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4月27日，史學大師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大師錢玄同，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主要的論點是：
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漢以後有盤古等。」
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了《堯典》，就成為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範。」(按：原文如此，查《堯典》是《尚書》的第一篇，其原始版本應遠早於孔子時代。)
三：「我們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既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但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因此，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這好比看戲：戲是同一個戲，但愈到後來，添枝加葉，演繹愈來愈多。他由此想到，中國史書記述前代事，不也是這樣嗎。
對於以上的有名說法，我有一些補充。
朱元璋年輕時，對於元順帝的認識，肯定多過對成吉思汗的認識，皆因元順帝是他當代的人。可是，到了明思宗崇禎皇帝的時候，以至於今天的現代人，肯定知道成吉思汗的人遠遠多過元順帝、崇禎皇帝，甚至是朱元璋。我們對唐太宗李世民的認識，也肯在多過對崇禎皇帝，雖然前者早出了1,000年。對於秦始皇的認識，又多過對唐太宗李世民，雖然前者更早出了1,000多年。
所以，人們對於歷史更早期的人，其認識往往多於晚期的人，這正如當代中國人對毛澤東一生的認識，也多過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反而是常態。
至於「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我們往往要在時代過後，方才會去尋找更早的歷史，皆因當朝為免國民懷緬先朝，往往更加禁止閱讀先朝的資料。
在司馬遷寫《史記》之前，人們對於春秋戰國，以至於之前的歷史，認識反而不多，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漢人對於古史的認識，肯定在西漢武帝之前的人之上，儘管期間更晚了100年以上。
《晋書》是唐朝時房玄齡等21人所合著的，唐太宗後的中國人對晋朝的認識，也肯定多過南北朝時代，儘管後者是早了200年。今日中國人對北洋史的研究，也遠遠深於我年輕時，完全連比也沒得比。
因此，後世的人發掘古史，愈找愈古，也是常態。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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