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澳門看賭業

前些時，我到了澳門一遊。我的老家在澳門，從前的我是澳門通，可是這幾年來，澳門的變化實在太太太大了，我這位老澳「暪」（澳門人把「澳門」唸作「澳暪」）人回到老家，往往像個土包子，分不清東南西北中。

我住的是「銀河娛樂」（027）屬下的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中，三間酒店之一的悅榕莊。我的朋友Danny Chan從事旅遊事業多年，現在是「美麗華旅遊」的老闆，他推介說，悅榕莊是澳門酒店中最好的，我只有相信他的專業判斷。

房間的裝修和設備是沒得說的，既寬敞，又極盡豪華之能事。Danny Chan沒說錯，室內果然有一個泳池，雖然大小尺寸比較像一個水缸，無法開展手腳去游泳，但是浸在其中，欣賞氹仔夜景，也是賞心樂事。問題是，到了晚上，泳池水聲淙淙，不免擾人清夢，有難眠症候者，就有麻煩了。

洗手間的浴缸是一個大木桶，果然是泰式酒店，很有泰式微feel。但是論到實用性，還是日式的坐缸，坐得比較舒服一點。畢竟，日式浴缸是日本人累積多年經驗的偉大發明，我認為它比歐美式的躺缸更為實用。

說到細微部分，例如毛巾和枕頭，那就差強人意了。不過，如果目標客戶是內地賭客，他們倒未必懂得欣賞這些細微部分。內地遊客的品味，似乎較着重於外表的金碧輝煌，舒適反而是其次，所以他們在香港的最愛是四季酒店，我卻認為香港四季有點偷工減料，反而喜歡較為低調的置地文華。

說到舒適，以我住過的酒店當中，首推「香港上海大酒店」（045）屬下的香港半島酒店。它沒有很浮誇的東西，房間之內，裝修平實，但是論到枕頭、被鋪、浴室的裝置、室內的温度，各樣各樣、種種種種，都令人感覺到最為舒適。我家裏用的牀被和毛巾，本來是買自連卡佛的最高級產品，後來都換上了半島的，價錢只是一半不到。當然，必須是住客，才能購買，但是，我的看法是，就是加上房租，也是值回房價。

在悅榕莊的那個晚上，肚子餓了，便到商場找消夜吃，一找便找到了「翠華餐廳」（1314）。它應該是最好的翠華了，比香港任何一間都好得多。桌椅之間的空間寬敞，侍應服務一流，我叫了一個豬軟骨出前一丁，一個奶油豬，水準都比香港為佳。照我的標準，就算多付一倍的價錢，都是值得。但很明顯，願意付出一倍價錢來吃翠華的人，應該不會太多。

如果論到生意額，這間澳門店卻是差強人意，門庭疏落得很，雖然這是深夜，不能全作準。我相信，周末的情況應該較佳，但如果對比香港的翠華，周一至周七，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是人山人海，顯然把這一間比下去了。

觀一葉而知秋至，如果這間翠華的生意額不比香港，它在內地的分店應該也是如此。它們可能仍然是賺錢的，但卻不可能賺到香港市場的暴利。

這座金光燦爛的渡假城的建成，的確是澳門賭業的一個突破，因為在這之前，中國人建造的賭場，沒有一個比得上美式賭場的水平。它是所有中國人管理的賭場當中，質素最高的一間。

最後一提，它的廣告標題是﹕「在這裏，您就是皇族。」標語寫得很好，但是那兩個模特兒，望之不似人君，真的一點兒不像皇族。不過話說回來，正如周星馳在《大內密探零零發》的名句﹕武林高手不一定要靚仔，皇族也不一定要登樣。那個男模特兒，最低限度要比剛死去的柬埔寨國王施漢諾要長得帥。

如何成為職業賭徒 或專業投資者？

我有一個好朋友，代號叫「S君」，這十年來，都是不務正業，胡胡混混的過活。他的過人之長是，有一把滑舌甜口，所以永遠不愁沒有女友，他也認為，自己對賭馬甚有心得，就只是本錢不夠、運氣不佳，才會長期捱窮，只要有上一點點的運氣，他早就發財了。

有一天，他對我說，請求我幫他一個忙，只要我能夠做到，他將會感激不盡，以後任由差遣，諸如此類。而且，在這個要求之後，他這一生都不會有任何其他要求了。

「是甚麼事？」我說：「只要我能做得到，我一定盡力。」

「我希望你能介紹阿莊給我認識，我想跟他學賭馬。」他說：「只要我學會了賭馬的心法，那就發達了，自然也不會再有求於你或任何人。」

「阿莊」者，莊永昌是也，是公認的賭馬第一高手，據說在馬場上贏了超過十億元。他的其他賭術也是非常高超，例如說，百家樂，他被全世界的賭場都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包括澳門在內。又例如說，德州撲克，在比賽中拿到了前十名的名次。再例如說，股票，單單「電訊盈科」（0008）的股票，便持有超過1%的股份，因而捲入了當年的「電盈種票案」，成為「證人A」。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我識他，他可不識我，我又怎能介紹給你認識呢？」我說：「不過坦白說，就是你學會了賭馬的心法，也絕對不能成為職業賭徒，照樣是輸光收場。」

究竟要把賭博，或是投資，作為一種專門職業，需要甚麼才能呢？

第一點，當然是你有一門特殊的才能，例如說，對炒股有過人的能力，對挑馬有心得，或者是，懂得百家樂或廿一點數牌……等等等等。這一點是誰都知道的：如果你沒有專業技能，又怎能做好這份工呢？

第二點，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這就是「紀律」。如果把金錢遊戲作為一個專業，目的是求贏，不是求賭。那就必須很有紀律，這是必要的條件。

甚麼是紀律呢？據說阿莊賭百家樂，一副牌只玩一兩鋪，很能等待。我同他相比，當然是差天共地，可是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窮得身無分文，差點快要上吊了，也沒有將手頭的股票沽出。換句話說，紀律就是一個「忍」字，而且是很能忍。

把金錢遊戲變成一種職業，就像經營一盤生意，必須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去累積本錢。你不能希望一朝發達，因為一個一朝發達的機會，通常也是一個一朝輸光的機會。

推理是：如果是有能力長賭必贏，為甚麼要去作短期的冒險呢？我在《我的投資哲學》中分析過投資、投機和賭博的原理：機會是不常發生的，所以必須等待，才能等到機會，它不會天天來，更加不會每場馬都會出現。

所以，我對S君的說法：「你每一場馬都夾叠上，瞓身賭，別說是認識阿莊，就是認識了上帝，也沒有用，都是只有輸光收場。」

所以，每逢有人問我拿股票貼士，我都忍不住心裏在笑，心想：「就是貼士再準，又有甚麼用？你沒有紀律，還不是輸光收場！」

沒有基礎的富貴和 沒有見過窮人的教育

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一位是加拿大國際學校的校董，另一位則是聖士提反小學的校董，當然也必須是很有名望的社會名流，才能當得上這種頂級學校的校董。

大家都知道，在今時今日，要進名牌小學，是打崩頭也爭不進去的困難事，比買中一隻升十倍的股票還是難得多。因此，每當名牌小學報名的季節，我便忙了，因為朋友都會來電相求，要我想辦法讓他們的子女入學。

通常我的回答是：「如果是我親生的子女，還可以開口求朋友。但是你的子女，隔了一層，我怎好意思開口呢？」

但不好意思終究還得好意思，總不能人家誠意相求，我卻拒人千里。結果多半是：「我盡量為你說一句，但不敢擔保結果。」

然而，在今天的小學入學，要殺出重圍，談何容易？得身懷絕世武功，過五關斬六將，才能做到。基本的條件，是流利的兩文三語，懂得兩種樂器，如果父母隨便一方缺席面試，就是沒有誠意，校方有理由相信他們沒能力教好學生，即out。

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本來對兒子的能力滿懷信心，但一到考場，已知「出事」了。據她的說法：「全部都是幾歲的孩子，幾百個坐在禮堂，居然沒有一個亂跑亂叫，可見得人人都是久經訓練，身懷絕藝。」

我想，這樣的要求，就算是今日的我變回六歲，也考不合格。我的校董朋友的說法是：「如果面試有九十幾分，可以即入，八十來分，靠人事也可以，如果是七十幾分，就肯定沒了。」

前幾天，我和另一位朋友吃午飯，她聽了故事，搖頭說：「面試才找人，有如臨急抱佛腳，太遲了，太遲了。我的兒子剛出生，我便捐了五百萬給某名牌小學，提早報名，學校便非收不可了。」

我盡了人事之後，對那位朋友說：「如果我是父母，在今時今日的氛圍之下，可決不會把兒子推入名牌小學。今日的名牌小學，教育太好，但是保護也太好，很容易教出高分低能的孩子。我反倒建議你的子女進入寶血小學，對子女的成長反而更健康。」

我記得，小時候唸名牌中學，同學們有富豪之後，也有窮家子弟，儼然是一個社會的縮影。但是現在，名牌學校的學生全是富家子弟，學生可能從小到大，非但沒有見過窮人，連中產階級都沒見過，這種孩子長大之後，會變成甚麼樣的青年人？我可不敢想像。

所以，我對那位朋友說：「今日富二代的風氣，炫富、做事浮誇、不腳踏實地，這種風氣，我實在不敢恭維。」跟着又補了一句：「薄瓜瓜不叻嗎？讀哈佛了，你可想你的子女像他？」

在幾年前，有一位很奮發的青年人，寫了一封信給我，問我炒股票發達的方法。記得我的回答是：「青年人不應該寄望炒股票發達，應該努力工作，為自己、為社會盡力，才叫做健康的人生。」

這一代的中國領導人，都經歷過上山下鄉的日子，這段生活體驗，對他們的人生彌足珍貴。中國有句老話：「千金難買少年窮。」而我的名句是：「投資就是生活。」沒有基礎的富貴，等於沒見過窮人的貴族教育，畢竟不是好事。

世界末日和 股災預言

據說，根據瑪雅曆法，本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即是冬至之日，將會是世界末日。很多人相信這預言，但也有人研究過瑪雅曆法，說並無此事，只是好事者穿鑿附會，以訛傳訛而已。

從我出生以來，這個世界即被末日預言所包圍，這個完了，另一個又來開始，沒完沒了，這一次的瑪雅末日預言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我可以預言，就算是我們安然度過了十二月二十一日，下一個世界末日的日子，也很快會預言出來。世界末日預言不一定準確，但我的預言，則絕對100%命中。

說到世界末日，最有名的一次，當然是西元一千年的那一次，因為大家相信，在千禧年來臨之日，就是末日審判之時，耶穌會重臨世上，審判世人。在這日之前，西方的罪人們甚麼都不幹，甚至舉債度日，狂歡竟夜，作臨下地獄前的最後歡樂，自認為可以上天堂的人則不斷祈禱，以作最後衝刺。

結果，不消說，原來上帝並不相信整數，一千年這個數字，在祂的心中，並沒有特別的意義。而這一次史上的最大末日預言，就這樣轟轟烈烈地完結了。

說到世界末日，也有很多不同的法子，不同的程度。

最快和範圍最大的可能性，是我們的宇宙並不一定是存在於一個穩定的態。如果它不穩定，就可能隨時衰變至另一種態，整個宇宙瞬間滅亡。慢一點的，是一個大型毀滅的能量，例如一個大型爆炸，正以光速傳播過來，當我們看到的那一刻，它已來到了，所以我們是絕對不能在事先發現的。這個光爆炸的影響範圍可以只是地球、可以限於太陽系，可以是整個銀河系，甚至可以是整個宇宙，不一。

再輕微一點的，是一個星體撞向地球，又或者是，地球內部發生了變化，許多火山同時爆發，引起了大規模的地震、海嘯。而毀滅的方式，可以是整個地球沒了，又或是地球依然存在，但所有的生物都死光了。又或者是生物沒死光，不過人類則絕種了。再不，人類也不用死光，只消死去了一半或大部分，也可以說成是「世界末日」的。

既然世界在隨便哪一天都可以末日，如果斷定十二月二十一日不會末日，也有可能是錯的。這正如天天說「狼來了」，結果一定是終於有一天，狼真的來了。有一個教派常常預言世界末日，但是當末日不來，就是它的教徒祈禱有功，感動了上帝，把末日推遲了。

除了世界末日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預言，就是股災預言，也是相同的玩意。基本上，每日都有人預言股災。這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得數「末日博士」麥嘉華了。

我也可以預言，這些股災預言，是終於靈驗的，只是不知道是在何時何日何年何月發生罷了。

茄汁經濟學證明了 學者有時不如師奶

森默斯在1985年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茄汁經濟學」。在他的筆下，茄汁經濟學家專門研究沒用的會計資訊，並且說明「除去交易費用之外，一瓶兩夸脫的茄汁永遠是兩瓶一夸脫裝的一倍價錢，所以我們也不能藉着把兩瓶合併成為一瓶，因而佔到便宜……」

這句話的原文是﹕「......two quart bottles of ketchup invariably sell for twice as much as one quart bottles of ketchup except for deviations traceable to transactions costs, and that one cannot get a bargain on ketchup by buying and combining ingredi-ents once one takes account of transactions costs.」

注意﹕我之所以常常抄錄原文，並非認為讀者需要閱讀它們，而是作者本人，也即是我的要求而已。因為我往往花了心力，去找出原文來，實在不想把它們扔掉，更不想在以後有需要時，要再找一遍，所以不如在寫作時，順便也記下來。換言之，原文是給我自己的記錄，萬一讀者居然看了，只能算成是added value，是無心之得。

森默斯（Lawrence Summers）出生於1954年，是天才式的經濟學家。他的父母都是賓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叔父Paul Samuelson和舅父Kenneth Arrow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可說是「血統優良」。他在27歲拿博士，28歲已經是哈佛大學的經濟系正教授，快得前無古人。他得過Alan T. Waterman Award，這是美國專門頒給35歲以下科學家的最高榮譽，也得過克拉克獎，這是諾貝爾獎以下最重要的經濟學獎，只頒給40歲以下的年輕學人。跟着，他又當過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以一位學者而論，他的事業可說是位極學界了。

我就是不明白，為甚麼這麼聰明的人，居然不明白一個連家庭主婦都明白的簡單事實﹕一瓶兩夸脫的茄汁，其價錢「永遠不會」等於兩瓶一夸脫茄汁的總和。有關這一點，我根本不用作出任何的解釋，大家只要去超級市場的貨架，稍為張望一下，都可以得出這個結論來。

非但森默斯不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就是連也是鼎鼎大名，諾貝爾獎得主Paul Krugman也不明白。他很欣賞森默斯發明的「茄汁經濟學」，並且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這術語，這篇文章收錄在他的新作《End This Depression Now》。很明顯，Krugman也不曉得「一瓶兩夸脫的茄汁不等於兩瓶一夸脫茄汁」這個簡單的事實。

為甚麼這麼顯淺的道理，大學者卻總是搞錯事實呢？我猜想，這是因為他們太過高貴了，整天都是和權貴們打着交道，要不，就是躲在家裏，埋首思想和寫作，卻沒空去看看這個社會，更加不會去逛超級市場，或和家庭主婦聊天。

因此，我看他們的作品時，也得存了很大的戒心，因為閱讀它們，固然可以學到不少知識，但也不時夾雜着明顯而可笑的錯誤，很多時是會累死街坊的。「茄汁經濟學」這個名詞，本來是一個絕妙的形容，只可惜例子舉錯了而已。

本來，這一篇文章的主題，是想從當年破產了的LTCM基金說起，說到兩位聰明絕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而扯到購買認股證的一些理論，「茄汁經濟學」只是一段引言而已。誰知，引言竟然變成了一篇文章。看來，我的敍事手法之囉囌，已盡得另一位諾貝爾獎的得主——莫言的真粹了。

投資世界中的合理性

很多人都知道，我和漫畫家邱福龍是很好的朋友，皆因我們十分啱傾，有着很多共同的話題，所以常常吹水，吹得十分愉快。

然而，這兩年來，由於阿龍自組公司，出版《鐵將縱橫》，一個人包辦起稿、創作、勾稿，以周刊形式出版，工作量之大，好比自編自導自演，還要一年生產十多部電影，可知他忙到甚麼地步。所以，我們的見面也少了。

《鐵將縱橫》的銷量穩定了下來，百忙中的他，居然也在心思思，想寫一部新的精裝作品。他想了好幾個月，想在他拿手兼喜愛的機械人和怪獸之間，兩中挑一，選出一個題材，想了很久，還是拿不定主意。

結果有一位朋友，一言驚醒夢中人﹕「何不出版一本機械人打怪獸的故事？」這實在是一個好主意，好比把少林功夫混入了踢波和唱歌跳舞，阿龍就此定下了題材。

我在日前找他吹水，免不了吹到機械人，大家的意見也是出奇地相同。

當時的談話內容是有關機械人的合理性。

當年，最受歡迎的三個機械人，按照先後次序，應該是鐵人28號、鐵甲萬能俠、機動戰士。鐵人28號是第一個機械人，鐵甲萬能俠是結合了機械人和飛船，故事加入了友情和共同奮鬥，這是日本現代漫畫的公式的先驅。至於機動戰士，則是第一個擁有複雜結構的機械人，好勁！

他說﹕「鐵甲萬能俠第一號有一對飛翼配套，會自動飛過來，與腰部結合，它便能夠憑翼飛行了。但是，二號的腰間則能自己生出一對翼來，那就怪怪的，反而不合理。再者，一號胸口的紅色部分是用來發放高熱火焰的，二號的這部分卻多出了一個功能，就是拆出來，當飛鏢擲敵人。放高熱的裝置怎能當飛鏢掟？這也是不合理。」

我說：「所以我不喜歡三一萬能俠，因為它的三個變化合體，是變不出來的，違反了物理常識。」

我和阿龍看這些卡通片的時候，年紀還很小，但已懂得這些機械人的合體變化，不能違反物理常識。事實上，我看《變形金剛》，最看不慣的，就是它從一輛車變成一個機械人，而且身形也大了數十倍﹕咁變都得，你話乜都得啦！

在投資的世界，騙局也有許多種不同的分類，其中的一種分類，是用合理性來分。

例如說，如果有人同你說，你可以購買上市前的股票，半年後上市，可以賺五倍。這就是不合理的騙局，但也可以騙到不少人，例如說，藝人和懵倉，懵倉就是一條懵的「魚倉」魚，是我和阿龍常說的俗語。

至於另外一種，則是合理的騙局。例如說，馬多夫的對沖基金，每年都有大約一成回報，結果憑此詐騙了五百億美元，真正是吃大茶飯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馬多夫騙局能夠騙到高水準的有錢人了。這證明了在投資的世界，合理性是多麼重要的一回事。而按照人性來作分析，當我和阿龍只有幾歲的時候，已經清楚地明白，合理性是非常重要的。

李君豪的巨型豬

李君豪是慈善家、全國政協李東海的公子，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父親並沒有遺下富可敵國的財產給他，因為在這二三十年來的超級大牛市，香港的富豪們都在瘋狂賺錢、身家升值了數十倍，而李東海卻把心力都放在做善事、在散財、在遺愛人間，而他給兒子鋪排的，並非一條發財之路，而是教他正直做人、為社會做事，所以李君豪出道以來，其正職一直是公職，做生意，只是副業而已。

相信是十多年前了，朱幼麟送了一隻巴掌大的小豬給李君豪，對，就是那位外號「飛天朱」的「恒生姑爺」（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何添的女婿）、前立法會議員、前人大代表。據朱幼麟的說法：這是一隻特種的豬，長不大的，大了也像巴掌般大。

李君豪把這頭小豬歡天喜地的帶了回家，豢養起來，愈養愈是不對頭。小豬漸漸變成了大豬，從比巴掌大、到比臂胳大，最後，長得比人還要胖，足足超過了一百千克，大約是兩個成年男人的體重。牠和李君豪的家人感情要好，常常一起看電視、一起吃零食，但是李君豪往往工作至深夜才回家，當年訓練牠如廁時，又打過牠，積下了「仇怨」，關係就較緊張了。按照李的說法：「牠常常吼叫着對我，守着房門，不准我進門。」

查實我有好幾個友人，都曾經買過「長不大的小豬」，結果不約而同，都變成了龐然大豬。所以有人問過我：「究竟世上有沒有這種小豬？」

事實是，這些微型豬的確存在，是經過數百年人類刻意培育、近親交配之後的成品。由於它是近親交配，所以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品種，都是當地的人所培育出來的。例如說，在中國，貴州和廣西交界有香豬、在西藏有藏豬，在海南省有老鼠豬、在雲南有小耳豬，但是體形最小的，則是印度東北部的的pigmy hog，它長約60cm，高約25cm，體重不超過10kg，這即是說，大小和一頭狗差不多，比巴掌可要大得多了。

順帶一提，「pigmy」本來是希臘文，本意是從手指到手肘的距離，引申為「侏儒」。在英文，矮小種族的族人就是「pigmy」，正常種族中的侏儒則是「dwarf」。在非洲的侏儒種黑猩猩bonobo（學名Pan Paniscus），又叫做「pygmy chimpanzee」。Pigmy hog是瀕臨絕種動物，應該是不能在公開市場買得到的。

中國廣西和貴州交界的香豬，俗稱為「小香豬」，又叫「七里香」或「十里香」，皆因它的身體有麝香味，體重是Pigmy hog的一倍，約十多kg。在古時，只有貴族才可以擁有牠。傳說中長不大的小豬，應該是牠了。最純種的小香豬是國家保護動物，不准出口，但是非純種的，不但可以出口，還可以吃，據說味道比普通豬更佳。

說回李君豪。這位朋友是我在股壇當中，所見過最有intergrity的人之一，而且金融知識非常豐富。記得當日立法會選戰時，我和他談選情，談了兩個小時，他說：「我的競爭對手的政綱，有部分是在現實中做不到的，我準備在公開辯論中拆穿他。」

我說：「在選戰中，當對方吹牛時，你的正確策略不是要拆穿他，而是開更多十倍的空頭支票。」

他歎氣說：「但我做不到欺騙選民。」

最終，這位不肯欺騙選民的朋友以四票之差，飲恨落敗，也是我在2012年的十大憾事之一。

中央不能撒換行政長官，港獨問題兩皆視而不見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期間，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就香港問題發表了意見，而在他的講話之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中央政府認同梁振英的管治，所以不會撒換行政長官。第二點，港獨損害中國的主權，而且在香港也沒有市場。而我們在今天，正是想討論這兩個議題。

有關第一點，就梁振英上任以來的施政，我們大致上是認同的。他所做的所有作為，有的是對的，有的是錯的，但是可以看得出，他是在切切實實，盡心盡力的去為港人去謀福祉。他推出的政策，有的是好的，有的不那麼完美，甚至遭到部份人的反對，但至少他能夠從善如流，而且，他也沒有做過損害港人利益，或是偏幫富豪權貴的政策，就算是有爭議性的政策，例如龍尾灘的舖設沙灘，啟德的加建住宅樓宇，其用心也只是為市民的福利著想而已。他任用的班子當中，有的鬧出了醜聞，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至少沒有任人唯親，甚至沒有像先前人們所擔心的，大量引入親中人士，具爭議性的林瑞麟、劉夢熊等人，也並沒有走進梁班子，反而是引入了傾向民主的陸恭惠。

也許，梁振英的確是傳聞中的，並不是好人，但是，我們評價一位政治人物，唯一的方式，就是聽其言、觀其行，所以，直至這一刻為止，我們仍然大致上認同梁振英的施政，並且支持他的施政。

然而，我們認同梁振英、支持梁振英，並不代表也同意李剛的說法。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永遠一定認同行政長官的管治，這才叫做「政治正確」。要知道，行政長官是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地方首長，基於「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之下，中央政府不可能就其施政指點批評，否則便是破壞了「一國兩制」。所以，在董建華政府的年代，就算是其施政令到五十萬人出來大遊行，中央政府的官方態度也只能讚揚他，支持他，直至董建華宣佈「腳痛」下台之前，中央政府的支持態度依然如此。

從體制來說，行政長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在政治體制來看，任命權和罷免權是兩回事，擁有任命權不等於擁有罷免權，例如說，在司法獨立的制度之下，行政機關的首腦往往有任命大法官的權力，但卻不能罷免大法官。當年董建華下台的理由是「腳痛」，自己呈辭，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去「炒魷魚」。儘管人人心知肚明，董建華是受了壓力而下台，但是，這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作為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聯辦大員，是不能把這種地下政治的行為宣之於口的。

所以，我們認為，身為中聯辦大員，不管是會，還是不會撒換行政長官，都不能宣之於口。因為在體制上，行政長官是由一千二百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政府任命。無論他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都是「一國兩制」的問題，中央政府不應插手。心照不宣，在暗地裏動手動腳，那是另一回事，但卻決不能在公開說話中說出來，這就是破壞了「一國兩制」。所以我們認為，昨天李剛有關這部份的發言，是失言了。

第二點，關於港獨問題，毫無疑問的，港獨是損害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但是說港獨沒有市場，那卻是不符合現實的。

我們曾經在日前的社論指出，港獨的確是存在的。當然了，明正言順、大張旗鼓的港獨運動，暫時還未見到，但是，香港自治運動，已經絕對是某程度上的港獨運動了。正如我們說過，獨立運動並非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去達成的，而通常來說，自治就是獨立的第一步。例如說，科索沃經過了多年的鬥爭之後，自治政府在１９９９年成立，而在２００８年，它便公投獨立了。伊拉克的庫爾德族在１９７５年成立了三個自治省，到今天，已經相等於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了，只視乎它在甚麼時候宣佈獨立而已。

所以，這些港獨分子說他們搞的「港人自治」，只是自治，而不是獨立，也是一種「語言偽術」，是騙人的。

至於說，港獨有沒有市場，這句話就有點兒差堪玩味了。
從語理上看，能不能成功，與有沒有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兩句話。我們同意，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在暫時可見的未來，港獨是不可能成功的。至於它有沒有市場，那就得看說的是多大的「市場」了。如果說，有超過一半的香港人，都支持港獨，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說，如果有幾個巴仙，或者是十來個巴仙的香港市民，支持港獨，或者是支持變相港獨的「自治」，那卻是很有可能的。民主派人士認為，那些揮舞龍獅旗，口中大叫「香港獨立」的年輕人，只是口中說說，並非真幹，這是公然說謊。如果大叫口號，揮動旗幟，還不算支持港獨，照這種邏輯去推論﹕那麼，當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聚集的數萬人，莫不成只是口中說說，並非真的在反國教？

我們看到的是，港獨的確是大有市場，而且是有蔓延得很快的趨勢。但是，中聯辦的副主任卻視而不見，認為「沒有市場」，而民主派的人則堅拒不認，認為這不算是港獨。這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竟然異口同聲，都否認這一個鐵一般的事實。莫非，在今日的香港，已經到達了「國王的新衣」的情況，無論是建制派，抑或是反對派，沒有人敢說出事實來？而我們的看法是﹕意見大可自由，但是事實，而且是人人能夠看見的事實，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我們也得效法「國王的新衣」的那個小孩，把事實說出來，而在香港的所有傳媒當中，我們應該是唯一的一個了！

誰敢當思捷包銷

上星期我分析了思捷環球（330）的供股，今日則講到一些比較深入的技術操作，就是供股包銷。
供股需要找到包銷人，才能成功。一般來說，供股時，大股東多半安排了包銷人，縱是包銷不足，自己也會找友好承接包銷，務求令到供股成功。萬一供股的「供情」不佳，那又怎辦？豈不是自己和友好全都「包銷上身」了嗎？不要緊，反正供股集資回來的錢，都是放在公司的，左袋進右袋，自己拿錢出來，放進自己的公司，拿回股票，也沒有吃虧。
問題是，思捷是一間沒有大股東的公司，最大股東只是一個基金。它如果供股，沒有一個大股東能夠作出最後的包銷。換言之，要兩間包銷商滙豐和UBS「硬食」，而包銷費用，估計是集資額的2.5%吧。
現在連街邊阿毛都知，思捷買不過，統計調查說只有6%的人決定供股，如果你是滙豐和UBS的高層，會不會拍板包銷這50億元的供股大計？一旦沒人供股，包銷商上身，兩大商人銀行收回數以十億元計的股票，你敢不敢包銷？

數以十億元計

這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在滙豐和UBS之下，還有一個或一堆分包銷商，早就承諾了供股的分包銷，這兩大商人銀行才會「落叠」。問題是這間公司，根本沒有大股東，誰人願意包銷思捷環球這隻已被唱得爛無可爛的爛股票？所以，我的結論是：其中一定有陰謀。
正因這個原因，我才會以真金白銀，在供股前購進了十幾萬股，如果它的價錢合理，我還可以再增持，連供股最多不會超過30萬股。不過，我也叫了姨媽姑姐、至交好友去買，如果結果是我錯，市場正確，股價繼續大跌，我當然不會跳樓，但卻會被好多人亂刀斬死，好痛。

女人截不到的澳門的士和其牌價

時間：大約一年前。地點：澳門高士德馬路。人物：我的姐姐。事發時：她截停、上了一架的士，目的地是二龍喉公園，預計車費是二十元。

的士走了兩條街，司機忽然停車，掏出了三十元，交給我姐姐：「我還是不去二龍喉了，這裏是三十元，你截另一架的士。有你賺頭的了。」

於是，我姐姐下了車，走到了巴士站，等巴士。

日前，我那位姓賴的表哥娶新抱，我去澳門飲宴，也是乘的士，車費二十一元，給三十元。司機找還我十元，說：「一元不用給了。」

澳門的的士司機，就是這麼的闊氣。

據說，如果他們載一個男人，去桑拿之類的色情場所，可獲一百元到二百元的佣金不等，如果一車有五個男人，嘿嘿，就是一千大元了。帶客去某些飯店，也有回佣。不消提的，在賭場出來的客人，如果贏了錢，打賞也會十分爽手，一百蚊唔使找，是等閒事。

正因這個緣故，在澳門，女人截不到的士，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

有一次，也是我的姐姐，從珠海回來，在關閘的士站等的士。

大家知道，關閘的的士站，和很多大型的士站一樣，為了疏導車龍，是有兩條車流的。我姐姐隨便挑了一條，等呀又等的，終於等到頭位了。

這條車流本來是車來不斷的，然而，當我姐姐排了頭位之後，忽然完全沒有的士經過。

另一條的士流則不停有車停下載客，很快地，已過了十多架。

姐姐後面的乘客則開始鼓譟了，嚷着叫她離開。

姐姐沒有辦法，只有走路，去等巴士。

很快地，的士站又回復了正常，兩條的士龍車來車往，當然了，在那裏等待的人，幾乎全是男人。女人都去了乘巴士。

正是因為女人截不到的士，每當姐姐打麻雀，打到很晚時，同枱的男人都很有風度，為她們一一截到了的士之後，才自己回家去，免得她們要走路回家。

「這些男雀友為我們截的士，也得有竅門。」姐姐說。

「甚麼竅門？」我好奇問。

「女人得躲在一旁，等待男人截到的士後，才衝出來，一口氣鑽上車內。」她說。

「為甚麼呢？」我問。

「因為一男一女，和一個女人一樣，也是乘不到的士的。」

本文的主題是甚麼？和投資甚麼關係呢？

答案是：我說的，是投資澳門的士牌的商機。早在二○○四年，澳門的士牌的價格已經超越了香港，娛樂場所的回佣所給予的界外利益居功至偉。照我的看法，澳門的的士司機如此闊氣，的士車租恐怕還得再漲上去，所以，牌價只怕還是看漲居多。反觀香港的的士司機的收入，只比綜援申請者好不了多少，恐怕再也難以壓縮下去，的士牌價的前途，估計就比不上澳門了。

永遠還不清的 信用卡數的數學概念

我的數學很不好，唸中學時，從來不做家課，所以從來都是不合格。唯一的一次合格，就是中學會考。預科時，那個老師叫「蔡逢華」，被同學們喻為蔡楓華的弟弟，當他教到「矩陣」時，我因為逃學，少上了一課，從此便跟不上課程，後來，索性不上了。

本人的數學既然是如此之差，但是很多時看見新聞報道，有一些明明是很簡單的數學，記者們似乎也是全不理解，而且，還得到了廣泛的轉載，居然沒有人看得出其漏洞來，看來是弱中自有弱中手，要不，就是香港人雖然很喜歡批評，但卻不喜歡用腦。

其中一個很過分的例子，就是信用卡還最低供款額的迷思。

常常有一些報道，說如果欠卡數十萬元，如果永遠只還最低供款額，要還十七年，才能還完……諸如此類啦，詳細的數字我不理會了，可能是欠八萬元，可能是欠十五萬元，也可能是還款十三年，亦可能是還款二十年，都是無關宏旨的細節，因為這篇文章說的是概念問題，用不着真的去計算。

這個說法的問題出現在甚麼地方呢？這種嚇人的言論，作為警世恒言，的確是十分有意義的，但是遇上了稍為動腦的人，就會發現，這種很有警世意義的恒言，不過是騙人的好心謊言而已。

在理論上，如果你永遠只還卡數的5%，不論你的欠款是一百元、一萬元，甚至是一億元，結果都是一樣，就是﹕一世都還不完。因為5%不是以最初欠款額計算，而是最新的欠款額計算，所以，當欠卡數者每月供款時，其還款額將會愈來愈小，如果可以無限分割，還款額可以低至小數點後的無數個位，那就還到宇宙末日的一天，也還不完。但是，由於貨幣是有小數位的，最低可以是一元，或一仙，所以到了某個程度，還是可以還清的。

所以，不停的有人覆述，如果只還最低還款額，要還多少多少年，真的是完全是概念不清，甚至是危言聳聽了。

不過話說回來，有一些數學很好的人，是只管計算，全不管數學後面的人文因素的。例如說，欠債十萬元，要還款十七年，這個計算是完全沒有錯誤的，只是在數學的世界，用不着想及還款額愈來愈少，到了後來，還款數字少得可以忽略。

這就像一個統計學上恒常的笑話﹕大部分人都是在醫院死亡的，所以，如果你永遠不到醫院，便可以避開九成以上的死亡。

在投資的世界，必須懂得數學。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數學專家可以在投資世界發大財的，能夠在市場賺錢的數學專家，都是憑着設計一些騙人的衍生工具，來騙散戶去購買，或者是聲明有一套必贏的數學工具，然後成立一個基金，騙取薪水和績效費，但是在市場中，真正憑藉高深數學而贏到大錢的，一個也沒有。當然，憑數學而能贏到茶煙飯，大魚大肉住豪宅的，也有不少，但卻不能發達。

結論是：在這個社會，數學是必須的，但是理解數學背後的概念，才最重要。像上述的信用卡例子，我完全沒有經過任何的數學計算，但，已經破解了其背後的數學。

調控樓價新措施﹕有效，但作用不大

當我們聽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昨天有關最新的調控樓市新措施，作為一個小市民，第一個自然反應就是痛罵他一頓﹕「司長先生，你兩年前唔係咁講既?！」然而，我們也是理性的，必須盡量收起個人的主觀情緒，在下評論之前，把「不惜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的司長前言論統統忘記掉，不去翻他的舊賬，否則這社論將會變成了一篇力數財政司司長在過去的種種錯判和錯誤政策的文章，雖是為廣大的市民出了一口怨氣，但卻沒有積極和向前看的意義。

今日樓市的泡沫性亢奮，底因是供應不足。香港大約每年增加7萬人，而近幾年來，每年新增單位不足1萬個，單單比較這兩個數字，就知道供應是嚴重不足，供求嚴重失衡，就算是只有小學程度，相信也知道樓價必然會急升不停，也只有上一代政府，從行政長官曾蔭權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才會覺得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對不起，一說到這個話題，我們作為正常小市民的火氣就來了，忍不住又要翻舊賬。既然是供應嚴重不足，樓價必然會上升，這是變不了的真理，因此，不論政府怎樣使出招數，都只是一些行政措施，可能會壓抑到樓價，令到樓價的上升得沒這麼快，卻不能改變到其供求失衡的客觀事實。

如果問，昨天政府公佈的政策有沒有用？答案是﹕有用，但是用途不大。因為任何對樓價的行政措施，都只能解決到樓價的問題，那是價格的問題，也即是分配的問題，也即是如何分餅的問題。然而，香港房屋政策的真正問題，卻是如何把餅做大，因為我們的平均居住面積，在先進城市之中，是全球最低。而如果要把餅做大，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增加供應量。
根據昨天財金官員們的說法，在未來的三、四年之內，將會有6.5萬個單位推出市面，大約是每年不足2萬個，然而，相比起每年大約7萬人的人口增加，這只是僅僅足夠而已。但毫無疑問，這個數字至少可以令到樓價的供求處於平衡，但是，市民要想改善居住環境，在未來的三至四年，還未見到曙光。

說回最新的調控樓價措施，在短期而言，應該能發揮一定的作用。因為內地買家佔了新樓盤的19.5%，新增的買家印花稅，加重了其購買成本，相信可以有一定的阻退作用。在記者招待會中，有記者問到，內地人士在香港的炒樓情況，財金官員回答說沒有數據支持。而我們照「民間觀察」，內地人來港買樓，原因多半是要把資金撒離內地，說是搶買了香港人寶貴的土地資源，猶可說是事實，但是說內地炒家在港炒樓，恐怕人數不會太多。

此外，進一步增加特別印花稅，相信也會有利於減低炒家入市的意欲，從而令到流入的資金減少，減低樓價的上升動力。也有記者詢問﹕這會不會令到出售樓宇的二手供應量減少，反而會扯高樓價？財金官員們語焉不詳。然而，這問題其實不難回答。當進一步增加印花稅時，成交量會大為減少，影響最深的當然是地產經紀行業，但是對於樓價的影響，主要是買賣差價會增加，可能有的會廉價成交，有的則會高價成交，因為在成交減少時，喪失了樓價的信息，有財力去長期等待、有充足的價格信息的資深投資者，將會更佔優勢。換言之，這一招抽走了資金，將會令到樓價稍跌，但是影響力不會太大，副作用就是大幅減低了樓市的價格信息，不利於意圖置業或出售樓宇，但信息不足、或急需套現的小市民。

要詳細的分析政府的房屋政策的利弊得失，得再寫一篇長文，才可以把解釋清楚。而就政府昨天所公佈的兩招而論，我們的結論是﹕有效，但是效用不大。不過，這兩招卻證明了政府對於壓抑樓價的決心，這令到我們相信，假如樓價再升，政府將會不停的出招，從而製造出市場的預期，對於短期抑制樓價的升幅，當然是好事。但正如前面所言，所有的行政措施，都不過是如何分餅的問題，只有增加供應量，才是做大個餅的正途，這當然是得看長期政策，如果單看一天半天的樓價波動、或行政措施，因而便作出分析，這是不負責任的評論。雖然社會上有很多這種以短期論長期的不負責任言論，但是我們是不屑寫這些不負責任的文章的。

古時的票面值 是如何騙人的

在中世紀的歐洲，貨幣主要是硬幣，而通常，鑄幣廠是由當地最有權力的人所控制，例如說，國王，或是主教。

鑄幣廠經營的方式就是來料加工，鑄成硬幣之後，收取手續費。那時的人民把黃金或白銀交到鑄幣廠，鑄幣廠的技工將這些來料的金或銀把其提煉至規定格式的成色，然後鑄成硬幣。

在鑄幣的過程中，鑄幣廠會抽取一定的份量，傳統上的「收費」是來料的2%至3%之間，這已經足夠扣除成本，兼且也有利潤了，而且還是非常暴的暴利。這也即是說，人民把金或銀交到鑄幣廠，拿回錢幣，所得回的重量，會比原來的輕上了一點點。

看到這裏，大家一定以為，國家的鑄幣廠未免太過「搶錢」了，且讓我再講另一個故事。

在一一八○年，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鑄造了新設計的銀幣，銀幣的一面是滿臉鬍子的他的面貌，另一面則是一個小小的十字架，後世叫作「short-cross penny」，以別於在一二七九年推出的「long-cross penny」。

這個亨利二世的貨幣形象，歷經後繼的獅心王李察和約翰國王，都沒有改變過。在一二○五年，約翰國王有鑑於現有的貨幣太過殘舊了，於是答應為人民免費去更新銀幣。

大家知道，貨幣經歷了多年的使用，必定有磨損、有崩缺，按照經驗，正常的磨損程度是，每十年損耗2%至2.75%之間。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否照樣能適用在廿一世紀的香港硬幣。

總之，因為免費替換，人民紛紛拿來替換重鑄。結果呢？埋單的就是皇家，也即是約翰國王，虧蝕了他不少錢。貨幣史家沒有進一步評論這件事，不過將心比心，如果是我遇到了這個情況，就是銀幣完整無缺，我都會切下一小塊，並且磨下細粉，才交給政府，去重新鑄幣，所以政府是虧本定的了。

自此之後，就沒有政府敢免費為人民重鑄貨幣了。

說完了政府的想法，現在輪到平民百姓了。

按道理說，如果政府在鑄幣時收取費用，為甚麼他們還要把金銀送到鑄幣廠，白白吃虧呢？

這是因為政府會把鑄造出來的貨幣的面值，比它的實質重量也高出一點點。所以，政府雖然賺了錢，但是，人民也沒有虧本。在人民的心目中，把金銀送到鑄幣廠去，是除笨有精的做法。

鑄幣是謀取暴利的生意，所以國家樂此不疲，可是國家對於鑄造零錢貨幣的興趣就不大了，所以一般小市民嚴重缺乏零錢，作為日常消費的交易媒介。Sir John Craig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The Mint: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nt from A.D. 287 to 1948》寫下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記述：在一三九五年，「因為缺乏1.5便士的硬幣和法郎，許多富人本來想施捨給乞丐，卻沒有零錢，使得這些乞丐的收入大為減少。」

以上的故事告訴了我們甚麼投資智慧呢？就是面值雖然是騙人的，政府也是騙人的，但是大把人甘心受騙，在投資世界中生存，必須明白這個「鬥傻」的道理。而我正在埋頭寫的《貨幣密碼》，主題就是太陽底下無新鮮事，所有現代發生過的金融故事，在古時，都曾經發生過。

追逐市場樓價，錯了，改善居住質素，對了

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長遠房屋政策。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很多次，但是由於問題的中心錯綜複雜，仍有很多非說不可的要點，非得提出來，同社會集思廣益，否則不可以得出正確的答案。因此，我們仍然不厭其煩，在今天，用一個從來沒有人提過的全新觀點，去拋磚引玉，希望引發到社會上的更精闢，和更深入的討論。

今日的討論主題集中在房屋的供應量。房地產價格由市場所決定，市場價格是供應和需求的互動結果，而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來控制需求，例如說，減少按揭成數，增加特別印花稅等等，然而，王道的手段則是從供應量來加以調節，因為只有供應量，才是改善市民居住質素的關鍵，而用行政手段去控制價格，則只能影響到樓價，但是總體的「餅」，也即是市民的居住質素，卻是沒有改變到的。

如果政府因應樓價，而去決定土地的供應量，會有甚麼後果呢？這得引用歷史事實，去加以說明。

在1997年，香港的樓價處於當時的歷史高位，董建華上任第一任行政長官之後，因為樓價太高，令到市民買不起樓，決意大量增加供應，惡名昭彰的「八萬五」由此而起，樓價在5年，內大跌7成。如果用事後孔明的角度看，在1997年，樓價的高峰期，政府的正確做法縱非增加供應，至少也應該是罷手不幹，不管樓價升，也不要增加供應，那就可以避免了後來5年樓價大跌的災劫。但是，在1997年，社會上呼聲激烈的當時，又有何人可以如此清醒呢？

在2002年，香港的樓價低迷，出現了大量的負資產，市民紛紛燒炭自殺，社會新聞，令人觸目驚心。在當時，「八萬五」當然不存在了，而政府的「惜貨如金」土地政策就是在那時形成的，結果就是令到在2006年起，住宅單位平均供應量跌至每年不足一萬個，今日的樓價泡沫由此而起。如果用事後孔明的角度看，在2002年，樓價的低潮期，政府的正確做法不是減少供應，而是大量的增加供應量，才可以應付到從2004年至2008年的經濟起飛，那就可以避免了從2009年開始的樓價泡沬。但是，在2002年，社會上呼聲激烈的當時，又有何人可以如此清醒呢？

說穿了，房地產的價格是周期性的，一個周期大約是20年左右。但是，從土地供應，到蓋成房子，卻需要4年至5年，隨時是6年或以上。當減少了土地供應之後的頭幾年，市場仍然有著大量的「貨尾」可供吸納，樓價不致於大升，所以，減少供應的效應，不會馬上生效，而是過了幾年，可能是3年至5年，泡沬才會出現。至於增加供應量，也是一樣，在初期，市場還有過剩的消化力可以吸納新增的供應量，但是長期而言，樓價也是非跌不可。

換個說法，樓價是有著「延後效應」，政府的增加或減少供應量，不會立竿見影，馬上發生效用。相反來說，如果單單以樓價作為指標，作為供應量計算方向時，反而應該是當泡沬出現時，便收緊供應量，以防泡沬爆破時的傷害，例如在1997年。又或者是，當低潮出現時，反而要大量增加供應量，因為這得預防當未來樓價好轉時，供應量會接不上，形成了泡沬。
以上是一種「逆向操作」的方式，在實際上，政府當然不可能如此操作，否則必定垮台。但是，我們正是用這個比喻，來說明這15年來，政府因應樓價高低，而去決定土地的供應量，是多麼愚蠢的做法。可是，政府的愚蠢做法，也正是因應了社會的呼聲，因而作出的回應，因為在1997年的香港人，忍受不了當時的樓價太高，在2002年的香港人，忍受不了當時的樓價太賤。他們又怎能不大聲呼籲政府要做實事，扭轉樓市的趨勢呢？

二千多年前，商鞅變法，他對秦孝公說了一段千古傳頌的名言﹕「夫民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合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在一個現代政府，當然不可以不聽民意，可是就長遠的土地政策而言，如果太過聽從民意，就只有自尋死路，因為樓價的升跌，是長達20年的周期，而香港的市民，在梁振英上台3個月之後，見不到立竿見影的功效，便發出怒吼了。香港政府因應這種怒吼，而作出的過敏反應，在1997年錯了一次，在2002年又錯了一次，在這一次，可不能再錯第三次了。

總括而言，政府的正確土地政策，是不理樓價的高低，只管持續而穩定的供應量，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為大前題，定下10年後，市民的平均居住面積的改善數字，然後朝著這個數字去達標。至於樓價的高低，是市場的問題，政府是不應該跟隨著市場的背後，任由短期的民意，或民粹，去操縱長期的政策。

中港融合的困難，不在經濟在人口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在立法會中的發言，其內容從香港政經的內外形勢，以至於貧富懸殊問題、保育問題、房屋問題、政制發展問題，已經是相等於一份施政報告。如要一一詳細評述，並非一篇短短的社論所能概述。因此，我們選擇了其昨天發言中的一個題目﹕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以作為今天討論的主題。

為甚麼在行政長官的長篇發言當中，我們獨獨選擇這一個題目，來作為發揮的主題呢？因為在行政長官的發言內容當中，有關貧富懸殊、政府和市場、發展和保育，以至於房屋建設，都是技術性的，甚至是科學性的問題，無論是行政當局，還是立法議會，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和理念，只是就具體行動的意見不同，而這些意見是可以經從理性的討論、科學的和數據上分析，因而達到社會上的共識，以整個社會的最大公因數去作出實行。然而，有關中港關係的討論，卻是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也是建制派和反對派的最大矛盾所在，而內地和港人的意識形態矛盾之激烈，甚至已到達了不講道理地互相謾罵的程度。因此，在今日的政治經濟局面當中，最棘手的深層次問題，就是中港關係問題，而很明顯，梁振英也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其首席智囊之一，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在梁的發言之前，已經在其個人專訪中，為中港融合作出解畫，為梁振英在昨天的言論護航。

有關中港融合的問題，我們在日前的社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了。首先，在中央政府的方面，它企圖逐步收回香港的決心和部署，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但是由於距離「五十年不變」的到期日，還有35年，所以它也不會急著來，推斷它將會用上一二十年的時間，在政治經濟兩方面，慢慢融合香港。

另一方面，我們亦已說過，反對派企圖淡化中國經濟對香港的影響力，是為了政治立場，欺騙港人的謊言。第一個謊言是香港倚賴中國，反過來說，中國也倚賴香港，兩者是唇齒相依的關係。更有甚者，甚至有人認為，如果沒有香港這條「出路」，中國的貪官該往何處？但事實是，香港只佔中國經濟的幾個巴仙，論到數字，甚至遠遠不如日本，如果中國連日本也可以杯葛，香港的經濟有何能力說成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相反，中國卻是香港經濟的命脈，如果香港沒有了中國，我們的經濟將是災難性的打擊。第二個謊言是有關旅遊業，說自由行只佔了香港的G.D.P.的5%，所以並不重要，云云。但是首先，G.D.P.是有乘數效應的，如果喪失了自由行的5%收入，有關行業的人的收入減少了，也會連鎖反應地減少了香港人的本土消費，所以這5%的影響力可能是10%、15%，甚至是20%。再者，香港其他的95%的G.D.P.一部份是金融、一部份是地產、一部份是塘水滾塘魚的本地消費，而自由行的5%，則是聘請了大量本土工人的消費零售業，也是大量中小型企業的命脈，而且更是外來的「生水」，其重要性絕非是表面上的5%的G.D.P.可比。激進反對派故意矮化了中國經濟對於香港的重要性，是反智的、民粹的，也製造出不少誤導性和愚民性的言論。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經濟至關重大，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是一個大前題，如果連客觀的事實也?煞了，其餘的理性討論，也就不用談下去了。

理性的事實是﹕中港融合，在經濟上，在貿易上，都是沒有問題的，反對者都是沒有理據的。可是，問題在於，中港的融合問題，真正的關鍵所在，不是在經濟，而是在人口。換言之，貨物來往、金錢來往，都是好的融合，絕對不應該反對，可是現在的問題卻是在於，人的融合。

事實上，香港人反對的和恐懼的，主要並非是經濟上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而梁振英昨天提出了香港人在內地的工作、經商、旅遊和生活，這是文不對題，因為香港人一直慣了在內地來去自如，這並非香港人關心的問題，因為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是希望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也不變的。但是對於內地人來港，他們本應是沒有這個權利來港。在以前，來香港，不論是工作、還是經商、以及旅遊，都不過是一小撮特權分子的特權，但是自從自由行以來，不停擴大內地人來港的權利，令到大量本來沒資格來港的內地人，變成了自由進出，這就刺激到了香港人的神經。

換言之，所謂的中港融合的問題，經過抽絲剝繭的分析之後，已經窄化到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內地人進入香港的權利問題。其中有一部份是合法的移民，例如內地菁英來唸書、打工，但是會同香港的青年爭奪政經的資源和上位機會，內地的家庭團聚新移民，會造成社會福利的壓力，雙非孕婦是企圖以非法手段，去把子女變成香港的居民，自由行扯緊了香港人的住屋、購物、社會環境，冒犯了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總括而言，中港融合，並不在於經濟，而在於人口！

我的處男買股票

據說，李福兆在四歲便開始買股票，我的「股齡」比他晚，但也在九歲開始第一次了。

小時候，我體弱多病，家裏給的零用錢，新年逗的利是錢，一分錢都不花，都儲蓄起來了。經年累月之下，竟也攢積到一個不小的數目。碰到那時，股票進入了大牛市，父親問了我的同意，我把錢從恒生銀行的兒童戶口中提了出來，全投在股市。

結果是，在一個月之內，贏了一倍的利潤，鳴金收兵，大勝而回。By the way，我爸爸不務正業，但對於兩項金錢遊戲頗有研究，一是賭馬，二是股票。後來我哥哥承繼了賭馬，我則承繼了股票，真的是家學淵源。我把這個「不幸」，歸咎於爺爺的祖墳，這是閒話，表過就算。

記得當日，我的第一次，買的股票就是「和記」，所以我常常說，這是我的天字第一號愛股，是有着歷史因素的。

至於那筆在股市發了的橫財，也擺放不了多久。

兩年後，爸爸作為一個賭徒，在「三更窮五更富」的效應之下，忽然手風不順，也是常有的事。再說，如果單單是賭馬和股票，也還頗有優勢，問題是，他墮進了一個無底深淵，就是沉迷上了百家樂，這就是絕症了。

百家樂是非常非常難以戰勝莊家的超難遊戲，在父親沉迷的那個年代，還未發明出破解它的數學方法。結果是很明顯的：父親在「家樂仔」的面前，敗北了，輸光了。

爸爸對於子女們的零用錢是一視同仁，不管大小，人人都是相同數目。哥哥姐姐的年紀較大，花錢能力較強，早就把零用錢花光了。而我，作為全不花錢的小弟，兼且又在股票市場贏了錢，是很明顯的一條肥魚。在已經輸瘋了的爸爸的眼中，自然是「劏來吃」的最佳對象。

所以，我的零用錢，包括了第一次買股票贏錢所發的橫財，下場就是統統上繳中央，一毛錢也沒有花過，就此完蛋了。

這段童年的經歷，令我得到了兩個啟發。

第一個是，世事真的好像是冥冥之中注定的，連我這個研究科學，還寫科學普書的智者，都不能不對此半信半疑，或七信三疑。父親的遺傳、小時候的幸運，甚至是連祖墳也扯上了，莫非就此把我引上了股票之路？

第二個是，如果在股票市場賺了錢，一定要把它花掉一部分，以作「對沖」，否則一旦出現逆轉，變成了空歡喜一場，那就喊都無謂了。當然，我的毛病是「對沖」得太多，花的比賺的還要多，但，我又無叫你學我！

好朋友D君去了大阪，我介紹他去まぐ食堂，去吃「yu-ke maguro」，即是韓式漬法的吞拿魚飯，日本只此一家，因為它位於鶴橋市場內，那裏是韓國街，所以才賣韓日fusion飯。

它只開十一時至一時，賣完就關門，我在十一時半去到，只剩下一份吞拿魚飯，遲五分鐘都沒得吃。D君十一時到，找了半小時才找到，結果是明天請早，他第二天再去，終於吃到了，還拍下了照片。

消委會的謊言，強積金的可恥

我們早在日前的社論已經說得很清楚，強積金作為香港規模最大的基金，其總體投資成績必然也受到香港的經濟增長所影響，不可能高於本地的平均經濟增長。換個說法，假如有一位香港股神，其投資成績更勝於巴菲特，別說是一年30%回報，一年100%的回報，也是邏輯上可能的。可是，強積金作為一個代表了三百多萬香港打工作的基金，其投資總成績不可能高於香港的經濟增長。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強積金的投資成績高於香港的增長，那麼，錢從何來？莫非錢是無中生有，可以白白的從上天掉下來的嗎？

以上的分析十分簡單，基本上是常識了，但是政府的袞袞諸高官，以及議會的袞袞諸代議士，居然好像沒有人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也沒有人從這個簡單得好比一加一等如二的道理清楚的告訴市民。大伙兒夾定起來，一起欺騙三百多萬打工仔的血汗錢，沒有一絲一毫的反省。

正因為我們對強積金的回報率分析，已經有了上述的基本概念，所以當消費者委員會公佈，在過去年間，強積金的回報率表現最好的是5.81%，表現最差的是-14.04%，在341隻可提供比較的數據當中，有159隻基金「見紅」，錄得負增長，我們反而不覺得奇怪，反而認為是正常的現象。因為，我們在上文已經分析過了，強積金如果虧本，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因為錢都給投資高手賺走了，反而，強積金如果能夠跑贏大市，才是奇事，因為市場上根本沒有這麼多的高回報率，可供強積金去賺這個錢。

姑不論那一隻年回報率是-14.04%的強積金是哪一隻，因為，如果以5年的回報率去計算，這筆血汗錢已經不見了一半以上，可算是一場慘不忍睹的悲劇。就算是表現最好的基金，也只是有5.81%的平均回報率而已。現在且讓我們去到消費者委員會所舉的例子﹕由35歲開始供款到65歲，每月連同僱主供款部份，共供款2,000元，每年平均回報率5%，基金收費為1%，不包括通脹因素。在30年間，總供款達72萬，在複息效應之下，退休時，可以得到累積金額約139萬。

對於消委會的這一個「例子」，表面上好像沒有甚麼，但正如廣東人的俗語︰大話怕計數。這些謊言，比之寶藥黨也好不了多少，只是用來騙騙無知的婦孺，可不能欺騙到明眼人。5%的投資增值，加上1%的基金收費，換言之，即是6%的平均回報。在香港這個地方，在近幾年，有哪一年的經濟增長是超過6%的？消委會這6%的回報率，究竟是從何計算而來？莫非是上天恩賜，或是用魔術變出來的錢？再說，如果在過去5年，表現最好的基金，也只能得到除開支後5.81%的回報，而最差的回報率則低達-14.04%，而消委會竟然假設大部份的強積金投資者的投資成績，居然可以接近成績最好的那一個基金，如果說這不是騙人，那就一定是幻想了。

對於強積金，我們的忍耐力已經到達了最高點，也沒有任何額外要求了，甚至不要求其回報是不是合理了。我們只要求政府還給我們一個公道，就是說老實話，不要說謊欺騙廣大的市民，尤其是不要說這一些連小學生也騙不到的謊言，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有關的官員們也似乎做不到。如果要更進一步，我們則要求取消強積金，用定期存款來代替這些騙人的基金，用固定的回報來代替可恥的謊言，這，應該不是過份的要求吧？

60歲不再是長者，強積金變成自由行

在昨天，我們指出強積金是不可行的，現有的和政黨提出的退休保障計劃在精算上是計不通的，所以從政府到政客都是在欺騙廣大的香港市民。然而，破而不立並非我們的風格，當我們戳破了強積金和所有的退休保障計劃的不可行之後，也有責任另外提出一套新方案，以供讀者、市民、和整個社會的參考。

在1956年，有一首流行曲，由Doris Day主唱，風行直至今天，名叫《Que Sera Sera》，內容大致是這樣的﹕「當還是小女孩時，我問媽媽，長大後會變成怎樣。會不會很漂亮？會不會很有錢？媽媽温柔地回答我﹕無論將來是怎樣，未來是無法預料的……」

所謂的退休保障，簡單點說，就是為不可預料的將來去未雨綢繆，而預算的時間可以高達四十年以上，這當然是不可避免，會有偏差的。試想想，在1972時，去為今天的情況來作打算，這其中的偏差會有多大？這四十年來，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顯然是在四十年前，就是最最聰明的人，也無法預測得到的，何況還要作出未雨綢繆？當然是難上加難了。

正是因為未來的不可預測的，所以我們不能夠單單靠著「用者自付」一項單一大原則，來供養退休的長者，而是必須雙管齊下，即是一方面使用隨收隨支的老人金制度，也即是現有的生果金、綜緩，以及建議中的長者特惠津貼，作出一個全面性的計算和計劃，而不是像現時般，新加一塊，再又加上一塊，架床疊屋，用幾個津貼去做相同的事情，沒有一套統一的、全面的系統，去統御所有的敬老扶貧計劃。

隨收隨支的長者福利，出自政府的庫房，只是提供長者最基本的生活所需，如果長者要退休生活過得富足，除了隨收隨支的政府支出之外，還得靠著「用者自付」的方式，去儲蓄供款。

現有的強積金制度，是把政府的供養責任，轉移到僱主和僱員的身上，而到了最後，則羊毛出自羊身上，變成了全由僱員承擔，因為僱主在精打細算之後，自然會以凍薪來作出相應的調整，而在近十多年，香港打工仔的薪水幾乎沒有寸進，原因有很多，但是「強積金效應」是不可以低估的。

我們昨天提出的退休年齡問題，是非得解決不可的，因為在計算方面，根本計算不通，尤其是當教育普及，越來越多的香港人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去唸書，以四年大學、平均入學率20%計，再加上其他的專上學院，工作年齡又已經縮短了一年以上，現時的60歲退休制度，顯然已經不合時宜。正如我們昨天所言，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不容我們去逃避的﹕40年的工作時間，如果單靠付出10%薪水的強積金，並不足以供養22年的退休生活，而且，香港人的平均壽命還將延長下去，這也是不可改變的大趨勢。

一個人要幾多歲退休，在自由社會，是自由的選擇，政府無法強迫。但是，政府的政策對於民間，有著指引性的作用，如果政府把公務員的退休時間逐步順延五年，即是推到65歲，對於退休保障的精算，便可行得多了。由於要把退休時間順延五年，並非一日可以做成，而必須逐步的推行，例如說，五年後推行，每3年增加1年，即是5年後變成61歲，8年後變成62歲，11年後變成63歲，餘此類推，才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的震撼。因為推行需時，所以立刻就要作出行動！

至於強積金，我們一直以來的建議，就是把它視作一項強迫儲蓄計劃，而不是一個強迫投資計劃。市民的這一筆強積金，不只可以投資基金，還可以選擇定期存款，買大型藍籌股，甚至是作為買樓首期的一部份(如果事主另外也付出了一部份的本金，賣樓時可以按佔股比例本利拿回)，因為很多人的退休計劃，就是把自住的房子賣掉，就可以吃用很多年了。為免市民拿這筆錢來作頻密炒賣，政府也不妨限制，每兩年才准「進出」一次。但是最好的「投資」，很可能還是認購政府的i-bond！至於這筆「強積金」，則不妨放進一個銀行的特別戶口，每月規定了錢進去，但卻不准提出來，買賣投資，銀行代為保管安排。

此外，為了鼓勵市民儲蓄，政府也可以提供一個稅務特惠﹕如果市民自願把一部份的收入存進這個「新強積金」戶口，可以得到稅務減免，最高的可以把總收入的5%，或上限1至2萬元，享受到這個免稅的優惠。加拿大便有一個類似的計劃，可供參考。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有一個金融服務界的候選人，也提出了同樣的想法。

簡單點說，我們的想法，就是把長者重新定義，因為今日的醫學昌明，60歲的現代人精壯得好比中年人，根本不能算是長者。這樣想、這樣說的人，根本就是看扁了這些中年人，也會對社會構成了莫大的損失！香港成立特區以來，一共有三個行政長官，最年輕的梁振英也58歲了，莫非要他兩年後便退休嗎？另一方面，把強積金釋放出來，鼓勵他們儲蓄，讓市民可以控制自己的財富，這才是莫大的功德！

強積金是暴政，港政府在騙人

在社會中討論多時的強積金半自由行，將在下月一日正式實施，而積金局乘著這個機會，也加強了對強積金的監管，例如說，對中介人的法定規管制度，亦將在下月生效，其中包括了引入註冊制度及訂立操守要求，如果非註冊人士去推銷強積金，將會遭到刑事檢控，如果是註冊人士銷售強積金時，沒有遵守操守要求，則會被罰款，或取消註冊，視乎違規的情況而定。

強積金半自由行，相比起先前的硬性規定由僱主去決定，這是增加了彈性，對於打工仔、對於供款者，是好事。政府的加強監管其銷售，也是好事，畢竟，強積金的銷售牽涉到天文數字的數額，現行的監管制度已被證明了漏洞多多，所以加強監管，對市民也是一項德政。換言之，以上的兩項政策，都是好事，改善了現有的制度。如果要我們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價，這好有一比﹕就像是一個仁兄，每個月都遭到重重的劈上了一刀，在以前，是任由人家去劈，劈後流血不止的。現在情況改善了，被劈者可以自由去選擇操刀者，那就可以選擇一個力度沒那麼大的，希望劈出的傷口沒那麼深，更為仁慈的是，對於整個劈傷的過程，政府都有法例監察，不會令到傷者的傷勢比預期為重。

如果同先前的任劈任流血的情況相比，政府的新政策當然可以算是德政了。但是其為劈者、市民為其傷者，則一也。是的，我們的意見是，整個強積金制度，是特區政府的兩大暴政之一，另一個就是地產霸權。說穿了，這是一個「率獸以食人」的荒謬制度，所謂的「獸」，就是金融界和基金經理，以及銷售強積金的經紀，政府強行剝奪了市民的金錢，以供養金融界這些巨獸，這顯然是不公義的。

從來沒有一條政策，令到香港市民如此反感、如此反對，竟然會在政府和議會通過的。這是因為政府、立法會的政客、所謂的經濟專家，所聯手泡制出來的不義法例，正是「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組成」，究竟這些專家之言，這些統計數據，能不能贏過市民的民間智慧？今日的香港小市民，無不對這個俗稱的「強迫金」怨聲載道，為甚麼呢？因為所有的小市民都不相信強積金真能保障到他們在退休後的利益。從這一點之上，我們站在民間智慧的一方，同意是政府、政客、和所謂的經濟專家們站成一起，強姦了民意，一起坑了香港市民。

隨著人口的老化，政府為了減輕退休人士福利的負擔，實在有必要制定長遠的措施，這種想法是正確的。但是，這就像病人要吃藥，這也是正確的，但是吃藥的先決條件，是吃正確的藥，才能治到病。強積金就是一劑黃綠大夫開的藥，甚至是神廟開的神茶，根本就沒有作用，因為強積金沒有作用的同時，反而減低了市民的消費，令到經濟更加受到打擊，市民的受入也受到了影響，這好比吃錯藥，反而會加劇了病情。而政府的說法就是不停的喃喃重覆說著人口老化，所以必須有強積金，這就像一個文盲老婆婆，不停說你生病了，所以必須喝神茶。然而，生病是事實，但喝神茶只會令病情加深，這些簡單的道理，每個市民都懂得，所以每個市民都反對強積金，就只有文盲老婆婆不懂得，還要硬灌市民喝下去。更有甚者，有的人相信了文盲老婆婆的說話，以為神茶真的可以治病，這就像真的相信了強積金的數目可以令人安享晚年的人，到了退休之後，發現強積金的表現甚至連通脹也比不上，這就好比吃了神茶多日，病情越來越重，終於吃得一命鳴呼！

其實，所有的退休金計劃，包括強積金在內，也包括很多政黨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都是騙人的，經不起科學的精算。香港男人的平均壽命是78.9歲，女人的平均壽命是84.9歲，加起來的平均是81.9歲。平均來說，如果一個人20歲開始工作，60歲退休，退休後還有22年好活。他每個月供款是收入的5%，供款40年，40年的5%，真的可以供給22年的退休後生活所需？說投資可以增值，那又是騙人的，經濟增長是有限的，而且眾所周知的，香港的經濟增長高峰期已經過去了，不可能再回復到當年的增長速度。一個很聰明的投資者，其投資成績可能遠遠高出於經濟增長的平均數，這是絕對可能的。可是，如果說，由三百多萬名就業人士所組成的強積金戶口，其平均的投資成績可以高過經濟增長率，那一定是騙人的，因為這違反了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錢從何來？如果把經濟增長率減去了強積金的管理費用，對不起，強積金縱使不是負回報，其回報率也絕對是差強人意，甚至比不上銀行的定期存款。這也是經很簡單的分析出來的結論，用不著大堆大堆的統計數字。

總括而言，強積金是騙人的、是沒有作用的、是退不了休的，我們的目的是去取消它，而不是修修補補，是要收刀不斬，而不是為傷者包?傷口。是的，這篇社論寫的語氣極重，因為我們的確是對強積金十分憤怒，極重的語氣，正好代表了市民的心情。前文不是說過了嗎？強積金正是香港政府的兩大暴政之一！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和金融界的犯人

小時候，我很喜歡聽歌，但由於程度不好，往往不明白歌詞的意思。例如說，〈Seasons in the Sun〉是天天得聽幾次的，但是直至長大了以後，學懂了英文，才明白，它是一首死亡之歌，描述的是可怕的dying young，歌詞主人先後向老友、父親、女友告別。直到如今，偶爾在車內聽到此曲時，我也禁不住惻隱。

還有一些歌曲，也是長大後才理解的，就是犯人之歌。〈Unchained Melody〉的「chain」，就是犯人身上的鐵鏈，它鎖不住犯人對愛人思念的心，也鎖不住音樂。

至於〈Rising Sun〉這個概念，很多人誤會，以為是勵志的象徵，實則上，它是代表監獄之內，那扇小小的窗口，只能看到日出。這令我想起大仲馬寫的《黑色的鬱金香》（La Tulipe noire），主線是十萬金幣的懸賞，徵求黑色的鬱金香，因為黑色不可能發生光合作用，所以黑色的花被認為是不可能的。男主角Cornelius van Baerle是種花專家，持有三顆黑色鬱金香的球莖，後來遭人陷害坐牢。在牢中，他只能看到一扇窗，窗外就是女友Rosa的家，因為她的父親是個獄卒。Cornelius在獄中教導女友，逐步培育出黑色的鬱金香，贏取了十萬金幣。金庸的《連城訣》中，丁典在獄中，從窗外看到女友凌霜華每天換花，劇情如出一轍。不過以今日的科技，黑色的鬱金香已經十分普遍，種植秘訣是這其實不是黑色，而是非常深的紫色，因為黑色真的是不可能的。

所以，〈House of the Rising Sun〉並非勵志歌，而是「tell your children, not to do what I have done」的犯人懺悔之歌。我第一次聽〈Carry on till Tomorrow〉，是出自Wynners樂隊的鍾鎮濤，但其實是英國樂隊Badfinger的原作。有趣的是，Wynners的前身是Loosers，改名改組後，才大紅。Badfinger的前身叫「Iveys」，也是改名之後，才紅起來。〈Carry on till Tomorrow〉的第一段歌詞是：「在比現在稍為年輕時，我告訴自己，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我離開了陽光不到的地方，皆因生命苦短，不能等待。（但是）當我看到rising sun時，我便明白了，我只有繼續（陽光不到的生活）了。carry on till tomorrow，沒有理由回望過去……」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並非犯人之歌，卻是放監之歌。歌詞主人「done my time」，也即是坐完三年牢之後，坐巴士去見其愛人，卻怕其愛人不理他了，所以寫信要求她，在家門前的老橡樹掛上一條黃絲帶。如果他經過時，見不到黃絲帶，他便不下車了，因為這是他的錯（put the blame on me）。結果是，他不敢看，叫巴士司機代看，然後整輛巴士充滿了歡呼聲，因為老橡樹掛上了一百條黃絲帶。

作為一個炒股人，對於監獄和犯人，為甚麼有這麼敏感的反應呢？我的回答是﹕「唓，家陣做股票，同撈偏門、做古惑仔都無分別啦！」

是呀，在股票的世界，同賣白粉一樣，常常都有大量的現金交收。今日的經紀們，身上帶着三五台手機，全都是太空卡，如果給警察搜身，還以為是外圍佬。有關的故事，電影《竊聽風雲》已經描述過了，據說，戲中大壞蛋王敏德影射的那位真實人物，瘀得足足幾個星期不敢出外呢！

至於股壇的入獄坐牢，更是閒過立秋，月前才有一個老友「出事」了，連前任金融服務界的議員都是難友啦，可知在金融服務界，坐牢的「代表性」有多強。

對不起，我們愛莫能助，陳茂波，請你下台吧

在南丫島撞船慘劇發生之後的翌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被狗仔隊拍攝到在馬會會所一邊吃飯，一邊喝啤酒，然後在酒後駕駛七人車，兼且在酒後的駕駛態度還不很禮貌，涉嫌了跟車太貼、切雙白線和逆線爬頭等三項違例事項。要分析這宗事件的是非對錯，得從幾個角度去看。

對於梁振英政府和其班子，我們的態度一向是秉公評論，盡量公平客觀地作出批評。有鑑於梁振英本人及其班子的形象太差，而且從上任之前至之後，屢逢醜聞，但我們為著整個香港的福祉大局著想，仍然決定支持梁振英的施政，因為如果不顧一切，非得把梁振英扯倒下台，對於香港人而言，只會是更大的一場災難。而在陳茂波上台之初，已經被揭發出他在多年前曾經參與經營劏房，以及在買入大角咀物業時，隱暪樓價，以暪騙印花稅。不少反對者因而要求陳茂波下台。當時我們的看法仍然是以大局為重，因為陳茂波涉嫌的雖然是不光明的醜事，但是一來他試圖辯解與己無關，二來事發已久，不妨視為當時「年少無知」，三來上一任的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在做了短短的12天，便因暪騙房屋津貼而下台，政府實在禁不起再一個發展局局長的下台。也為了大局著想，我們對於陳茂波的?房和暪騙印花稅的立場是留中存疑，並且希望他戴罪立功，好好的做好發展局局長這個職位，回饋社會，正是有厚望焉。

報紙對陳茂波的報導，平心而論，有些部份是既虐且謔，從某一方面去看，是寫得有點過份了。雖然是南丫島發生了38名死、一百多人傷的慘劇，陳茂波雖然是身為局長，但是到馬會吃鹹豬手，喝兩杯啤酒，也只是正常的午餐，也屬情理之常。畢竟，雖然是死傷多人的超級慘劇，總不能要求所有局長級的人物統統都去吃素，而喝啤酒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只是很普通的生活習慣，根本說不上是飲酒作樂。總之，在慘劇之際，飲啤酒和吃鹹豬手，雖然不值得恭維，但也絕對不是錯事，而是十分正常的行為，並不值得出文嘲弄或批評。

作為一個局長，車品不好，不停的違反交通規例，那就真的是很值得去批評了。但是，這算是不光采的醜事，卻不能算成是醜聞，因此而?責他，是應該的，但如果要他因此而下台，就未免太過嚴重了。

然而，酒後駕車卻是嚴重得多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酒後駕駛是十分危險的事，這幾年來，政府更是大力打擊酒後駕駛，並且大幅加重了刑?。酒後駕駛這條罪行，對於公職人員的影響有多嚴重，從警察的守則便可知道﹕凡是警察，一旦被發現酒後駕駛，後果就是立即革職，離開警隊，是絕對沒有寬容的。在一些國家，例如日本，如果被發現了酒後駕駛，一生前途馬上盡毀，工作沒有了，也沒有僱主會再聘用，所以日本人有一個特別的職業，就是代酒後客人駕車回家，可知事態的嚴重。總括一句，就是公職人員，只要是酒後駕駛，都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就算是貴如發展局局長，也不例外。

當日記者做過測試，陳茂波喝了兩杯啤酒，是稍微超過了法例的吹氣測試﹕上限是20微克，喝了兩杯同款啤酒的吹氣測試結果是24微克。然而，超過不超過，又有甚麼關係呢？本來，酒後駕駛的立法原意，就是一滴酒也不能喝，只是因為技術問題，例如說，吃了醉雞、或紅酒繪牛尾，都會含有酒精，在技術上才不得不設定吹氣測試的界線罷了。所以，在技術上，司機不能在吹氣測試中超標，但在原則上，則一滴酒都不能喝！

我們實在很愛惜梁振英的班子，支持他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也認為，如果發展局局長又下台，對於整個香港，對於700萬香港小市民，並不是好事。但是，酒後駕駛的陳茂波，還是請下台吧，因為這是原則問題。或許，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陳茂波不下台，怎能對得住那些因酒後駕駛而被革職的警員們？

領匯壟斷錯了？

領匯（823）是在2005年上市的，當時已經歷了一波三折。公屋居民擔心一旦它上市私營化以後，便會令到公屋商場租金大升，商戶經營困難，再也不能提供廉價的日常生活用品。
果然，這幾年來，領匯旗下商場的租金大升，公屋居民吃苦，當然成為了政治壓力。觀乎月前的立法會選舉，無論是左中右、建制民主兩派，都在大肆翻舊賬，指摘當年把領匯上市，是上錯了。                 

地產霸權才是禍根
但領匯上市真的錯了嗎？
香港商場租金價比天高，並非領匯一家獨有，而是整個香港的共同現象。這是因為前特首曾蔭權政府縱容地產霸權，尤其是那些擁有大量優質商場的巨賈，所以堅決不肯興建商業樓宇，好給這些地產霸權不勞而獲，坐享巨利。
港交所（388）董事李君豪在選金融服務界的立法會席位時，我們一起商討其政綱，他感嘆說︰「700萬香港人，全都在為幾個地產商打工，把辛苦賺來的錢都送給這些巨富了。」
事實是，香港的商業樓宇比住宅升得更高更快。所以我常常說，把這伙人統統捉去坐牢，我一點都不心痛。
假設當年曾蔭權，老老實實去適當地建造樓宇，整體商業樓宇的價格便不會飛升，領匯的租金也就沒有加價的條件。
換言之，沒有曾蔭權政府的七年亂港，也就沒有地產霸權，領匯的租金也就不成問題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說領匯不應上市，是倒果為因，因為問題的源頭是整個地產市道，不獨獨是領匯。
廣告兩則︰我的《炒樓密碼》上市兩周後，便再版了，多謝讀者捧場。我的《炒股密碼》九度再版，加上了60%的內容，變成了硬皮精裝，「稍微」加價至168元，希望讀者捧場購買，落力捐輸。

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非

忠實讀者都知道，我寫的書一直有不停再版的「習慣」，而每一次的再版，都有大幅的改動，例如剛出版了的白金版《炒股密碼》，便加上了60%左右的內容，厚得像塊磚頭，也硬得像塊磚頭，可以敲破人的腦瓜子。

我的書不但有增添內容的「壞習慣」，有時還會「分拆上市」，剛出版不久的《炒樓密碼》，便是集合了以前寫下的內容，經過了重新整合和大量的增添，因而成書的。有的買下了舊版的讀者，提出過抗議，說這做法實在不好。

蘧伯玉是衛國人，從事過衛獻公、衛襄公、衛靈公三位國君。這位仁兄以賢良和品德高尚聞名，和孔子是好朋友，孔子到衛國時，便住在他的家，並且稱讚他﹕「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淮南子．原道訓》說：「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也說﹕「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這說明了，一個賢人是應該不停隨着時代而改變，就算是到了五十歲、六十歲，都要不停的求進步、求變化，才不致給時代趕了過來，變成廢物。

人類是很聰明的，不停會想出新的點子、想出更佳的捕獵和逃生法門。在投資的世界，不停的快速改變，因此投資的方法也在不停的進化。例如說，在經濟蕭條的年代，Benjamin Graham的「價值投資法」是最優策略，可是到了今天，如果照單全收他的《證券分析》去作聖經，就會墮進了很多新設計出來、Benjamin Graham在生的那個年代聞所未聞的投資陷阱。這不代表我們從此不看《證券分析》，但這只是一本《舊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參考，但是還得補充營養，把《新約》也加上了，才能配合新時代的需求。

我的《炒股密碼》和《周顯發達指南》分別在二○○七年和二○○八年橫空出世，一下子打破了當時的很多投資謬論，因而「兩」紙風行，不停的再版。可是，投資書這東西，和小說不同。小說是長青的，甚麼時候看都可以，但是關係到投資，當人家學懂了你的理論，也就毋須再看你的書了。更有甚者，當我的讀者學懂了我的心法之後，還會去寫東西、還會去教人、還會去傳播我的理論，如果有一位不知情的人，循着其他途徑，學會了我的心法，回來看到了我的書，反而會認為我是抄襲呢！

所以，我只有不停求進步，才不致於被後進追上，這就是「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是我的書不停改新版的原因：如非我不停的再版，早就給人拋在後頭，在取笑我是過期春藥了。（莫非在再版之後，便繼續是保鮮期中的春藥，可以All time high？）

蘧伯玉的第二十七代孫，叫「蘧瑗」，是唐朝時的光祿大夫，因為遭到政治迫害，將全家分為「璩」、「渠」、「矍」三姓，分頭逃亡。近年也有把「蘧」改為「琚」或「曲」的，只是為了易寫易讀。

台灣有一個名女人叫「璩美鳳」，是記者、電視節目主持人，還當過台北市議員、新竹市政府文化局局長，但是她最有名的事件，還是在二○○一年，給所謂的「朋友」郭玉玲在她的屋內裝置了針孔攝錄機，拍攝了她和已婚商人曾仲銘的性愛過程，並且印製發行。在今天，人們看過了陳冠希和李宗瑞的盛大表演之後，當然覺得當年的璩美鳳不過是小兒科，不值眼尾一瞄，但以十一年前的標準，可是震撼得叫人合不起嘴（直流口水）來呢！世界果然是進步得很快！

香港人是水貨始作俑者，排外情緒加劇令人擔心

這邊廂，香港市民方才「光復」了上水站，那邊廂，深圳政府馬上採取了報復行動，宣佈每日抽查200港人，一旦被發現了港人逃稅過關，均有可能被內地海關起訴，就算是含稅量低的物品，也不例外。

我們承認，內地的水貨客在上水站的作為，不但犯了香港的法律，也嚴重的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可是正如孔子所說的﹕「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當我們看到內地水貨客在香港的不禮貌行為，阻礙港人的日常生活時，可有沒有反省過自己？從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大量湧進深圳，人數之多，只會在今日的自由行之上。說到水貨客，也是香港人的首創，大群大群的聚集在深圳的羅湖交通樓之內，其行為之難看，也絕對不讓於今日內地之水貨客。而論到財大氣粗，盛氣凌人的嘴臉，恐怕今日的內地大款，也及不上當年的香港人。難聽點說，如要比較，今日的內地自由行最多是吵吵鬧鬧，行為無禮，在邊境地區賣賣水貨，但是他們可沒有大量的湧來香港嫖妓，甚或是包二奶，相比來說，港人比起自由行內地客而言，只怕更是不堪。

由於內地的水貨客嚴重的影響了上水居民的生活，香港人和香港政府依法辦事，想辦法疏導人群，甚至是依法把他們驅走，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可是部份香港人用粗暴的手段，去進行「光復上水站」，非但出口傷人，在事後還得意洋洋的以作炫耀，大搞「種族」歧視(在某些人的眼中，香港人和內地人是不同的「種族」)，如果設身處地，自己是內地人，看在心裏，會有甚麼心理？換言之，深圳政府作出報復式的行為，也是可以想像的事！

現時內地水貨客的數字，大約一萬人至兩萬人之間，其中大部份是內地省市的居民，而不是深圳居民。香港居民的水貨客數字，大約是一萬人。假設大家大打「貿易戰」，雙方不准買賣水貨，最後誰會更為吃虧？答案是﹕香港人。因為香港是免稅港，香港水貨客攜帶水貨入內地，單單是省了稅金，便能賺到大錢。不說別的，單單是每次的新iPhone登場，香港人把水貨帶往深圳，一台便能賺到數千元，可謂是本小利大的生意。而中港兩地的經貿關係唇齒相依，根本不是在盲目抗議的人所能瞭解。單單是深圳政府的一個報復式決定，已經影響了一萬名香港市民的飯碗。

對於上水站的問題，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是，一方面擴建上水站，另一方面改建落馬洲站，增設大量的商場配套，讓水貨客改而在落馬洲站作交易，便可以疏導上水的人流。畢竟，上水的設計主要是住宅區，配套不宜作為高流量的水貨買賣市場。但是落馬洲站人流不多，而且是新發展的關口，正好用來作為此用。

我們擔心的是，今日香港的仇視內地情緒，正在日益升溫，非但加劇了中港矛盾，最終也會破壞本地的經濟。事實上，仇外情緒，並非香港獨有，美國也是，整個歐洲都是如此，而且他們的仇外，比諸香港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去看，當一國或一地經濟不景時，便會順理成章地，把自己的不幸，埋怨在別人的身上，在古今、在中外，皆是如此。上一次發生全球性的排外主義，是在1930年代，結果是極右主義抬頭，在德國，由仇外的納粹黨上台執政。在西方，不少學者已經在預測，排外和極右政黨再次上台的可能性了。而我們作為香港人，看到香港人和內地人的「仇恨」日益滋深，納粹式的言論越來越是普遍，實在不免令人驚心！

金融界和拍AV的學歷要求

在很多很多年前，香港有十多間著名的女子中學，每年「生產」出大約一千多名名校女生。這些女畢業生們都是高貴的天之驕女，少年時的我的畢生心願，就是拖着名校女生女友，多麼威風！

十零歲的我當然沒錢去涉足歡場，但看報紙專欄，不少人說及偶有名校女生投身火海，大受恩客之歡迎，可見得，知識無價，女性有點兒學識，縱是身在花界，也還是有優勢的。當然了，在知識膨脹的今天，名校女生的優勢已不復存在了，根據幾位「專家級」朋友所說，今日的高級夜店，大學女生也大不乏人了，的確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尚記得我初出茅廬時，一位傳媒界的前輩同我說：「唉，今日的歡場女子，只懂得唱歌猜枚，那及得上我年輕那時，新加坡的舞女，文化水平可高得多呢！」

這傳媒前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級人馬，姑諱其名了。當時我的心在嘀咕：「在古時，名妓還懂得吟詩作對呢！女人的文化水平有多高，得看男人的水平如何。如果男人只愛飲酒猜枚，女人又何必懂得歌花詠月？」

大約是十年前吧，我到深圳一家非常高級的卡拉OK去玩，結帳時，見到眾位陪酒女侍應各拿起一份表格，在努力填寫，寫了很多很多字。

我好奇問：「你們在寫甚麼？」

她們說：「寫報告。」

原來每次客人走後，她們得報告包房內發生的所有大事，例如客人有沒有投訴或不滿，食物水平如何，服務員的態度又如何，上飲料的速度快不快，統統都得填上去。當時我的心在歎息：「這就是知識型經濟！連坐枱的小姐都要識字，真的是趕絕文盲了！」

然後在日前，我看到了一段新聞：根據日本作家中村淳彥說，在一九九○年代，即使拍AV的酬金是一千萬円，也沒有多少日本妹願意入行。但是今日，AV女優已成了日本少女眼中的「筍工」，既不受經濟影響，而且賺錢多、成名快。由於尼姑多、粥飯少，每年只能有六千名新人，所以每一百個女孩，只有十五人可入行。精挑細選之下，又是高學歷的佔優，名牌大學畢業，或是教師、護士等專業者（相信是配合「淫賤女教師」或「好色女護士」等劇種），可獲優先。

不少人問過我，飽讀詩書、文化水平高超，對於在金融界出人頭地，究竟有沒有幫助？

我回答說：「以我的讀書經驗，學問大，和發達一點兒關係都沒有，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是騙人的。你看看在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滿腳牛屎的倒真不少，理髮的，叠碼的，七十二行都有，讀到博士的也有幾個，但都是滿身銅臭之輩，有哪一個是稍有文化水平的？」

然而，莫非讀書真的一無是處嗎？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一點附庸風雅，一個文化水平高的人，形象上總比其他人更為高級，更有利於人際關係。正如前文所言，在知識型經濟的今天，就是當陪唱、拍AV，都要講學歷啦！

要赤化，還是要受苦？香港的兩難

早在「國民教育」時，我們已經分析過，這是一場權力鬥爭，是反對派和中央政府對著幹的漫長鬥爭的一部份，當「國民教育」過去後，下一場鬥爭馬上就會到來。果然，話猶未了，「發展新界東北」的爭議馬上又發生了。在今天，我們打算把這場權力鬥爭的來龍去脈，赤裸裸的在大家的眼前去加以分析。

一切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香港回歸，英國人走後，留下了一大堆的權力真空。《基本法》把很多的權力都定義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權力，是無法定義的。反對派的想法，是英國人既然走了，除了外交和軍事之外，所有的香港事務，當然歸有香港人所擁有。但是在中國方面，則認為在回歸後的香港，其自由度和自主度已經比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好上太多，所以香港人不應苛求。

以上是表面上的看法，雖然沒錯，但卻不夠深入。

在政治的世界，權力的分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它不是像法律界的人腦中所想的，單憑一紙法律文件，便可以解決的。1789年，《美國憲法》生效，但是在72年後，美國得打上一場為時4年的內戰，才能決定它的權力分配。這是因為《美國憲法》不可靠嗎？不，同一部的《美國憲法》，到今天依然有效。在1789年的《美國憲法》不能生效，在1865年後的《美國憲法》卻是有效，皆因它打了一場維持4年的內戰，之後，權力的分佈便無異議了。

在中國的傳統，一向有「得位者正」的說法。一個政權的天下是用戰爭打回來的，權力比較穩固，如果是和平轉移的，反而是不穩定的。香港在經過英國人150年的殖民地管治之下，和平地交回中國的手上。從政治的角度上看，先天性就是不穩定的。

再者，在現實政治上，也很難有完全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回事。香港是一個戰略性的城市，蘊藏著強大的政治潛力和經濟實力，是各方都在垂涎的流奶與蜜之地，也是中美爭鬥的前哨站。如果中央政府完全不理香港的內政，後果不會是「港人治港」，而是英國的勢力不會走，美國的力量走進來，香港變成了英美共治城市。且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眾所周知，美國一直有運用政治影響力和財力，左右香港的政界，這是在中央政府大力干預之下，猶然如此猖獗，如果中央政府放任不管，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據小道消息所傳，中央政府的大戰略，是把香港放任10年，待得回歸10年之後，便開始部署「收回香港」的大計。這個小道消息的真實性存疑，但看近年來中央政府就香港政治的部署，這個小道消息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如果看中央政府部署的「手影」，可以看到首先是比唐英年更為親中的梁振英上任了行政長官，這幾年來的大量種票，令到建制派在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數目堪堪與反對派打了個平手，如果連民主派的「疑似內鬼」也計算在內，建制派已佔了大多數。一連串的司法訴訟，把在香港盤根錯節二十年的地產霸權集團摧毀了一半，再加上大量內地背景的金融菁英在中環身居高職，在香港的大學唸書的內地高材生畢業後出來，已從初級職位打拼至中層管理……如果再過10年，香港將會變成怎樣？

從政治的角度看，說「五十年不變」，然後五十年後收回香港，這只是憑空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現實。現實是，如果要在三十五年後收回香港，取消「一國兩制」，今天中國政府便要部署。反之，如果中央政府放任不理，來個100%的「港人治港」，結果將會是，在35年後，香港可能在名義上還是中國的一份子，但是在實際上，則是由英國和美國扶持下的傀儡政權，就像是2008年前的科索沃，表面上仍然是塞爾維亞的一部份，但實質上已經獨立了。

這當然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事。所以，中國的處境是﹕要麼部署收回香港，暗地裏破壞「一國兩制」，要麼失去香港。它當然選擇後者。

因此，反對派的反對香港「赤化」，這說法是有根據的。事實是﹕這15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給擠壓得越來越小，這就是香港逐步「赤化」之時的結果。

然而，這個對立最棘手的一面在於，由於中國大、香港小，而且中國的經濟正在急速發展，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商機，全在北面。如果我們拒絕「赤化」，後果就是經濟上的損失。反對派拒絕承認這個現實，卻編造了種種理由，去把這拒絕合理化，例如說，中國對香港的經濟貢獻很少，而且只有富人得益，也造成了本地的貧富懸殊，破壞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安寧，諸如此類。這些理由不無是理，但是這些是理就有如六十多年前共產黨上台前批評當時的國民黨政策﹕批評是對的，但解決方法卻錯了，因為共產主義比國民黨的政策更壞。同樣道理，中港經濟有著一百萬樣的壞處，是事實，但是如果沒有中港經濟融合，情況將會更壞上一百倍。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赤化」行動，步步進迫，一直穩佔著先手，而且勝負差距日漸擴大。它並不急於求成，因為還有35年的路好走，不妨穩紥穩打，一步一步的來。而由於反對派的路越走越窄，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更是時不我予，只有訴諸激烈的抗爭行動，希望打出一條血路。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就是拒絕同現政權合作，希望藉著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去推翻現政權，扭轉「赤化」的趨勢。

這未始是完全沒有機會的抗爭，只須梁振英政府犯上一次大錯，便是反對派反敗為勝的良機。而看董建華和曾蔭權兩朝政府的表現，梁振英政府也再犯錯的機會率是頗為不少的。如果反對派可以不停的癱瘓政府，令到政府無法正常運作，甚至是製造出某程度的暴動和社會不安，那就很可能令到中央政府屈服，同意修改《基本法》，讓港人享有更大的自主權了。這當然也是讓香港脫離中央控制的第一步。

總結而言，中央政府正在部署逐步收回香港，也即是反對派所稱的「赤化」。「赤化」的後果就是把香港的政經地位和自治權逐步壓縮，在35年後，香港將會變成上海深圳一樣的直轄市。如果我們不喜歡「赤化」，不妨加入反對派，以「民主本土化」作口號，去激烈抗爭，去癱瘓現政府，而代價則是政府甚麼也不幹，經濟停頓、甚至連市民建房、改善居住環境的過程，也會變得慢不可等。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就算給反對派成功爭取了修改《基本法》，加強港人的自治權，新政府得再需要一二十年的磨合期，才能正常運作，而在這段磨合期間，香港人將會繼續受苦。

究竟香港人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避免「赤化」，又可暢旺經濟、改善生活？答案是﹕沒有。生於一個國家、生於一個城市、生於一個大潮流當中，是命運。人生豈非有著無數控制不到的無奈事情？

在香港，應該是沒有一個傳媒、沒有一則評論，會如此坦白地向把這個事實說出來。這就是今日香港的政治死結之所在。

賓于四門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二

話說我的名字是「周顯，字賓四」，不知如何，洩露了出來（多半是出自本人的口疏），令到有讀者追問我，「賓四」這個字號，是不是出自《尚書．舜典》的「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意即帝舜在四道大門接待到來的賓客，賓客們的均是肅然起敬。

這當然是美麗的誤會，以我的粗鄙不文，怎會用上這麼高雅的典故呢！

話說在很多年前，我在新亞書院唸書，而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是國學大師，字「賓四」，正是出自「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的典故。當時錢穆大師雖然不在新亞了，但是新亞學生當然不會不知這位「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創校校長的名字。

我唸中學時，由於長得矮小，頭腦又笨，再加上姓周，同學們根據這三項特點，貼切地把我叫為「小笨周」。上了大學，綽號升呢了，則被稱為「周賓仔」。我當然很不喜歡這個名號。

有一天，在canteen，人頭湧湧的午飯時候，有一位唸工商管理的仁兄，大聲叫﹕「周賓仔」。我的反應是，冷冷的對着他說﹕「我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家中排行第四，你應該叫我一聲『四哥』。」（我忘記了當時有沒有說﹕「兼且我和謝賢一般的靚仔。」）

這位唸工商管理的仁兄真有點急才，馬上回應﹕「哦，原來是『周賓四』。」從此，「周賓四」這名字便不逕而走。我覺得這名字倒是挺有趣的，既高雅，又貼合我在家中的排名，所以也就使用了這位仁兄的知識產權了。

這位創意無限的仁兄，在畢業之後，便到了日本股票行任職。那時候，炒日本股票十分風光，很快便賺到了第一桶金。十年前我碰到他，他則是在軟庫旗下的E2任職，現時不知身在何方？頗為懷念。

其實，和我同年的，如若投身股票界，也即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入行，已經上岸者，大不乏人了。例如說，南華證券的「飯壺」，在十多年前已經半退休了，他的好同學張鴻，當了上市公司主席和另一間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Peter高搖身變成娛樂大亨，專門搞演唱會，「J臣」在大公司位居高職，不過真正的專業是湊女……以前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喝酒，那些快樂好日子，好像不會重來了。

今日那些年輕一輩，又是怎樣的呢？由於這幾年來，金融業泡沫化，當經紀的人數多出了很多，收入卻少了很多，他們再也不能像當年的小圈子一般，人人互相認識，大家非常團結，當然也沒有財力，同往時的經紀一般的荒唐了。俱往矣！

說回「周賓四」這個藝名。話說我一直想寫一本點評三千年中國歷史的著作，那天和舊同學梁慶權吃消夜吹牛，他說﹕「這本書應該叫《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二」（按：錢穆先生有一本經典作品，叫《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一」由錢賓四大師來寫，我寫一本「之二」，應該可以傳為佳話吧？（其實更可能的是引來大規模的抗議和柴台。）

胡適的「樂觀」和「希望」

不久前，我接受一個訪問，問到我的偶像，我說﹕「我佩服的人有不少，但是偶像，要求則嚴格得多。西方人有一個，是丹諾（Clarence Darrow），中國人是胡適。」

我大約是在小三或小四時，從教科書中，讀到了這首詩﹕「這棵大樹很可惡，他礙着我的路！來！快把它砍倒了，把樹根亦掘去──哈哈，好了！大樹被砍作柴燒，樹根不久也爛完了。砍樹的人覺得很得意，他覺得很平安了。但是樹上還有許多種子──很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巢裏──上面蓋着枯葉，葉上堆着白雪，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雪消了，枯葉被春風吹跑了。那有刺的巢都裂開了，每個上面長着兩瓣嫩葉，笑迷迷的好像是說﹕『我們又來了！』過了許多年，壩上田邊，都是大樹了。辛苦的漢，在樹下乘涼，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那砍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小學的我很喜歡這首新詩，覺得很有趣，一直牢記不忘，但是直到唸大學，方知這是胡適的手筆，寫於1919年，名叫《樂觀》。

胡適的詩，寫得不算很好，比不上徐志摩，但很多都很有趣。有趣源自樂觀，當然了，他的樂觀，部分原因是他從小沒有吃過甚麼大苦頭（雖然他四歲時死了父親），至少沒有捱過窮，到美國留學，在名牌大學唸完博士回國，沒幾年就「暴得大名」了。但是在那個憤世悲情的大時代，處處不滿的人很多，冷靜樂觀的人倒是罕見的。別說是在當年，就算是在今天富裕的香港，也很少見。除了樂觀之外，他的理智、人格、治學嚴謹，我都佩服，而我最喜歡看的，大家一定猜不到：是他寫的史學研究論文，戳破了不少古人的謠言。

1921年，胡適寫了一首叫《希望》的小詩：「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開花好。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時過；急煞看花人，苞也無一個。眼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風回，祝汝滿盆花！」

這首小詩，後來在1978年，為台灣的陳賢德和張弼修改，並且配上了曲譜。修改後的版本是：「我從山中來，帶着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轉眼秋天到，移蘭入暖房。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開，能將夙願償。滿庭花簇簇，添得許多香。」

這首小曲的初唱者，是劉家昌的小姨、甄珍的妹妹銀霞（章家珍），但我常聽的、車子播放的，是劉文正的版本。這首小曲的雅趣，在近年沒有一首曲子比得上。現代還有人懂得甚麼是「雅趣」嗎？

如問今日我的投資情況，則是：我從山中來，買了垃圾股，存在股票行，希望升得好。一日看三回，看得升市過。股票卻依然，屁也沒一個。轉眼熊市到，提股拿實貨。朝朝看股價，夜夜不相忘。期待升市來，能將夙願償。存款錢簇簇，買車又買房。

我們手上持着的股票，就好比「樂觀」的種子，「希望」的蘭花草，終於是會開花結果的，因為熊市和冬天一樣，是會過去的，牛市和春天一樣，是會降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