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睇樓有助執到筍貨

昨天說起了杜小姐，令我想起了她在發達前，炒賣第一間房子的經過。

話說那時她雖然身為教師，但已經天天去睇樓，睇了很多年，反正是不花錢的娛樂。有一次，她參加了一個銀主盤拍賣會，用120萬元買了一個單位，因為她時常看樓，所以認為這個單位值230萬元。
卻原來，為什麼這個單位沒有人舉手競投呢？因為它有一個租霸，不單是黑社會，還住埋女友同幾隻惡狗，把房子住臭了，斷水斷電，連執達吏去收樓，也收不了這釘子戶。結果是直至屋主破產，也收不到樓。(屋主想來不是因為這個單位而破產的。)
對付惡租霸有辦法
結果杜小姐同租霸談判，推介他們改住村屋，理由是村屋養狗比較方便，反正亦可以繼續做租霸。搬家所有的費用，當然由杜小姐支付，還另外送錢給他們花費。結果終於送走了瘟神，一下子就賺了100萬元。
本文寫於上星期五的早上，我判斷曾鈺成已不參選了，梁振英變成了「坐和」(流產重選)望贏，我馬上致電林超榮﹕「快！快！快！我要參加，幫梁振英助選！」
「你不是擁唐的嗎？」
「我是騎牆派，風派，誰人的機會高，我就擁護誰。」我說﹕「jump on the bandwagon，炒股票都常常搭順風車啦！」
「當初我本來是想過投唐營的，但是唐營形勢大好，當然不會收我這些茄喱啡當助選。」林超榮大笑。
又﹕林超榮常常搞飯局，請我吃飯，現場又夠好笑好玩，所以在此公開致謝他。

梁振英代表的是改變現狀

在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連續爆出了出席江湖晚宴、接受遊艇和飛機款待的醜聞之後，梁振英以297個提名人的高姿態，昂然遞交了行政長官的參選表格。以297個提名這數字，的確是出人意表地高，也可證明了梁振英的認受性。正是因為建制派的兩位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已囊括了大量的選票，壓制了第四和第五位參選人的提名份額，曾鈺成和葉劉淑儀兩人之間，只能有一人可以獲得足夠的提名。這一次梁振英以高民意和高提名額來闖關，當然是聲勢大振，尤其是當另一位參選人唐英年正被僭建醜聞?身，完全是處於捱打的弱勢。

誠然，梁振英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有著數不盡的弱點，隨便屈指一數，「西九門」是極其嚴重的醜聞，也是極其嚴重的指控，董建華時代的「八萬五」政策，害慘了無數中產階級，他難辭其咎，他在商界的人緣甚差，在昨天我們也指出了商界「任何人都可以，就是梁振英不」(ABC, anyone but CY)的立場，梁振英的公司瀕臨財政危機，證明了他的管理能力實在大有問題，他亦是「疑似共產黨」，政府的官僚都不相信他，他動輒指控傳媒，證明他對於新聞自由的量度只會窄不會寬，而他的鐵腕和手段都是非同小可，民主派對他深心忌憚，他當然也不是一個崇尚民主的人，而在香港，支持民主派和支持建制派的人一直有「六四黃金比」，但在這一遭，相對不那麼民主的梁振英反而勝過了相對為開放的唐英年……種種不利的因素之下，梁振英仍然位居大熱，這其中一定有一個因素。

我們認為，梁振英「不敗之謎」，只在於一個字，這也就是美國的奧巴馬總統當日的勝選之道﹕「改變」(change)。

是的，擁護梁振英的力量，全都是不滿今日建制的人，這包括了飽受到地產霸權壓迫的中產階級和小市民，官商勾結之下的受害者，被排擠出局外的非當權派地產商，一直不能在香港政府分享權力的土共，還有一些不滿現狀時政經狀況的學者和理想主義者，更有那些反對現任政府的倒行逆施的人、現任政府結合的仇家，這些本來是漠不相關的人，因為梁振英的號召而聚集起來，匯集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這就是梁振英強大的真正原因。不諱言地說一句，人們向來形容梁振英為人自負，人緣不佳，但這又有甚麼要緊？只要大家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敵人」，一心改變現狀，這些不滿意的人就會聚在一起，變成了一股實質的力量了。而正是因為大家一起排擠梁振英，梁振英越是變得更強，因為他正是代表了在社會上被排擠的人。

第二個問題是，何俊仁和梁振英一樣，都是反對現有建制的，為甚麼大家支持梁振英，而不支持何俊仁呢？當然有人提出種種的理由，例如明知何俊仁不可能當選，或者是何俊仁的個人魅力不足等等。但是大家可能忘記了一點，就是人們永遠是當逸豫的時候，才會想到民主，而當大家覺得受苦的時候，反而希望有一位有能力支配局勢、改變現狀的全能救世主，去解救民眾。換言之，梁振英的硬朗作風，反而是他的優點，因為今日的香港需要的是堅強的摩西，而不是智慧的所羅門！

精通革命理論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曾經在私下說過一番精警的理論﹕當人民受苦受得太過份時，便會希望改變，而這個希望不一定符合現實和常理，例如說，革命導致的，往往是即時的混亂，革命成功後，人民的生活並不一定過得更好，有時反而更壞，但是到了人民覺得痛苦到不能忍受的時候，卻經常會失卻了分析的能力，總之當有一位救世主出現了，有希望去改變現狀時，人們便會支持這股反建制的力量，總之是先反了再算，先改變了再說。在改變了現狀之後，未來可能更好，但就算是更壞，又有甚麼相干呢？總之能把現任的當權者拉下馬來，完結了他們的風光日子，也至少是完成了第一個目的。在古中文中，這叫做「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天跌下來，讓我們同歸於盡)。

以上的分析，只是客觀地指出梁振英受到極大民意支持的真因，並不代表我們對任何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支持或反對。不過，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見到，這一任的政府的確是極度的失敗，而所引起的民怨也的確是極度的嚴重，大家所渴望改變現狀之心亦是極度之強，而梁振英正是代表了改變。

行政長官選舉的三個可能性

要分析今天的題目，我們首先解決第一個問題﹕為甚麼曾鈺成在昨天高調地表示積極參選，答案很簡單，因為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幾乎已經決定參選這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了。跟著是第二個問題﹕唐英年明明已經弱勢盡顯，為甚麼他並不退選，反而在前天竟然高調地以397個提名去遞交參選表格呢？這個答案就比較困難了。據我們的分析，這是商界顯示出實力的具體表現。一來，如果提名不夠多，表示商界的實力不夠強，所以唐英年的參選提名必須越多越好，才能向中央表達出足以影響大局的實力。二來，唐英年也必須「入閘」，因為實力表現在參選之上，假使唐英年一旦退選，商界的票便告分崩離析，再也沒有同中央談判的實力了。

現在輪到分析1,200票的分佈。唐英年有397個提名，何俊仁有183票提名，一般相信，中央控有500票左右，即是說，遊離票大約是一百票，而支持梁振英的，則是在中央控制的500票和遊離的100票中的一部份。再推論下去，如果支持唐英年的有397票，很明顯，這些人大抵不會投票給梁振英，如果唐英年退出選舉，他們可能會寧願改投何俊仁。假設到了最後，是梁振英和何俊仁對決，而唐的397票加上何的183票2已經是580票，只要多搶21票，何俊仁就可以穩勝了。而民主派的勝出，肯定是中央政府最不願意看見到結局。因此，選舉到了這個田地，商界已經佔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397票的確是「晒冷有理」！

而以唐英年的民望之低，已到達了負資產的地步，萬一他當選了行政長官，恐怕會引起社會的不安，甚至是騷亂。中央政府為了「維穩」，恐怕也不能繼續支持唐英年的當選了。在迫不得已之下，中央只有派出曾鈺成出戰，才不致於令到行政長官寶座落入民主派之手。事實上，連曾鈺成本人也表示了，有部份商界的人也支持他的參選，而只要他能得到三幾成的商界票源，民主派便完全沒有勝算，在中央政府的棋盤佈局而言，總可算是救亡成功了。

我們估計，曾鈺成將會參選，只要中央放鬆了票源，任由其「樁腳」自由投票，加上曾鈺成也說明了，不會命令支持了梁振英的人撒出提名，因此，梁振英也很可能會順利「入閘」。所以最終結果就是唐英年、梁振英、曾鈺成、何俊仁四人同時競選。

如果這四人一同競選，第一輪投票的結果將會是﹕唐英年可得回397票的七至八成，那是300票至330票之間，何俊仁可得200票左右，也即是民主派的支持者，曾鈺成可得到大部份的左派鐵票，也會得到小部份的商界支持，所以得票率大約是300票至400票之間，梁振英也會有一部份的左派票，大約是100票至150票之間，再加上他的基本支持者，例如測量界之類，有50票至100票左右，總得票額大約是150票至250票之間，中間著墨是200票。

這樣的投票結果，是梁振英和何俊仁出局，曾鈺成和唐英年最後對決。這樣下來，曾鈺成將會接收到全部梁振英的支持者，加上他本人的基本盤，可以已經接近甚至超過600票了。民主派則一部份會投白票，一部分會投給曾鈺成，但不怎可能投給唐英年，還有一部份的遊離票，相信能以700票至800票來大幅取勝。

以上的分析，是假設中央放手讓四人同時入閘，自由投票，所能得到的最可能結果。另一個可能性是，曾鈺成參選，梁振英爭取不到足夠提名，在選舉而言，這固然比大混戰更為穩定，結果更易於預測，但是假如梁振英以高民望而得不到「入閘權」，恐怕會激起民意的大動盪。但這也是排名第二的可能性。

當然，第三個可能性是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三人齊選，曾鈺成放棄，但是支持唐英年的提名者當中，不少已經表明了「ABC」(anyone but CY，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要梁振英)的立場。當唐英年勢危時，很可能出現了「棄保效應」，棄唐英年而保何俊仁。結果是在第一輪投票當中，何俊仁和唐英年很可能各得三百多票，而何俊仁稍稍多於唐英年，唐英年先出局。然後在第二輪投票當中，何俊仁接收了唐英年的大部份票，有可能得到550票以上，然後只要有數十張白票，梁振英很可能以一二十票之差而落敗！中央當然絕不願見到「香港變天」，由民主派掌權，因此，梁、唐、何三人出選應該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以上的分析，只是根據現有的客觀情況，所作出的最合理推斷。然而政治變化，一天也嫌太長，欲知後事如何，唯有看下回分解了

開始買股贏10萬大元

近來很多股票都開始動了，我也開始購入股票，不久前跟大家說過的大凌集團(0211)居然又升了，累積贏了10萬大元。我已經很久沒有過「勝興奮」了，這是一年來唯一的一次。

話說唐豬的僭建，居然推了老婆出來，這簡直是一件十分好笑的事。話說股壇中人，很多都有僭建，有好幾個都是我的好朋友，甚至因為鄰居互相僭建，不滿對方的僭建程度比自己大，因而鬧翻了。照我的觀察，通常僭建的話事人，都是女人，因為男人有空的時候會去飲紅酒，玩女人，回家的時間根本不多，家中僭建與否，根本不關他的事，只會對老婆說﹕「你自己搞掂，別要煩我。」

大凌令我重拾勝利感覺

問題是，老婆僭建，老公當然要負責，因為管不掂老婆，也是老公的責任。蔣宋美齡一家貪污，陳吳淑珍貪污，當然也是老公的責任。所以有人說(說的人好像就是我)，一個行政長官的第一項先決條件，就是要管好自己的老婆。我還有一個朋友說，如果當日他離婚，改娶誰都好，便不會有今天的問題！

樓市出現了小陽春，反彈了，這不是我猜中的，是湯文亮的預測，我早說過，他的分析是很有水準的。

在上星期五，超越集團(0147)曾經升了3倍以上，記得我在第一本書《炒股密碼》曾經提過，最後它是升了10倍，但我竟然因為被call倉而沽出了，如今再次見到它猛升，實在不勝唏噓！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20221/Columnist/en30_en30_er.htm

政府扶貧主力應在N無人士

「三無人士」指的是無住公屋、無綜援、無交稅的低下階層，而在「三無」之上，還有「四無」、「五無」，以至於「N無」，其中還包括了無工作、無擁有住宅、無生果金、無強積金補助、無在學兒童、無獨立電錶、無老人、無兒童等等，簡單點說，就是那些貧窮的低下階層，卻在政府的福利網以外，根本無從領取福利。

我們一直鼓吹政府扶助中產階級，因為當我們檢視了政府發給低下階層的種種福利，其實已經很足夠，雖未能大魚大肉，但是豐衣足食是不用愁的，甚至有人被揭發用綜援來嫖妓，或是用綜援來到印尼渡假，也不是罕見的新聞了。事實上，現時享受著政府福利的低下階層，其生活水平和低端的中產階級的差距並不大，所以我們認為這些公屋綜援戶並沒有多大的生活困難，政府也沒有加大力度去幫助他們的急切性。但是，前文所謂的「豐衣足食」，大前題是這些人必須是在政府的福利網之內，然而香港還有大約十萬名在福利網以外的N無人士，他們的生活可就慘情了。

我們在先前的社論已曾經說過，香港的低下階層分為兩個階級，一個是公屋住戶，他們的生活水平和中產階級差不了許多，另一個就是非公屋住戶，生活可就差天共地了。N無人士就是這個分類的再精確化，他們才是活在這個社會最底層的人。因此，我們得出來的結論是﹕政府的扶貧措施應該集中於幫助N無人士，而不是現有的福利階層，所以當日前曾俊華司長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我們雖然大致滿意，但卻也同支持社民連的示威人士抗議《財政預算案》忽略了N無人士。(我們是很少支持社民連的政綱，但這一次是例外，因為我們的立場向來是對事不對政黨，廣東話說的「一單還一單」。)

其實，政府也並非沒有關切過N無人士，問題是，要找出這群N無人士，得建立一份名單，這會令到事件十分複雜，將要付出大量的行政費，而有很多亦是技術上難以執行。例如說，有議員建議向輪候公屋人士發津貼，但10萬名輪候公屋市民當中，有4萬人是申請與家人分戶的單身人士，並非全是低收入人士。而曾俊華的說法未始無理﹕任何公共政策，無論多麼周詳，都難覆蓋所有人需要。

我們的看法是，要全面解決N無問題，其實只需要兩招，第一招是加快趕建公屋，讓N無人士不必住進比山頂獨立屋呎價還要貴的劏房，而且還得付出比市價高出五成的電費。當然，有一部份三的N無人士並不符合公屋申請資格，例如居港未滿七年、部份家庭成員未獲單程證來港、收入超過申請入息限額、原有公屋被其他家庭成員佔用、過往曾申請政府資助買樓或獲得政府賠償等等，但只要公屋多建了，劏房的租金也會下調，也減輕了他們的租金壓力。至於第二招，則是已故經濟大師佛利民所發明的「負所得稅」，也即是低收入人士可以獲得稅局倒過來付錢給他們。這牽涉到整個稅務系統，在技術上當然是難以執行，但是現在香港政府已有了「低收入綜援」，其實也是類同的東西。一個低收入人士堅持自力更生，工作賺錢，是值得尊重的，總比「綜援養懶人」更值得尊敬。我們認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實質需要，政府都應該大幅加強低收入綜援，就是最有效幫助N無人士的方法。

今後香港政府的扶貧政策和資源，應該主力放在N無人士之上，而具體的方法就是多建和快建公屋，以及大幅加強低收入綜援，這就是我們的看法。

自駕遊原則正確，但香港人有甚麼好處？

有關自駕遊的討論，我們在先前的社論當中，已經提出了大原則，就是汽車的自由行是全世界的大趨勢，也是基本的人權所在，從美國和加拿大，從英國到法國，從新加坡到馬來西亞，只要是鄰國，只要通過了某一程度的手續，例如簽證、付錢，就得准許自駕遊，這是世界所有國家的慣例，而香港和內地絕對沒有理由變成了例外。

但是在另一方面說，反對自駕遊的香港人也有充份的理據，也提出了實質上的操作困難，而這些論點，也是無可忽視的。

以上的兩種說法並不自相矛盾，反而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自駕遊在原則上是肯定的，但是在實行上有著不少困難，如果不先解決這些現實上的困難，再好的原則和本意，也是不可能執行的。換句話說，反對自駕遊的原則的人，是不識大體，但贊成推行自駕遊的人，則是昧於現實。

反對自駕遊的論據，相信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了，其中有一些是正確的，有一些是值得玩味的，也有一些是誤導的。

首先是左軚車和右軚車的問題，毫無疑問，兩種軚的對換會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危險，人們也提出過英國和法國的實例，證明了左右軚的對換一定令到交通意外的增加。可是英法兩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兩國的汽車交流造成了意外的增多，可是這兩國也沒有打算關閉英法隧道汽車通道的打算，皆因意外雖然增加了，但是兩國人民願意付出這代價，來獲得由此帶來的「利益」。在交通學上，有一個很著名的假設，就是要交通意外零傷亡，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汽車的最高時速限制在三十咪，那就一定撞不死人了。但很明顯，人們並不願意犧牲「速度方便」，也即是時間，來換取交通零傷亡。這假設證明了交通的準則是以成本效益來計算的，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左右軚，而是在於我們在自駕遊中得到的好處，是否能夠取代左右軚帶來的危險。

第二點是香港人和內地人的駕駛習慣問題。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駕駛習慣良好的人，也有駕駛習慣惡劣的人，究竟有多良好和有多惡劣，這是一個比例和程度的問題。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的駕駛習慣，內地的城市人也看不起鄉下人的駕駛習慣，這當然也是比例和程度的問題。無可置疑地，內地人的平均駕駛質素，是低於香港人的，如果是內地的鄉下人，可能低上更多，因為鄉間的車輛稀少，很容易染上不守交通規則的惡習。但是有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在一些用心不良的政客所挑撥之下，一竹蒿打死一船人，把所有內地的司機都標籤成為不良司機，這種想法是很不負責任，也是很危險的。中港矛盾一部份是結構性的，一部份是真有其事，但是一部份則是由煽動和誤解而引起，這正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第三點是硫的問題。中國的汽油所含的硫的份量是高於香港的三四十倍，可是現時的中港車一共有3.4萬部，每天也有過萬部過境，由於內地的油價遠較香港便宜，所以這些車都是在內地加油的。相比起來，就算是自駕遊全面實施了，其破壞力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其實，中港車互相交流，已經有了三十年的歷史，而一直以來，奉行的政策就是香港人的中港車牌佔了大部份，而內地人的中港車牌則十中不佔其一。兩地的司機經過這三十年的駕駛經驗，也已經駕輕就熟，跨境而行相安無事。當然，自駕遊的對象都是沒有在異地駕駛經驗的新手，危險性自也增加了。這一次政府推行的自駕遊也是以港車上內地為主，內地車下來香港為副，兼且也已經過了諮詢期和一定程度的行政安排，雖不能說成是深思熟慮，但怎也不算是突然上馬，而第一步來港的內地車只不過是區區的每天五十部，卻竟然遭到市民的大力反對，實在是始料不及的事。

近來急劇升温的中港矛盾，只怕仍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有一點是大家忽略了的，就是相比起其他國家，例如英法、美加等地，香港的車主的數目並不算多，而常常往返內地的港人，不少已有了中港車牌，再加上中港的公共交通十分方便，根本就不怎麼需要汽車去自駕。故此，這仍然是成本效益的問題﹕港人在自駕遊中所能得到的利益根本不大，但卻要付出成本(儘管這成本也是給政客誇大了)，所以港人反對，也是合理的結果。

「二十三條」的立法，是《基本法》的規定，但因港人大力反對，暫時擱置了。這是政治。自駕遊在原則上完全正確，但是也遭到港人的大力反對，所以也應該暫時擱置。因為，這也是政治﹕香港已不能承受再來一次的政治衝擊了！

抵買的股票未必當炒

有一位姓「黎」的股壇老闆，名下有3隻股票，其中一隻我摸不到底，有一天，我和一位很高大的男士在討論另外兩隻股票，純粹是學術研究而已。

第一隻，市值很高，很貴，很不抵買。第二隻，市值很低，很平，很抵買。高大威猛的朋友說，買第二隻，因為抵買。我說，你應該倒轉來想，如果你是老闆，你會首先推銷抵買的股票，還是推銷貴到無倫的股票？梗係先推搵笨的股票啦，因為已經煮熟了大半，賺得又快又多！

從老闆角度考慮問題

又﹕這位靚仔朋友，他的擇偶要求是我認識的朋友當中最「高」的。所謂的「高」，是他最少要175cm以上才看得上眼，是最少，夠「高」未！

那天看一些評論文章，說內地的大款在香港橫行霸道，這些評論員的思維真的不夠水平。通常，只有不夠班的人才會大大聲，完全是自卑心作祟，那些在尖沙嘴排隊買名牌的內地客，通通不是真正的有錢人，內地富豪早就融進了中環，或是去了歐洲。這正如「我爸爸是李剛」，李剛不過是個小官，所以才會胡吹大氣，難道溫家寶的老婆，戴相龍的女婿，會說出這麼沒有水平的話嗎？

日前說過了北京是美女集散地，有朋友向我提出了反映。說如果到外國，我本來猜是韓國的，因為那裏整容事業發達，但是到過了首爾好幾次，也覺得不外如是。如果按照客觀標準，則應該是白俄羅斯，因為那裏是高加索種的發源地，而政府竟然宣布，美女不出口。如果組織一個白俄羅斯溝女團，可能大有朋友願意參加！(在外國結識美女的不二法門，就是到蒲點去，見到那一桌是全美女班，沒有男士，就先為她們付了帳單，她們自會主動結識你！)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20220/Columnist/en30_en30_er.htm

唐梁血腥慘戰的沙盤推演結局

這一屆的特首選舉波詭雲譎，血戰廝殺到了這個慘烈地步，相信已非任何人始料之所能及。到了現在，討論誰的政綱更佳，或者是支持誰人，已非要點所在，而指責誰人錯誰人更錯以及錯在何方，正是市民日夕談論的熱門話題，但是作為一份報紙的社論，我們也沒必要加入圍剿的戰團，反而應該收起憤怒和痛心，冷靜去分析這個大局和殘局。但是，要冷靜和客觀的分析整個事件，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要想清楚地令到讀者瞭解整個大局的來龍去脈，勢必先揭露出一些不為人知的秘聞，以及一些只供「內部參考」的消息。但是，我們思前想後，終於還是決定了寫下這一篇社論，因為，我們是香港人，《新報》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所以市民在「八卦」唐英年的僭建豪宅之餘，也有權利去知悉事情的前因後果。<p> </p>正如我們在日前的社論所指出，今日的「豬狼之爭」，是港英餘孽和土共的終極決戰。(我們重申一次，「港英餘孽」和「土共」兩詞只是坊間慣用的描述，並無貶意。)故事的起端，有賴於中央政府的開明態度，不介意在這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引入競爭，所以容許唐英年和梁振英同時「入閘」參選。於是，唐英年便以代表港英餘孽和本地貴族的利益，作為參選的本錢。而梁振英這位「疑似共產黨員」(但他公開否認了，儘管相信的人並不多)則在土共的支持下，代表其利益而參選。<p> </p>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掌權的一直是港英餘孽﹕董建華是行政局成員，曾蔭權等人是政務官，唐英年是立法會議員，都是港英政府捧上來的，所以在回歸以來的15年，香港政府的架構一直沒有改變，而代表中央政府的親中派一直沒有觸及到權力的核心，曾德成之類的局長只是一個點綴而已。這些港英餘孽向來和香港的富豪貴族稔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階層，也即是香港市民所謂的「官商勾結」，這裏也得聲明，「官商勾結」在此並無貶義，因為在政治現實上，這是一個必然，存在於每一個社會，它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病態的，但是香港的情況是否健康，這裏暫不討論。另外一點是，香港的富豪貴族經過了這二三十年的努力，也和中央政府的權力中心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很多時可以「直通天庭」，互通心聲。因為新一代中央政府的領導階層比較西化，所以和這些港英餘孽也很「?傾」，相對來說，根正苗紅的土共在「血緣」方面雖和中央共出一源，但是在人脈方面反而不一定及得上港英餘孽和支持他們的本地富豪貴族。<p> </p>土共本身是很悲情的。他們在香港工作了數十年，在港英政府的手下吃過了不少苦頭，可是等到回歸以後，甜頭雖然多了，可是始終出不了頭，掌不了權，吃不了「大茶飯」。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了15年，如果給港英餘孽再當兩屆10年的行政長官，加上來就是25年，港英時代的土共相信已已死得七七八八，剩下的三三兩兩也垂垂老矣，也等不到出頭天，可以想像，他們是絕不甘心的。難得這一次中央開了綠燈，容許梁振英參選，而這一戰也將是港英時代的「土共餘孽」的最後一戰，因此，他們拼盡全力，許勝不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p> </p>現在且讓我們作出一個沙盤推演，想像假如梁振英當選了行政長官，將會出現一個甚麼後果。他的第一步，當然是引入大量親信作為骨幹部隊，例如當上幾個司長之類，不消說，其中不少人將會是他的競選團隊中的人，也包括了不少土共。第二步就是整頓香港政府，方法就是大量清洗，因為香港政府一直由傳統港英政府的政務官去執行具體工作，如果不作清洗，梁特首根本不可能順利施政，當年董建華就是因為繼續任用港英原有班底，清洗得不乾淨，致使施政困難，梁振英當不致犯上這個「錯誤」。最後，支持梁振英的財團都是現在經濟中心以外的邊緣的那些，如果梁當選了，現時控制了整個香港的五六個大地產商，恐怕要讓一讓位了。<p> </p>假如梁振英當選了，太多人的利益將會受損，甚至可能被政治清算，打個比方，唐英年的僭建究竟是出勸喻信，還是刑事檢控，相信只是在新任領導班子的一念之間。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唐英年身為港英餘孽和本地權貴的代理人，也是非戰不可，而且是許勝不許敗。<p> </p>雖然兩方都是許勝不許敗，可是很明顯，只有一方能勝。因此，結果就是越打越是凶狠，甚麼毒招都出動了。不諱言的，梁振英的西九事件有誰能知？當然只有政府內部才有這份資料。唐英年僭建的詳細資料，連設計圖則都給公開了，誰人擁有這資訊呢？測量界只怕難逃嫌疑。我們昨天說過了，西九事件鬧大起來，是廉署拘捕的刑事罪行，只是所為「不遂」而已，唐英年的是嚴重僭建，也是可以導致坐牢的嚴重罪行。可見得兩派為了取勝，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甚至不惜出刀出血了。而廝殺到了今日，唐英年已受到了無法逆轉的重傷，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負資產，以他的民望之低，如果中央政府要硬挺他當上行政長官，恐怕會引起香港市民的莫大反響，這將會造成無法預計的政治後果，相信中央不會敢冒這個險，多半要止蝕放棄了。<p> </p>現在我們再作一個沙盤推演﹕假如唐英年退選了，將會出現甚麼後果呢？一般估計，親中派擁有五百票，商界擁有三百多票，如果由梁振英和何俊仁對決，竟然很可能是由何俊仁勝出！計算是這樣的﹕何俊仁雖是民主派，但他的手段並不厲害，如果由他當選了，港英餘孽和本地權貴也不會受到清算。相比起來，商界的那三百多票可能寧願投給何俊仁，也不願意投給梁振英，反正是不記名投票，商界也不顧忌投給何俊仁。換言之，如果梁振英的鐵票只有五百票，而商界倒戈，何俊仁可能以少數優勢勝出！<p> </p>在中央的眼中看來，無論是梁振英或是唐英年當選，都是可以接受的人選，但是民主派的何俊仁，就是不可接受的結果。因此，它不可能讓梁振英對決何俊仁的局面出現。換句話說，無論是商界或是中央，都必須先找到一個可以替代的人，才能放心讓唐英年退選。而當然了，這個人必須是中央政府同意的，也是未來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所接受的，而在未來這幾天，有關人等將會努力找出另外一人來替代唐英年出選，同時為每一名潛在的候選人「數飛」，看看他夠不夠資格。例如說，昨天公佈全力考慮參選的曾鈺成，只要他一出，民建聯控制的147票便歸隊了，而梁振英甚至連入閘的票數也不夠了，但是曾鈺成能得夠到多少商界選民的支持呢？葉劉淑儀當然也正在拉票「數飛」，被戲言為「桃姐」的范徐麗泰不在香港，未知意向，而那些本來支持唐英年的商界中人也紛紛「勸進」一些「有力參選人士」，例如任志剛(障礙是他是唐英年的朋友兼支持者，不能沒義氣反過來踢走唐)，馮國經(障礙是其美國藉)，都成為了幕後人考慮之列。總而言之，今日的香港政壇正是七國咁亂，在未來這幾天，大家都將在博命「工作」，至於最後結果如何，真是難以逆料，然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唐英年退選，而不管梁振英是否有力參選(如果曾鈺成參選，梁振英將得不夠提名票，如果范徐麗泰參選，他有一半機會會被勸退，如果是葉劉參選，梁則可順利入閘)，結果多半也是敗選下場。如果唐梁兩大熱門皆落空，由999倍大冷門跑了出來，這可能是選舉史上最大的奇蹟之一了！

大家樂價錢未免太貴

那天有人對我說，你常常看淡大家樂(0341) ，那天它一天升了個幾呢！我回答說，我從來沒有看淡這股票，只是認為它會維持不動而已。我一直認為，它是一家經營良好的公司，可是股票不單看它的基本數據，更重要的，是它的價錢，我並非覺得它不好，只是覺得它的市盈率太高，價錢太貴而已。最後，我認為它近來的業績不會太差，因為食物普遍都加了價，由於它的成本控制得比較好，所以當全行加價時，它的利潤反而增加了。

敗中求勝 成功之道

我看那份免費報紙，發現黎智英真的是天才。但這一次我指他的「天才」，並非指他的成功，而是指他的失敗。我發現他的一個規律，就是他每逢打大仗，至少在香港打的大仗，台灣不算，每次都是以失敗開始的。從他做佐丹奴(0709)到搞傳媒，一開始時他必定是想錯了方向，大家都以為他是瓜梗的了，但是他可以很快從錯誤中學習，然後敗中求勝。這才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香港有一位供股天王，我每次同他拿供股包銷，沒有一次上身的，次次都是成功拿佣金。我問他﹕「為什麼你判斷供股的數額和折扣，會如此精準？」

他的回答很簡單﹕「因為瀨瀨得多，就學精了。」

所以我一直認為，做生意的成功之道，只有一種，就是把公司先開了再說，然後從錯誤中學習，有天分的人會學得到，但沒天分的人永遠學不到。

我看過一本書，大約是叫作「美國第一夫人的工作」之類。一個領導人工作決定了他的成功與否，但是他的老婆雖然成事不足，但是敗事卻有餘。

蔣介石不貪污，但蔣宋貪，陳水扁貪污的錢只是拿來搞政治，他的老婆卻拿來買名牌袋，唐英年的僭建據報道也是由老婆主導，和蕭定一爭吵的也是梁振英的老婆，當年董建華老婆鬧出了「A1」風波……所以領導人的班子當中，第一個應該先看他的老婆！(注意﹕女領導人的老公反而很少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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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行政長官的同時，也是要選他的老婆！

這篇是大前天的社論，我覺得自己真有點先見之明，首先道出了「老婆」的破壞力。

昨天，唐英年以他的招牌「四萬」笑容，公佈了他的政綱。的確，唐英年的一個毫無疑問的優勢是他的風度，當然風度完全不能算是一個強項，但是沒有風度卻絕對是一個弱項，例如說，當日梁振英的指責傳媒對他的「抺黑」，便令他丟失了不少的分觀。而這一次的唐英年在記者會中全程燦爛微笑，雖然講話時吃了不少螺絲，而在問到尷尬的僭建問題時，笑容也實在有點牽強，不過總也算是笑得十分得體，單單計算風度這一點，也可算是合格有餘了。

說到唐英年政綱內容，大致上我們是同意的。事實上，他的政綱也沒有甚麼新意，增加勞工福利和假期，固然令到一些資本主義分子不怎麼喜歡，但這是國際的大趨勢和社會上的共識，無論由誰來當上行政長官，都一定走這條路。成立文化局云云，則只是小菜一碟，我們固然同意，但也不值得多提。至於民主道路和二十三條立法，他的所言均是官方說法，卑之無甚高論了。反而是，在星期一那天，我們的社論提到了發展「六大產業」，才是香港未來的關鍵所在，而這關鍵端賴於執行力，夸夸其談的政綱並非一個指標，而昨天唐英年的主題目正是「講得出，做得到」，當然，他究竟能不能真的「做得到」，仍是未知之數，但至少他正視了這個大方向，而他的發言內容，也盡量表現出他對具體事務的熟悉，這是值得讚賞的。

然而，在昨天的記者會中，最最為人關心的，並非唐英年的政綱內容，而是他的僭建事件，記者問題的尖銳，令他差點招架不來。對於這宗事件，如果要我們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價，雖非罪無可恕，也是責無旁貸、難辭其咎了。記得在去年十月之時，香港的政界商界爆發了一場僭建風波，鬧出了一場幾乎是人人有份的醜聞，如果當時的唐英年給發現了，這就是可原諒的疏忽。但是去年十月發生的事，而當時的唐英年居然也不來一個「賊過興兵」，急忙把所有的僭建物都拆掉，而等到今天在競選特首了，給傳媒發覺了，才來一個遲來的道歉，這種「疏忽」，卻真的是不可原諒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英年的這個僭建，並非在他的家中，因為他是住在官邸的，根據某些傳媒的報導，僭建的「策劃人」是他的太太。無獨有偶，傳媒人士蕭定一公開指控當年他的鄰居恃勢霸道，被指控者正是梁振英的老婆。再說遠一點，董建華是個老好人，但是他在任內唯一涉及的恃勢事件，就是董太爭坐位子的「A1」風波。再說遠一點，台灣的陳水扁的貪腐醜聞，來自他本人的可能沒有一半，倒有一大半是來自他的老婆。這證明了一個大家不能不正視的事實﹕我們選行政長官的同時，也得選他的太太，因為一個錯誤的行政長官夫人，其禍害並不比行政長官本人差。反過來說，台灣的馬英九有一個高民望的好老婆，對於小馬哥的民望是大有好處的。

現在且扯開一筆，說到另一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的「西九風波」。對於這宗事件，我們在上星期的社論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在表面證供上，梁振英完全任何的問題和漏洞，就算是把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公開出來，相信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但是，最大的嫌疑反而是，戴德梁行和楊經文則師樓的關係。事關梁振英完全撇清了他不認識楊經文本人，但這反而令到我們產生了完全合理的懷疑﹕如果完全沒有關係，為何對方竟敢在沒有付過任何金錢利益給戴德梁行的大前題之下，可以把「顧問」一欄填上「戴德梁行」，而在事後，梁振英發現了這件事，戴德梁行竟然完全沒有提出抗議。這明顯是一件怎也說不通的事。如果梁振英說，他和楊經文是泛泛之交，這倒還勉強可以說得通，但是如果說兩人是全不認識，我們也絕對相信梁振英和楊經文說的是事實，那麼，我們只有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戴德梁行的某位高級職員，或楊經文則師樓的某位高級職員，和對方是相熟的老朋友，只有這個理由，方才能把事情解釋得通。所以，第二個結論就是﹕翻查政府的檔案，不能翻出任何的結論來，但是如果可以翻查戴德梁行的檔案，也許可以得出答案。當然這是侵犯了私隱，我們也並非同意這樣做，只是客觀地指出問題之所在而已。

以上的分析，已經充份表明了，不斷認錯的唐英年和不斷否認的梁振英，兩人的誠信縱非破產，也是遇上了「金融海嘯」，價值插水式大跌。但是話說回來，他們兩人所犯的都不過是「低技術含量」的醜聞，而在全世界的民主選舉當中，參選政客的醜聞在所多見，其中尤以香港民主派最為稱許的台灣政界最為嚴重。我們可以大膽地假設，在港英政府以至特區政府，主要官員都不多不少有一點恃勢特權，但相信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尤其是當多位權貴紛紛中了醜聞之後，大家都應該明瞭一點﹕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這是值得以後的從政者所引以為鑑的，證明了想當行政長官，就得小心奕奕，循規蹈矩，如果下一任的行政長官參選人還出現了同類的「疏忽」，那就鐵定是死罪了﹕是蠢到死的死罪！

以權謀私事可忍，謊言諉過孰不可忍

我們並不知道港英政府時代的權貴有沒有、或有多少以權謀私的行為，可是從梁振英的西九投票、到唐英年的大幅僭建，都是在特區政府初成立時代的董建華政府中發生的，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話，相信還會記得梁錦松的偷步買車事件。我們當然不能在抹煞董伯伯對中國政經的貢獻，這從他以高姿態隨同習近平副主席去訪美，可知這些年來他對中國外交的功勞甚大，可是把事情分別來評價，我們也可毫無疑問地得出一個推理出來的結論﹕在董建華的時代，權貴以權謀私、政府予以包庇的情況實在太過普遍，相信梁振英、唐英年、梁錦松三宗醜聞(排列次序以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為準)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先說唐英年。本來，僭建雖是不當，可是這也是一宗普遍的過失，在香港，涉及僭建的個案數以十萬計，多這一宗不多，少這一宗不少，只是僭建的規模到達超過每一層的樓面面積，那就是駭人聽聞了。可以相信，如果當事人不是高官，可以恃著特權身份，來避開屋宇署的責難，如果換作是一個普通人，決計不可能如此大膽，作出這個令人震程度的僭建。而到了這個地步，當日唐英年堅決不肯讓記者進入這間「挖深?」的「雜物房」去作採訪，理由就昭然若揭了﹕因為一旦參觀過裏面的豪華日式浴堂、多用途戲院和品酒間，實在再沒有興趣去報導只佔其總面積八份之一的雜物房了。而在昨天的社論當中，我們指出了一個重點﹕為甚麼在去年十月時，鬧出了偌大的僭建醜聞，在這風頭火勢之下，唐英年為何不去拆掉可能令他出事的僭建呢？原因正是因為僭建的規模太過龐大，除非是狠下心腸，否則實在很難捨得！

再說梁振英。我們在昨天的社論中，已經對戴德梁行和楊經文的關係提出了合理的懷疑，推論出兩者必定大有關係。然而最新的資料是梁振英在六次投票中，曾經五次投票給涉事的作品，而最駭人聽聞的，就是原來按照一般慣例，雖然測量師行在提供服務時，沒有收到即時報酬，但是如果作品當選了，便會正式委任測量師行作為正式的顧問，報酬到時便來到了。所以我們也有確切的理由去相信，梁振英在這宗事件中，一直在睜大眼睛說謊話。

如果按照現代社會對政客的準則，一般來說，政客犯錯，甚至是犯上了大錯，不時發生，是常見的事。俗語說﹕人誰無錯呢？在云云錯事當中，有的會得到人民的原諒，有的則不可以，但是人民究竟會原諒那些錯事，不會原諒那些錯事，說老實話，真的是看心情，實在說不上有一個準則。就唐英年和梁振英兩宗事件，說小當然不能是小，說大也不能說是完全致命性，不過縱使不是致命，死掉了七八成，也是絕對有的。但是，對於政客的犯錯，我們仍然有一個極度客觀的標準，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通常，只要犯的錯不算太過嚴重，如果政客的認錯態度是足夠誠懇的，有時候也可以得到人民的放過一馬，讓他可以戴罪立功。

很可惜，無論是唐英年或是梁振英，對於自己的錯誤，第一時間，都是首先否認指控。唐英年的僭建醜聞剛發生時，先來否認，當發現暪不過時，才刻意淡化事件，最後在賴無可賴時，才如盤托出。假使當時他抱著「醜婦終須見家翁」的態度，像他對其婚外情般，自動引爆事件，主動叫記者去採訪其二千四百呎的僭建，我們也可保留對其幾分的信任。然而，相對來說，梁振英的態度卻更是惡劣，因為他直至現在為止，非但不肯承認責任，而且還諉過他人，如果事件如我們料想中爆發下去，進一步坐實了梁的謊言，相信其誠信破產之日也不遠了。

點評網之首竟來港招股

想起10年前，每個月都到上海去休息幾天，流程是先到上海書城買一大堆書，然後就是躲在酒店看書，除了一天三頓大吃大喝之外，什麼都不幹。那時候，常常在路上看到克莉絲汀餅店，現在它居然來香港上市招股了。

老實說，上海的西餅水準真的不怎麼樣，不過克莉絲汀常常位居「大眾點評網」的評首，所以我也偶爾留意。大眾點評網是一個類似openrice.com的網站，是全世界所有類同的網站的設計數一數二的(最好的應該是日本的tabelog.com)，不過網站的設計再好也沒有用，加入的網民的質素才是關鍵。當它把網站的設計、評分、制度訂立得很完美時，網民評論香港的餐廳，卻是把許留山列為第一，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水平，那又有什麼法子？反過來說，同類網站設計得最差的是發明這種網站的美國zagat，但是它的會員的平均水準卻是最高。

食品不太突出 經營卻不錯

照我以前的觀察，克莉絲汀的食物不怎麼樣，經營卻是很不錯的。不過我沒看過它的帳目，不敢置評了。

美國歌后雲妮侯斯頓(Whitney Houston)死掉了，這位唱勵志歌的天后，卻是一名濫藥者。我想起翻唱過她的《Greatest Love of All》的陳百強，豈非也是一位濫藥者？陳百強也是猝死，莫非這首歌真的這麼邪？

日前到了英皇駿景的駿景軒吃四川菜，我吃四川菜的程度是吃過了成都重慶的很多最佳餐廳，都覺得駿景軒的很不錯，這真是很難得的了。不過回想起來，其實駿景軒的味道只是水準以上，真正出色的，只是肯用好的牛肉、鮮的雞肉、活殺的魚，再加上水準以上的調味，就夠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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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股票求勝 也要求質素

對於「勝」，我是一個寧缺毋濫的人，追求的是有質素的「勝經驗」，即是買一隻股票時，希望升它一倍兩倍。但是有一些股民，為了追求一刻的「勝」歡樂，便去炒窩輪，連「一夜情」，即把窩輪持有過夜，也嫌太久了，索性食快餐，追幾小時，甚至是幾分鐘就完事的「勝滋味」。不過我也已經很久沒有過「勝行為」了。近來群鶯亂飛，我竟然沒有挑到一隻心水的，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失敗的事。

股票升一兩倍才過癮
前幾天收到了一份電郵，是一個新進的小說作家，要求我為他寫序或推介的。電郵中有一句﹕「就我本人而言，認識老師主要是從專欄讀到老師的文章，而非拜讀老師的作品，刻下才臨急抱佛腳，跑去拿起老師的《碳十六之劍》，一看愛不釋手，確是與一般的武俠、科幻小說迴(編按﹕正確為迥)異有別，別具一格，著實令人驚喜。」(原文如此，電腦剪貼，錯字照登。)
這一段出了什麼問題呢？就是在我這些「慣匪」的眼中，一看就知他是說謊，他根本沒有看過我的小說，怎能說是「愛不釋手」呢？更何況，他連小說的名字也寫錯了。這令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個故事﹕話說那時《陸小鳳》第一次上演，一位記者(應該是《新電視》)寫介紹﹕「陸小鳳是一位武功高強、行俠仗義的女俠……」這位娛記一定認為這樣寫是決沒有錯的了，誰知陸小鳳竟然會不是女人，是男人呢？
所以說，這些八十後的做事態度真是，唉！我不介意別人造假，我就是造假的大行家，但是我每逢造假，必定做足考據，就像我的小說中的少林派、武當派、丐幫等等，全都是考據十足，真的佔了七八成，才去老作餘下的兩三成，但是現代的這一幫人，一造假就給揭穿了，在我的眼中，壞不是罪，水皮才是無可原諒！

內地人躁動，香港人不安，皆因雙方尋求自尊

這些日子以來，香港人最為關心的大事，莫過於行政長官選舉和中港矛盾的激化，具體的事件則落實於梁振英的涉嫌利益衝突和自駕遊兩宗新聞。有關梁振英事件，我們在日前討論過了，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中港矛盾，而這一次我們的分析層次，則不針對個別事件如孔慶東或自駕遊，而是從一個高點去俯瞰全局。

對於「中港矛盾」這課題，已經有不少學者和評論員提出過不少的原因，例如中國人富了起來，兩地的文化差異，城市人和鄉下土富之別(就是上海北京的本地人，也不喜歡外地人的粗鄙)，諸如此類，這裏不作重覆了。但是縱觀種種理由，皆是表面之見，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真正的問題核心是，這矛盾是有社會心理上，因此它有著其必然性。

無論是任何種族或生活群體，都有一個共性，就是其群體自尊。因為沒有這個共性，這個群體就沒有向心力，只有四分五裂，不復存在了。所以，美國人有大美國主義，歐洲人則認為他們的文化水平遠高於美國佬，日本人自豪於他們的大和精神，中國就是在最貧窮的時候，也在宣揚我們的五千年文化。就算是在同一種族的不同群體，也有其各自的自尊，例如說，上海人財大氣粗，杭州人就不喜歡了，北京人認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諸如此類。

而香港人對於內地人的自尊，主要是來自香港人的富裕冠於全國，這令到香港人慣了自我認同，高人一等，這數十年來，皆是如此，曾經何時，香港人到內地消費或探親時，豈不也有著一股氣焰？但是當中國內地富起來了，情況便出現了變化。

中國人有一句老話，叫「初歸新抱，落地孩兒」，意即人與人的相處，會有一個慣性，一旦慣性建立了，便不容易去打破。例如說，當年的香港是個殖民地，英國人是高人一等的，香港是二等公民，當這個慣性造成了之後，大家也就習慣這種秩序了，這有點像於生物學上的「啄序」，意即某些動物的進食次序，也由社會地位的高低來分先後。

如果香港人和內地人的財富地位一直維持不變，問題是不會出現的。但現在內地人富起來了，香港人則相對變窮了，問題便產生了。

內地人意圖藉著口袋裏多出來的金錢，去扭轉一直以來對香港人的弱勢地位，因此，他們的行為變得躁動，這就是俗語說的「暴發戶」。為甚麼暴發戶會如此躁動呢？因為他們急於要改變原來的定位，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內地人在香港大手花錢，大買名牌，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內地人躁動，香港人卻感到不安。當然有很多客觀的因素令到我們感到不安，例如說，內地人把房子搶貴了，其不守規距破壞了香港固有的秩序，諸如此類。但是論到社會心理因素，令到香港人感到最不安的，還是內地人開始騎在我們的上頭，認為他們比香港人更為優越，這才是香港人最最不能忍受的事，正因為此，孔慶東的言論才令到我們如此憤怒，因為他的這種大中國沙文主義，正正觸著了香港人的最痛。

香港人自認為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原因很簡單，並非為了甚麼國家認同，而是香港人仍然自覺比中國人高一個級數，如此而已。大部份的中國人都是很有教養的，隨街撒尿的只是一小群害群之馬，也主要是一些沒有受過甚麼教育的鄉下人，而那個在地鐵車廂吃東西的小孩子也知道媽媽不對，但是香港人卻對此視若無睹。以上統統，只是因為一個社會心理學上的現實﹕當內地人的經濟狀況不比香港人差的時候，香港人用以保持自尊的方式，就是香港精神﹕守法、文明、自由等等。

所以，現時中港的矛盾主要所繫，是社會地位、心理定位之爭，而香港人反對內地人的大量進入香港，以及造成的種種社會現像，只是一個表象，沒有這些事件，也會有別的，因為真正影響事態的，不是表象，而是內因。當年鄧小平決定「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通過之時，中港的定位是很明顯的，所以當時不可能預見到今日的形勢逆轉。而到了今天，當中港的身分一天未能明確定位，一方的自尊在膨脹，另一方的自尊要反彈，各不相讓時，兩地的矛盾還會繼續下去。

欖球社會是正路，全民就業非關鍵

千呼萬喚，唐英年終於在昨天公佈了他的經濟和社福部份的政綱，預算明天才會公佈其教育與房屋的部份。唐的競爭對手梁振英批評這份政綱來得太遲，市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理解其內容，這批評是中肯的。然而，它的遲來是一件事，卻不影響到其內容，我們現在就是要去討論這份政綱的內容，看看是否切中香港的問題，和切合香港人的需要。

首先，唐英年提出香港的中產階級正在萎縮，主張主力扶助中產階級，發展欖球型」社會，就這一點，與我們一直以來的意見不謀而合，我們當然是大力贊成的。但是由於他仍沒有提出太多具體的扶中產措施，所以我們只能同意他的大方向，卻沒法子去置評其扶中產的政策措施。

說到發展「六大產業」，其實早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初，從董建華到曾蔭權，都在彈著這老調，然而口說了發展十多年，卻一事無成，原因非在於政策，而在於執行力。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發展醫療產業，政府一邊口說發展，另一邊卻大幅削減醫生和護士學位，舊的醫院不去翻新重建，外地醫生又不准引入，結果是當大量內地孕婦來港非法生子，香港的醫療系統連本地人也應付不來，又何能發展醫療產業呢？所以，六大產業的發展不在於政策，因為就算是梁振英，甚至天方夜談地是何俊仁或者是馮檢基當上選了行政長官，都會表明發展六大產業，問題只在於怎麼去執行而已。
至於「全民就業」，或者是增加十萬個工作職位，鑑於香港現時的失業率不過是3.3%，就業率向來就不是香港人的大問題，我們更為關心的，不是就業，而是入息。換言之，未來的行政長官的最大責任是提升香港人的收入，而不是為我們找工作。

說到這份政綱當中的最大「創見」，莫過於為合資格長者提供每月三千元的津貼。三千元這個數目並不算少，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相信唐前財政司司長的數據和執行力，同意這是香港政府所能付得起的數字。當然了，我們也絕對同意長者是值得幫忙的，但是今日的香港日趨高齡化，而有賴於醫療保建科學的急速發展，以前五六十歲已經是快死的老人了，現在的六十歲則還精壯得可跑渣打馬拉松，在未來的世界，「長者」似乎仍是有待定義，而香港的長者在於扶貧的大戰略來看，並非最為主力，也並非最為迫切。正如我們在日前提出的，扶貧的主力應在幫助N無人士，而唐英年把扶助N無人士的重擔放在並非政府常設的關愛基金之上，卻是未免太過輕率了。

我們一貫以來的立場，是認為未來的香港政府應以扶助中產階級為先，在這方面，我們和唐英年的政綱立場是一致的，所以不諱言，我們對於唐的本人是「有厚望焉」的。但是細觀唐的這「半份」政綱，雖然大方向沒有問題，可是具體的政策，卻正如前文所分析，還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所以我們的意見還是「留中存疑」。

其實，香港人的利益的真正關鍵，不是全民就業或三千元，而是如何發展六大產業，把香港這塊經濟大餅再造大下去，但是如何執行，不能單憑口說，而是要看他實質的辦事能力。唐英年在記者會中，不停強調他的管理能力，這是走對了方向，因為未來的行政長官是否勝任，端看其管理能力。不過又要潑冷水的是，財政司司長的管理能力，並不同於行政長官的管理能力，曾蔭權就是一個莫大的教訓。但是又話說回來，在云云諸位特首參選人當中，唯一有優良的管理往績的，還得數唐英年。這正如我們對於幾位特首參選人的取向﹕暫時還見不到有誰人是值得支持的，但是偏好傾向，總是有的。

窩輪實在太危險

話說，有一次我認購了某一隻新股，是只有專業投資者才可以認購，一手的最低消費是50萬元，這是因為證監意圖表達對散戶的關懷，不准散戶認購新上市的「第21章」，即是投資公司。By the way，這次投資的結果是贏了8%。

不過今日主題並非這個，而是我和一伙朋友，都覺得窩輪實在危險，根本不應該任由散戶去購買，為什麼不立例，只准專業投資者購買呢？事實上，我們要購入創業板股票，都要先簽署一份「風險披露聲明書」啦，窩輪比創業板還要危險十倍，為何不加上一點點限制呢？
應立例規管投資者認購
近來常常看到鏞記燒鵝案的新聞，其實這10年來，我只去過5次鏞記，沒有一次是滿意的。現在如果我去吃燒鵝瀨，就去陸羽旁邊的一樂，我覺得好食過鏞記。又﹕鏞記樓上全是裝修最佳的包房，我去過的5次當中，其中有兩次是在這3個月去的，去的就是這些包房。食物維持鏞記一貫的水準，只能以不過不失來形容，不過服務水準就……總之是鏞記大堂叫燒鵝瀨的水平吧。
其實論到服務水平，香港很多高級食肆真的十分嚇人，例如說，有一天去桃花源，那個經理(對，不是伙計，是經理)追我的朋友，同她對斥10分鐘，而且還是那經理獨白了5分鐘，可知港女的口中不饒人。我可以說一句，香港高級食肆的服務態度，已比不上中國內地，而且是差很遠的那一種，因為後者招呼慣了無理取鬧的高官和大款，所以服務態度不得不謙卑也。很多香港至上的可能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不過這的確是事實。

利益衝突雖無涉，自負分辯不虛心

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傾向於唐英年作為接任人，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根本無須解釋或否認。這一次由政府主動出手，發出新聞稿證實了梁振英的在「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當評審時，涉嫌利益衝突，其有關的參賽伍因而被取消了資格，毫無疑問，這也是政府挺唐打梁的手法之一。在實質的政治鬥爭中，現屆政府擁有大量的官方資訊，然後利用這些資訊優勢來打擊政治對手，是常見的做法，不單在專制國家如此，在民主國家可能更為常見，因此我們也認為，這種做法在本質上是屬於「合法踫撞」。然而，本質固然是「合法踫撞」，但我們仍得去細察其內容，究竟是不是合規﹕第一個標準是政府用正式發放新聞稿的手法，是不是恰當或常見的，第二個標準是其中的內容是不是真確，有沒有誣蔑的成份。

首先討論第一個標準，就是由政府發放新聞稿去澄清有關官員的傳聞，這是十分罕見的做法。我們在前文述及了，由政府利用內部資訊，公開醜聞，去打擊政治對手，是常有的做法。但是一般的做法是找一個「鬼頭仔」，把政府文件洩密給某個友好傳媒，然後由傳媒去爆料，如此而已。而事實是，在上星期，的確是由一份傳媒以獨家新聞的形式，去報導了這宗新聞。至於它是否由政府指令的「鬼頭仔」去主動爆料，或是由該傳媒的記者神通廣大發掘出來，則不得而知了。而當事件爆發出來之後，梁振英的對策是戴德梁行沒有商業承諾，否認存在利益衝突，這當然也是常見的「政治消毒」的手法。一般來說，政府對於傳媒洩密文件，一向是不予置評，除非是有極大的公眾呼聲，又或者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又或者是在立法會正式提出詢問，政府才會正式回答，而就這一次梁振英的利益衝突事件，政府無疑是小題大作，其用心是很明顯的，就是打擊梁振英的選情。

政府的主動發佈新聞稿，不管其用心何在，只看其做法，一些人可以說是公眾的知情權，另一些人也可以說是違反慣例，實在不該，我們在上文已作出了客觀的分析，但對於其是對是錯的評價，意見則是見仁見智，不予置評。但是無論如何，由於當事發之後，政府已答應過將事件保密，但現在政府卻是在沒有受過甚麼壓力之下，主動公佈事件的詳情，說是違反誠信，未免太過嚴厲，可是卻肯定是並不恰當，以中國人的說法，是非常「無義氣」的。

現在說到第二個標準﹕毫無疑問，政府發放的新聞稿的內容是真實的。問題只在於，梁振英的做法是否恰當，是不是有利益衝突。

現在討論最重要的要點，也即是梁振英先生的責任問題。我們先是絕對相信梁振英的說法﹕他不知情，也沒有收受到任何利益，而有關查證責任的問題，梁先生也解釋得很完滿，責任應在參賽者，而因為在評審時，參賽者是隱名的，所以我們也可以相信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顯示梁振英可以涉及任何利益衝突。因此，梁振英連疏忽責任也不肯承認，這種心情，我們是很理解的。

最後，我們想討論的，是戴德梁行的負責員工的做法。這是一樁不涉及金錢利益的小事件，也許不必通報梁振英這位大老闆。另一方面，那位員工的確沒有責任猜到那位客戶在問完問題之後，便去參加比賽。不消提的是，如果那位客戶在沒有付錢，也沒有事先知會戴德梁行的情況之下，竟然會逕自把顧問的名字填上戴德梁行，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實在令人大惑不解，但這一點暫且放下不理。
以上的分析，全都是為梁振英分辯的，因為作為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他的做法都絕對沒有錯。然而，作為行政長官(假如他真的當選了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作為行政長官，有責任的，並非只在於他本人，連他身邊的人，也得付上共同的責任。例如說，作為一名戴德梁行的員工，當然不應該想到這宗不涉及金錢的客戶服務可能影響到大老闆，但是如果他的大老闆是行政長官，他的私人公司的員工尚然要事事謹慎十倍，確定每一宗事件有沒有同大老闆兼行政長官有沒有利益衝突。換言之，到了這時，舉證責任是在員工的身上，而非在參賽者的身上。總括而言，我們對這事件的看法是﹕梁振英在這事件中並沒有犯錯，但是他的回應態度卻未免太過自負了，這就令他減掉了分數，也令人小失信心，反之，如果他先把事實分說出來，再虛心學習，答應從此事得到教訓，將會訓示員工，以後處理事件將會加倍小心。這樣的梁振英，才能得到100分。

大學變得政治化

近來，一共有三宗關於大學的重要新聞，都獲得了廣泛的報導，第一宗是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的風波，現在連調查報告也出來了，第二宗是浸會大學的傳理學院趙心樹教授的民調風波，此外一直沒有斷絕過的報導還有鍾庭耀的「香港人和中國人認同」民調，最新的發展是他受到了親中傳媒的大事攻擊，同時也被左派傳媒攻擊的還有左派教授成名。

我們不知道在甚麼時候，香港的大學變得如此政治化了，首先是大學的教授和研究員不少有了明確的政治立場，不斷的發表有傾向性的研究報告，趙心樹、鍾庭耀、成名三人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是其為政治傾斜，則一也。當然，趙心樹在發表研究報告的專業態度方面，手腳並不乾淨，致使他「應有此報」。然而，不論其作為是否專業，大學的教職員的政治化越來越是嚴重，而在香港回歸的以前和回歸後的初期，這是聞所未聞的事。以上已經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但這究竟是不是好事，則是見仁見智，有待觀察。

其實，政治化的豈止限於教職員？學生也有著越來越政治化的傾向，港大的百周年校慶風波，正是因為學生的政治活動而引起的。一般來說，學生運動都是以反政府為主軸的，因為支持政府的那幫學生，根本就無需走出來抗議或搖旗支持，安坐在家中唸書就可以了。但是香港的大學生的本質有點兒不同。在別的國家，高材生就是未來政府的楝樑，所以他們起來搞活動反政府的同時，也會想像到以後的利益所在，從東漢時代的太學生，到香港七十年代的「關中認社」運動，都是由學校的菁英、未來的領袖所發動。但是香港的大學生也許是最絕望的，他們眼看香港的未來將由內地高幹和香港權貴所把持，香港的大學生眼見前路茫茫，所以他們搞起反政府的活動來，也是特別激進。無論如何，香港的大學生也是越來越是政治化，就連共產黨員的大學生也來參加學生會競選，相信這趨勢也將會越來越是激烈，越來越是明顯，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見到香港政壇的激烈鬥爭場面，將會出現在最高學府的學生鬥爭之中。

同時，大學之內的政治鬥爭，也越來越是激烈。在港英政府的年代，大學本來就是親英國政府、本來就是支持香港政府，因為大學的主要贊助人，就是政府本身，因為香港絕大部份的大學都是公立的大學，是由政府付鈔的，其親政府也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大學生亦以被港督「扑頭」為一種榮耀。甚麼時候，大學巴結權貴，變成了一種十惡不赦的大罪呢？究竟大學是不應巴結權貴，那一個權貴也不應巴結，還是只是不應巴結中央政府的權貴，只因中央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做法，以及它監禁了劉曉波？換言之，大學是不應該巴結權貴，還是不應該同中央政府來往？而這些大學生是反對權貴呢，還是反對中央政府？一間大學是不是可以一邊收著政府的資助，一邊把政府的權貴拒諸門外？尤其是，一間現代化大學的開支是天文數字，如果大學校長完全不理權貴，其學術水平必定因而下降。究竟是政治正確更重要(還得是看在誰的眼中的政治正確)，還是大學的前途更重要？相信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也會有這種感嘆。

總之，世界變了，香港變了，大學變得政治化，從學校到教職員、學生等等，都難免接觸到政治，不管你認為這是不是好事，都只能接受現實，而這趨勢看來還得持續下去。

學生中文趨低落，考試課程是禍首

香港中學生的中文能力大幅退步，而且是五六十年來持續性地下滑，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中學文憑試中文學模擬考卷的「考生表現分析」的報告出來了，成績差強人意，這也是可以預料的事，不待報告出來而後知也。

中學生中文程度的低下，是根源性的，是社會性的，也是教育性的。一貫以來，香港人以搵錢至上，以賺錢為最高目的，對於文化也不甚重視，上一代的人不愛看書，自然也影響了下一代的文化水平。在這個功利之上的社會，大家會認為英文更為重要，沒有人重視中文，小孩子從小就知道學中文是沒有用的，在歷來會考中，中文和英文的合格率卻相差不遠，可見得學生在這兩者的水平差不了太遠，照說兩者的補習傾向亦應差不多才對，但在補習班中補習英文者多，補習中文者少，便可知香港人的重英輕中，中文水準的低落，也是有著其必然性。

在中文教育方面，其實要中文水平良好，只有一個途徑，就是多讀古文，多背書，多看書，此外，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要把一種語文學好，不是一朝一夕，是要十年以上的苦功，才可以做到，是沒有捷徑的。背書固然很辛苦，但這反而是學習中文最快捷的途徑，不背書而達到良好的中文程度，也無不可，只是學生得看上十倍二十倍的書本內容，才能得到背一本書的效果，相比來說，背書反而是多快好省的辦法。換言之，如果一個中學生單單靠著學習中學課本的內容，而完全不看任何的課外書籍，他的中文程度必然不足，這恰好就是現在香港中學生的情況。

說到考試方面，一般而言，考試的評分規則應該是越客觀越好，而題目也是越精確越好，但反觀模擬試的題目，很多的評分標準都是十分模糊，例如那篇四格漫畫，相信就是找幾位大學教授出來，也未必能夠得到高分，這根本就不是考試，是坑人！又例如說，認為學生的立意選材太過千篇一律，但誰不知千篇一律才是考試的精萃，因為評卷員喜歡這調調兒。打個比方，一篇「我的志願」，如果學生平平穩穩地寫一篇「志願當醫生」，很容易拿到甲等，但如果一位很有創意的考生來一個「志願當超人，保衛地球」，相信會被老師評為「離題萬丈」，不及格了。考試的方式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學生不引李嘉誠和德蘭修女，難道引一個「維權律師丹諾」，恐怕評卷員也不知是誰人，考生的處境豈非更為危險？換個說法，考生在考試時，也得考慮到評卷員的質素，而以今日香港文化水準的低落，如果考生的程度太高，可能會引來更大的麻煩，而才子陶傑的考通識試不合格，更應引為芸芸考生之鑑。說到明白作者的立意，更是離譜，因為一個作者的立意往往模糊不清，英國人研究了幾百年，也研究不清沙士比亞在寫戲劇時的立意，中國人研究了一百多年，也研究不出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的立意，如果考中文考的不是讀寫聽的能力，而是考學生的想法會否同出卷員或評卷員一致，這就不是考試了。

香港的整個教育制度是以考試為主的，當考試範圍是如此這般時，老師只能如此這般去教，學生也只能如此這般去回答問題，而如果論到模擬考試內容，根本連出卷那人也不一定會考得合格，因為他心中想的恐怕與評語員的想法並不相同。而香港今時今日的中文教育正是這樣﹕相關的人都不知自己在做些甚麼，只是上司叫我這樣做，我照做而已，至於做出來對不對辦，有何效果，大家都管不得了。正如這一份的「考生表現分析」，也不過是一份官員敷衍之作，這未免是香港教育制度和香港學生的悲哀。

在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然奠定、軟實力也在快速發展的今天，中文變得越來越重要，而以現實主義掛帥的新加坡向來是以英文教育為主，現在也已日漸向中文傾斜了。香港的中文一直是兩岸之中最差的，比不上台灣人，當然更比不上內地人，甚至連同說廣東話的深圳和廣州人也比不上。換言之，香港人的中文程度是可以在本地生存，根本不可以在其他任何講說寫中文的任何地方有競爭力，自然也無法生存了。而看教育當局袞袞諸公的所為，這情況應該還會惡化下去。

渣打馬拉松悲劇的發生有著其必然性

這些年來，香港人越來越是注重運動和健康，在課餘或工餘參與運動的人越來越多，這自然是一件好事。同時，香港人在運動方面的質素也在不停的上升，自從「風之后」李麗珊在1996年拿到了滑浪風帆的奧運金牌以來，在大部份的國際性運動賽事當中，香港的運動健兒皆拼到了不俗的成績，截至2010年中，有32名參與7個體育項目的香港運動員位居世界前20名，29名參與6個體育項目的香港運動員位居亞洲前10名，如果計算香港人口，本地的體育事業可以說是極度蓬勃的。

體育固然是有益身心的活動，而適量的運動是對所有人都有益的，可是我們也千萬別要忘記，太過劇烈的運動，反而對身體有所損害，一個職業運動員的平均壽命往往低於人口的平均數，而每年均有人死於過量運動後的猝死，也已不算是新聞了。所以，當今年的渣打馬拉松的參加人數到達破記錄的70,000人時，已埋伏了它造成了一死二危殆數百不適的樂極生悲結局。

香港國際馬拉松是香港最大型的馬拉松賽事，因為由1997年開始至今，均由渣打銀行主力贊助，所以名為「渣打馬拉松」。這是一場盛事，每屆都可吸引數以萬計、來自世界各地的賽跑好手參加，更設有半馬拉松和10公里的賽事，方便與眾同樂，讓沒有能力跑完全程的人也可以參與這項盛事，主辦單位當然更加臉上有光。可是問題就出現在「與眾同樂」這個乍聽上來完全完美的本意之上。

馬拉松是一項極耗體力的運動，它不同於緩步跑，更不同於香港的另一項著名善事「公益金百萬行」，後兩者是誰都可以參加的輕鬆運動，但是跑馬拉松，卻是一項專業的運動，有如踢標準足球場的足球員，並非人人有這體力去參加。如果一項體育盛事的參加者可以達到7萬人，相信大部份人抱著的心態，是來參加嘉年華會，湊一湊熱鬧，多於視之作為一項專業而劇烈的競技體育活動，這一死兩危殆數百人不適的慘劇，當然也是因為這項錯誤的判斷而產生。

根據社會學的組織理論，任何一個組織，都有自我擴大的本能，因為做大做強，就是代表了組織的成功。可是，當做大做強的同時，也會產生許多在初時不察覺的小問題，當它的規模越過了臨界點，問題將會突然產生，那時始料所不及，令人意想不到的。打個例子，銀行的前線職員銷售結構性產品，最初的時候是由專業投資者所購買，但是當它越銷越多時，市面上的專業投資者已給竭澤而漁了，那就只能向目不識丁的老婦人下手了。

同樣道理，有這水平參加馬拉松賽事的人只有一小撮，當它的參加人數越來越多時，必然會導致了很多不夠水平的人也來趁熱鬧。主辦當局的設立十公里和半馬賽事，固然是給了一道階梯給不夠水平的參加者，但這好比銀行把結構性產品的入門門檻從一百萬美元減至一百萬港元，結果必然是令到更多不夠水平的人參與高危活動，而後來的發生風險，也是可以預言的。

所以，渣打馬拉松的發生意外，其實是可以預卜的，就像當年的「雷曼債券」一樣。但當然，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贊成這項盛事，而是想提醒大家，運動和投資一樣，都是好事，不過有一些高危的項目，大家必須打醒十二個精神，明瞭其風險的所在，才好參加，否則樂極生悲，就不大妙了。

從行政長官到局長、議員，都是「打份工」啫

今日的立法會議員的薪水是否過低，應不應該加薪水，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得視乎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

如果以打一份工的角度去看，作為一位「專業人士」，例如一位普通的律師之類，一周工作59小時，年薪78萬元，算是合理。但是別要忘記，議員是一份「自由工」，他們固然可以每周工作59小時，但是亦不乏懶到出汁，三點(鐘)後不露(面)的議員，究竟這種「自由工」的薪水應該如何評定，實在是一個費煞思量的問題。議員們的加薪訊求，將之與局長的薪酬相比較，是合理的，因為局長們的工作比之議員們，其「他條」之處，不遑多讓，觀乎「局長界」的重病病人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公，患上腎衰竭仍能如常上班履行公職，可知局長工作的輕鬆程度。是的，我們同意議員的薪水應是局長一半這項大原則，甚至也同意作為政治新手的幾位政治助理，薪水也居然是局長薪酬的一半，未免太高了，可是這只代表了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薪水太高，並不能證明立法會議員的薪酬也應同局長的一半看齊。換言之，立法會議員的薪水應該是局長的一半，我們同意，可是我們同意的是減局長的薪水，以期達標，而不是反過來加立法會議員的薪水。

如果相比較其他的地方，例如美國和日本的國會議員，前者的年薪是15萬美元，後者的年薪是4,400萬日元，當然是遠遠高於香港的議員，可是它們是一個國家，而且是超級大國，香港的立法會議員當然沒法子同他們比。可堪比較的是台北的市議會，其年薪是170萬台幣，比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低出三成以上。至於以政府官員薪水之高冠絕全球的新加坡，雖然土地面積和人土只有香港的一半，但是總算也算是一個主權國家，奇怪的是，新加坡的官員薪水雖高，但其議員的薪水卻只有1.32坡幣，和香港的立法會差不了太多，可見得在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政府官員的薪水是應該遠遠高於議員的。所以，如果比較其他地方的議員薪酬，香港議員並沒有加薪的道理。

當然了，議員的地位既尊貴又重要，如果把香港視作一間公司，每年「營業額」數千億元，盈利數百億元，現時的立法會議員就是再加十倍薪水，也不嫌貴。但這牽涉到一個問題﹕立法會議員這職位究竟是一份服務社會的公職呢？還是算是「打份工」？以美國總統為例子，其職位操控了世界的政經大局，掌管無數人的生死及財富，而他剛剛才加了一倍薪水，從二十萬美元加至四十萬美元，如果論到其重要性，再多一千倍的薪水，也不嫌高。為甚麼今日的美國總統不收取「正價薪水」呢？答案是因為這是一份公職，美國總統願意服務國家，所以願以大折扣薪水去出任這職位。如果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們願意承認，自己只是「打份工」?，人工當然是越高越好，而不把這份職務視為服務市民的公職，那又另當別論了。

不論是公職還是「打份工」，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其表現。而以今日立法會議員們的表現，其在市民心目中的民望，竟然比特區政府更低。立法會議員在如此辦事不力之下，竟然厚顏要求加薪，而市民的不肯支持，相信也是意料中事。

回想起三年前，立法會議員的薪水從5.5萬元加至6.5萬元時，當時認為增幅太少，投以反對的兩位議員，正是劉慧卿和李卓人這兩位支持基層最烈的議員，可見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老話，是沒有錯的。而這證明在今日的香港，從「我要做好這份工」的行政長官，到患腎病堅持上班的局長，以至於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們，都同大部份的香港人一樣，只是「打份工搵食?」的小市民，這實在是全港700萬市民的悲哀。

商業用地沒長政策，二線貴族利益均霑

土地與樓價問題，在這二十年來，一直是香港經濟的中心要害，不是太高變成了泡沫，就是泡沬爆破，造成了更大的損害。因此，無論樓價是過高還是過低，社會上都有人會受到了損害，這都是因為政府一貫以來以地產經濟為中心所造成了的死局，直至今天，這死局仍然困擾著香港，無法拆解。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公佈了下半年度的賣地計劃，政府將推出53幅地皮，其中47幅屬於住宅用地，可以提供13,500個單位，將軍澳、屯門等4幅面積較大的土地，拆細為8幅較細的土地來出售。從這次的政府賣地可以見得，它既關注到先前土地的供應不足，意圖撥亂反正，多推土地，但是在另一方面，樓價的弱勢已成，如何多推土地而不至於影響樓價，令致樓價崩潰，甚至造成了金融體系和銀行的穩定性，確實是一件極其兩難的事情。

正如我們一直所強調，今時今日香港所最缺乏的，並非住宅，而是商業樓宇，無論是商場、酒店、寫字樓，都是極其缺乏，所以在先前的房地產升浪當中，它們的升幅也高於住宅樓宇。只是因為住宅樓宇的影響面較大，所有人都受到了影響，社會才造出偌大的迴響，震驚了政府，導致了它的土地政策一百八十度的改變。然而，商業樓宇的升幅雖然更大，可是受到影響的只限於商人，因此政府可以置之不理，然而，租金的狂升已然影響了整個經濟面，不少競爭力不足的中小企已被昂貴的租金「三振出局」了。我們的看法是，政府應該全面檢討商業用地的政策，為本港營造出更為優良的營商環境，重新上路。而我們看今日的特區政府，或者是兩位熱門的行政長官參選人，均對住宅用地有著明確的策略(姑不論其策略是對還是錯)，但是對於商業用地的未來策略，則看林鄭月娥昨天的表現看來，仍是給人一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策略，稍為好一點的是指定了兩幅酒店用地，可能是因為酒店不足已多次鬧上了新聞的關係，但是就整個商業用地的安排，給人的印象卻的確是全無長遠的策劃。

至於政府把四幅用地割為八塊來出售，相信是社會上一直有一個呼聲，就是應該把土地割小，讓中小型發展商也有機會參與所致。我們的立場一直是堅持支持中小型企業，但是發展一幅土地，最低入場幅也得一二十億，公司資產沒有過百億，根本不可能當地產發展商。所以可以斷定，所有的地產發展商都是大企業，根不不應特別關照。很明顯的，今日香港的中產階級最喜歡的就是大型屋苑，政府如果為了中產階級的喜好，也是為了市場設想，應該多批出大型土地，以市場為主導，才是真正的體恤民意。把一幅大土地分割成幾幅小地，是近年政府很喜歡的做法，但這在中國的古語，不外是叫做「利益均霑」，即是讓多些有權有勢的「貴族」來加入「分餅仔」，把部份一線地產商的利益也分到了二線地產商的手上，但是在真正的買家看來，滿意度一定較差，因為他們更加喜歡大型屋苑，而在這十年八年來，香港已經沒有港人喜歡的大型屋苑出售了，這當然是政府的失策。

不過社會最為關心的問題，相信是政府多推了土地，會不會因而令到樓價下跌呢？答案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日政府把樓價弄得老高，現在要下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香港政府在先前三年的大錯特錯，造成了泡沬，如果有很高超的調控技巧，是可以令到樓價慢慢下調，而且所跌不多，安穩軟著陸的。但是，如果是這樣做，後果就是香港人得繼續忍受住在蝸居裏，甚至連孔慶東之流也在取笑港人的居住水平。換言之，如果要樓價軟著陸，我們合理改善居住環境的步伐便會緩慢得多，但是如果我們要快點令到我們的居住水平和人均收入成正比，樓價就非得繼續下跌幾成不可。世事是沒有兩全其美的，但卻有可能兩頭不到岸，這現實雖是令人不快，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全面檢討《基本法》此其時也！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不贊成修改《基本法》來解決「雙非孕婦」的問題，因為《基本法》的原意已暗喻出雙非孕婦沒有居港權，我們雖不同意她的說法，認為《基本法》二十四條已明確地指出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可以享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權利，但是我們也同意，這不過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社會上對《基本法》有著不同的詮釋，也是很正常的事。反而是工聯會的會長鄭耀棠，認為當所有的行政措施都證實無效時，才應進行人大釋法，或修改《基本法》，實在是令人大惑不解﹕雙非孕婦的數目是以幾何級數上升，2010年的數目是2009年的50倍，而論到衝急症室的數目，則2011年已是2010年的一倍，可見得這是一件刻不容緩的急事，而人大釋法或修改《基本法》需時甚久，緩不濟急，根本不可能等待行政措施失敗了，才去想辦法用法律去堵塞，而是必須雙管齊下，一邊推行政措施，一邊釋法或修法。

對於雙管齊下這一重點，我們早在昨天的社論當中，已下了結論，今天亦沒必要再重覆。今天我們想討論的，反而是修改《基本法》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一國兩制」關係，是基於在回歸前制定的《基本法》所定義。但是，「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制度，因為當年的《基本法》起草委員都是在腦中幻想未來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因而制定出來的。毫無疑問，當實際運作這條大法時，與想像一定有所出入，所以《基本法》也預留了彈性，就是在第一百五十八條和第一百五十九條當中，訂立了人大的釋法和改法的權利。然而，現在香港的某一部份人認為，《基本法》是小憲法，不容隨便修改，否則便影響了其權威性。我們在下文就是分析《基本法》的修改的各項理據。

首先，正如前述，當年的起草委員不是神，憑空想像出來的《基本法》不可能完美地完全實踐，所以《基本法》是有缺陷的，在回歸以來，已經有過很多個案，令人質疑這個問題，「莊豐源案」造成的雙非孕婦，只是其中一端。事實上，回歸以來，人大已經有了四次釋法，這還不算一些給遭人質疑過違憲，但卻沒有人提出過控訴的事件，例如說，第一百零七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但在十多年前的金融危機之後，特區政府多次違反了第一百零七條，其自我解釋是「長期收支平衝，短期不算」。這些「疑似違反《基本法》」的例子，不勝枚舉。這還不算有關第二十三條的爭拗，大家為免發生政治危機，索性不去踫它，也不去管如果不就二十三條立法，也算是違法了《基本法》。

《基本法》當然不應隨便去修改，但只是不應「隨便」去修改而已，當需要時，還是要修改的。修改《基本法》固然損害了它的權威性，可是壞的法(如造成「雙非」的第二十四條)、或是因為它壞而索性不去管它(如赤字預算和第一百零七條)，兩者之間，兩害取其輕，只能選擇修法。有關於修改憲法和其權威性，我們可以舉出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美國憲法》。它在1789年正式生效，前十條修正案是「人權法案」，和《美國憲法》同時通過，但是它的第十一條修正案是何時通過的呢？答案是1795年，距離憲法生效只是過了區區的6年而已。而香港特區政府已過了15年，所以現時開始檢討，正是時機，因為一個政府過了15年之後，當初憑空想像出來的憲法的錯漏大致上都湧現出來了，正好是一個全面檢討的機會。
事實上，《基本法》本來就賦予了修改的彈性，有這彈性而為了保持權威(面子？)，硬去不使用這彈性，也可算是違反了立法的原意。最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的有效期只是50年，現在特區政府已經過了15年，如果要修改它，得經過港區人大、立法會、行政長官三重關卡，還要交給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人大常委會提案，人大通過……隨時得花上兩三年的時間，才可以完全通過程序。假如再過十年八載，特區政府進入了倒數階段，倒不如不去修改，等待時間過去算了。

前已言及，關於「雙非孕婦」應該交由人大釋法還是修改《基本法》，可以是見仁見智。但是未來的行政長官，相信要成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和專業性的委員會，認真的討論全面去檢討《基本法》，究竟有那一些是不合時宜的，必須去加以修改，以維持「一

國兩制」的下半段時間的政治經濟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