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觀察者網》刊登了前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寫的《中國的革命與改革》，提到了中國歷史上只有一次改革是成功，就是二千多年前的商鞅變法，其他的改革如王莽、王安石，以至百日維新，都失敗了，因此文人、官員、學者、歷史學家均認為變法不是甚麼好主意。
王老用了一些篇幅來解釋「改革」(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中文的「革命」指的是改朝換代，政權改變，但英文的「revolution」則包括了重大的政經改變，如工業革命。他對這兩個名詞的定義，是「改革則是在革命取得成功後對革命進行修補来鞏固革命成果，使其更加成功。如果把鄧小平的改革看成是取代毛澤東的革命那就完全誤會他的本意了。」
他認為「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於1949年取得成功，此後中國在70年代末進行了改革」，由於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剷除了既得利益集團，為鄧小平的改革鋪了路。
有關既得利益集團阻撓改革的說法，早已是共識，用不著多說。不過王老對於「革命」的定義，顯然是錯誤的。在中國歷史，有過無數次的改換政權，但「革命」只出現過三次，頭兩次是商朝的湯和周朝的武王的「湯武革命」，第三次則是「辛亥革命」。
根據王賡武的說法﹕「他(按﹕即孫中山)到達日本後，一名記者稱他為『革命者』。那是孫中山第一次看到『革命』這個詞用來形容自己和自己的事業。經過一番推敲，孫中山認為『革命』是個好詞……他採納了這個詞語，也是在那之後，『革命』才被賦予了現代的含義，成為了中文的常用詞。」
很明顯，王賡武是錯解了以上的故事，也不識古文「革命」的原意。那日本記者明白「革命」的意思，因此用了這個正確的字眼，孫中山因而沿用了。
中文「革命」指的不但是政權的改變，也代表了政治形態的改變。「湯武革命」並不止是改朝換代，而是把改朝換代的形式，以及理由，改變了。在以前，改朝換代不過是政治上的禪讓，又或者是戰爭上的勝者為王，但湯武和周武王卻加入了「天命」的元素，即是加入了玄學成分。在這之後，其他的政權改變，都是採用了同一套意識形態，因此就沒有「革命」可言了，直至後來的「辛亥革命」。
王莽、王安石、百日維新的阻撓者，固然是利益階層，但鄧小平的改革成功，反而不在於此。其實原因很簡單，在毛澤東時代，財富平均，根本沒有甚麼利益階層，因此也沒有剷除可言。這定理是：收緊很難，放鬆卻很容易，剷除既得利益階層很難，但製造利益階層卻很容易。
所以我反而說，鄧小平的改革很順利，因為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習近平的改革卻很難，因為這正是剷除既得利益階層。
王賡武並沒有說到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這也其實是基本的政治學原理，不過懂得的人並不多。
《史記‧商君書》說﹕「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又說他﹕「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
簡單點說，就是用嚴刑峻法去對付既得利益階層，令他們乖乖的不敢反抗。事實上，所有的變法，只有一個方法，才有機會成功，就是嚴刑峻法，否則不足以制住既得利益階層，王莽、王安石、百日維新的失敗，就是欠了這一著。
上文說的是客觀事實，是科學論事，至於這做法究竟是不是好，那又是另一個題目了。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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