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寫了一本叫《理財密碼》的書，指出了理財除了講增加收入、減少支出，還要講成本效益、滿足感極大化等等基本原則。於是，理財就從簡單的財務問題，一躍而成為了無所不包的日常生活指南。
現在說政府的垃圾收費，記得在通過的當時，幾乎是朝野的共識，不止建制派和政府，甚至是民主派，也是全票通過，唯一反對的，只有鄭松泰一個。可是，大家別忘記，在通過的當時，經濟是一面向好，但是現在，卻是一沉如水，兩者不啻是天國與地獄。
在經濟好的時候，市民的忍耐程度比較高，但在經濟差時，則更難以忍受新政帶來的不方便，歷史上，很多政府因此而倒台。
垃圾徵費的其中一個重點，是增加了所有人的支出，家庭是一百幾十元，食肆是一千幾百元，大型食肆是一萬幾千元，這數字看來微不足道，人人負擔得起，但只是簡單的街上沒有垃圾桶，令到市民極不方便，已可製造出極大的民怨。
別誤會，本文的主題並非垃圾徵費，而是理財。我指的是，在經濟衰退的時刻，在(諸如圾垃徵費令到)市民生活百上加斤的時刻，人們仍然千方百計，用最有成本效益的途徑，去改善自己的生活，這才是人類的彈性和天性。
一個例子就是北上消費：這些日子，大量市民到內地逛商場，大吃美食，玩滑雪、拍照、遊樂場、密室逃脫等等玩意，這在寸金尺土的香港，是完全不可能負擔的成本。
因此，就我所見，甚至連最反中的人，在2019年參與暴動的人，也來北上消費了。有些甚至完全沒有拿過回鄉證，如我的妹妹，也幾乎每周北上。為甚麼呢？我看法是，正因為他們從沒北上，更加沒有免疫力，像我這樣曾經滄海的老槍，反而不大在乎。
這令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港人大量北上，那時的目的地是羅湖商業城，大家去買平貨、掃翻版、按摩洗髮，有效減輕生活成本，對沖當時經濟衰退。
總之，正如《侏羅紀公園》的那句話：「生命會自找出路。」政府只要不折騰就好了，垃圾徵費如是，也用不著千方百計要港人留港消費，施政的目的是市民生活質素極大化，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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