部分，並非曾偉雄的專業，如果出錯，也是梁振英的責任，與曾偉雄無關。」
如果警方不理民意，要強硬清場，那麼，他們在使用催淚彈之後，也可能加用警棍，或者是使用大殺傷力武器，如水炮、音波車之類，如果這樣做，固然會震撼了整個社會，政府變成了暴力武夫，形象跌到谷底，但是，這至少可以有效的驅散到群眾，算是完成了「任務」。
換言之，香港警方使用催淚彈，既不能做到預期的效果，達成不了「任務」，反而徒然喪失了形象。這又代表了，他們根本不明白使用催淚彈時的局限條件，這自然是不專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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