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30日，香港大學教務長曾詠詩今日向全體學生發信，宣佈停止為港大學生會代收會費、不再向學生會提供財務管理服務，同時會對學生會正使用的辦公室及設施「執行管理權力」（enforce our management rights），收回港大學生會會室等設施管理權，理由是港大學生會是《社團條例》下註冊的獨立組織，為了糾正大學與學生會之間、針對法律責任問題的「長期矛盾」（protracted ambivalence），大學早前檢討向學生會提供的服務及安排，以作出「合適的風險管理」（appropriate risk management）。
香港大學隨即發出後聲明，學生會近年行事日趨政治化，多次利用校園作為政治宣傳的平臺，公開發表煽動性並可能涉及違法的言論，對大學作出失實指控，破壞多年來與校方建立的互信，令大學的整體利益和聲譽蒙損，指出「大學不是法外之地」，大學亦有責任維護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的福祉，「不能容忍作為獨立社團的學生會一方面利用學校提供的服務和場所，另一方面則漠視校方的勸喻和整體港大社群利益」，對學生會「偏激的言行予以強烈譴責」。
這做法，相信是嚮應在4月18日，《人民日報》點名評論港大學生會「已到了非管不可的時候」，「斷送院校自主」、「愧對學士先賢」，因而是必須切除的「毒瘤」。
港大管理層的這做法，非但切斷了港大學生會反中亂港之路，也立了先例，相信其他大學也會遵從這先例，從此斷了所有大學生亂政之路，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的香港大學生運動，相信也就從此完結了。
從中國歷史看，最為人所知的學生運動，當然是東漢時代的太學生，在永興元年(西元153年)和延熙五年(西元162年)的兩次大規模政治請願，唸中國歷史的，無不津津樂道。
在一百年前的另一次學生運動，更為有名，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主要的發起者是北京的學生，尤其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東漢的太學生，就是當時未來政治的接班人，皆因培養未來接班人，就是太學成立的目的。故此，大學生是未來統治的持份者，他們當然關心政治。同樣地，當時中國有不少有名的大學，例如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並不比北京大學遜色，但這是外國教會辦的大學，畢業生可以從商，出國深造後當學者、神職人員，出路很多，至於當時的北京大學，由於是政府辦的大學，故此畢業生的出路多半是做官，又或者是在中央政府辦的學教育機構工作，故此，他們也是政府的未來持份者，是未來的統治階層，故而也關心政治，也是理所當然。
1957年11月17日，是一個星期天的清晨，莫斯科剛剛下過了一場大雪。
早上八點，整個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從四面八方趕到位於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大禮堂，容納三千人的大禮堂座無虛席，經過一連串的演講和節目，毛澤東主席來到，並且發表了講話，其中最有名的一段是﹕「米爾(按﹕即俄文「世界」)是你們的，當然，我們還在，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國的前途是你們的，世界的前途是你們的，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這些大學生，很明顯，也將是未來中國的菁英階層，所以毛主席說得對﹕中國的未來是屬於他們的。
香港的大學生的政治運動，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也不消說，香港的未來，也即是今天的香港，是屬於他們的，從林鄭月娥、葉劉淑儀、曾鈺成、梁錦松，以至反對派如李柱銘、陳方安生、蕭若元等等，都是當時的大學生。他們是未來的主人翁、持份者。
可是，冷酷地說，今日香港幾間大學的地位，能及得上當年的東漢大學、北京大學、以至香港大學嗎？這二、三十年來，香港的大學的畢業生，有幾個人真有成就，有幾個人是現時、潛在未來的統治階層？
相信大家心裏有數。
換言之，當年的學生運動的本質，是未來接班人、持份者，對於時局的不滿，認為這影響到他們未來的利益，因而作出的政治運動，但現在的學生運動的本質，則相等於農民暴動，想憑藉暴力，去獲得他們在未來，以至這一輩子也很難有機會獲得的權力。
因此，當年的大學生，本質上是建制派，因此反對政府的態度，不會太過激烈，以免打破自己未來的飯碗，但現在的大學生，則不介意把香港打個稀巴爛，事關他們根本不是未來的持份者。
至於學生會，其用途本應是這些未來的主人翁，先在學校裏試演現實政治，以後接班時，也算是有點經驗。但是今日的大學生，在大學搞學生會的經驗，將是他們唯一的政治經驗，在學生生活完結之後，他們這一生的政治和權力生涯，也就完結了。這也是因此他們對於現有權力如此留戀、死不放手的原因。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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