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Woke）一词出自1938年黑人歌手Lead Belly的一曲《Scottsboro Boys》，歌词讲述1931年时在美国南方，9位住在亚拉巴马州Scottsboro的黑人少年被诬告强暴白人女子，因此呼喊要“觉醒”白人对非裔的歧视和压迫。
到了21世纪10年代，社交媒体流行，这名词重新复活，被用来泛指社会不平等、有色人种、少数族群、性取向少数群体（LGBTQ）、女性身份认同政治、多元平等和包容（DEI）等左翼政治议题的察觉与关注。
十多年来，这一运动在西方越混越火热，也惹来了极大争议，造成了社会对立和认同困惑，特朗普上台的主要政纲，正是高举“反觉醒”大旗。
这些年来，由于西方文化和传媒、社交媒体相对于东方的强势，而且有大量青少年前往西方留学，学子们留学回来时也带来了当地的潮流思想。因此难免地，不知不觉地，“觉醒”之风也吹到我们的土地，并在此植根。
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首当其冲。该地深受美国政治和文化影响，领导人如蔡英文大拍美国人马屁，其在位的最主要政策，可能就是同性婚姻平权。
我们注意到，外部势力特别喜欢利用“觉醒”运动，成立相关的“非政府组织”（NGO），用以在当地制造社会矛盾，兴风作浪，以图为当地的“颜色革命”打下基础。当然这也有“觉醒”的主要参与者，是如有色人种、少数族群、LGBTQ等等，大多属于社会弱势社群，容易有反建制倾向，往往与“觉醒”一拍即合的社会心理学原因。
以香港为例子，同性恋团体成员，如填词人林夕、歌手何韵诗，以及在市场上郁郁不得志的艺人，往往也是“反中乱港”的积极支持者，在2019年的“黑暴”事件中，他们就完全露出了原形。
这实际上是西方宣传机构处心积虑设计的结果，不但在香港，就是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只不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例如西方在印度的主要煽动对象，就是低种姓阶层。
香港“觉醒”议题的一宗重要司法案件，是2011年的“外佣居港权争议”。这是一宗司法复核案件，即“Vallejos诉人事登记处处长”案。争议的中心在于香港连续工作满七年的外籍家庭佣工，是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而拥有资格申请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根据2010年3月31日的统计，这个群体合计有273609人，主要是菲律宾裔和印度尼西亚裔。
表面上看来，这明明只是一宗普通的司法案件，然而，以黎智英为首的整个反对派，却倾尽全力，支持外佣。当时我同“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谈起此事，他说：“唔通把佢哋通通掟落海？”（难道要把外佣全都扔进大海？）
个中深意，正是在于“觉醒”的所谓大爱、包容、少数族裔平权，这与美国的民主党支持非法移民的居留权概念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反对派需要定期抛出议题，为自己人集气，凝聚团结力，而以“觉醒”作为议题，迎合当时西方的主流思想，有着“大义名分”，最好不过。
2013年3月25日，香港终审法院判决政府胜诉。反对派也因此立场不得民心，民意受到了损伤。究其原因，反对派的政治纲领基础之一，就是以标榜“香港民族”，歧视内地人的种族主义。为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平权的同时歧视内地人，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操盘人硬要把西方经验照搬到香港，难免踫壁。
近日看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提及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宣传，主打民生牌，皆因苏联的科研和军事实力虽不逊于美国，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却是天差地别。因此美国就在这方面猛烈进攻，终于利用软力量，夺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志魄，使得苏联在1991年崩溃了。
然而，今天的中国，无论在军事实力还是在民生建设，均不弱于美国，美国的宣传力量无隙可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借着“觉醒”，分化中国人，使得中国人像《圣经》所描述的“巴别塔”一样，四分五裂，就像今日的西方，这正是我们最值得警惕和防微杜渐的。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分别在2020年和2024年通过，外国势力及其情报、宣传力量，大致上在香港已偃旗息鼓。不过，香港是个“弗里敦市”，信息流通，市民言论自由、旅行自由，自然也会大量吸收西方信息，很难避免“觉醒”文化的持续入侵。
2022年的“岑子杰诉律政司司长”，其主人翁岑子杰是反对派的积极分子，曾参与2019年的暴动，并参与2020年立法会选举反对阵营初选，被判违反《香港国安法》，刑期51个月。今年5月30日，他刑满出狱。
岑子杰和外国势力勾结极深，《泰晤士报》选出的全球20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中，他是唯一入选的香港人，被评为“独特的人物”（uniquely distinctive figure）。
这案件涉及香港同性伴侣是否有宪法保障的结婚权、是否有建立民事伴侣关系的权利，以及是否承认于海外注册的同性伴侣等议题，而岑子杰作为同性恋者，申请司法复核。
香港终审法院在2023年10月27日裁定上诉人岑子杰部分胜诉，以多数票作出声明，宣告政府违反了《香港人权法案》第十四条下的积极义务，即建立同性关系的法律认可的替代框架，如注册民事伴侣关系或民事结合。
由于法庭最终命令颁布后的两年生效，今年7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指因应终审法院判决，建议立法设立同性伴侣登记机制。9月10日，立法会进行了二读辩论，最终14票赞成、71票反对以及1票弃权，法案被否决。这是《国安法》通过以来，第一宗被立法会否决的法案，也是最大争议性的法案。
从这事件得知，美国现时仍然企图利用“觉醒”文化，去打乱香港的社会秩序，这固然是他们因为手上没什么牌、唯一一张可打的牌，但也值得我们小心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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