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海侯」是一個長期關注香港社會話題的微信公眾號，閱讀量不多，只有幾千個，讚量只有幾十個，可是，他寫的文章卻不時被官方所引用或轉載，例如說，在去年的12月18日，他發表了《12月19日，香港新的一天》，全文三千多字，便獲得了《大公報》用了半版的篇幅來轉載。至於為甚麼他會受到官方的特別青睞，我們只能猜測，不知答案。一直以來，靖海侯的文章算是比較中肯，例如說，他在本年2月11日發表了《別為了那點流量抹黑香港了》，指出「內地人在香港遭遇不被禮貌對待的問題，未必是因為說普通話——即便是在2019年「修例風波」發生前，當年的「全球微笑指數」顯示，在29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以56分排名倒數第四，遠低於全球平均得分80分。也就是說，香港部分服務人員的不友善並不一定針對內地遊客，也並不存在於所有人群中。」
日前，他又發表了文章題為《我們到底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香港》﹕指《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少數人包括官員和議員動不動拿《國安法》出來做事，令《國安法》被「泛化利用」，是「寧左勿右，不管後果」、「變成了推銷個人政策的殺手鐧，當成辦不成事的擋箭牌」，批評看似賣力落實中央要求，本質是卸責、敷衍、消極的表現。其文章更提出有圖書館把魯迅書籍下架、無關政治的電影不再播映等為例子。
我同意他的分析正確。作為一個每天大量觀看反對派文字的中間派，我發現，最喜歡用低級紅、或高級黑的手法去引用《國安法》的，正是反對派，他們所使用的頻率，遠高於建制派。然而，所謂的「愛國愛港」陣營的部分人物，由於智力所限，往往把這些低級紅、高級黑信以為真，正是被別人「泛化利用」了，這反而在群眾的心目中，抺黑了《國安法》，令到很多人誤以為這條法律會動輒應用到市民的日常生活當中。這一篇在上星期日發表的文章，執筆時只有5,246人讀過，卻引來了建制派的廣泛閱讀及幾位議員的公開評論，當然是有人幕後發功，這恐怕，也代表了某程度的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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