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被英國人洗腦的情況十分嚴重，往往誤以為英國的標準就是普世標準，例如說，英國人和英語世界的人一定會讀到，微積分的發明人是牛頓，可是，如果放在法國，這發明者就是萊布尼茨了。
事實上，牛頓和萊布尼茨兩人都是獨立發明了微積分，可是，我們現在所採用的計算方法，卻是後者發明的，因此，如果要歸因於發明者，還是應以後者的貢獻更大。但英語世界的人當然不識得這許多。
另一個香港人的迷思是，普通法是最先進、最文明的法律，尤其是商業世界，沒有普通法，簡直是寸步難行。這當然也是英式洗腦的一種，尤其是法律學生，更加被洗腦得厲害。畢竟，學習的大原理是，成績愈好的學生，愈被洗得嚴重，皆因不堅信，成績很難好。因此，我們才常常見到，當香港法律界為法律解釋時，一牽涉到比較高層次的討論，往往荒腔走板，不知所云。
一個基本概念是，普通法由於有比較多的不成文法，因此相比歐洲大陸所行的民法而言，反而是比較野蠻的、落後的，但當然，受過英式法律教育的人，決不會承認這一點，香港大部分的無知市民，也不知道這一點。
一般來說，習慣法的司法人員的「任意權力」(discretionary power)比較大，判決比較任意，相比來說，彈性比較強，但可預測性也比較低，因此，愈是現代的、先進的法律系統，會採用更多成文的、可預測性比較高的法律規條，所以我才會說，民法比普通法更先進，這應該是令到崇英者難堪，但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至於普通法有利於貿易，甚至是金融的說法，根據兩位芝加哥大學教授Raghuram Rajan和Luigi Zingales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指出，宋朝的開封，清朝的山西，民國的上海，以及工業革命前的阿姆斯特丹等等是所在國或者地區的金融中心時，紐約、倫敦和香港完全不是金融中心。
他們比較了24個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歷史資料，以儲蓄佔GDP比重、股票市場規模佔GDP比重、上市公司數量佔人口比重、股票公開發行融資佔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比重這四個作為指標。在1913年，大部分國家的金融發展水準要高於1980年，甚至1999年，其低點則是二戰結束時。
當時股票市場規模佔GDP比重排名第一的，是古巴，是並列第二名的埃及和英國的1倍以上。這當然是因為古巴的國家規模不大的關係。如果把香港視為單一經濟體，這比例是「11：1」，也世界前茅，也許還有一些微型小國勝過香港，我不敢肯定。正常大國的比例大多是「1：1」。
跟著的排名依次是比利時、法國、奧地利。除了英國，其他國家均屬於民法系。在當時，美國的比重不到古巴的20%。這當然也是因為美國已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有充份的內循環，單一產業，縱使是金融業，也很難主宰它的整個經濟體系。
民法國家的金融爆煲，主要是因為二戰戰敗了，而金融世界是由戰勝者去決定的。美國的金融崛起，只是因為它是戰勝國，而不是它擁有普通法。不消說，一戰前的英國金融霸權，也是因為它作為「日不落帝國」的雄風。普通法系的優勢主要源於二戰的勝利，直至1980年，民法系國家的股市比例增長率才重新加快起來。
作者簡介：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https://www.orangenews.hk/zhuanlan/144169.jhtml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