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副嘴臉的夢熊

劉夢熊在《陽光時務週刊》的訪問，有這樣的一句話︰「老實說，司、局長這些問責官員，我不考慮，因為我是上市公司主席，我一年交的稅，已經是司、局長年薪的幾倍……」
司、局長的收入大概是二、三百萬元，幾倍就是1,000萬元了，如果一年交稅1,000萬元，收入應該有5,000萬元以上。查劉夢熊以前擔任過國際資源（1051）的主席，現在是東方明珠石油（632）的副主席，前者在幾年前，投資過石油、黃金等資源礦目，憑着他的一張大嘴巴，在傳媒到處放風，的確是令過不少股民輸了大錢。至於後者，主席坤哥是我尊重的人，不評論了。       

奉承老闆　對下人反口
至於這兩間公司有沒有納Dream Bear所言的巨額稅項，我懶得再查了，記憶中是沒有的。至於劉本人有沒有納這個稅呢？嘿嘿，大家猜吧。
我第一次見劉夢熊，是和一位老闆吃飯，他進來搞關係，極盡奉承之能事，並且堅持要為老闆旗下的報章寫稿。
過兩天，我和報社的副社長，好不容易的約了他，約了在他公司樓下的Cafe Landmark碰面，談交稿之事。結果呢？他忘記了，致電急催之下，過了一小時，才施施然下來。坐了五分鐘，又急急走了，埋單的當然也是我們。事後他推搪了幾次，當然也沒有來稿。
報社的副社長是業界老行尊，身家十幾億元，全都是豪宅和優質商舖，財產肯定在劉夢熊之上。我和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Dream Bear這種兩副嘴臉的人，對着老闆和對着「下人」（我和副社長在他的心中，當然是「下人」），可以完全反口。
有一句港人的話：「強國人是沒有底線的。」這話不一定全對，可是應用在Dream Bear的身上，卻是一點兒也沒錯。 

貓狗的尊嚴何在，投資的尊嚴何在？

我從來沒有養過寵物，因為怕麻煩，也怕負責任。但是我看人們養寵物，卻往往生了一個疑問。

話說寵物當中，最為流行的，當數貓和狗。不少地方的人，都有吃貓肉或狗肉的習慣。

在古代，狗肉是非常流行的肉類，幾乎每一個種族，都有吃狗肉的習慣。而禁吃狗肉，是近代才開始的禁忌，主要是起源於歐洲，但就是以愛狗聞名，滿街狗屎的法國，直至十九世紀時，吃狗肉還是普遍的行為。

直至今日，也還有不少地方是吃狗肉的，最有名的是朝鮮和越南，印度、印尼、菲律賓均有局部地區流行吃狗肉，中國的「雷州狗肉」是著名的，但中國的北方人不吃狗肉，東北人則嗜吃，相信是朝鮮半島傳來的習俗。不過，中國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人們也對吃狗肉感到惡心了。韓國人本來堅持吃狗肉是必須捍衛的傳統文化，雖然首爾在一九八四年把狗肉歸類為「令人厭惡的食品」，不過現時仍然通街可以吃到狗肉。至於在「文明」的瑞士的Sankt Gallen，也以吃狗肉菜餚著名，而這個州的人口有五十萬人，佔了瑞士人口的6%。

很多人都認為，吃貓吃狗吃寵物，是殘忍的、是不文明的。不過話說回來，把貓和狗閹掉，把牠們整天困在屋子裏頭，一天只見到主人幾小時，難免造成了心理毛病，這種做法，也不見得文明到了哪裏去。

在以前新界的圍村，貓貓狗狗都是不會閹割的，一到春天，就亂來交配了。當然，牠們的生活也是十分自由，隨便在家中進出進入，往外便走，結交朋友，玩玩鬧鬧，生活可多姿多采了。這種生活當然十分愉快，唯一的缺點，是圍村的人也有吃狗肉嗜好，貓狗在外出之後，往往給扑掉吃了，不過既然牠們的繁殖率甚高，失掉一隻兩隻，也沒有甚麼。

我有一個炒股票的朋友，叫作「Ada」，是圍村人，擁有大量的新界地皮，曾經說過，願意捐出一塊地皮，作為「狗妓院」。據她的說法：「我養了一頭公狗，發情時，常常摟着家中的女性。看牠憋得這麼辛苦，倒不如找個地方，讓牠們有正常的發洩渠道，也算是造福狗群。」

所以，我很喜歡問人一個問題：古時的貓狗有自由、有性生活，但會被吃，究竟是牠們的生活更幸福，還是現代的寵物更幸福？我把這個問題問過不少人，居然大部分人都認為，寧願做古時的貓狗，也不願意沒有自由和性生活。我只能說，古時飼養寵物的方法，是比較符合天道，也比較符合人道的，所以，我們看電視台的動物頻道時，也是以把動物放回野外，讓牠們自生自滅，以被吃掉為結局，更為符合自然生態。

以上的故事，是企圖說明，自由是多麼的重要。很多人寧願死，寧願冒着被吃掉的風險，也要獲得自由。這是一個比喻，比喻「強積金」的強迫投資，是多麼的一件不人道的事。

我相信，很多人寧願輸死，或者寧願老來後餓死，也不願意交由「強積金」去主宰他們的財產。這叫做「財產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貓狗的尊嚴，並不在於死時是不是被吃掉了，而在於生時的自由。人類財產的尊嚴，也並不在於是不是花光了，老年坎坷無着，而是在於我們能不能夠把命運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CY與夢熊，嫖客與毒雞

對於CY和夢熊的故事，陶傑在《爽報》的社論作出這個形容﹕「正如上酒家，你只叫了一籠蝦餃、一碟腸粉、一碟油菜，但夥計大意，誤送上鄰桌的一條星斑。凡有廉恥的公民，都會婉言提醒是奉錯菜，而不是左看右望一番，心想『今次發啦』，一家大小將清蒸星斑食光，後來酒家發現有錯，賬單加錢，這一家刁小，嘴角叼根牙籤，印印腳笑罵：『條星斑我冇叫，你自己送上來，我以為係免費，點解要我畀錢？』」
至於某位立法會議員，在一個私人飯局時，則作出了另一個更虐而謔的比喻﹕這不過是「叫雞唔畀錢」而已。

我聽聞某人轉述了這說法，馬上致電該位議員，作出了如下的補充﹕
當日夢熊主動投身，幫忙CY，有如送雞上門，看似是飛來一雞，雖是老醜，勝在就手，誰知黑金飯局一役，令到CY英名盡喪，民望反而插水多個百分點。這好比妓是嫖了，但卻發現了該位妓女正在生著花柳病，惹到客人一周潰爛，原來是一隻毒雞，喂，點畀錢呀？如果用陶傑才子的比喻，則是該條清蒸星斑在吃光光之後，客人上吐下瀉，食物中毒，在這個情況之下，客人應該付賬嗎？

該議員聽了之後，大笑不止，我說，還有下集﹕
從以上的情節，好像是生花柳者不對，翹起了客人，免費送都食唔過。可是，這情況如要配在麥齊光、陳茂波、林奮強這些好眉好貌的人的身上，的確是飛來橫禍，避無可避。可是假如有一隻雞，已經是臭名遠播，深水埗公園的阿伯無人不識，進房後一脫褲子，更是臭不可聞，如此的一隻毒雞，只有色迷心竅的男人，才會不聞其臭，硬挺而入，結果不出所料，非但惹上了花柳病，還慘遭該毒雞趙完而唱，唱他叫雞唔畀錢。

故事再說下去，還有曲折﹕嫖妓之客人居然是個警司，知法犯法，也是罪大惡極。最耐人尋味的是，這位警司的手下的其中一條「添」就是掃黃組，居然還把該毒雞拉進了差館。警司雖說手下的掃黃組獨立運作，與己無關，可是毒雞又怎能相信？毒雞走投無路，唯有玉石俱焚，控訴警司暗中嫖妓，而且還唔畀錢。

這樣的一個奇情故事，究竟誰錯誰對？生花柳病，傳染了客人，還要惡極追數，當然是罪無可恕。但是那位警司有眼無珠，有鼻無孔，明明知道是毒雞在前，生人勿近，還要貪就手而吃下去，也是愚不可及，蠢無可綰。
這故事教訓我們﹕
1. 送上門的雞不要吃，太就手的便宜莫能貪。
2. 嫖妓前要先聽口碑，名聲太差的妓別要嫖。
3. 一雞生病，就像生了禽流感，禍及了整個雞竇。中央政府就算是立刻將之「搣柴」，也已經沾污了整個政協的名聲。今後雞農選雞，能不慎哉？

梁振英不用劉夢熊是做對了唯一的事

在去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時，劉夢熊曾經是頭號梁振英支持者，為後者盡心仆命地去打贏了選戰，日前突然轉過頭來，大肆攻擊梁振英，真的是世事如棋，真實的事件永遠比虛構的故事更令人意想不到。

劉夢熊對梁振英的指控，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方面批評梁的施政不佳，無論在維護「一國兩制」的意識形態，抑或是實質的政策執行，都是「變」不了甚麼出樣，黔驢技窮。第二方面是梁振英在選舉前後，曾經對他提出過政治酬庸，其中先是包括了招攬他進入行政會議，以及後來的推薦他成為政協常委。但結果是，這兩者皆彈了票。第三方面是梁的僭建問題，其中涉及的「兩個專業人士、一個律師」，全是子虛鳥有，其人並不存在。至於劉夢熊說的，梁振英認為和泛民的關係是「敵我矛盾」，則只能說是一項描述(姑不論這描述是真是偽)，嚴格說來，卻不能算是一個攻擊，因為梁和泛民本來就是不和，而泛民甚至一心要拉他下台，兩者既非為「友」，究竟是不是「敵」，又有何關大雅呢？

對於梁振英的施政問題，劉夢熊的批評有的是對，有的是不對，有的是雞蛋裏挑骨頭，但觀點人人不同，言論大可自由，然而梁振英對劉夢熊的酬庸承諾彈票，卻是頗堪玩味的事。

我們姑且假設一個問題，就是梁振英真的遵守信諾，把劉夢熊推到了行政會議裏去，這對於香港，會不會是一件好事？又或者說，這一次梁振英雖然是寫了推薦劉夢熊入政協常委的信件，但卻是寫得不情不願，也不是唯一推薦，如果事情反了過來，梁振英不單唯一推薦了劉夢熊，而且劉真的當上了政協常委，這又會不會是國家之福呢？中國人願不願意、希不希望有這麼的一位政協常委呢？

從劉夢熊的所作所為來看，很明顯地，我們知道，香港人並不會願意由他去當行政會議成員，中國人也不會願意由他去當政協常委。而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梁振英找他去幫忙，作為助選，也許是做錯了，可是，梁振英的承諾彈票，反口不認數，卻是做對了。反過來說，作為行政長官的助選人，應該是為著共同的政治理念，而去助選，要求酬庸，已經是不對的事，如果把不對的事還要理曲氣壯地大聲訴說出來，那就是不要臉了。

以上是從正途的方法，大義凜然地去看政治酬庸，證明這是沒道理的。如果換個較為「黑暗」的角度，從現實政治的角度，或者從人情的角度去看呢？當日劉夢熊沾上了江湖人物的密室談判，非但沒有成事，反倒給梁振英添了不少麻煩，如果犯了這個大錯，也可以得到政治酬庸，這可未免太過說不過去了吧。再說，行政會議成員需要經過嚴格的品格審查，有「黑熊」之稱的劉夢熊，光明正大地沾上了黑人物，就是梁振英有心，恐怕也是無力把他引進行政會議。至於推薦一位政協常委，只怕也非梁振英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至於梁振英在僭建問題所說的謊言，當然並非新聞。然而，劉夢熊聲稱，這個謊言涉及了張震遠，而據張震遠的所言，涉及的三人其中一人死了，而另外兩人卻皆有名有姓。張震遠固然做過不少錯事，但是在政界，名聲一向不錯，如果比較他和夢熊之間，兩者誰更可信，相信絕大部份的人，都會認為是張，而非劉夢熊。同樣道理，「敵我矛盾」之說，其「證人」是李君豪，李君豪的品格，在政界，在金融界，都是有口皆碑，而李君豪非但出來，否認了此事，還拉了同場五對夫婦中的兩位，作為人證，其說話的分量，顯然也比劉夢熊可信得多。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當選行政長官，的確可能有著太多不對頭的事，而他的誠信已破產或接近破產邊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他至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沒有任用到劉夢熊。而劉夢熊以正遭廉署拘捕的嫌疑之身，作出動機令人噁心、內容不盡不實的言論，企圖當一個攬住梁振英死的人肉炸彈，市民不妨憎厭梁振英、也不妨拉梁振英下台，可是要採信一個「不誠實證人」的口供，那就是太不智了。
最後，我們提醒一句，事實已經證明了，劉夢熊這個人，並不適宜沾身。梁振英利用了他，結果就是沾滿了一身髒物，泛民如果要利用劉夢熊的言論，來作為打擊梁振英的工具，甚至要召劉夢熊去立法會，恐怕也將會是弄巧反拙。這個人，只能作為一場鬧劇，如果企圖利用他，恐怕反會沾上一身的麻煩！

懶惰使男人貧窮 貪婪使女人墮落

溺愛使兒童驕縱，好高騖遠使青年走進邪路。

小時候，買了一套遠景文化出版的「世界文學全集」，一共有一百集，其中的第八集就是雨果的《悲慘世界》。以我當時十二、三歲的水平，一百集的世界文學，不過是囫圇吞棗的看完了，內容是死記下來了，卻全不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寥寥的幾本，是既能看明白，又喜歡的，例如說，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賽珍珠的《大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但說到最喜歡的，還是《悲慘世界》。

「世界文學全集」的一百集都是全譯本，只有《悲慘世界》是簡本，可能因為原著太長的關係。後來我陸續看了《巴黎聖母院》和《九三年》，都是看得如癡如醉，「雨果」真的是名牌，信心保證。至於《悲慘世界》的全譯本，一共是五大冊，我是從蕭若元的書櫃中偷的，看完後，來一個「偷」花敬佛，送給了北角森記書局的陳小姐，因為她也是雨果的愛好者。

日前看了《悲慘世界》的歌劇電影，人們問我好不好看，我只能回答﹕「最好看的部分，都是書中有的劇情。看了原著，沒看電影，沒有損失。看了電影，不看原著，則是大損失。」

《悲慘世界》的主題是﹕「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人墮落，黑暗使兒童飢餓。」而在今日的香港，可以改為﹕「懶惰使男人貧窮，貪婪使女人墮落，溺愛使兒童驕縱。」如果要再加一條，我會說﹕「好高騖遠使青年走上邪路。」

日前，我寫了一篇社論，承蒙很多有心的網民轉載了，內容大概是說，很多掌權者和學者以為，擴大大學學額，就能增加G.D.P.，這是沒有根據的。我列舉了瑞士、台灣、中國、香港、芬蘭、德國、法國、中國、菲律賓等，以事實證明了G.D.P.和教育水平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所以，大學教育為的是傳承知識，而不是為了G.D.P.，而香港從中學開始，便大量製造出商科學生，把文理教育壓縮至最低，根本就是走進了邪路。

我作為一位稍有名氣的財經作家，寫過不少暢銷的財經書籍，不時會遇到一些年輕的讀者，要求我傳授投資之道。我的反應通常是﹕年輕人，最重要的，並不是錢，更加不是財務自由，而是工作的機會，學習人生，努力發展事業，如果把心情放在炒股之上，把時間投入在賺錢之上，那就是走錯了邪路。

一個青年人，在三十歲之前，把心情放在投資，是人生的墮落。年輕的時候，主力應該是去見識世界，學習知識，認識多點朋友，擴闊你的人生視野，這才是不負了青春少年時。

如果你想攢一點錢，銀行存款、通脹掛鈎基金，按月買入盈富基金，都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把空閒的時間都放在研究股票之上，就是大錯特錯了。

如果有人問我，你勸人不要炒股票，那為甚麼你又要炒股票呢？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只花了很少的時間，在投資方面。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寫作、思考，我關心的問題，都是學術性的，對人類的知識有幫助的，但是這些佔了我大部分時間的工作，收入都是很少，甚至是沒有收入的。因為，投資就是生活，但是生活不等於投資，生活之中，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是比投資更為重要的。

日圓的死期若然不到 是時辰未到

日本是個很奇怪的政治制度。它的首相，正名是「總理大臣」，換替之頻密，在大國之中，應該絕無僅有的。從伊籐博文設立內閣制，1885年至2012年的127年間，它一共換了62個首相，一共有96任，因為有的當了好幾屆。

首相當的時間短，有甚麼後果呢？就是政策都給技術官僚把持了，而技術官僚問題在於短視、得過且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換言之，就是不肯改革。所以，當日本金融經濟出現問題時，其政府只是拖得就拖，甚麼也沒有做，任由它的政府負債比率佔了G.D.P.的二倍半，也置諸不理。因為根本沒人可以有這個威望和能力，去施行大規模的改革。

以上的，都是常識了。而我作為一個哈日族，有着獨特不同的見解。

日本的問題，其實出自一個人的身上，就是明仁天皇。在日本，首相變更頻繁，唯一縛住全國國民的力量，是在天皇的身上。

當年的裕仁天皇，先是發動大東亞戰爭，雖臭名昭彰，卻有着控制全局，號令整個日本的能力。當他宣布戰敗後，整個日本的政策來一個急轉彎，變成在政治軍事上，當美國的附庸，在經濟上，則力拼到底，結果造成日本的經濟奇迹。這一點，我在上期說的《搶錢家族》已經說過了。

然而，當裕仁天皇一死，整個日本失去了凝聚力，同時也失去了重心和改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前進，也就失去了動力了。所以，近年日本的經濟潰敗，在於失去了重心，明仁天皇的軟弱無能，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沒錯，我的看法，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有着政治的配合，否則不可能成事。在日本，就是欠缺了政治的動力，令到日本整個民族失去了向前衝的動力。

所以，我並不認為安倍三當上了首相之後，會決心地令到日本經濟重生。

日本的第一個問題，在於幣值太高。記得在二十年前，一台大凌志的售價是七十多萬元，平治則是一百多萬元。所以當時的日本產品，很有競爭力，凌志被認為是性價比最高的汽車。但是今日呢？凌志和平治的價錢差不多，日本車雖然較為耐用，但是論鋼水、論美感，則相去甚遠，誰人會買凌志呢？（我開的就是凌志，因為貪它耐用，不用整車，免麻煩，但我是以事論事，非關個人觀感。）

我的估計是，日本圓要貶值五成，才能夠回復它原來的競爭力。月來它雖然是跌了幾個巴仙，但也不過是小回大漲，先前升得太過急勁，回吐而已。

我並不相信安倍三有這個魄力和膽識，去做這個大手筆決定，就算他有，恐怕這位子也坐不了這麼長時間，令他有足夠時間去進行幣值改革。畢竟，日本債券的買家，主要是日本人，一旦日圓貶值，日本民眾損失慘重，哪個政客也承受不起，除非有天皇在後面腰，但是明仁天皇太過無為（無用？），所以日本的改革，根本是無從改起。

所以，我的看法是，日本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死路，就是日圓和其他貨幣爭相貶值，但是因為日本人在貨幣戰爭上，做不到西方國家那麼無恥，所以日圓相比起其他貨幣的匯價而言，非但不會貶值，而且還會升值。

那麼，日本圓將會在甚麼時候，才會玩完呢？正如上星期所言，日本是個死不服輸、死頂的民族，所以日圓不會有秩序地下跌，而是崩潰式下跌，時間大約在兩三年後，當全球經濟開始復甦，加息趨勢開始，才是日本圓死期。

統計處管理無方，數據重質不重量

統計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除了數學的計算之外，還得包括很多人文的知識，例如設計問卷、抽樣方法、訓練和管理問卷員等等行政的工作。如果所有的方法都是正確的，這即是說，問題的設計是正確的、抽樣的方法也是正確的、調查員也採用正確的方法去做前線工作，那麼，只要幾十份的問卷，就算是要代表700萬人，其準確率也可以高達95%以上。這一點，在一般小市民的眼中看來，可能覺得說法誇張，但是，只要學過最基本的統計學，就會知道，這不過是統計學的最基本知識而已。

相反，如果採用了不正確的統計調查方法，例如說，錯誤的抽樣、錯誤的問題、錯誤的流程，諸如此類，這叫做「垃圾進，垃圾出」，不管調查的人數有多少人，就是把全香港700萬人都調查遍了，都得不出正確的結果來。

以上的說法，是企圖向讀者們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統計學是一門重質不重量的科學，注重的，不是受到統計的人數，而是統計的方法。一般市民，或者是不懂得統計學的評論員，常常以統計的人數，去批評一則統計調查的準確性，這是非常外行的說法。同樣道理，我們去監察統計處的調查數據，也不應以「量」來作為衡量指標，而應以「質」為指標，而對於近日有統計處前線人員，涉嫌在有關?房的統計中，製造假數據，也應該用以上的分析架構，去作評論。
政府統計處統計出來的數據資料，有兩個作用﹕第一個是供給政府施政時，作為參考的根據。第二個則是小市民用來參考，用來監督政府的施政，也可以有著其他的作用，例如說，商人往往利用政府發放的公開資料，去作為營商的數據參考。所以，統計處製造出來的數據資料，對於整個社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出現了錯誤，從政府施政，到經濟發展，以至於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這一次的「劏房統計造假」，表面上顯示出從2006年到2011年之間，劏房數目大減了40.5%，住戶人口從11.15萬，銳減至6.63萬，令到政府大大的低估了劏房的嚴重性，也低估了社會對房屋的需求量，今日房屋供應量的極度短缺，「劏房統計造假」很負上極大的責任。由此可以見得，統計處的資訊看似是小事，實則絕對影響了政府的施政，統計處的部份職員的敷衍工作態度，竟能影響了數以萬計，甚至是十萬計的市民的居住環境，這實在是決不容許漠視的大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並非在於劏房，而是在於統計處的統計數據。因此，我們暫且把劏房的問題擱在一旁，先不討論香港實際上的劏房數字是6.63萬呢？(這數字肯定少算了。)還是「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所說的112萬。(這數字肯定多算了。)

管理統計員的行為操守，是統計學中的管理學，是絕對重要的一環。一般來說，進行統計之時，統籌者會對每一個可能性，都下了嚴格的指示﹕怎樣去抽樣，受訪者怎做時，統計員該怎應對，受訪者怎答時，統計員該怎問下去，都有著統一的格式，去給統計員去遵守。然而，儘管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但如果統計員是不誠實的，再嚴格的規定，也是枉然無用，就是統計處另外派人去覆核，但往往也覆核不出一個真實來。

統計員的不誠實，在有時候，在所難免，正如社會上有賊人偷盜，放火打劫，有時是無法避免的。可是，嚴格的管理，以及管理階層建立良好誠實的風氣，則可以把統計員的造假情況，減至最低點。反之，如果管理階層都是渾渾噩噩，做事敷衍了事，那麼，上樑不正下樑歪，前線的統計主任那就難免會弄虛作假了。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分辨出，是統計處的管理不善，還是只是個別的害群之馬，一粒老鼠屎弄砸了一鍋粥？由於涉及造假的統計員不在少數，所以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是統計處的管理無方，風氣敗壞。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劏房造假」事件中，作出一個管中窺豹。為甚麼統計處的前線人員會見到劏房便掉頭走呢？皆因劏房只當成一戶人家，這是四倍工作、五倍工作、六倍工作，但只能當作完成一份指標，統計員會視之為畏途，不肯認真去做，才是其中的真因。為甚麼統計處的統計流程設計會如此的不恤人性、如此的不識前線工作人員的心理？這當然是管理階層高高在上，不懂前線工作的細節，自然也是管理不善的一種。

縱觀整件事件，我們得出來的結論是﹕第一，統計處的工作至關重要，因為政府的大部份政策，所作出的分析，都是根據統計處的資料，而作出結論。第二，今日的統計處管理不善，所以不可靠，不一定能得出準確的統計數據，往往會誤了政府的決策。第三，統計處的工作質素評估，應以質素和準確性為主，「量」反而是其次。統計處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方向，應從這條路去走。

搶錢家族和日本圓不敗之謎

那天無端端看了《禮儀師之奏鳴曲》（原名﹕《送行者》）。這齣電影改編自詩人青木新門的自傳《納棺夫日記》，得到了奧斯卡外語片，當然是好戲，導演是瀧田洋二郎。

瀧田洋二郎是拍AV成名的，後來居然成為了名導演，而在他芸芸「監督」（即日文「導演」，動詞和名詞都是它）的電影當中，我最喜歡的，還是《搶錢家族》，好像看了三次。

《搶錢家族》是在1990年，在灣仔的影藝戲院上映，上演了524日，入場人次二十九萬，票房超過一千萬。這電影改編自谷俊彥的小說《木村家の人》，電影也是同名。這篇短篇小說在1987年，在《小說新潮》刊載，馬上就給拍成電影，原作者是谷俊彥，台灣有出版這小說的譯本，除了《木村家の人》之外，還結集了兩個故事。

《搶錢家族》的那一家姓「木村」的人，先是拼命賺錢，當被人責罵賺錢不好時，就改變了嗜好，變成拼命集郵。但木村這一家人，無論在賺錢，還是集郵票，都是那麼的認真，不分晝夜，集中全力的去拼搏。

這是一個暗喻，喻的就是日本人，先是在明治維新以後，拼命的去侵略領土，但當給盟軍打敗了，被責成侵略者之後，日本人改為拼G.D.P.，都是那麼的拼命、那麼的成功。

這證明了日本人無論在侵略領土，還是在拼G.D.P.，都是全力以赴，這是日本人的民族性，但也證明了日本人的動物本性，不作思考。

為甚麼我會看日本人的本性呢？因為這二十年來，日本的經濟持續不景，落後於整個世界，但是日本圓的幣值，卻是一直堅挺，而且愈走愈高，不知令到多少沽空日圓的人損手爛腳，焦頭爛額。

這因而產生了「日本圓不敗之謎」，如果能夠解答了這個謎題，就可能找到在哪一天，日本圓將會開始下跌，而這一跌，將會也是無止境的跌下去，那就是發達的終南捷徑了。

而我認為，要解釋「日本圓不敗之謎」，首先得了解它的民族性。

《搶錢家族》這齣電影，就是描述了日本人的民族性。說好聽點，是全力以赴，說難聽點，就是好大喜功，永遠都是心存僥倖，死守到最後一刻，也不認輸。

在上一個世紀，它的海軍實力和中國有四級之差，越級挑戰中國，俄國是大國，它傾盡全國之力，和俄國打一場局部戰爭。吃掉東三省才六年，又要去打中國本土了。四年後，又偷襲珍珠港，主動挑釁美國。

而這個國家的好大喜功，也見於二戰後的瘋狂發展經濟。有人說，它的泡沬經濟是在《廣場協議》時，被迫把日圓大幅升值，因而造成的。但實質上，正是姣婆遇上脂粉客，日本人的金融制度，股票和樓價只升不跌的亂買方法，根本就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它又想好大喜功，企圖以最快的速度，趕過美國，而泡沬經濟有如一根強心針，可以用最快速度去增強經濟，日本人果然憑着這個，人均收入遠遠超過了美國，還以不到美國一半的人口，卻有它七成的G.D.P.。

日本人除了好大喜功之外，還有另外的一些特性，就是死要面子，而且死不認錯，永遠心圖僥倖。就是因為這些奇異的民族特性，才造成了日圓的不跌之謎。說到這裏，啱啱夠鐘，下期再續。

貧民窟就是劏房，副局長緣何涼薄？

究竟香港是不是需要劏房，甚至是需要籠屋，這實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值得我們提出來，去作出討論。
而在討論之前，我們首先得理解最基本的概念﹕劏房的本質究竟是甚麼呢？

劏房固然是香港獨有的產物，但這只是就這獨特的形式而言，如果我們跳高一層去看，看清楚其本質，便會發現，這是許多個城市共有的現象。那麼，究竟劏房是甚麼呢？答案很簡單，它就是貧民窟。

在很多大城市，都有著貧民窟，即是貧窮人口居住的地方。在印度的孟買，有，在美國的紐約，哈林區以前是著名的黑人區，也是貧民聚居的地方，以前居住在西方的中國人，都是苦哈哈的窮人，所以很多城市的唐人街，同時也是雜亂擠迫骯髒的貧民區……這些貧民區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距離市中心十分接近，那是城市中的次黃金地段，地租非常昂貴，而不會住在房價租金較平的郊區之內。

同樣道理，香港以前也有木屋區，這些木屋區聚集在甚麼地方呢？鑽石山、北角等等，都是距離市中心十分接近的地方。為甚麼會有這個情況出現呢？

答案是﹕住這這裏，雖然租金昂貴，但是由於靠近市中心，所以工作機會也比較多，賺錢比較容易。如果住在郊區，雖然租金較為便宜，但是出入的時間、交通的金錢，也遠高於住在市區，相比起來，還是忍受著居所的狹迫，住在市區的劏房或貧民窟，是兩害取其輕的做法。

討論到了這裏，答案就跳出來了﹕所謂的「劏房」，不過是貧民窟的香港版本。而貧民窟也者，其特點是見縫插針，只要有機可乘，貧民就會乘虛而住，至於合不合法的問題，只有以後再說了。香港以前有亂蓋的木屋區，紐約以前的哈林區亂七八糟，都是這樣的產品。

因此，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有錢人住在高尚住宅區、住豪宅，貧民也是住在市區，住在有錢人身邊的貧民窟，因為這兩者的時間，都是金錢。反而是中產階級，才有這個閒情逸志和財力，去住進租金比較平、環境比較好、距離比較遠、交通費比較貴的郊區。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正如邱誠武副局長的所言﹕在今天的香港，劏房的確是「有需要」的。因為今日的香港貧富懸殊，兼且房屋供應嚴重短缺，貧民不住劏房，難道露宿街頭嗎？正如在許多大城市的貧民窟，也是「有需要」的，當年香港的木屋區，也是「有需要」的，皆因有這麼多的貧民，就需要這麼多的貧民窟，這個「需求量」，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看，是一看就看得出來的，也不待政府高官去作多言。

所以，現在的問題重心，不在於是不是有劏房的「需要」，因為人人都深切地知道，劏房雖壞，但是如果把劏房取締了，後果將會更壞，因為這不啻於毀人家園，令到貧民唯一的立錐之地也剝削了。因此，在今天的客觀條件之下，劏房是必需的，這也是人所皆知的事情了。

現時的關鍵，在於如何在短時間提供足夠的土地供應，令到環境惡劣的劏房再沒有存在的必要，就像當年的港英政府大量興建廉租屋，才能把木屋區消滅掉，這兩者的原理是一樣的。當然，積極消除貧富懸殊，也是令到劏房的需求減少的有效手段。不消說的，作為政府高官，其作為應該是努力去消滅劏房，而不是涼薄地就此說出風涼話。我們並不反對邱誠武的說法確有道理，但如此赤裸裸的把事實說出來，卻也的確是涼薄，這個形容詞用的十分恰當。

沒有人是個孤島，保障產權也有層次

在梁振英競選行政長官時，張震遠是其競選辦公室主席，因此被視為「第一號梁粉」。在梁振英的統治班子之中，位居多項要職，他作為市區重建局主席，亦擔任行政會議成員，一般認為，在梁振英的房屋政策當中，他是最有力的獻策者。

市建局在大角咀有一個重建項目，遇上了一個釘子戶，市建局出價呎價2.5萬元，業主還價5萬元，情況膠著不下。終於，在聖誕前夕，發生了「聖誕奇蹟」，在收購期屆滿之時，那位業主忽然接受了市建局的收購條件。這事件看起來，似乎是完滿解決了，但是卻引起了不少的爭論，因為，張震遠涉嫌洩漏了釘子戶的身份，令到眾業主一起向他施壓，認為他貪得無厭，阻人發財，結果是這業主不堪受壓，只有按照市建局的條件，「廉價」出售了該物業。

這宗事件，因而激發到不少人認為侵犯了私有產權，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我們看這宗事件，則會比較深入，認為有多重層次，需要一層一層的去討論，從原則性開始，再說到個別事件。

法治是核心價值之一，私有產權也是核心價值之一，這些都是無庸置疑的。可是，正如英國詩人John Donne的一句名句﹕「沒有人是個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之上，難免會影響到其他人。我們在自己擁有的物業之內，到了凌晨之後，不能大吵大鬧，影響到鄰居，道理就在於此。政府修改法例，把強制拍賣的門檻，從九成降至八成，其原理也是在此。

我們在很多篇的社論中，不厭其詳地解釋過，公共事業要合法賺盡，而大地產商們則使用法律，去欺凌百姓，甚至不把政府放在眼內，因為打起官司來，他們比政府更有優勢。結果就是造成了今日的財權橫行，市民的公眾利益嚴重受損的局面。

所以，我們一直說，法治、私有產權、公眾利益這三者，是需要一個平衡，才能為市民得到最大的利益。而這個負責平衡者，就是政府。當然，政府有好的，也有壞的，一個壞的政府，必須要由法治去管束，如果有著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這政府怎也壞不了出樣，但是，如果因為法律至上，而不惜犧牲了公眾利益，這政府也好不到那裏去。這中間究竟如何去找一個合適的平衡，就是政府管治的藝術了。

前文說完了原則，現在說個別事件。
張震遠涉嫌洩露了釘子戶的身份，在道德上，自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不論道德，只論治術，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很多很大有為的政府，往往使用這些擦邊球，去達到自己的利益，只要這些擦邊球不太過份，所為者又是公眾利益，而不是為著政治上的私利，一般而言，市民都不會計較。當然了，在道德上，這始終是不對的。

第二個重點是，這種做法，究竟有沒有必要性。又或者是說，這個項目是否有著必要性，令到政府非得「打茅波」不可。從這一點看來，政府就不對了，因為這一宗是「需求主導」的重建項目，政府沒有這個急切性，也不是涉及到重大的公眾利益，政府在這種小事中使用擦邊球的「絕招」，未免是損害了其公信力。從治術來看，錯誤使用擦邊球，是會影響到政府的威信的。

另一個討論的重點，就是那位釘子戶。在這方面，我們討論的方向，並非法律的層次，而是道德的層次。因為在法律方面，道理已很明顯，用不著討論，但是我們卻不妨從道德的方向去分析﹕因為如果這位釘子戶擁有道德上的高地，政府使用茅招，顯然是不公義。但是，如果這位釘子戶是「乞人憎」，甚至是人神共憤的那一類，那麼，政府的擦邊球打法，只會是大快人心。

我們首先要明白，這名釘子戶相比起市建局來，是小，但是他以一對三百，相比起其他的小業主而言，他就是大了，因為他並非一個小業主，而是一個資本家，擁有27%的業權。由於強拍的門檻需要八成，他擁有27%，理論上，只要他喜歡，可以永遠「玩死」那些餘下的小業主。如果27%業權分由多人擁有，這當然是無從置喙，但是，一個人擁有27%，而仗此「玩死」小業主們，這實在難說得上是公平的制度。因為，如果這種情況玩到了極點，又可以發生很多資本家漁肉小業主的「商機」，這自然又是另一種的不公平。

如果這位釘子戶是老業主，在這個地方住了多年，有了感情，多多錢也不願意賣，這自然是至高無上的理由，因為無理收樓迫遷，有如毀人家園，在中國的傳統上，是喪盡天良的。但是，這個以一擋三百的資本家，只是購入不久，而且還是商舖，用意也是用來賺錢，所以他的立場，也不是多多錢也不賣，而是漫天開價，叫價五萬元一呎，比市建局的出價，高了足足一倍。

在這裏，我們必須岔開一筆。剛才我們說到，擁有27%的業權，可以「玩死」小業主。這位釘子戶的要求多收一倍的賠償，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政府也許要考慮立法，去限制超過20%的業權的單一業主的行動。但這當然是另一個課題了。
現在去到了最後一個分析層次﹕不管這位釘子戶是對，還是不對，市建局的出價，必須是合理價，甚至是必須高出合理價，否則，這就真的是嚴重侵犯了私有產權了。

建局的出價是1,300萬元，而釘子戶的還價是2,600萬元。但實質上的估價呢？據稱是2,300萬元。如果以上的估價是真實的，釘子戶的要求是2,600萬元，也未始不合理，畢竟，買新房子都要付印花稅、按揭契、律師費、經紀佣金，少許的溢價也是合理的。然而，今日的地舖價錢貴如飛天，而且不斷上升，甚至不能用回報率去計算，2,300萬這個估價究竟是不是真實的，那就真的是難以曉得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以上的事件的分析，我們並沒有下到結論。這是因為這事件並沒有明顯的是非對錯，所以難下結論。但是，我們在上文中，卻提出了一個分析架構，一套分析的方法，從原則到實際地去探討這個課題。這其中的複雜程度，顯然並非一句「侵犯私有產權」就能斷定的。

澳門截的士 大鬧新葡京

哥哥對我說：「你覺不覺得，澳門的賭客的面目很猙獰？」

我想，「猙獰」未免是太過分的字眼了，「惡俗」倒是恰當的形容詞。

日前，我到澳門去，吃了一頓Robuchon，從裝修、服務到食物，總是令人覺得彆扭，說不出有甚麼不對，但總就是差了一點點。可能它服務內地客人太多了，而我和內地客人的要求標準，應該是有一點點的分別的。

Robuchon在舊葡京三樓的時候，食物和品味還好，但是搬上了新葡京的頂樓，裝修的用料好像是回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國內地，那些甲級商廈、高級酒店，表面上是金碧輝煌，可是怎看都是差了一籌，然而這一籌差在何方，一時間卻是說不上來。

Joel Robuchon是史上最厲害的法國大廚，他一共摘去二十八顆米芝蓮星，真的是前無古人。記得在五年前，我到置地廣場的L'Atelier de Robuchon吃飯，有幸吃過他親手煮的一道青豆湯，味道是……唉，不外如是。這證明了煮餸是要靠食材、用具、助手等等的配合，乍到一個新的廚房，就算你是法國廚神，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發揮不了最高功力。

事實是，Joel Robuchon和他的死對頭Alain Ducasse各有兩條餐廳路線，一條是以fine dining的法國菜，另一條則走hip的路線。在fine dining方面，Alain Ducasse做得比較好，巴黎雅典娜廣場和蒙地卡羅的巴黎酒店的旗艦店的水平，在大城市來說，算是無出其右了（小地方則有很多非常好吃的餐廳，因為食材夠新鮮）。但是以hip路線來比，則Robuchon的「工作室」（L'Atelier），又比Ducasse的「匙羹」（Spoon）要做得好了了。

所以嘛，我常常到L'Atelier吃飯，但每次到澳門的Robuchon，雖沒有揼鎚仔，但總覺不值。反而是到新葡京三樓的Don Alfonso，卻每有驚喜。

說回我的澳門之旅。白韻知道我去澳門，嚷着要call澳門朋友，專車接送我。我想，call澳門朋友，咁Macau Friend，我有錢不會截的士嗎？便豪氣地拒絕了白姐姐。

結果，果然在回程時，截不到的士，惟有在新葡京門口等的士，等了一個小時，還等不到，皆因不停有強國遊客在中途插隊。在這時，我真的覺得他們面目猙獰了。

於是，我惟有正義超人上身，不停的喝退插隊的遊客，其中一個女人反駁說：「每個人都插隊，我插又有甚麼關係？」

「咁多人打劫，唔通你又去打劫？」我斥責她。

「插隊罷了，不需要扯到打劫這麼嚴重呀！」強國女人說。

「我上了車，妳怎插我都不管，但我還沒上車，妳就不能插。」我說。

不久後，酒店的bell boy叫我好好排隊，不要亂來指揮。我破口大罵：「你本該是維持秩序，卻站着和夥伴聊天，甚麼也不幹。現在我來做了你的工作，你反來呼喝我？你再說一句，我就投訴你！」

Bell boy訕訕然走開，不敢招惹我這個惡人。結果又半小時後，我順利上了車。

印度人權差勁，中國民主欠缺

印度的六人姦殺大學生案件，轟動了整個世界，而當局也慎重此事，馬上拉到了6個疑犯，雖然根據印度法律，那位17歲的疑犯由於未成年，很可能在監禁數月之後，便會能獲得釋放。這位在姦殺過程當中，手段最為凶殘的凶徒，竟然可以重獲自由，令人不禁概嘆世道不公。可是，假如可以將涉案的其餘5人都繩之於法，總算是得到了大部份的正義，也可稍慰那位女死者的在天之靈，也能減去其家人和男朋友的傷痛和怨恨。

然而，這事件並非單一事件，在印度，女性地位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強姦案件是平常如便飯的行為，否則，這涉案6人也不會如此的猖獗。不算別的，單單是日前，已經有一位執政國大黨的議員，企圖強姦一位婦女，因而被拘補，連尊貴的議員也竟然如此無恥，這種事件在印度社會有如閒過立秋，也就可想而知了。現在，因為這宗案件鬧大了，令到國際關注了，印度政府才會迅速行事，昭雪死者之冤。可是，那些千千萬萬受到了污辱的婦女呢？她們受到的屈辱應該怎去報呢？莫不成真的有如社會習俗般，嫁了給那位強姦犯，這便算是「公義」？

印度能不能夠憑藉著這事件，反省自身，去改善國家的人權，改善婦女的權益，令到婦女不致於活在恐懼當中，而是能夠像文明社會般，有尊嚴地安全生活。如果真的能夠，也總算是因禍得福，死者的死，也算是有價值的了。但是，究竟印度人有沒有這個決心，實在是未知之數。

印度是個民主大國，除了民主之外，它的國民還享有很大的言論自由。但是，除了民主自由之，它的國民所享有的人權，卻連中國也遠遠比不上。它的高等教育做得很好，但是基本教育很差，7歲以上人口識字率不及65%，反觀中國的識字率卻是接近100%｜所以它的貧富懸殊一大部份來自教育制度，換言之，貧民已輸在起跑線上。中國的基礎教育比較好，對低下階層的福利保障也比較好，這是勝於印度的。在基建方面，中國人能夠享受到的基建設施，遠比印度人為多，這當然是因為中共的威權統治，才有這個效率。固然，威權有好處，也有壞處，但是單單看這方面的成績，中國是遠勝的。

然而，印度最為人詬病的，還是它的種姓制度，依然存在於整個社會，尤其是在農村地區，更為顯著，這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平。女性的地位也很低，只有47.8%，不到女性人口的一半。這些數字就算是在落後國家，也是很少見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印度的人權狀況很差勁，比中國還要差得多。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印度之所以有如此差勁的人權狀況，是因為它的歷史問題所造成，這並非因為民主不好，但是，民主也並非萬應靈丹，可以治好所有的疾病。在很多時，傳統習俗仍然強於制度，寫下來的法律強不過流傳多年的惡劣文化，這也證明了，要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先進、文明的國家，是很不容易的。

印度走了一條路，中國挑了另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去走，結果是，兩個國家都各有各的成就，也各有各的難題，奇怪的是，兩者的問題居然完全相反，你的強處剛巧是我的弱處，我的強處偏偏就是你的弱處。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終極的目標，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富強，這二三十年來，大家都似乎摸對了路途，在快速進步中，可是，距離目標，還有很遠很遠的路。例如說，印度要改善人權方面的弱點，對手是頑強的傳統文化，但是，印度由於有著民主制度，政治相對來說，比較穩定，但中國在習李體制之下，還得去闖政治改革的關。這兩國的未來路途，究竟如何走下去，也許，只有等待未來的歷史，才能告訴我們了。

朱哥原來係車峰

我參加「300萬元爽組合」，根本是一點把握都沒有，因為炒股票要贏錢，是長時間的行為，目的是贏大錢，而不是贏快錢。那些希望贏快錢的股票炒家，一定是loser。但這個「300萬元爽組合」好比一個抽獎遊戲，只有幾個人參加，中獎率這麼高，一旦贏了，少說也可以得到數十萬元，如果撞中了手神，說不定可以贏幾百萬元，為甚麼不去博一博呢？

贏錢捐畀「禮義廉」？

《爽報》的編輯約稿時，問假如我贏出，會把錢怎麼花呢？我說，上次比賽，都是由沙膽虹和何車帶出，他們一個說，如果贏了，就用來請報館的同事吃飯，另一個則說，把錢用來做善事。這樣的說法，人人都以為他們是做媒啦！這對於肥佬黎的聲名實在太有損了。
所以，我決定一旦贏出，就把錢用作肥佬黎最憎恨的事，以證明這比賽是大公無私的。而肥佬黎最憎恨的事，應該是把錢捐去「禮義廉」的政黨啩？我這樣做，都是為了證明他的報紙是清白咋！
編輯聽到，嚇得花容失色：「你想我被炒魷魚咩！」
我說：「你猜我會不會這樣做呢？」
她想了一想，說：「以你這麼貪錢，一定不會捐一毛錢，騙『禮義廉』的錢還差不多！」
我哈哈大笑：「答對了！我當然是把錢用最荒唐的方式花掉，讓你們沿途報道，多做一單新聞！」
話說《紐約時報》報道，人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女婿車峰，在02年以4.29億元入股平安保險（2318），5年後，最高位時漲了56倍。車峰猛料，最少有幾百億身家，在股壇人人都知啦。記得很多年前，常常聽到「朱哥」（用國語讀）的名字，語氣尊敬得有如崇拜神祇，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車」哥才對。這個「車」字，作為姓氏，就是在國語，也是讀「居」音的。

澳門截的士 大鬧新葡京

哥哥對我說：「你覺不覺得，澳門的賭客的面目很猙獰？」

我想，「猙獰」未免是太過分的字眼了，「惡俗」倒是恰當的形容詞。

日前，我到澳門去，吃了一頓Robuchon，從裝修、服務到食物，總是令人覺得彆扭，說不出有甚麼不對，但總就是差了一點點。可能它服務內地客人太多了，而我和內地客人的要求標準，應該是有一點點的分別的。

Robuchon在舊葡京三樓的時候，食物和品味還好，但是搬上了新葡京的頂樓，裝修的用料好像是回到了九十年代的中國內地，那些甲級商廈、高級酒店，表面上是金碧輝煌，可是怎看都是差了一籌，然而這一籌差在何方，一時間卻是說不上來。

Joel Robuchon是史上最厲害的法國大廚，他一共摘去二十八顆米芝蓮星，真的是前無古人。記得在五年前，我到置地廣場的L'Atelier de Robuchon吃飯，有幸吃過他親手煮的一道青豆湯，味道是……唉，不外如是。這證明了煮餸是要靠食材、用具、助手等等的配合，乍到一個新的廚房，就算你是法國廚神，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發揮不了最高功力。

事實是，Joel Robuchon和他的死對頭Alain Ducasse各有兩條餐廳路線，一條是以fine dining的法國菜，另一條則走hip的路線。在fine dining方面，Alain Ducasse做得比較好，巴黎雅典娜廣場和蒙地卡羅的巴黎酒店的旗艦店的水平，在大城市來說，算是無出其右了（小地方則有很多非常好吃的餐廳，因為食材夠新鮮）。但是以hip路線來比，則Robuchon的「工作室」（L'Atelier），又比Ducasse的「匙羹」（Spoon）要做得好了了。

所以嘛，我常常到L'Atelier吃飯，但每次到澳門的Robuchon，雖沒有揼鎚仔，但總覺不值。反而是到新葡京三樓的Don Alfonso，卻每有驚喜。

說回我的澳門之旅。白韻知道我去澳門，嚷着要call澳門朋友，專車接送我。我想，call澳門朋友，咁Macau Friend，我有錢不會截的士嗎？便豪氣地拒絕了白姐姐。

結果，果然在回程時，截不到的士，惟有在新葡京門口等的士，等了一個小時，還等不到，皆因不停有強國遊客在中途插隊。在這時，我真的覺得他們面目猙獰了。

於是，我惟有正義超人上身，不停的喝退插隊的遊客，其中一個女人反駁說：「每個人都插隊，我插又有甚麼關係？」

「咁多人打劫，唔通你又去打劫？」我斥責她。

「插隊罷了，不需要扯到打劫這麼嚴重呀！」強國女人說。

「我上了車，妳怎插我都不管，但我還沒上車，妳就不能插。」我說。

不久後，酒店的bell boy叫我好好排隊，不要亂來指揮。我破口大罵：「你本該是維持秩序，卻站着和夥伴聊天，甚麼也不幹。現在我來做了你的工作，你反來呼喝我？你再說一句，我就投訴你！」

Bell boy訕訕然走開，不敢招惹我這個惡人。結果又半小時後，我順利上了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