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周大福 被罵得夠慘

不知不覺，周大福珠寶(1929)已經回復到招股價。有關這隻股票，我已經被人罵得夠死了，居然還有人說我收了錢，喂！我都好想收錢唱好一隻股票呀，不過無人付！我記得《千王之王二○○○》中，林熙蕾問張家輝﹕「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對你女朋友說，我同你上過床呢？」張家輝的回答是﹕「我是不喜歡你還沒有和我上過床，居然對我女朋友說同我上過床！」

我記得有一個大莊家，和證監告來告去，律師大發其財。他的心中有氣﹕「我明明做的事是合法的，為何證監要找我的麻煩？」
我當然不敢正面對他說，但是在背後的評論卻是﹕你在這宗事件中的確是乾乾淨淨，但是總的來說卻是「慣匪」，不過手腳乾淨，給找不到證據而已。於是證監唯有在別的案件去整你，去找你麻煩。
董建華和曾蔭權的分別
這種手法就猶如當年的警察，把一包白粉塞進道友的身上﹕明知你不是好人，但沒有證據，唯有屈你了。
那天有人問我董建華和曾蔭權的分別，我說董建華害的人比較慘，例如燒炭的負資產，但也有大批人得益，例如大量興建了質素更佳的公屋。曾蔭權不會整得人很慘，但得益的只有很少數的超級富豪。所以董建華有很強的支持者，也有很強的反對者，但是曾蔭權卻沒有任何的支持者。

香港太小，中國太大，雙非太多，資源太少

兩位行政長官參選人有關「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辯論，何俊仁說要修改《基本法》，但梁振英則為修法太慢，遠水不能救近火，應該用行政措施加以堵截。以上爭論是無聊之辯，因為修法和行政措施並非互相矛盾，而是可以同時並存執行，先行用行政措施暫時阻截，再用修法長期解決問題，單單倚賴其中一種，而放棄其他的做法，都是不合格的做法，如果一個行政長官參選人的施政這樣的水平，當然也是不合格的行政長官。

「雙非」的根源，來自香港終審法院在2001年7月20日一宗裁決，令到了中國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能夠獲得香港永久性的居民身份。在而下文，我們會將整件事件從莊豐源到雙非子女的處理，抽絲剝繭，逐一去加以分析。

莊豐源是一個無辜的小孩，現在則是一個無辜的少年了，終生得背負著「莊豐源案」這個不好的名字。他的祖父是香港人，但是其父親申請香港居留權申請了11年，仍未獲得批准，所以生出來的兒子莊豐源也不能在出生時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分。換言之，莊豐源本來應該絕對有資格獲得永久性居民的資格，只是因為行政失當，才導致他打這場官司，背上了這個惡名。他的特殊背景，令他有別於現時流行的其他「雙非子女」，他是貨真價實、有「純正血統」的港人後代，如果把他比作其他「雙非」子女，是不公平的。而他在港定居、唸書，操守良好，學業中上，是一個好學生。因此，請大家放過他，不要再歧視「莊豐源」下去了。

當日終審法院的判詞指出，根據入境事務處提供的數字，因此案被判敗訴，而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的，相等於是每年約555人，可見即使入境事務處處長敗訴，也不會對香港產生顯著的風險。而在去年，這數字是4.4萬人。單憑這一點來看，終審法院的判斷顯然是錯的，當然這錯是基於入境處的數字而錯，所以這應該是罪在入境處才對。

然而，當日終審法院的判詞中有關預估人數的這一點是錯誤，並不代表整個判決皆是錯誤。由於《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寫得清清楚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居民的子女擁有永久性居民的資格，終審法院不可能因為現實理由而強行歪曲《基本法》，作出違反法律條文的判決。此外，由於條文寫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交由人大釋法，也是無用，在法律上的唯一解決辦法，就是修改《基本法》，至於其過程冗長，而且修改也會影響到《基本法》的權威性，這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現實﹕香港是一個「民族城市」。我們在國家層次是中國人，大部份的香港人在三代以前都有著中國大陸的背景，這是不能抹煞的事實。我們對中國的血緣相關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的任何地方。因此，「雙非子女」和外傭問題，有著徹底的分別。大批內地人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是行政的問題，也有中國不同地區的文化融合的問題，但是如果大批外傭獲得香港的居留權，就是種族問題了。我們可以接受每年有555名內地孕婦來港生子，但不能接受555名外傭獲得永久居民的身份，因為前者是人數問題，後者是原則問題。所以外傭和雙非這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很多香港人害怕雙非子女會搶薄了港人的資源，但是民主派卻有不少人認為，由於香港人的生育率太少，多一些永久性居民的嬰兒，可以幫助未來的勞動力。就這方面，我們反過來支持民主派的意見。我們必須相信，一個人從出生到成長，整個過程是一個正數，對社會是有著貢獻的，所以人越多，生產力也就越高(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就不算了)。反過來說，如果人類都是負資產，整個世界早就破產多時了。所以長期而言，多一點雙非嬰兒在港出生，對香港的未來經濟是正面的，但這正面影響實在是太長期了，短期而言，我們的體制根本不可能負擔這麼多的內地孕婦來港，如果短期已死了，何來侈談長期呢？

民主派的「局部失憶」地帶過了當年的「莊豐源案」對今日醫療體制的破壞力，自然不是一件光采事，可是我們也得奇怪，為何當年香港政府能夠估計到「吳嘉玲案」可能導致167萬人來港，卻無法預測到「莊豐源案」的後果呢？其實內地孕婦湧港，2010年的數字比起2009年，一下子多出了50倍，這顯然是事出有因，而政府未能杜漸防微，其預見力之不足，也是向來短視的港府的慣性毛病。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醫療資源不足，卻在枉談「醫療經濟」，政府也從來沒有想到過解決問題，內地孕婦對醫療系統只是百上加斤的打擊，就算沒有內地孕婦，醫療也大有問題。

其實，縱觀近日的眾多中港紛爭，都只有一個問題﹕香港太小，內地太大，只要有一點點的缺點漏洞，經過內地人的一放大，就變成了香港所不能抵受的分量。當初《基本法》和終審法院把「雙非子女」定為可擁有永久居民身份，當時的思維並非是錯，因為當年並沒有自由行，中港之間還有緩衝距離，可是現在這一重的緩衝距離越來越小，別說是4.4萬名孕婦來港，在短期的未來再多一倍，也是易如反掌的事。而在以後，相類的困局應會陸續發生，而解決問題的思維，也許必得理論與實效並重，例如說，修法與行政措施並行，必須「兩勞」，才可以得到永逸。

少許失衡已可造就大升

港女和港股有什麼關係？答案是﹕港股=港女，現在網上不少人把港股寫作「港女」，所以「港女依家好貴」等於「港股依家好貴」，餘此類推。

不久前，有一個港女(這次真的不是港股了)對我說﹕「現在香港1個男仔可對7個女仔，可知男女比例之失衡如何嚴重。」
這數字當然有誇張的成分，但照我所知，現時男女的比例大約90比100，適婚男女的比例大概是100比130左右吧，但為什麼她說男仔和女仔的比例是1比7這麼巨大呢？
假設現在有100個男人，120個女人，本來男女的比例是1比1.2，但是假如這100個男人當中，有90個已經找到了老婆或女朋友，變成了只剩下10名男人，那麼，就變成了10個男人對30個(120-90)女人了，所以男女比例1比7，並不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在數學上，只要少許的數量失衡，便能造成很大的改變，例如價格上升。
同樣道理，一隻股票每日的成交額假設是大約固定的，只要有少許的比例改變了，便能造成股價的大幅上升或下跌。炒股票做莊的原理就是這樣。(其實是恐怕編輯說我離題，所以夾硬把內容拉上了炒股票。)

越多扶貧，結果是越扶越貧

《財政預算案》公佈在即，在這當兒，大家最關心的問重點，居然是政府會不會繼續派錢，有人認為不必派，也有人認為要加派至八千元。另一邊廂，兩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卻在互相指責對方扶貧不力，甚至連另一位參選人，民主派的何俊仁也在指責，唐梁兩人過去皆是政府中人，都應該為扶貧政策負責。從以上的焦點議題可知，現時社會的重點已不在於創富，而在於如何重新分配財富。
在此，我們不再就具體如何幫助市民的細節去糾纏，例如說，應不應繼續派錢，又或是如何扶貧，都不提。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大方向，也即是說，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

一般來說，政府的政策傾斜，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例如說，政府扶助工業，會加快工業化，當然也會加速了污染，政府補助農業，那就會有利於農民，毛澤東喜歡貧民，中國便一窮二白，鄧小平要求「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變富的中國人便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政府越是幫助富人，富人越來越富，貧富懸殊便越來越嚴重，政府越是幫助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數量便越來越多，而如果政府的主力是在扶貧，對不起，那即是政府在鼓勵貧窮，而結果就是低下階層將會「響應政府的號召」，數目變得越來越多，正是「扶貧扶貧，越扶越貧」。

特區政府成立了十多年，扶貧之聲一直不斷，也一直有著具體的扶貧政策，可是，結果是甚麼呢？結果豈不是應驗了我們的說法，低下階層越來越多，越扶越貧？反觀當年的香港政府，扶貧之聲並不多見，反而脫貧的人卻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也越來越壯大，這才是健康的局面。

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罪惡」就是「中產階級大屠殺」，先是來一個「八萬五」，把不少中產階級打成了負資產，再來一記回馬槍，搞出了地產霸權，令到中產階級把薪水都奉獻給了大地產商，而且居住環境也越住越小、越住越差。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的研究結果，在1997年以後，香港的G..D.P.雖然增加了不少，可是一般人的實質收入並無寸進。同時，政府的數字也顯示出中產階級的數字逐年萎縮，這都是「中產階級大屠殺」的鐵證(或可稱為「血證」)。

反觀低下階層，政府的福利數字是按年增加的，只有越來越多，並無減少，最大的罪惡是在籠屋，可是公屋的居住條件，包括了居住面積和客觀環境，也的確有了大幅的改善。客觀點說，低下階層的生活的確是苦，可是卻是在日益改善中，反而是中產階級，其生活才是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才是政府最值得扶持的對象。

兩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力主打扶貧，唐英年力主打中產階級。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如果由梁振英當選，結果就是香港的低下階層的生活將會稍稍改善了(低下階層的生活是不可能大幅改善的，因為除了像北歐這些資源豐富但人口稀少的小國，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富有到令到低下階層都變成中產階級)，但代價是中產階級的進一步萎縮，貧民越來越多。如果由唐英年當選了，結果就是低下階層的福利不變(給他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削減福利)，但是會有不少人可以脫貧，重新壯大中產階級的數目。

如果任由我們選擇一個政網去支持，當年是唐英年的較有遠見，也和我們一貫以來支持扶助中產的想法不謀而合。可是唐英年另外有一個死穴，就是他和大財團、大富豪的關係太過密切，難免讓人恐怕他光說不練，表面上說是扶助中產，但骨子裏卻是幫助富人。唐英年的政綱大方向是正確的，但他也許需要想辦法來撇清這一重夾纒不清的關係，令社會上釋去了這方面的疑心，克服了這個罩門，我們才可以完全放心。

CY與夢熊，嫖客與毒雞

對於CY和夢熊的故事，陶傑在《爽報》的社論作出這個形容﹕「正如上酒家，你只叫了一籠蝦餃、一碟腸粉、一碟油菜，但夥計大意，誤送上鄰桌的一條星斑。凡有廉恥的公民，都會婉言提醒是奉錯菜，而不是左看右望一番，心想『今次發啦』，一家大小將清蒸星斑食光，後來酒家發現有錯，賬單加錢，這一家刁小，嘴角叼根牙籤，印印腳笑罵：『條星斑我冇叫，你自己送上來，我以為係免費，點解要我畀錢？』」
至於某位立法會議員，在一個私人飯局時，則作出了另一個更虐而謔的比喻﹕這不過是「叫雞唔畀錢」而已。

我聽聞某人轉述了這說法，馬上致電該位議員，作出了如下的補充﹕
當日夢熊主動投身，幫忙CY，有如送雞上門，看似是飛來一雞，雖是老醜，勝在就手，誰知黑金飯局一役，令到CY英名盡喪，民望反而插水多個百分點。這好比妓是嫖了，但卻發現了該位妓女正在生著花柳病，惹到客人一周潰爛，原來是一隻毒雞，喂，點畀錢呀？如果用陶傑才子的比喻，則是該條清蒸星斑在吃光光之後，客人上吐下瀉，食物中毒，在這個情況之下，客人應該付賬嗎？

該議員聽了之後，大笑不止，我說，還有下集﹕
從以上的情節，好像是生花柳者不對，翹起了客人，免費送都食唔過。可是，這情況如要配在麥齊光、陳茂波、林奮強這些好眉好貌的人的身上，的確是飛來橫禍，避無可避。可是假如有一隻雞，已經是臭名遠播，深水埗公園的阿伯無人不識，進房後一脫褲子，更是臭不可聞，如此的一隻毒雞，只有色迷心竅的男人，才會不聞其臭，硬挺而入，結果不出所料，非但惹上了花柳病，還慘遭該毒雞趙完而唱，唱他叫雞唔畀錢。

故事再說下去，還有曲折﹕嫖妓之客人居然是個警司，知法犯法，也是罪大惡極。最耐人尋味的是，這位警司的手下的其中一條「添」就是掃黃組，居然還把該毒雞拉進了差館。警司雖說手下的掃黃組獨立運作，與己無關，可是毒雞又怎能相信？毒雞走投無路，唯有玉石俱焚，控訴警司暗中嫖妓，而且還唔畀錢。

這樣的一個奇情故事，究竟誰錯誰對？生花柳病，傳染了客人，還要惡極追數，當然是罪無可恕。但是那位警司有眼無珠，有鼻無孔，明明知道是毒雞在前，生人勿近，還要貪就手而吃下去，也是愚不可及，蠢無可綰。
這故事教訓我們﹕
1. 送上門的雞不要吃，太就手的便宜莫能貪。
2. 嫖妓前要先聽口碑，名聲太差的妓別要嫖。
3. 一雞生病，就像生了禽流感，禍及了整個雞竇。中央政府就算是立刻將之「搣柴」，也已經沾污了整個政協的名聲。今後雞農選雞，能不慎哉？

男人的煩惱和女人的煩惱

男人的煩惱是﹕當他們嫖妓時，希望妓女像LK(註1)般貞節，當他們結識LK時，卻希望LK像妓女般淫蕩。所以男人的慾望永遠得不到滿足。

女人的煩惱是﹕她們希望結識一個陳冠希式的花花公子，但是希望這個花花公子和她一起後便「從良」，修心養性，從此做住家男人(註2)。所以女人也永遠得不到滿足。

註1﹕「LK」是專業名詞，意即「Leung Ka」，即良家婦女。
註2﹕ 女人的這種心理有著進化心理學的依據，因為花花公子代表了其子女擁有更高的繁殖能力，有利於生育更多的後代，但是忠心則代表了甚經濟資源不致於被其他的女人分薄了。

香港和中國的深層次矛盾是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真因

自從香港回歸，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幾乎是馬上便開始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從古以來，教育制度不單有著教育人民的目的，也例必包含著政治目的，所以每當改朝換代之後，政府往往著手教育改革，以作洗腦和便利統治，從唐太宗的開科取士，朱元璋的獨尊孟子，民國時代的新式教育，皆是如此。從古鑑今，可知道特區政府甫成立便改革教育，並非奇事，反而是常態。

特區政府的教育改革進行了十多年，有做得對的，也有做得錯的，也有對錯參半的，大致上來說，做對了的只佔了兩成，例如三三四制。剩下的八成當中，一半是對錯參半的，例如殺校、副學士，前者可以省經費，後者可以幫助到一些成績差強人意但有志於學的青少年，縱然批評甚多，勉強也算是分數打和了。全錯的也有，主要是母語教學和通識教育，前著已經誤了一整個世代的學子，而後者對下一代的教育是災難性的，我們在先前的社論已有詳細的論述，不贅。

教育改革主要是在董建華時代奠基的，輪到曾蔭權政府，大改革和大災難基本上已經鑄成了，唯一的重要建議，就是建議為將來必修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而這建議遭到了部份市民的激烈反對，因而令到其專責的委員會要把課程指引大幅修改，並且押後至2015年才實施。

好了，現在可以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本身了。根據政府的文件，它是從小一唸到中六的必修科，可知其重要性，其中包括了五個範疇﹕依次為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用另一種說法，這豈非就是中國傳統上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香港有部份市民擔心，這課程的目的，就是為了向香港的下一代洗腦，但是不少人卻有更為「政治正確」的想法，其中以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的說法最有代表性﹕「只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國家這方面的制度，就會看到這種必要的『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有人說要培養中小學生的批判意識，但國際社會通常做法是在大學培養批判思維意識，而不是中小學；有人說德育及國民教育不要聽中央政府的，但那還叫國民教育嗎？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根本不是『洗腦』，而是『健腦』。」 

的確，如果從教育的本質來看，所有的教育都是「洗腦」， 以前的宗教科是洗腦，教進化論也是一種洗腦，五六十年前中國歷史課本的對滿清政府的評價是一種洗腦，甚至是科學教育，也是一種洗腦。從兒童到青少年的一段日子，腦袋從空白一片到填滿了基礎知識，本來就是一種洗腦。而洗腦的本身，難免會有偏見，愛國教育就是一種從小造成的偏見﹕為甚麼我們要愛中國，不愛美國、也不愛日本呢？如果我們在別的國家長大，肯定會接受到不同的教育，接受不同的偏見。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結論是﹕洗腦本身沒有甚麼不好的，亦是難免的，市民擔心某一科目會導致洗腦的效果，是過慮了。

但是，這一個結論產生了第一個問題﹕洗腦本身雖然沒有甚麼不好的，可是洗不得其法，胡亂的把錯誤的知識洗進了學生的腦袋，就並非一件好事了。錯誤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事實錯誤，一種是道德錯誤，一部份香港人擔心的「六四事件」在這科目中的定位，既有事實錯誤的擔心，例如說沒有開鎗，或者乾脆不提「六四」，也是事實錯誤的一種。至於道德錯誤，就是把「六四」定義為錯在學生，而不在政府。很明顯的，香港政府為了政治正確，在教育「六四事件」的過程時，不可能不同中央政府統一口徑，但一旦依照了官方的說法，縱使可以小心奕奕地避免了事實錯誤，但是在港人的心目中，道德錯誤卻是絕對難免。簡而言之，如果課程的內容依照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正確，則勢必有異於香港市民的政治正確，如何取捨，確是兩難，這就難怪不少香港市民大力反抗了。

我們因而泛生了第二個問題﹕因為單一的政治事件，而抺煞了一個有意義的科目，是不是太過政治化呢？甚至有人說，應該把艾未未事件也加進去課程裏頭……云云說法當中，當然有著吹毛求疪的成份，但歸其重點，只有一個﹕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人，從來沒有反對過這科目的本身，也從來沒有說出過反對這科目的任何理由，他們反對的，不是科目本身，而是中央政府。所以，我們得出的第二個結論是﹕香港沒有人反對過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但是其內容不可能是中國式政治正確，而只能是香港人接受的政治正確。 在1970年5月4日，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有上千名學生抗議美軍入侵柬埔寨，與在場的國民兵發生衝突，軍人使用武力，向示威學生開槍，共造成4名學生死亡，9人受傷，史稱「五月四日屠殺」（May 4 Massacre），可是美國人卻並不忌諱向學生教育這宗事件。當然了，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它夠強大、人民也夠團結，所以不管在學校裏怎樣教授這個「美國的六四事件」，都不會對其政治穩定、人心和社會造成任何影響。但是，在香港，不單社會的不同階層之間有著深層次矛盾，不可以否認的事實是，香港人和內地人、中央政府之間，也有著深層次矛盾，而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呼聲，正是源於這種深層次矛盾。 最後，我們想單獨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這個科目。美國人十分愛國，他們當然也給從小洗腦，貫輸愛國教育，方法是每天唱著國歌，背誦著「效忠誓詞」長大的，但也僅此而已，用不著另設一科讀足十二年的必修科去學習愛國。日本因為戰後的反戰文代，不提愛國已久了，1999年將象徵日本軍國主義的「日之丸」和《君之代》列為國旗和國歌，東京市曾有師生因拒絕肅立而受罰，鬧出了一場風波。後來又提出修正《教育基本法》，具體定義「愛國心」，並要求加強有關愛國教育，這也遭受到國民和大量(61萬)教師的反對。反過來說，在獨裁的朝鮮，愛國教育科目之多，在全地球名列前矛。 以上的例子證明了，越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越不需要、也越不流行愛國教育。而我們對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的雙方意見，得出來的最後結論是﹕郝鐵川所言不無道理，不過這可能是古老的標準，時代改變了，填鴨式的愛國洗腦已不合潮流了。反對這科目的香港人也不無道理，不過他們必需承認，他們的反對只是基於(香港式的)政治正確，而不是就這科目的本身。而我們的立場則是從根本上去想﹕填鴨式的愛國教育已不合潮流，所以也不應該增設。

最後，我們想提出一個有趣的個案，就是英國人也很愛國，在白高敦時代也曾經想過強推愛國教育，結果遭到大批愛國的國民的反對，理由是國家歷史「Morally ambiguous」，這是一種婉轉的說法，潛台詞是英國有戰爭、殖民地等等歷史上的髒事，還是臭史不提，反而更能激發國民的愛國心。我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也應該效法一下英國人的政治智慧。

別要和一個瘋子同一般見識

身為香港人，看見北京大學的孔慶東教授如此侮辱香港人，第一個反應一定是勃然大怒，覺得這個內地的所謂學者在胡說八道，實在不是東西，當然更有不少港人因而加深了對內地人的仇視，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然而，我們作為一份報章，寫出一份社評，重要的不是發火、發洩、宣露感情，而是冷靜下來，專業地分析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以及其對港人和內地人的影響力。

首先我們約略介紹孔慶東這個人。他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是研究武俠小說的專家，也是一個名嘴，以口沒遮攔、出口成髒著稱。近些日子來，他最著名的一宗「逸事」，就是《南方人物周刊》要為他作電話專訪，被他用很有氣勢的排比句罵﹕「去你媽的！滾你媽的！ｘ你媽的！」而這位記者的「罪名」只是「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如此而已。整個南方報業集團，被他罵成「南方漢奸報系」，而新華社報導此事，也給他痛罵是製造虛假新聞，因為他認為訪問應該是在約定時間、約定地點，而不應採用電話訪問，所以是他對，那位被罵了娘的記者的錯。事實上，他根本不喜歡記者，說過﹕「記者現在是我們國家一大公害。」「這些記者排起隊來鎗斃了，我一個都不心疼。」

他對南方人很是反感，所以才有「南方漢奸報系」的說法。中央電視台的那位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被他罵成「一向崇拜當官的，美國就是他的爺爺，崇洋媚外。」事實上，他最常指控別人的就是「漢奸」，由於他支持金正日，所以連反對金正日的中國人民都被他罵成「漢奸」了。

以上的「介紹」說明了，香港作為中國最南端、最國際化的城市，被孔慶東這一場咒罵，有著其必然性。他很可能一直等候著這樣的一個機會，現在這機會終於出現了，當然得借題發揮，大罵一場了。而罵香港人是「狗」、「賤」和「王八蛋」，也是孔慶東的慣用言語。至少，他對香港人的形容固然是侮辱性，但他對其他的中國人也一視同仁，例如他罵著名相聲藝術家姜昆「是相聲界下三濫的代表，政治上趨炎附勢，藝術上狗屁不是。」

第二個要討論的問題是﹕孔慶東的言論，究竟能夠代表多少內地人呢？他固然是一位名嘴，但是卻惹來了網民的大幅批評，甚至有很多北大學生要求這位出口成髒的教授辭職，以免影響了北大的聲譽。因此，如果我們聽了這一番瘋言瘋語，便把孔慶東視為內地人的代表，他所說的話就是內地人的心聲，這就是以偏概全了。反過來說，香港人也有不少把內地人罵為「蝗蟲」，莫非內地人也能把這種說法視為香港人的心聲？在民間，某程度上的歧視、誤解、辱罵的確是存在的，只是在網上胡亂吹水無傷大雅，但是孔慶東作為一位名人，在傳媒中公開說出來，這倒卻是聞所未聞的。

我們在兩天前，才評論過港人和內地人的之間的矛盾，想不到馬上就發生了孔慶東事件。總而言之，就這件事的本身，我們的態度正如在年輕人中大熱的遊戲「高登神獸戰」的說法﹕「認真你就輸鳥。」我們當然因孔慶東的亂罵而惱怒於他，可是對著一個瘋子的胡言亂語，如果因而給惹怒了，把整件事遷怒至所有的內地人的身上，甚至是對罵起來，用加倍惡毒的言語去指罵內地人，我們就輸了，變得和孔慶東一般的貨色了。

財政預算案﹕方向正確，做得太少

本來應該在2月1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一部份的內容居然被「消息人士」洩漏了出來，公諸了大眾，相信這是有關官員的故意，以試探市民對這份「末代政府報告」的意見，這種「故意吹風」的做法，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手段，畢竟，去年的《財政預算案》鬧出了偌大的民憤，結果是以狼狽修改作收場。這一次財政司司長似乎是學乖了，與其推出後大受柴台而修改，沒了面子又失了政府的威信，倒不如先拋出來，測試「水溫」，在宣佈之前修改，總比事後才改，更為從容自在，是比較好的做法。本來，一個正常的《財政預算案》，應當是絕對保密，在公佈前絕對不能洩露半點口風的，但這只適用於正常時期的正常政府，今日的香港政府管治無方，根本摸不清市民之所想、社會之所需要，作為一個「笨政府」，還是先把方案拋出來，讓社會討論一番，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作法。因此，我們是歡迎這次的洩漏的。

由於《財政預算案》的部份內容僅止於傳媒的報導，並非政府的正式宣佈，並沒有官方背書的正確性。但是我們仍然相信它是真確的，所以下文的分析全然是假設它是真確的而去討論。先此聲明。

這一次的《財政預算案》的主力是幫助中產階級，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堅持的大前題。在這一年半以來，我們呼籲過無數次，香港的真正深層次矛盾在於中產階級﹕在民生上，低下階層有著種種的社會福利，生活因而提升，反而中產階級的生活質素比低下階層好不了多少，但是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卻大得多。在經濟上，低下階層越來越多的真正因素，是中產階級越來越少，因為不少中產階級已墮入了低下階層，政府與其扶貧，倒不如令更多的人脫貧，變回中產階級。在政治上，低下階層收到了種種的福利，反而是支持政府的多、反對政府的少，反對政府、造成政治不穩定的，正是中產階級。當年董建華下台，是因為中產階級，曾蔭權的民怨︳也是來自中產階級，現在政府終於皤然醒覺，走回中產階級路線，這是明顯的進步，我們當然也只有同意的份兒。

然而，《財政預算案》除了退稅、差餉、提高父母和子女免稅額之外，還做了甚麼是有利於中產階級的？現時香港有一半的私營機構員工是任職於中小企，因此政府有可能重推在2010年停止了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幫助中小企的融資。對於這些措施，我們的看法是路線正確，但做得不夠。

對於稅務問題，退稅只是臨時措施，最有效的方法是大幅提高個人入息稅免稅額。而退稅的數額上限只有8,000元，也比不上在2008年和2009年度的25,0008元，但相比之下，香港中產階級的情況卻遠不及4年前，單論一項，由於樓價高企，不少人的供樓壓力已遠高於當年了。再者，金融海嘯固然令人損失慘重，可是經歷的時間並不太長，而在海嘯前香港的經濟健康甚佳，但是這一次的經濟不景的時間卻長得多，中產階級也早受了「內傷」，因而不免傷上加傷。無論用那個標準去計算，政府幫助中產階級的數目，不應低於4年前。

說到中小型企業的問題，難以融資固然是問題之一，可是另一個重要的經營困難，卻是商業樓宇的租金高企。正如著名的分析員林奮強一直強調，香港最缺乏的不是住宅，而是商業樓宇。經營一間公司，寫字樓租金高企，經營一間餐飲零售店，租金貴到不可能負擔，經營旅遊業，酒店價格貴到趕客。所以，中小型企業的最大癥結，在於解決地產霸權，減低中小企的租金成本，其他甚麼話、甚麼政策，都只是次要問題而已。

至於各大會計師集團提出的建議，有一小部份令人噁心，例如只對會計師有利的「銷售稅」，但是仍然不少是很有建設性的，例如提高新居屋的入息上限、醫療保險的稅務優惠，諸如此類。

總括而言，我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是﹕方向正確，但做得太少。

酒店業混淆視聽，政府官漠視民困

昨天有兩宗關於「房間」的新聞，一宗是酒店業主聯會指去年的酒店入住率為88%，所以並不存在酒店房間不足的問題，另一宗則是工廈割房住客抗議賠償金太少，並打算紥營抗議。

首先，我們在先前的社評也討論過酒店房間不足的問題，而這不足是反映在房間的價格方面﹕當香港的酒店房間質素和價格不成正比、相比鄰近地區沒有競爭力時，便可以知道酒店房間太少。至於入住率，則只是很不重要的輔勯數據。88%的入住率，根本就是很高很高的數字，正如失業率不可能是零，入住率也不可能是100%，很多時酒店寧願空掉房間，也不願意把價格削減太多，以免影響形象。因此，酒店房間的充足與否，應該是從房租價格方面去反映，而非由入住率去表達。酒店業主聯會使用這種數據去反駁，一來是顯示出他們作為地產霸權之一的企圖壟斷，因為酒店越少，他們的利益越大，二來是企圖用錯誤而無代表性的數據去混淆視聽，簡單點說，是當政府和廣大市民是傻的。

至於說到工廈割房的住客賠償太少方面，我們得從數字去分析﹕現時割房月租是1,500元，而僅獲政府賠償1,500元至2,100元，而市面上最便宜的套房租金也需要2,600元，政府的區區小數，連套房的按金也不夠支付，很明顯，這是不合理的，也只有麻木不仁的政府官員，才會決定作出這微薄的賠償金額。

查割房的出現，是因為政府近年的政策造成了地產霸權，土地供應太少、建成樓宇太少、租金太貴、居屋停建、公屋慢建，因而造成的怪現象，而在國際大都會、中國最富裕的城市香港竟然鬧出了割房，而且還要存在於租金最便宜、設備最不足的工廈之內，根本就是政府的羞恥。固然工廈割房是不合法的、也是很危險的，可是這正如數十年前的木屋，也是又不合法又危險，但政府要把他們迫走，卻又不提供徙置，他們可以搬到甚麼地方去住呢？

政府之所以不准工廈間隔成為割房，有著光明正大的理由﹕因這非法改建造成了嚴重的消防風險，可是，難道割房住家不明白這風險嗎？只是因為太窮，他們寧願冒這風險，也不願睡在街上，沒有一瓦遮頭之地而已。正是「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舖成」，割房居民的標語「取締割房，窮人受害」，「漠視民生，漠視民困」，「割房一刀切，窮人無屋住」，都是恰當的評語。官僚們以為取締?房便能解決?房問題，好有一比，有些政府以為不准窮人行乞便是取締了乞丐問題，這不止是駝鳥政策，簡直是暴政了。

上述的兩宗「房間」新聞，第一宗說明了地產霸權當政府和市民是傻瓜，以為胡亂拉些數據便有人相信，第二宗說明了政府官僚似乎真的是傻瓜，以為使用高壓政策去取締割房，便能解決整所有的問題。官商皆如此，市民生活在水深水熱之中，難怪民怨會越升越甚！

市建局華而不實的假豪宅與唐英年並無關係

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對於市區重建區的發炮攻擊，說它建築的樓宇「華而不實，貴到無倫」，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於唐先生向來是一個謙謙君子，而且在這次的特首選舉當中，他的賣點正是其胸襟和包容量，居然就一個政府機構重炮出擊，確實令人愕然。由於市區重建局的主席張震遠是唐英年的主要競爭對手梁振英的競選辦公室主席，這就難免令社會引起了一種揣測，認大有可能是唐藉此來攻擊張震遠，以達到打擊梁營之效。

如果唐英年真有這種想法，也很可能弄巧反拙，搬了石頭來砸自己的腳。唐英年在2003年至2007年當財政司司長，在2007年當政務司司長(請留意以上的年份，對於後文分析極度重要)，所以當他的言論一出，馬上招來了不少批評，說市建局的本質是在財政司司長的領導下，負責市區重建工作。它的財政和業務計劃，包括發展提案和發展計劃，都得先由財政司司長批准，所以市建局之敗失，也就是財政司司長的敗失。

市建局主席的位置，是由行政長官委派的，當年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並沒有這個權力。張震遠出任市建局主席的年份是2007年，剛好是唐英年離任財政司司長，高升至政務司司長的那一年。換言之，張震遠這個職位做得好、或是做得不好，同唐英年一點兒的關係也沒有，所以唐英年才能理直氣壯的，去指責市建局的失當。

一個地產發展項目發展需時，三五年是等閒事，有沒有可能是唐英年當財政司司長時遺留下來的「蘇州史」，由張震遠去執手尾呢？答案很簡單﹕看它是在那一個程序出錯，就可知道究竟了。如果是收地、佈局、籌劃、主要設計等等項目，當然是從籌劃到批准的問題，2011年的唐英年也賴不了2007年的賬，可是假如只是涉及內部裝修，把樓宇變成了「華而不實、貴到無倫」的豪宅，那就是在項目完成前一年的工作。以一般地產發展的習慣來說，通常是等到當時，看看那時「流行」甚麼樣的內部裝修，才去決定的，斷斷沒有在籌備建設的初期，便去計劃內部裝修，因為誰知道兩三年後的裝修價格和潮流款式呢？

所以，我們得出了第一個結論﹕批評唐英年公報私仇、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說法是無的放矢，並不成立。因為市建局大建豪宅的做法的確是張震遠的所作所為，要找一個財政司司長去罵，請罵曾俊華，與唐英年無關。

上文找出了「罪魁禍首」，現在不討論人，輪到討論「內文」了﹕究竟市建局是否興建「華而不實、貴到無倫」的豪宅呢？而這句指責的潛台詞是﹕這種做法，究竟是不是應當呢？

客觀地說，「華而不實、貴到無倫」是肯定的，誰也無法反駁這個客觀的事實。只是問題在於，「華而不實、貴到無倫」是近年建樓的風格，所有私人樓宇都是在大建「假豪宅」，如果市建局不跟隨大隊，也來建設「假豪宅」，在市場的銷售便困難很多了。再者，市建局的不少項目，是同私人發展商合作的，縱是建局願意少賺點錢，私人發展商可不會答應，政府亦無法強迫其就範。

現在且讓我們說回到市建局的本身。

市區重建局的前身是土地發展公司，於2001年重組而成立的半官方機構，它的主要功用是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育、舊區活化，最特別的是，它在徵收回土地時可以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拒絕交回土地者可被控「佔用官地」。可以這樣說，這是侵犯私有產權的行為，只是為了公眾利益，有時候實在沒有法子不作出某程度的侵犯，例如說，重建殘舊不堪的舊樓，便是市建局的一項重要工作。

是的，市建局是一個混合了政治、社會、經濟功能的半官方機構，由於它有著侵犯私有產權的法定權利，如果它是一個純粹利益為上、以賺最多的錢為終極目的的機構，那就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為甚麼市民要把私有產權奉獻出來，交給政府去賺錢呢？因此，市建局的首要功能，必先要服務公眾利益，才算符合公義。

假如唐英年真的當上了行政長官，按照他的說法落實去做，那就是對市建局動一個大手術，例如說，把工廈納入收購範圍，而且收購回來的土地可以用來建居屋或公屋，諸如此類。我們的看法是，不管細節如何，至少其大方向是對的，因為以今日香港地產的盤根錯節，政府必須具有更大的決心和能力，才能解決港人的居住問題。而唐英年把公屋和居屋也納入市建局的收地範圍之內，也正好有效解決了土地不足的問題。

台灣選舉的啟示，港人打鬧的丟臉

直至本社評截稿為止，台灣總統大選的點票尚未完畢，但是相信馬英九已經勝出了，而且所勝出的票數還遠高於先前的估計，可見得台灣人民還是比較傾向於馬英九的政綱和政績。

縱觀馬英九這四年的總統任期，除了ECFA和中國大陸加強了經濟合作以外，可說是一無是處，當年的陳水扁還完成了高鐵、雪山隧道和101大樓，固然部份是因為貪腐驅使的動力致然，可是畢竟還是完成了一些具體的建設，然而馬英九卻連一件具體的建設也拿不出來，只是單憑一件ECFA，便帶動了台灣的經濟轉型──轉向了大陸。這一件ECFA，實在有點像香港的CEPA，而馬英九也有點像香港的曾蔭權，一事無成，其任內最明顯的「政績」，就是增加了貧富懸殊。然而，縱然如此，台灣人民還是選擇了一事無成、唯有ECFA，可知道拼經濟對於廣大人民的重要性，雖然貧富懸殊為人垢病，可是相比之下，還是「造大個餅」比較更為要緊。

相比照之下，香港的情況豈非也是差不多？我們亦一直有一群像台灣的綠營中的市民，就是泛民主派人士，其數目比例也不比綠營人數為少，他們對於香港的擁抱內地也是滿懷戒心，處處防範，甚至不惜扯其後腿。但是，比香港人更害怕和更抗拒北京的台灣人以選票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不管你對中國的想法是怎樣，始終還是拼經濟最重要，一個以民為本的民主是應該認清這事實的。

如果要繼續把台灣相比於香港，不得不去比較民主，畢竟，香港的民主派向來以台灣為師，每次選舉均積極去從中觀摩學習，甚至是親上請益，也在香港的議會當中，帶來了不少台灣的議會文化。

我們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這十多年來，台灣人的生活過得並不好，但是台灣的民主卻一直是他們的驕傲。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民主制度本身，已能為人民帶來了幸福和滿足感，換言之，民主可以是一個目的，而毋須是一個手段。反觀香港的民主派，一直以來的口號是有了民主，經濟會好，有了民主，便沒有貧富懸殊和官商勾結，好像有了民主，便甚麼都有了，民主變成了達成完美社會的手段，或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但實質上，民主很可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當香港的民主爭拗到達了用民主來解決地產霸權，用民主來促進經濟繁榮，諸如此類，反而往往被反對者反駁民主並不能達到以上目的，這反駁也言之成理。台灣的情況啟示了我們，民主已是目的，它本身，已能導致了人民的幸福，而香港的民主派是應該學曉這個大原則的。

這一次的台灣大選，藍綠兩營的政綱和競選手段都收歛了，君子了，也沒有像以往的競選中那麼極端，像陳水扁時代，甚至不惜挑動族群仇恨，來幫助競選，但是現在兩派都變得温和了。而在民主選舉當中，兩黨政綱的日趨接近，爭取中間選民的選票，也是一個健康和成熟的現象。反觀香港，現在反對派的情況有點像當年的民進黨，不停的挑起香港人的仇恨，嚴重的分化香港人，把建制派像國民黨般標籤起起來，從悲觀的角度看來，這自然是很卑劣的政治鬥爭手法，但從樂觀的角度看，這時爭取民主初期的正常現像，隨著時間的過去，政黨的政治鬥爭手法將會漸趨温和。

最後，這次赴台「觀戰」的香港人出現了一段小插曲，就是發生了民主黨的中常委馮煒光指控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出拳傷他，究竟有無其事尚是懸案，但是黃的用極度粗俗的語言去痛罵馮煒光，卻是肯定的事實。當然了，馮對黃的先作挑釁，而且是涉及其兒子、涉及甚政治人格，黃的失態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遠赴外地觀看民主選舉，竟然鬧出這一番醜劇，貽笑大方，也實在是大大的丟了港人的臉！

香港旅遊業正面臨衰退的先兆

香港旅遊發展局公佈，估計明年訪港旅客人次超過4400萬，比較去年，增加了5.5%，而內地訪港旅客則佔了3000萬，增加7.6%，如果計及未來的經濟數據想來不如理想的大前題下，這個增幅看上來是很不錯的，但是正是「魔鬼藏於細節之內」，如果細細分析以上的簡單數據，我們將可發現，情況並不如數字顯示般樂觀。 首先，讓我們檢視前兩年的數據，2011年比2010年的升幅是600萬人，折合是16.7%，2010年升了650萬人，折合升幅是21.8%，換言之，如果預計明年的升幅是2005萬人和5.5%，可以說，這是增幅大幅放緩，如果這趨勢繼續走下去，不難在明年或後年之內，反而出現負增長。

其實，如果不計內地遊客的升幅，單單看外國遊客，已是出現了輕微的負增長，只是旅發局隱惡揚善，沒有公開宣佈，只有讓有心人對比新舊兩組數字，才會得出端倪。 以上分析告訴了我們，香港的旅遊業已響起了警號，在未來有著大幅倒退的危機，雖然這只是先兆，可是病向淺中醫，如果現在不及時想辦法去解決，後果就是地產泡沬的翻版，政府等到事件爆發了、出事了，才去處理，那就只會留下一堆爛攤子，要想挽回，難上百倍。

大家聚焦的第一個難題，是香港酒店房間嚴重不足，目前只有6.2萬個房間，要應付超過4千萬個旅客，如果每人平均住上3.5個晚上，那是1.3億晚，即是平均每個房間每年大約住上1,200個人次，如果不是有單日旅客和雙人房稍作分擔，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在農曆新年等等大時大節，根本就是有團無房，旅行社只有忍痛推客，情況之惡劣可想而知。所以，目前香港三星級酒店的房價已高達2千多元，這大約和巴黎差不了太遠，不過巴黎是世界有名的花都，每年遊客多達1.8億人次，吸引力遠比香港高得多，如果香港的酒店價格居然可以和巴黎平起平坐，我們的競爭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事實上，在2012年香港將有6000個酒店房間落成，但2013和2014年則減少了落成量，這當然是遠遠不敷實質所需，因為如果對照香港和澳門、內地的酒店房間質素和差價，得要減價一半，才「值回票價」，這可能在未來3年，增加超過50%的酒店房間，才算是達標。事實上，在曾蔭權治港的7年當中，勤力工作者賺不到甚麼錢，甚至是作地產發展去賺大錢，也是天公地道，因為這畢竟是對香港有所建設。問題是，在地產霸權下的真正得益者，是甚麼都不用做，只是坐在家裏收租的「收租佬」，而酒店東主亦是坐看房租增加，酒店升值，然而受苦的卻是整個旅遊業，以及香港的小市民，這當然是大大的不公平的事。

說到有人認為可將香港的部份民居改裝成民宿，亦是無稽之談。因為香港人本來就有「居無屋」之嘆，怎能有位去供來作為商用？而把工廈改裝成為酒店，長遠而言，倒不如加速拆卸改建更佳。 其實，酒店房間的不足，只是其中的一端。香港的旅遊發展一直以來，做得都是很不足，以前香港有很多名店，現在全中國的大城市都有了，以前內地旅客對香港有好奇感，現在人人都來過不知多少次了，我們的歷史不夠，景點不足，交通擠塞，又不友善對待遊客，排名在在世界30大名店街中為倒數第二，但是政府做了些甚麼？我們呼籲﹕這是香港政府重新檢討整個旅遊策略的時候了！

政府為何幡竿燈籠，港人也來經營主題公園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首次錄得盈利，雖然只有區區的2.21億元，表面看來是一件好事，然而把折舊也計算下來，全年的淨虧損是7.18億元，但較2009年的虧損銳減了45%，由此可知，香港政府作為大股東，從2005年至今，歷年來的累積虧損到達了那個程度。

        其實香港政府和美國迪士尼的合作形式，本來就是當了冤大頭。打個比方，我同你夾份做生意，你佔大股，出大份錢，你以極廉價把店面賣給新公司，但店裏賣的貨品則是我生產的貨品，賣給新公司時，我先賺了一筆，可以幫補投資成本。這樣計算下來，你是不是吃了大虧呢？這還不算，作為一個冤大頭，我甚至有權在附近再開一店，大搶原來公司的生意！

        以上是一段痛罵，痛罵到此為止，完了。因為我們相信，香港迪士尼最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開始有點兒帳面上的賺頭了，而在2009年，香港迪士尼決定進行擴建，增加3個主題專區，這計劃將於2013年底或2014年初完成。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次的主要投資者是美國迪士尼，注資62億元，因而把香港政府的持股量從57%攤薄至52%。因為我們相信，美國迪士尼遠比香港政府更有商業頭腦(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他們既然肯加大投資額，攤薄香港政府的股份(如果香港政府不願放棄控制性股權，已不可能再減股份了)，證明了他們極度看好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前景，因而可以預期，在可見的將來，香港迪士尼的經營狀況將會大幅改善，再也不會成為港人眾矢之的的責罵對象。

        至於上海迪士尼，雖然規劃面積是香港迪士尼的2至3倍，但是從建成到點中定位、受到顧客的接受，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再說，規劃面積並不等於樂園面積，建築需時更需要錢，香港迪士尼也得等待建成後的8年才完成第一次擴建，可以預計，在5年之內，上海迪士尼都不會是香港的對手。

        至於香港迪士尼的死敵海洋公園，雖然首次被超越了入場人次，可是經營一個樂園，最重要的並非是入場人次，而是經營效率。打個比方，東京有不少小型遊樂場，論到入場人次，當然遠遠比不上東京迪士尼，可是論到投資與回報，尤其是迪士尼的面積是如此龐大，而小樂園卻只使用了很少的土地，相比之下，不少小樂園的效率實在遠勝於東京迪士尼。同樣道理，香港迪士尼至今還是虧本，但是海洋公園則連續多年錄得盈利，這還不計算香港政府投資的資金規模大小，究竟是哪一個的經營更成功，這是不言可喻的。

        從海洋公園的個案可知，香港人的經營能力，並不在美國人之下。單單以經營狀況來看，中國廣州的長隆旅遊渡假區，若論發展之快速、資金運用之效率，更加是遠勝於迪士尼，如果香港政府在1998年把同等數量的資金投進去長隆之上(假設對方願意給讓我們投資進去的話)，現在資金已翻了十倍還不止。又以澳門為例子，當初開放賭業，美國人一來，風捲殘雲地搶佔了澳門人的不少生意，可是這幾年來，港澳人合資的澳博和港人主打的銀河豈不也是反攻得有聲有色，證明只要有一個機會，香港人的能力絕對不會在美國人之下。我們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就是如果香港政府給予香港商人同樣的優厚條件，批地出錢，讓我們去經營一個主題樂園，我們是不是可以經營得比迪士尼更好呢？為甚麼香港政府是幡竿燈籠，照遠唔照近，不肯給香港商人一個機會呢？我們實在不想要地產霸權，也實在不滿金融業獨大，可是香港政府也得給香港商人平等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同美國人「拗手瓜」，證明香港人可以經營一個比美國人更出色的主題公園！

你虧本減價，我們歡迎，你掠水加價，我們反對

競爭、壟斷、傾銷等等，在經濟學上一直是困難和敏感的話題。一般來說，競爭是好事，壟斷是壞事，傾銷在消費者而言，是好事，因為可以買到平貨，但是在競爭者的眼中看來，則是最大的壞事了。在市民的心目中，有些事情是非黑則白的，例如在中電和港燈這些壟斷性的公共事業，加價當然是壞事，減價就一定是好事了，這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在超級市場這種沒有專利的事業當中，銷售品加價是壞事，但是減價也不一定是好事，例如說，百佳超市自去年11月中旬開始，以低至七折優惠價，出售各類新鮮豬肉，這一宗的豬肉大減價，便引來了極大的爭議。

說真的，香港兩大超級市場近來的形象實不甚佳，而且還有下滑的趨勢，這可以分為五方面去講﹕

1. 一來是由於超級市場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既然接觸多了，磨擦也自會增多，其一舉一動也會更為受到市民的注意，當然也很容易成為了眾矢之的。
2. 二來是近年來香港市民的抗議意識高漲了，以前的人比較柔順，遇上了不平事，「骨」的一聲吞下肚子便算了。但是現在的人則傾向於起而抗議，自然增加了反對的聲音。
3. 三來近年香港人的收入是減少了，生活困難，以前不會為區區小錢而大起肝火，今日人窮了，火氣就來了。
4. 四來是因為超級市場的管理更「優化」了，即是發明了更多的新方法去賺錢，例如說，利用不同的價格策略，天天不同價格，極難計算的優惠，在在使消費者無法適從，超市因而賺取了一些來自資訊不平衡的收入。當然了，這種「優化」的管理方式，吃虧的就是不懂計算的小市民，他們吃虧後回家細想，深心不忿，對超市的形象也造成了一定的打擊。
5. 五來是因為超市已形成了兩大公司壟斷的局面，正所謂的「樹大招風」，加上這幾年來，香港人對大財團的壟斷事業越來越是反感，超市雖非首當其衝，但也成為了一個主要的攻擊對象。

說回廉價豬肉的事件。業界懷疑超市將下價豬肉當做上價豬肉或免治牛肉出售，亦懷疑超市將內地入口豬肉當作本地豬肉出售，如果真有其事，這當然是極其嚴重的指控，因為這是赤裸裸的欺騙市民，但問題是，直至今日為止，這種指控只是猜測，完全沒有任何的真憑實據，正是由於這項指控太過嚴重，如果沒有確實的證據，實在不宜多提。

至於有關壟斷的問題，百佳超市在新鮮豬肉的市場佔有率只有一成多，而傳統街市則佔了接近七成，所以壟斷並不存在。超市霸權也許是有的，但至少不存在於豬肉檔業務。

這些事實的爭拗，簡單易明，我們暫且不去討論。我們現在更想去探討的，反而是去探討一條理論﹕超市以廉價去傾銷豬肉，當然是對豬肉檔不利，但是市民卻能受惠於廉價豬肉，這對於整個社會，究竟是有利，還是害多於利呢？

根據全港豬肉零售業聯席會議召集人許偉堅的說法，「肉商不是反對競爭，但你不能用咁低劣的手法，以本傷人，到時壟斷市場百分之八十以上，佢要賣咩價錢就咩價錢。」換言之，超市減價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打倒了所有的對手之後，最後的「終極加價」，一票賺回來。姑不論現時超市的壟斷率不足，遠遠不能稱為「霸權」，相信要打到80%的壟斷率，並非十年八載可以達致的事。在這裏，我們只說經濟學理論﹕這種先傷自身、再殺敵人的「七傷拳」方式，只適用於入行困難的事業，英文是「entry barrier」，因為一旦殺盡對手，以後再難有對手入市，自然也是一種可行的策略。但是豬肉檔是一種入行極易的行業，就算今天兩間超市壟斷了100%的豬肉生意，只要它們一提價，賣豬肉有利可圖，在超市內切豬肉的豬肉佬馬上辭職創業，分享暴利了。所以豬肉界的這一項指控是不成立的。

當然，百佳也不是吃長素的慈善公司，它的豬肉大減價三成，為市民節省2,200萬元，也有它的算盤。我們從營商的角度去猜想，它應該是希望藉著豬肉減價來帶來人流，豬肉的利潤雖是少了，卻可從其他的渠道去賺回更多。這樣的做法，豬肉商自然是受害者，但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另一些「受害者」是給它搶走了部份生意的競爭對手，例如惠康，這裏不贅。)

對於這宗事件，我們可以用月前的「759阿信屋」來作比喻，當日阿信屋廉價傾銷可口可樂，卻受到了代理太古集團的壓力，被迫停止供應旗下全線飲品，引起全城嘩然。如果當日的阿信屋是傾銷有理，施壓無理，相信今日的標準也是一樣。

最後，且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百佳超市繼續減價一段比較長的日子，例如說，一年吧，將會出現甚麼樣的後果。

根據業界的說法，近兩個月以來，平均生意額減少三成多，而上月份，已有最少30名工友因此失業向他們求助。他們估計，如果超市繼續減價，全港1100間肉檯，有七成以上可能會裁減人手。但是相對來說，百佳的生意應該有所增加，所以也會多聘人手，以補充這一個缺口。只要豬肉的總銷售額不變，不管其生意是到了百佳的手上，還是在豬肉檔的手中，其總入職員工的數字應可維持平衡。真正受到損害的，應該是豬肉檔的小老闆，因為他們的生意受損了，可能還會結業。所以情況應該是員工會有短時間的結構性失業，但很快會到工作，小老闆虧了本，有的甚至結業。

然而，減價傾銷當然會有結束的一日，到時，由於一部份的店戶已因頂受不住減價戰而結了業，但是，留下來的卻是得益者，能夠分享到競爭後帶來的利益。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殘酷，也是企業能夠壯大的原因﹕把不夠實力的競爭對手淘汰。

很明顯，豬肉檔是很苦的，但是，也是很明顯的，市民是很爽的，很歡迎這次的大減價，所以百佳的豬肉傾銷也得到了大成功。在中國，向來有「穀賤傷農」的說法，但是想深一層，穀賤雖傷了農民，但總比穀貴而沒飯開為佳。百佳對此事的反駁說法是﹕加價有人說不好，減價也有人說不好，維持原來價格又說協議壟斷價格。以上的批評的確是政客沒有立場、沒有腦袋，純為政治討好的說法。但是，我們的立場是符合科學、堅定而理據十足的﹕你虧本減價，我們歡迎，你掠水賺暴利，我們反對，至於商場上的競爭，這是資本主義的規律，我們可管不到。這是小市民的想法，也是我們的想法。

如何吃人肉

1.

這是兩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當時已寫明了是初稿，徵求讀者的意見。後來加入了不少讀者的寶貴意見，再加上這兩年來不停的搜集資料，終於完成了這篇偉大的研究報告。

2.

本文極度變態的文章，如果閣下是心智正常，請馬上放棄閱讀，否則可能令你嘔心、瀝血、反胃、腦溢血、眼火爆、大小便失禁，一切後果，本人概不負責。因為別人是「趙完鬆」，而我則是「寫完鬆」，絕對不會為筆下文章而負責，這叫做「文責你付」。

不必額外聲明，作者自問是一個心理變態的人，才能寫得出以下研究報告。

3.

我認識一位美女，很愛做飯，而且常常創作菜式，很可惜，她的創作力實在令人倒胃，新創的菜式通常都吃得令人哭笑不得。我希望她的做愛功夫遠比做飯高明，否則可能永遠也嫁不出去。唯一肯定的是，直至作者下筆這一秒，她還未嫁出去。

我的高見是，創作新菜式並非亂創或亂作一通，而是先在腦中思考，想一想這種配搭是否可行，才去嘗試。這正如一個科學家做實驗之前，先得搞好理論，證明這件事在實際上是有能存在或發生的，才去做實驗去證實理論，如果亂踫亂撞去做實驗，希望撞出一個結果來，九成九的結果是徒勞無功，空幹一場。

基本上，一個廚藝高手只須在腦中思考，已可把味道想像出八九成，而不需真正的下鑊，例如說，菜遠只能炒牛肉，臘肉也不妨，如果是炒豬肉或炒羊肉，則單是想像，也知不好吃了。

因此，人肉應該用甚麼方法來烹調，從腦中思考便已足夠，不用真正的殺人下鑊。這就是食腦。

4.

最後，人吃人其實歷史悠久，也有著極多的記載，主要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飢荒類。不說別國，中國幾乎在每個朝代，都出現過大規模的飢荒，而凡是大飢荒，都有「人相食」，或「易子而食」的記載，漢代的黃巢的軍隊曾經把俘虜放進石臼，連骨帶肉磨成肉醬，分給將士而吃之，但以上的都是為填飽肚子而幹，並非烹飪為本，因此對本文沒有參考價值。

第二類是習俗類。不少原始民族都有著吃人的習慣，人類學家見到了，便會記載下來。例如說，斐濟群島的原居民會把人肉放進爐裏烤，又或是切成小塊，放進罐裏炖，也會加入草藥一起煮，又有菜又有肉，以確保營養均衡。但這些由人類學家作出的記載只簡單地描述了事實，並無烹飪食譜或美食學上的價值。

第三類是偶爾出現一個兩個吃人變態狂魔給警方抓住了的新聞報導。通常，這也不列食譜，所以也沒有參考價值。

雖然如此，但我已盡量把可以參考的資料都記了下來。。

5.

首先說的是屠宰。

殺的過程首先是要快，悶死或一刀切斷喉嚨都是不錯的方法，但是一刀砍斷脖子則會令到鮮血四濺，不易收拾殘局。新界圍村的村民殺狗時，喜歡亂棍扑死，但這太不人道，而且沒有證據說明這種殘忍的殺法會令到肉質更鮮美。一般而言，殺生都是以快速為上，殺的時間長久了，肉質就會變壞，也許是因為恐懼分泌出來的化學物質的緣故。

可以想像得到，凌遲處死的倒霉鬼的肉一定不會好吃，砍頭的會好上一點，如果是坐電椅，則可能會因電解的過程令到人肉產生了質變，打毒針自然更壞，生病而死的人更是吃也吃不得，意外死者還可以，但得快速處理屍體，否則會肉質也會變化。

6.

宰殺了之後，跟著是放血，這是必須的工作，否則分割骨肉時血會濺出，染髒衣服。放了的血承載在容器，備用。血的做法就像豬紅和雞紅，十分容易，不贅。

第二個步驟是剝皮，這得需要技術。這些人皮如不浪費，可以留作炸，像炸豬皮一樣，但炸前請記得要先拔毛。

跟著是開膛，把內臟全部拿出來。然後把身體分成四肢、頭顱、軀幹，這需要很大的力氣和一把很快的刀。注意﹕中文的「快刀」其實是「鋒利的刀」的意思。

軀幹的處理方法，首先是一分為二，把肋骨和脊骨分開，這中間是有一個關節的，必須從這個關節著手。分成前胸和後背兩部份後，便把肋骨砍開成為數份，背脊骨則著關節劈開。手腳也是沿著關節，一分為二。

至於頭顱，則先留著，備用。

7.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味道，是肯定的事，但是我們並沒有吃不同人種的記載，因此並不能區分黑人、白人、黃種人的味道之別。這正如烏雞比黃種雞更有營養，黑毛豬比白毛豬更好吃，但是這並不能夠證明黑人的味道和營養更勝於白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生物都是年幼的肉最鮮嫩，但是年紀越大，則因經歷豐富，可能是因為吃過更多不同的東西，其肉會更有風味。至於十三至十六歲時，正當發育時期，肉生長得太快，所以味道是最劣的。養過牲口的人都知道，生物發育完成後，得再養上一段時候，雞是三個月，牛是一年，豬好像是半年，這段時間並不長肉，但卻能令肉質更有味道，從養肉的角度看，這是增加成本而不能增加肉量的做法，所以很多農民都不捨得這種浪費。

8.

正如老母雞用來熬湯，老女人也應該用來熬湯，因為骨肉夠靭，熬多久也不會變爛。除了熬湯之外，也可以風乾，來造臘肉之類，有讀者認為可作魷魚絲之類，但我懷疑其成效，因為魷魚的肉質大異於陸上動物，魷魚可造絲，但人肉的絲相信會比較像豬肉絲，或豬肉鬆。

肥人最好用來作火鍋，最好當然是常作按摩的那種肥佬肥婆，因為這樣，雪花才夠均勻。但其實，無論從那個角度看，肥人一定比瘦人好吃，正如肥牛、肥豬、肥雞都較好吃，而且營養也更為豐富。

素食者適宜吃刺身，因為生寄生蟲的機會較低。人類本是雜食動物，本來不宜生吃，但是由於人類不吃生肉，所以生吃的危險性也不會太高。

運動員的肉最結實，相信野人也同樣，不過現在世界的野人供應不足，在巴西有一百萬人，巴布亞新畿內亞有一些，不過野人的營養不足，味道應該及不上運動員。這些常常運動的「走地人」的肉質較為結實，最適合的烹飪方法是炆煮，烹至稔為止。

此外，新鮮的人才能清蒸，還必須要活殺，否則味就不夠鮮了。當肉質不新鮮時，就得多用調味料，咖哩是其中的一種方法，四川的「水煮」又是另一方法。

至於嬰兒，肉這麼嫩，最好是原隻活燒，像燒春雞般。至於還未成形的胚胎，可以半生熟來弄，類似越南的鴨仔蛋。

9.

英文有一句諺語﹕「you are what you eat.」人類的食味應同我們吃的東西大有關係。

這就像西班牙的「黑蹄豬」，因為只吃橡果，所以身上也有一股香味。有人吃過真正的「果子狸」，即是只吃果子維生的狸，說吃起來帶有生果的清新香味。而我們平時吃到的，則不能叫作「果子狸」，因為品種雖同，但吃的不是果子，所以只能叫作「雜狸」，味道是大有分別的。

人類也是一樣。只可惜現代人太過雜食，相信不可能有如此清純的好味道。但當然了，大魚大肉、吃香喝辣的人的營養較為豐富，味道會比較好。不排除四川和湖南人會有一陣辣味，印度人有咖喱味。如果是一個從小出家，不但素食，而且愛吃生果的青年和尚，肉味可能是最清新的，此豈非唐僧歟？

10.  

人在被吃時，專門名稱是叫「兩腳羊」，一般認為，味道帶點兒羶。烹煮時應多放調味料，例如五香、八角、山椒、孜然之類，以作辟羶。順帶一句，其實牛肉也帶點羶，魚肉也有魚腥，所以人肉有羶味，並不出奇。

北宋時期，有一個醫師，叫「莊綽」，寫了多本醫書，在其著作《雞肋篇》說﹕老瘦男子叫「饒把火」，即是「慳D」，完全不好吃，青年女子叫「不羡羊」，想來是最好吃的「品種」，小孩子叫「和骨爛」，而小孩子的好吃程度，有見於《輟耕綠》﹕「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

《輟耕綠》的作者叫「陶宗儀」，是個不第文人，生長在元明之交。這本書寫的是元末時代的典章和軼事，也有記錄先朝的故事，其中有一句﹕「……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吃女人的乳房，相信是因為其脂肪最多，至於男人的雙腿，猜測是因為雙腿的活動最多，因此最有咬口和肉味，不排除「雙腿」還包括了最肥美的屁股。這種吃人方法固然是浪費，但也指出了男人和女人最好吃的究竟是哪個部位。

這本書也記有剝皮的方法﹕「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尼日利亞的原居民也是使用相同方法去刮毛，證明了這種方法的效率。當然了，如果先用熱水去淋之，再用竹帚去刮，這塊皮就不能用來「炸人皮」，物盡其用了。

11.

《水滸傳》在第二十六回「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中寫著﹕「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過來，放在面前。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者一把剜心尖刀。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心窩裏。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著，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便脆了好吃。」

我的朋友蕭定一剛和他的新婚妻子在2010年在波利尼西亞渡了蜜月，這地方的原居民以前也有吃人的習俗。他們先用海水洗乾淨了屍體，刮洗乾淨，把內臟拉出來，把人身烤熱了，然後要麼切碎，要麼把熱石頭於放進人體之內，最後是把所有的肉放進了熱石頭的坑內。也有一個例子，是把人五花大綁，直接放進了坑內。最後的步驟是蓋上一層泥土，以免熱氣散走。不管事前如何玩花樣，最後就是「石頭燒」，英文叫「stonegrill」。

尼日利亞的Jarawas族則把人體包上泥巴，放在火裏燒，這是中國的「叫化雞」做法，這裏可叫「叫化人」。

但如果論到吃人肉的老饗，則以巴布亞新畿內亞的原居民最為地道。他們喜歡生烤活人，因為這種烤法會更美味，不過這種吃法現代人不宜，因為未洗便烤，未免太骯髒了。有時候，他們也會把人綑綁著，需要時才割一塊肉來吃。我在十多年前，在珠海的一間地道餐廳，見過一頭可憐的驢子，也是身上血淋淋的，也給食客隨點隨吃。

前面說及過人肉刺身。我相信，其味道不會太好，因此極不流行，在非洲和大洋洲都有過記載，但不多。從烹飪的角度看，人肉刺身並不會太好吃，因為人肉不會太柔軟，所以必須切得極薄片，而且也得挑含有多脂肪的人，亦要配合汁醬來調味，原居民沒有這麼快的刀來切片，也沒有偌多的汁醬，而且，他們也罕見肥人，所以在那裏並沒有吃人肉刺身的客觀條件。<p> </p>12.<p> </p><p>其實，人類就像其他生物，每個部位都可以吃。</p><p>脂肪留來作熬油，深水埗的「豬油渣麵」是聞名的美食，「人油渣麵」相信也差不了多少。耳朵就像豬耳朵，可以用來作涼拌。頭髮炸脆了，可以當作小吃。骨頭可拿來熬湯。至於淋巴，則可用來造醬肉。至於裏脊肉之類的精肉，當然是作「人排」之用了。沒有用途的碎肉，則可混成一起，製作「午餐肉」，或香腸。內臟可分而烹之，或效法牛雜，製成「人雜」。</p>最後，也最絕的一種，就是人腦。其中一種做法，就是打邊爐。我吃麻辣火鍋時，最愛的就是吃豬腦了。但是真正的最佳吃法，還是……你有沒有吃過猴子腦？得活生生的鋸開腦蓋子，混滾油來吃……<p> </p>13.<p> </p><p>如果你問我，人肉好不好吃，我可以頗為肯定的答一句﹕不會太好吃。</p><p>我當然沒有吃過人肉。最接近的一次，是小學六年級時，坐單車的後座，把腳踭伸進了車輪裏頭，結果是割開了一塊肉，縫了六針。我那時已經很好吃，很是後悔沒把握著這次唯一的機會，自吃其肉。</p>但現在我不後悔了。因為我想通了﹕現時所有的家畜，都是經過千百年來，人類培養出來的「種」。這些品種是經過了千百年的精心培養出來的，必然也比原來的品種更好吃，因為不好吃的品種，根本不會用來作「打種」之用。因此，世上只有「唐狗」和「韓狗」才好吃，「番狗」是完全不能吃的，這正是因為「唐狗」和「韓狗」經過了千百年的人工培養和進化，才能變成好吃的品種。<p> </p>14.<p> </p>請讀者謹記，以上言論，純屬幻想，不能實踐。如有仿傚，後果自負，本人只能(仿傚福樓拜)說﹕「我寫了一篇極度邪惡的文章，但我的心靈無比的純潔。創作是無罪的，有罪的只是人類的行為。」

通識教育是一場大災難

由2009年開始授課的通識教育終於殺到埋身，將在本年中便要進行第一次的公開考試了，而考評局也已全港中學派發模擬試卷，讓他們先操練答題的技巧。對於通識教育這門新加科目，我們只能說，是一場災難，而這場災難的受害者是中學生，被迫參與並且協助這場災難的人是中學教師，至於說到始作俑者，毫無疑問就是香港政府的教育當局，而為甚麼教育局會一手編導出這場明顯的大災難，除了因為當政者對於知識和教育的本質一無所知，我們想不出任何理由，總不成說是因為有關的高官把子女統統送到國際學校和海外名校就讀，既然與己無關，便有心靠害莘莘學子吧。

一般來說，在一個正常的教育制度，小學生學的是基本的生活知識，例如語文、四則運算和常識。中學生則是小學的優化，例如語文夾雜了部份的文學，而常識則進一步專門化，變成了數理化、史地經濟等等，而大學則是開始研究學問的第一步。在傳統的教育制度，通常不會牽涉到時事，例如說，以前中學的「經濟及公共事務」，公共事務只佔了半科，可知其不受到重視。為甚麼當時的教育工作者不重視時事有關的科目呢？中國向來有「體」和「用」這這兩個字，去區分理論化的知識和實際的工作，在中學和小學，學生主要學習的是一生受用的基本知識，例如說，歷史、藝術、音樂、地理、經濟、物理，這些都是基本的知識，在十年後、二十年後、三十年後，知識固然有所增添，但基本的道理卻是不變的。我們希望青少年在求學時握了這些基本的學問，當出來社會工作之後，這些學問仍然是在腦袋裏存放著，一生也會受用。

簡單點說，中學教育應該教育青少年學習生物學，而不需學習禽流感的形成和對香港的影響，應該去讀經濟學，而不應教導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因為生物學和經濟學是基本知識，只要懂得了，一世會受用。而禽流感和金融海嘯是特殊的個案，只要專門人才才需要懂得。中學生明明應該是學習「體」的部份，但是通識教育的卻是「用」，這自然是文不對題、本末倒置了。

在以前的教育制度，中學生學的史地數理化，就是通識教育，只是因為其中的科目太多，不能盡讀，才需要分科而讀，使得學生本著自己的志趣，去掌握一部份基本的知識。今日香港所謂的「通識教育」，只是將以前的通識教育的窄化和淺薄化，是把舊有的制度再來劣化，這會令到學生學到的東西更為淺薄，只有一時的用途，十年之後，今日所學的東西將大部份會報癈，這自然是一場災難。

說到評分標準的問題，現在的人類尚未發明一種可以客觀評定分數，而不需死記要點的考試方法。所以官方口口聲聲說的，認為通識教育著重理解，不用死記，自然是一番謊言。而如果照看通識教育科的六個單元內的內容，如果要好好的掌握，就算是阿里士多德從墳墓裏跳出來，也沒這本事去教，相信所有的政府高官也沒有一個人可以掌握這些內容，居然要在中學去推行這個浩大的課程，結果只會是一個，就是無論教學都是不湯不水，浪費了學生的寶貴學習人生。

在全世界，通識教育只在大學推行，從來沒有在中學推行的，香港應是第一個，這也可能算是超英趕美的一種。既然通識教育已被列為必修科，學生修習其他科目的機會自也減少了，事實上，今日的中六學生選修的科目比諸當年的會考生，平均少了一至兩科，已經證明了今日的學生知識是越學越少、越讀越窄。我們可以說，今日的香港政府對下一代學習知識的破壞，是一場至大的災禍，這是比金融海潚更嚴重的災難，未來的人民是會記得的！

移山還是填海，一切繫於政治

今後的香港政府，無論是夕陽到了最後的曾蔭權，還是未來的唐英年或梁振英，誰來施政都不可能不增加土地供應，而政府現已選出25個填海選址諮詢市民，希望在年中找出10個可行選址，最快可以在2019年便供應出售。政府在地產狂升時堅持能夠供應的土地並不多，現在不過是短短幾個月，突然可以推出25塊可供填海的土地，其中單單在長洲以南一個地方，填海面積已可達到1500公頃了(對比數字是，在1997年前，香港每年只能供應50公頃土地，單這裏已是30倍了)。由此可見得當日政府口口聲聲大說沒地可供應，是欺騙市民的謊言。然而，往事已了，我們放眼未來，前事不翻舊賬了，只希望政府真的可以改弦易轍，增加土地儲備，以應付未來的土地需要。 

政府願意填加土地供應，盡量找出可供填海的地來作發展，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正如許多明眼人已經指出過了，香港的土地使用比率只有兩成，遠遠低於新加坡的八成，和深圳的十成。換言之，香港根本不缺土地，這還不算那些已經非常破敗，必須重建的舊區，只是因為種種政治原因，才阻礙了它們的重建罷了。所以，我們在考慮以填海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之前，有一件事是更優先的，就是評估發展這些多半是用來作了郊野公園的土地，是否優於填海，否則我們乾脆發展這些土地就夠了，何必填海呢？

 一件令人很不快的現實是，無論是剷平郊野公園還是填海，都會破壞生態環境，因為凡是發展土地，讓市民安居樂業，都必須付出破壞生態的代價。問題是，究竟是剷平郊野公園、還是填海，兩害應該是如何去取其輕呢？香港政府顯然選擇了填海。這也許是因為填海雖然有環保機構的反對，畢竟比較容易對付，而剷平郊野公園則得面對區議會等等地方勢力，那就難以擺平了，所以政府取易不取難，便選擇了大量填海的方案。 

但是，單單從土地質量的角度看，凡是填海的地區，難免位於偏遠，但是香港其實並不怎麼缺乏偏遠的土地。舉例說，樓價下跌時的重災區正是位於元朗、屯門等地，一二十年的半新樓，呎價往往四五千元有交易，而如果政府化有心收地，還有大把的農地可以改變土地用途。其實這幾年來，香港最渴求的是市區用地，因為交通就是時間，而時間就是金錢，所以市區樓價永遠升得最快。當然了，無論是郊野公園或是填海，都不能滿足市民對市區土地的龐大需求，但是兩取其一，還是剷平郊野公園得來的土地比較有效一點點，土地的價格也高上一點點。 

總括而言，香港欠缺的是樓宇供應，最缺的是商業樓宇，尤其是商舖，其次就是住宅，但香港並不缺地，不管是用甚麼方法去供應土地，移山也好，填海也好，送舊迎新、舊區重建也好，根本都不是問題。房地產真正的問題在於逢建設必反的反對黨、只看地區利益不管大局的區議會，不追求發展的環保人士，還有在港府擁有龐大遊說力量的地產霸權，而發展土地供應，說穿了，並非找出土地、平整地皮，這些只是很簡單的技術，但是政治，才是真真正正問題重心的所在。究竟用那種方法去得到土地，土地的地點在哪兒，效益只是其次，政治角力才是關鍵。

大跌市偏沒人敢買

那天同輝哥吹水，對，就是那位投資專欄出晒位，幾年間一百萬變一億，然後那位號稱「亞洲股神」的東尼抄襲他的「天下第一倉」欄名的輝哥(如果抄襲者也可以叫「亞洲股神」，正牌的豈非可叫「地球股神」？)，我們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股市下跌5000點，會不會有人撈底？我們兩個的答案都是一樣﹕沒有人敢，因為大家已經絕望了。這是前提。究竟這會令後市升，還是跌，則人言人殊了。

話說很久以前，看到張五常大教授寫的一篇文章，建議挖掘秦始皇陵，因為不挖等於不存在，太浪費了。但是我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去看，應該是在經濟大衰退時，才好去挖，因為這是一個耗費數千億元的大計劃，可以刺激經濟，不能在經濟好景時去做。
我常常說，香港政壇有個很大的「商機」，就是極右激進政黨，政綱是反對綜援戶吃窮香港，反對「蝗蟲」和外傭，對，即是玩種族歧視(包括內地人)，反對大財團和地產霸權，高舉香港人勤勞刻苦本性給破壞了，破壞者包括了政棍(聯合美國和台灣當漢奸搞港獨)、大財團、港英出身的「半漢奸政府」陰謀顛覆香港……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多麼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於是同幾個政界朋友說過，大家都同意是絕世好橋，可以拿到一成以上的支持率，人數應和社民連加上人民力量差不多。但是大家都沒有膽子去撕破臉去真做。

出口放緩、經濟不佳，該賴誰人?

一般來說，政府高官對於未來經濟的預測能力是很差的，雖不能武斷地說是每測必錯，事情總是朝預測的反方向走，可是錯多對少，卻是肯定正確的描述。其中最有名的是八十年前美國的胡佛總統說的大蕭條已經過去，引為百年笑柄，而近的如曾蔭權和曾俊華在年前有關樓價走勢的預測，也錯到無倫，既然有此差勁的「往績」，曾俊華對於香港未來經濟的放緩預測，其參考性也是有限之至的。

通常，政府官員預測經濟的數據，是根據已知的統計資料，去作出分析，這些資料是已發生了的事實，到得政府官員的手裏的時候，大約滯後了實質經濟三個月到半年，這還是比較有效率的政府的做法，如果是那些行政效率緩慢的政府，反應可能更慢。當然，香港政府是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就算是滯後，也不會滯後得太久。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對於已過去了的經濟數據的掌握，是正確的。自從去年4月以來，香港的整體貨物出口大幅下滑，歐美市場急跌，亞洲的其他市場的原材料出口顯著放緩，雖然消費品的出口相對有升幅，但不足以補回其他方面的缺口。
是的，在可見的未來，歐洲和美國的經濟都不會好，因而也會影響了香港的經濟。更有甚者，內地的銀根調控的力度仍然甚大，令到香港不單在出口方面，而且在金融領域也大受影響，這些都是已經發生了，而且正在影響著香港經濟的極壞事實。

但是，從客觀上的事實來講，真正影響經濟的，是未來的數據，例如說，香港公司在未來半年的定單數字，當比出口數據更能準確地評估未來。而至於中國在未來的銀根政策，也嚴重影響到香港的金融業，而這些數字，都是曾俊華未有掌握到的。而曾俊華所作的預測，不過是一位每天讀報的中學生也能作出的水平，也許結論是對的(畢竟經濟不是好就是壞，就是擲骰子也有一半機會中彩)，但是其分析的論據，卻是卑之無甚高論。

香港是外向型的經濟，很是倚賴出口貿易，和國際的熱錢去刺激經濟。不管我們多麼努力、做得多麼好，始終難免受到外來的影響，經濟的波幅也比別的地方為大。但是我們並非沒有甚麼可以做的，例如說，增加自身的競爭力，把自己的實力武裝起來，就可以令到香港可以在經濟暢旺時受惠更多，在經濟放緩時受苦較少，但很可惜，這幾年來，香港政府在這方面交了白卷。

最明顯的例子是，商業樓宇嚴重缺乏，令到舖租變成了全地球首屈一指，小商人叫苦連天，嚴重的影響了本地的消費零售業的競爭力，而香港的甲級寫字樓也嚴重缺乏，令到一些國際性的金融機構駐足不前，因為經營成本實在太高了。此外，機場第三條跑道現在才商議興建，十號貨櫃碼頭遙遙無期，世界的經濟誠然不佳，可是香港的經營成本也沒有降低，無論是空運和航運的基建都是嚴重緩慢，不肯大刀闊斧的去增加基建、減低成本，然後把一切的出口放緩責任抵賴在外圍經濟不好，因而出口放緩的身上。這位財爺的這種說法，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2011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

歐洲的1830年和1848年，均被稱為「革命的年份」，因為這兩年歐洲多國分別發生了多起革命事件，雖然，大部份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但是革命的意識隨著這些失敗了的政治活動，或多或少深植在歐洲人的心中，收著了潛移物化的作用，而其影響是深遠的，從馬後炮的歷史觀看來，現在整個歐洲都實行民主政治了，而在今日，社會主義思想瀰漫了整個歐洲，可見得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和行動，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政治經濟現狀。

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始於2010年底，導致了其執政長達23年的總統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的下台，這宗事件因而激發了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大規模不穩，埃及、也門、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先後發生了「群眾事件」(套句中國政府的術語)，執政30年的埃及「最後的法老」穆巴拉克辭職並下獄，執政42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戰死。我們並非因而得出結論，說2011年也是一個「革命年份」，只是把地點從歐洲轉移到了亞非兩洲之交，但是我們卻不妨因而作出另一個結論，就是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出現了求變之心。

這也許是因為美國在2008年底發生了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發生了經濟危機，因為經濟不佳而引發出政治動蕩，而有識者也因而不滿於現有的政經現狀，所以人心求變了。在以往，一個「開國獨裁者」的倒台是比較少見的，政治危機多是發生在第一任死後，第二任未能接班的青黃不接期，但是這一次則連穆巴拉克和卡達菲這等沙場老將也相繼倒下，可見得人民思變之心是如何強烈。根據政治學家肯定頓的理論，政治革命會出現於相對開放和先進的國家，證諸於此理論，比較開放的埃及和突尼西亞，比較富裕的利比亞反而出了事，而較為專制獨裁的敘利亞和也門則渡過了危機，君主制的沙地阿拉伯的動蕩更是微不足道，可見得這套「革命始於過份期望」(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的理論是堅實可靠的。

不滿現狀，一心求變的人民，又何止於亞非之交？美國人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證明了領導世界的美國人也不滿於現時的政經規則，也希望有所改變。至於中國，年底前發生的海門市和烏坎村的群眾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全國發起的類似運動，此起彼落，一年以來，數以百計，中國人的心底裏豈不也是照樣求變？

2011年除了有喬布斯這樣的億人偶像逝世，死亡的還有西方人以為最邪惡也最是眼中釘的拉登和金正日，拉登的「事業」固然是日薄西山，金正日的朝鮮也是風光甚壞，無論他的三兒子金正恩能否順利接位，朝鮮的政經格局非得大變不可。在香港這一邊，司徒華這位民主黨的領袖去世了，民主黨還在努力尋求定位，公民黨越走越激進，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又分裂了，其實說穿了，大家都想在為未來的民主路途重新定位，然而，民主派之心雖也在思變，但要變成甚麼樣子、該走甚麼的路，卻仍然存在分歧，這就是今日民主派思變的困局。在兩位特首候選人方面，不管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提出的政綱都是要改變以前地產主導的局面，復建居屋、增建公屋已是在所難免，香港人，也是在人人求變！

總括而言，2011年，是人心求變的一年，但是如何變、變成怎樣，變得是好還是更壞，卻沒有人知道，得由歷史來告訴我們。但我們相信，在一百年後，歷史學家會這樣形容過去了的一年﹕「2011年，世界歷史進程正到了一個拐折位，這一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