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望低的另類可能

因為張震遠事件，令到梁振英政府本來已很低的民望再下一城。繼麥齊光、陳茂波及林奮強之後，又來一單，這令我不期然的聯想到一件事：特區政府究竟是不是被人作了法，cursed了呢？
如果我們連前任政府的曾蔭權、許仕仁、湯顯明也計了上去，這個cursed的趨勢就更明顯了。
如果真有詛咒這回事，這咒應該是在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之後，才爆發的，而且是連續不斷的爆發出來，沒有停過。不過，自從我出版了《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之後，已經說過了，我將變成超級梁粉，所以不會再說他的壞話了。而且，我還是寫作科普作品《快樂的18條法則》的作者，應該不語怪力亂神，所以更加要閉口了。
不過，我這個人很信不過，講話完全不算數，所以，馬上又要說一樁鬼神了，不過，這次是引述友人的原文，是direct quote，與我本人無關。
這位友人說：「你知道為何這幾年來，『新鴻基地產』為何這麼黑？先是兄弟不和，繼而捲入官非？話說在2009年，環球貿易廣場(ICC)的地盤嚴重工業意外，工作平台從三十樓墜下，6名清潔工人死亡。6條冤魂，你可知道怨念何等之深，『新鴻基地產』作為業主兼僱主，當然是首當其衝了。」
「有無咁邪呀？」我問。「那有甚麼辦法解決？」我再問。
「打番場齋，做番場轟轟烈烈的大法事，希望化解到啦。」他說：「其實應該死了那6個人之後，馬上做法事，現在已經遲了。但遲做好過唔做，總之盡人事啦。」
前面說過，我不會再說梁振英的壞話，所以以下的一段，也不算是其壞話。
話說月前，梁振英被記者問到，如果啟動政改，要不要先諮詢問喬曉陽。梁的回答是：「rubbish」。
這句話當然是「rubbish」，因為這證明了記者不懂得中國政治。喬曉陽是中國政府的官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主任。但是，正如我在《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中的所言，梁振英如要詢問意見，應該是諮詢共產黨在香港的工(作)委(員會)書記，而不用詢問中央政府的意見。
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公文來、公文往的公開關係，是不應有秘密的。

盡信統計不如無統計

沒幾天前，蕭若元請一大伙人吃飯，我說起了，現時一千方呎左右的舊樓，最為抵買，反而是細價樓和豪宅，兩者都太貴了，前者在未來幾年，會有大量供應，後者則幾萬元一方呎，誰買得起呢？
朋友Ben是投資高手，他的回答是：「近月來，豪宅的租金大跌，足足跌了兩成呢！」
我說：「早說了，現時當豪宅的租戶，是最佳的消費，1%的回報率，管理費同折舊都唔止啦，計起上來，仲有賺添！」
然後，無巧不成話，我看到了報紙報道剛發表了的《香港物業報告2013》，原來在2012年，空置率是4.3%，合共4.79萬伙，但是實用面積1,722方呎以上的大型物業，空置率卻升至14.1%，即合共3,511伙，這是自從1985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
不過，實用面積少於430方呎的小單位，空置率只有2.3%，是1991年以來最低的紀錄。
豪宅的空置率這麼高，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回報率只有1%，倒不如不租出去，留下來交吉出售，更為划算。然而，當市場的流通性銳減，賣不出去時，那就有點兒麻煩了。
我在這兩、三年間，寫過一系列的社論，引用過政府的數據，指出香港有260萬個住宅單位，但只有235萬個家庭，前者多出了25萬個住宅單位。
所以，我得出了結論：就是香港並不缺乏住宅單位，但是卻缺乏一千方呎以上的大單位，這叫做「升呢盤」，是我第一個發明這名詞的，葉劉淑儀議員卻採用了這說法。
當時的我認為，政府大量興建小單位，是錯的，應該大量興建中型單位才對。但是，現在我看今日細單位的價格堅挺，現實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所以，我也必須要修改我的說法：細價樓的確是供應量不足，所以大量興建是沒錯的。
現時我的解釋是：一家四口，兩老加兩個未結婚的子女，在定義上，是一個家庭。
但是，這兩個未婚的子女，都想搬出去自住，這就構成了一個家庭，卻有3個住宅單位的需求。
一對戀人，還未結婚，自然不算是一個家庭，但是，他們卻正在打算買樓結婚，只是因為樓太貴了，買不起。

施永青的歪論

我很少聽電台，但一天看討論區，看到有人介紹施永青在商台的一番話，節錄如下﹕

「依家好多人咩嘢都講地產霸權，唔單止買樓，仲有生活上各個層面的消費，辛苦打工賺回來的薪水，絕大部分流入地產商口袋，佢哋講得冇錯，如果佢哋未買樓的話，真係會幾辛苦，但事實上，香港有六成業主都已經供完樓，另外嗰四成業主因買得平，好多只是由收入小部分供樓，供樓對佢哋來講，唔係咩嘢負擔，反而仲享受緊升值的好處……未買樓的人，如果盲目相信有啲人鼓吹的地產霸權，就好似批鬥有錢人階級一樣……咁樣好易畀人利用……」

我和施永青有一面之緣，他的人很隨和，是個謙謙君子。我說佩服蓋茨，不單因為他有錢，還因為他一直分錢給毫無貢獻的Paul Allen，令後者成為世界最著名的不勞而獲大富豪。

這種「蓋茨」，香港也有一個，就是施永青，香港的Paul Allen就是王文彥了。可是，這一次，對於施永青的話，我卻真的是不敢苟同了。

樓價上升，很多業主都會受惠，問題在於，在這十年間，周邊地區的人均居住面積都提升了三成以上，今日新加坡的人均居住面積是二十一平方米，上海是十七，東京是二十八，北京是二十九，深圳是二十九（只計戶籍人口）。

至於香港呢？只有十三，是包尾，人均居住面積雖然沒有少了，但也沒有多了。換言之，樓價的上升，是犧牲改善居住質素而換來的。

施永青的說法，得到那位網民的十個like，可以見得，有這種謬論想法的人並不在少。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紙上富貴，以後把每年新建住宅樓宇限定在五千套以內，香港人的樓價愈升愈高，房子卻愈住愈小，劏房和籠屋愈來愈多，豈不樂哉！

傳媒戰略地位

上周說了電訊商的不良經營手法，其中包括了濫收費用、永遠取消不到戶口，呃客戶的頻譜，諸如此類，數之不盡，我想，香港人十居其九，都領教過其惡行了。
我曾經想過成立一個「反對電訊商不良經營大聯盟」。它的工作，就是專門為受到電訊商的壓迫的人出頭，去寫信、去投訴、去找電訊商麻煩，以監察它們的惡行。但是，這得需要兩種支援，一是大量的義工，另一則是辦公的地方。
朋友之中，有人有很多空置樓宇(如果政府收物業空置稅，他們就大鑊了)，可以借出辦公室，其人就是謝偉俊和白韻琹。於是，我也找過他們免費借出辦公室。
「支援這些電訊商的苦主，可以得到市民的支持，在政治上，也大有好處呢！」我遊說。「但我卻沒有受到過電訊商的欺凌。」謝偉俊說。「我也沒有受過。」白韻琹說。
追問之下，原來他們全都是由秘書代辦，咁就梗係啦！吹脹！
上周也說到過，政府要收回電訊商的部分頻譜，這令我想起一些歷史故事。
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發生了很多的政變，很多還成功地奪取了政府。這些政變是怎樣進行的呢？
通常是由一些中級將領，如上校之類，因為這些才是真正的帶兵之人，將軍只是行政管理者，不帶兵。這些上校之類的，只須攻佔了兩個地方，政變就成功了一半：第一個是政府大樓，第二個呢？就是電視台。
他們在電視台，公開宣布政變成功，如果市民接受，軍隊也接受，不來挑戰他們的政變，就大功告成了，那位上校之類的，可以做總統，又或者是革命委員會的主席，諸如此類了。
換言之，得到傳媒，獲得了話事權，就是政變成功的關鍵。由此可知傳媒的戰略地位。
 現在世界進步了，以前是電視台，現在呢？現在當然是電訊商了。如果你要獲得一個政府，除了發訊息給每一個人之外，大家手上的3G手機，將會同時播出新政府的畫面訊息，告訴全港市民：(假設咋)政府已經根據《基本法》十八條，「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
現在大家可知道了電訊商的重要性，那麼，中央政府又怎能讓香港人壟斷了電訊業務，又怎能不設法令到「中國移動」(941)成為全港最大的電訊商呢！

戳破3G加價謊言

話說香港政府的4個3G牌照，將於2016年10月到期，按照合約，政府可以收回三分一的頻譜，但是按照以前的慣常做法，政府會自動續約，一切照舊。但這一次，政府的建議出人意表，就是把收回來的頻譜，重新拍賣，這當然是大出一眾電訊商的意料之外。
香港政府這種做法的原因，正如我一向的所言，是為了政治。
拍賣的頻譜，其目的那還用說，真的是路人皆知，當然是會給「中國移動香港」買進，目的就是讓它成為了全港最大的電訊商，市場的領導者。
根據香港電訊(6823)主席李澤楷的說法：「情況猶如政府向市民徵收人頭稅，流動電訊費一定會加」。為甚麼呢？
數碼通(315)總裁黎大鈞說，由於收回部分頻譜，會影響網絡質素，所以要增加基建投資，因此要把成本轉嫁到客戶的身上，而加幅可能高達40%。
和電香港(215)董事總經理黃景輝的說法也差不多，認為政府在不必要的情況，增加電訊商的經營成本，電訊商或須把成本轉嫁給客戶。
好了，現在一個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來了，收回頻譜，重新拍賣，令到電訊商增加基建，結果真的是加價嗎？
經濟學ABC，對，是ABC，連101也不是，因為101是大學的基本第一課，ABC只是常識，程度比101更為顯淺。經濟學ABC說，價格是由供應與需求，即是供求關係而造成，和成本無關，更加與固定成本無關。
如果政府收回頻譜，然後銷毀掉，供應少了，電訊商重新興建網絡，花了大錢，把供應回復原來，結果當然是加價。但是，現在政府是收回頻譜，重新拍賣，在這方面，供應完全沒有減少。
另一方面，電訊商要重新鋪設網絡，把這筆數也加了上去，總供應量反而加多了。
簡單點說，供應量增多了，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減價。這就是收回頻譜，重新拍賣的後果，也是經濟學ABC。這些電訊商諸多藉口，不是不懂經濟學ABC，就是虛聲恐嚇，欺騙無知市民。
不過，欺騙無知小市民容易，當然欺騙不了精明的周顯大師，所以我就要在這裏，把他們的謊言戳破出來。
為甚麼我要這樣做呢？喂，在香港，誰人沒有被無良電訊商的不良經營手段欺凌過呢？我既然也是受害者，當然同他們誓不兩立、誓要戳破了。

我看白銀

「本世紀減肥奇蹟」孫柏文是「白銀戰隊」的隊長，長期看好兼長期持有白銀多年，我當然不敢和他去爭奪「白銀隊長」這個名銜，再說，要爭，也爭不贏他。不過，近來我倒有一隻看好的股票，而且在密密購買，已經買了不少，就是「中國白銀集團」(815)。
它是在去年底上市的，招股價是1.18元至1.68元之間，發行了1.588億股，結果以1.18元上市。
對於白銀的前景，我當然沒有孫隊長那麼的看好，但是，炒股票啫，又不是做人世，我看好一隻股票，並不一定因為它的前景良好，只是認為它會令我贏錢，如此而已。
事實上，我專門投資垃圾股票，也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就算是我向來看好的「思捷環球」(330)，也是藍籌中的垃圾股，在我大力推薦兼出錢買入後，不到半年，已經被剔出藍籌股的行列了。
我購入的「中國白銀集團」，當然也不是看好它的前景，也沒有打算同它守至天長地久，只是認為它在去年底上市，那時的氣氛不好，莊家必定是拿到成手都係貨，現在趁個市好轉了，必定乘機炒高，出貨套現，如此而已。
現時白銀的價格大約是黃金的40分之一，在歷史上，黃金和白銀的比價是由埃及時代的1：2，到古時的1：10，以及近代的1：16，現時的1：40是歷史低位，但亦千萬不要忘記，白銀價格是不斷下跌的，這是一個大趨勢，這即是說，白銀和黃金的比價，就是白銀大升，也絕對不會回到當年的1：16。
但是，論到儲存量呢？在1940年，世界黃金的儲存量是3萬噸，現時是16萬噸，增加了5倍。但是白銀呢，則從30萬噸，減至3萬噸，足足減少了九成。
換言之，黃金的供應量是多了，但相對價格也是升了，白銀不停在消耗著儲存量，但銀價卻一直沒升。
我的看法是，白銀作為金屬貨幣，如果根據希臘人虛構的傳說，在公元前7世紀的的Argos國王Pheidon已經開始了，歷史比使用黃金還要悠久。
但是，白銀作為一種貨幣，在金本位的出現之後，在1935年，連最後的銀本位國家：中國也改用法幣(fiat money)，停用銀本位，白銀的貨幣價值已經壽終正寢，再不復回了。
所以，白銀只能夠視為一種金屬，而且不能視為貨幣，當然更不能和黃金比較，自然更不會大升了。

每個德國人心中 都有一個希特勒

我有一個德國朋友，叫「Bernard」，本來是諾基亞的工程師，後來找到了投資者，創業，自建手機品牌，賣到歐洲及全世界。他娶了中國老婆，總部在新加坡，在中國製造，所以在香港也有辦事處。

他在香港時，也會找我聊天，然而他的生意愈做愈大，我見到他的機會也愈來愈少了。我的陰謀是，為他的公司搞上市，乘機賺番一筆，但他好像不上當。

他很自傲於德國，但十分討厭美國，當然，像大部分人一樣，他有種族主義，認為德國人高高在上。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是他至少在某方面和某程度上，是認同，甚至是崇拜希特勒的。或者，不如這樣說吧，李安說，每個男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斷背山。周顯則說，每個德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希特勒，只不過不肯承認罷了。

希特勒的主張是甚麼呢？他主張德國人需要生存空間。為甚麼德國需要生存空間呢？因為德國是新興國家，國家的領土很小，但在幾十年前的世界，國家已經需要做大做強，才能夠在市場上有競爭力。而當時，只有英國、美國、蘇聯，還有一個非常衰弱的法國，才有龐大的領土和殖民地，夠本錢成為大國。希特勒和德國人要想成為大國，惟有出諸一途，就是侵略。

希特勒的侵略以他的自殺、德國慘敗告終。但是，客觀的局勢仍然不變，而且更為嚴重，就是在跟着的世界，沒有過億人口，幾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面積，在國際市場中，只能當跟班，沒有話事權。

到了這個時候，不但德國人這樣想，連法國人也這樣想了。於是，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死敵，如果要在美國和蘇聯之外，另起第三個爐灶，別無他途，只有走在一起，大搞「斷背山」，果然是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一九四九年，德國總理阿登納在接受美國的《時代周刊》訪問時，提出了和法國「破解解凍」。歐洲煤鋼共同體是在一九五○年提出，一九五二年成立的，參加的六個國家就包括了德國和法國。一九五八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和阿登納開始會談，四年間通信四十多次，會晤十五次，終於開花結果，在一九六三年，簽訂了《德法友好合作條約》。

歐洲在煤鋼共同體的基礎之下，不斷的加入新的加盟國，又把共同市場的原則推廣到其他的經濟領域，例如核能，終於在一九六七年，成立了歐洲共同體，然後在一九九三年，歐洲共同體變成了歐洲聯盟，至於歐元，則在二○○二年正式推出。歐洲人終於有了一個幾百萬平方公里，幾億人的大型政治經濟實體。

根據Bernard的說法，所謂的歐盟，就是由德國人主宰的歐洲，至於其他的民族呢，在他的口中，不過是「slaves」，為德國人辦事而已。德國製造的武器質量世界第一，只不過德國只製造，少儲存，不像美國大量囤積武器。只製造而少儲存的好處是，可以一邊賺錢，一邊擁有強大的生產力，完全沒有浪費。至於法國的強大軍事力量和核武器，則不過是相等於德國人的僱傭兵，行先死先的那一種。

我相信，有着Bernard同樣想法的德國人，並不在少，很可能還佔了大多數。當年的希特勒憑着侵略而功敗垂成的，今日的德國不費一兵一卒就做到了。所以我才說，每個德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希特勒，只是他們為着政治正確，不敢出櫃而已。

原審法官胡亂判決，終審法院享有特權

W小姐在出生的時候，是一個男兒之身，出世紙的性別記錄是男性。但是，他在在長大了之後，發現了自己的女性傾向，於是進行了變性手術。手術之後，他變成了「她」，去洗手間時，去的是女廁，身份證上的性別一欄，也改成了女性，唯一沒有改的，只是出世紙的記錄而已，因為出世紙的記錄是原始記錄，是終生不變的。然而，從法律的觀點去看，W小姐是不折不扣的一個女人。
然而，當W小姐意圖和一個男性結婚的時候，卻遭到了政府的拒絕。這是因為根據香港的《婚姻條例》，婚姻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而婚姻註冊處的登記，根據的是出世紙，而不是身份證。換言之，從結婚的法律角度去看，W小姐的性別仍然是男性。由於現時的法律，仍然是禁止男人和男人結婚，所以，政府拒絕了這一對男女的結婚申請。於是，W小姐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婚姻登記處的決定，理由是這做法違反了《基本法》及和《人權法》。

在高等法院的判決中，W小姐敗訴了。根據原審法官的說法，「男」、「女」指的是出生時的性別，所以不包括變性人，故《婚姻條例》現時仍未違憲，而且，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例如說，難以界定「完成」變性的準則，以及性別「變完再變」，還有教育、照顧孩子、業權、涉及性別的刑事法、監獄規則等等，此外，法官也指出，結婚並不是一種絕對權利。

我們對於法院對變性人婚姻的判決，表示中立，理由在下面會說。然而，原審法官的判詞，卻顯然是胡說八道。換言之， 我們可以不反對原審法官的結論和判決，但是其理由和判詞，卻明顯是強辭奪理，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婚姻條例》當然是沒有違憲，不過這案件的問題在於，一男一女申請結婚時的性別，究竟是根據出世紙呢，還是根據身份證？「男」和「女」的定義，究竟是出生時的性別呢，還是根據現時的性別？或許我們可以另外問一個問題﹕如果原審法官認為W小姐在法律上是一個男人，因為必須依照出身紙，而不是身份證的記錄，那麼，「她」是不是可以根據出世紙的記錄，而改和一個女人結婚呢？

至於說，難以界定「完成」變性的準則，這是根據醫學上的判斷，有醫生的專業證明，是完全客觀的，而變性人要「變完再變」，在技術上並不容易，而且，身份證的記錄，也是大可以「變完再變」，只要我們相信醫生的專業證明，也不成問題。至於說到教育、照顧孩子、業權、涉及性別的刑事法、監獄規則等等，都有嚴格的法律可以規定，否則，政府應該連身份證上的性別，也不應該任其改變才對。

換言之，高等法院的判詞，簡直是一場災難。W小姐申請終審上訴，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終審法院的判決，推翻的原訴法官的判決，除了《基本法》和《人權法》之外，也是因為這是世界大勢所趨，香港不可能落後於整個世界的後面。事實上，香港的鄰近國家，均都接受了變性婚姻，韓國有名的變性美女河利秀，已於2007年，和男友在首爾結婚了。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如墨西哥，也是准許變性婚姻。

一如前文所述，我們對於終審法院的判決，態度是中立。但我們卻想在這裏，說說一些歷史故事。

美國的憲法規定了對人民給予平等保護，不得因種族、膚色、信仰或原國籍之不同，而予以差別待遇。在18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判決，確立對黑人採行「隔離但平等」措施，是合法的。但是，在58年後的1954年，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判定種族隔離的學校並沒有提供黑人學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學校應該要種族混合。由此，美國的黑人運動風起雲湧，直至今日，黑人和白人的人權，大致上是平等了。

我們要說的是，為甚麼同是一部美國憲法，裏面的文字是完全相同，在58年前，和在58年後，居然會有完全不同的詮釋呢？答案是﹕因為時代改變了，社會思潮也變了，所以法院也得順應潮流，對於同一部憲法，作出不同的詮釋。這並不是歪曲法律，更不是損害法治，而是給予憲法新的活力。反過來說，如果憲法的詮釋是一成不變的，那麼，它只會越來越是僵化，更加是有損法律精神。

當然了，詮釋法律的大任，並非所有的法院都可以做，而是只有最高的法院，才有這個特權，如果連地方法院也有這個權力，那就天下大亂了。而在香港，身負這個重任的，就是終審法院了。

我們在以前社論中，強調過好幾次，就是終審法院的判決，除了根據法律之外，還有權作出三個方向的考慮﹕政治現實、公眾利益、社會思潮。在以前的殖民地時代，這個重任落在英國的樞密院之上，所以香港人並不懂得，也無須懂得使用這個特權，而香港的法律界和一般市民，對此也不甚了了。所以，當香港回歸以後，最高的司法機關使用這個特權時，市民便哇哇大叫，認為這是違反了法治精神，但其實，全世界所有法治國家，均是如此，只是當年的香港的最高司法機關給宗主國閹割了這個特權，大家才不曉得有這回事罷了。

故此，在原則上，我們歡迎終審法院因應時代潮流，去對法律作出新的詮釋，因為，這表現出了它的合法權力。但是，究竟這判決是不是正確，究竟我們同意不同意變性婚姻，由於這並非本社論的宏旨所在，所以我們並不表態，暫且中立。

投資雜寫五則

1.邱吉爾說過：「一個政治家需要有本事預測明天、下周、下月，以及明年發生的事情，然後還要有本事解釋這些事情為何沒有發生。」（A politician needs the ability to foretell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morrow, next week, next month, and next year. And to have the ability afterwards to explain why it didn't happen.）

寫財經專欄和當財經演員，也需要有同樣的能力，不停的為自己解釋為何預測出錯。但更常見的做法，是絕口不提，當無件事。

2.我在報紙推介「瀚洋控股」（1803），說了一大堆理由，又基本因素，又甚麼甚麼的。但實情是，我炒股票很少看基本因素，真正的理由是，我相信它拆細的原因，是用來炒一轉。因此，在拆細之前，和拆細後的初期，在原則上都是不會跌，反而是要炒高，否則又如何出貨呢？

我把這種情況，叫作：「前七後七安全期」。所以，炒股票，和做其他事一樣，有時候是要計算安全期的。

3.大家知道，我是「思捷環球」（0330）的大好友，不但自己身體力行的買了，而且還叫盡了姨媽姑姐，至交好友都買下了。這股票先升後跌，惹來了親戚朋友的怒罵，在香港，有一句俗語，叫「衰到無朋友」。

我一向喜歡教人，千萬不要介紹股票給朋友，因為對方贏了，不會很感謝，但輸了，一定怪死你，真是吃力不討好。想不到我作為old bird，也會犯上這毛病。

4.Billy是個投資高手，兼大把錢的上市公司主席。那天，同他去怡東酒店的地庫，吃咖喱自助餐，他說：「如果現在不買股票，到今年年尾，你一定後悔。」

「君何出此言？」我問。

「現時中國和香港的股市，之所以落後於全世界，皆因這幾年來，中國都有着大小非的沽售壓力。」他分析說：「但是，現在大小非的數字，已經去到了single digit，市場已經全數吸收了，再也不成氣候。所以，股市應該很快就會爆升。」

「很快，是快到甚麼時候？」我問。

「這個就很難說了。」他說：「總之是很快很快啦。」

怡東酒店地庫雙城吧的咖喱自助餐，只收兩百幾，如果用滙豐信用卡，還只是一百八十元，免費代客泊車，仲無乜人幫趁，好靜局添。這是白韻的好介紹，謝謝她了。

5.很多人問我買樓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如果按照供求關係，樓價當然還未升完，點都要升多好幾年，升浪先至會完。但是，投資的第一號格言是：千萬不要同政府唱對台戲。所以，我絕對不會買樓。」

我永遠記得彼得林治的名句：「無論政府賣甚麼，搏命去買。」所以，三十年前英國政府把國有企業私有化，搏命去買，十年前澳門政府賣樓送身份證，搏命去買，當年香港政府把「地鐵」（0066）和「領匯」（0823）上市，也要搏命去買。但，政府不想我買的，我一定不會買。因為，我是個乖寶寶。

借殼不想人蝕本

沒多久前，我有一個好朋友想搞借殼上市。當然了，要借殼上市，很多時要找人買股票，人們當然是在高的價位買進這股票，到了後來，虧本是幾乎肯定的事。
「我可不想別人虧本。」朋友躊躇說。
「那你就別要做這樁交易了。」我說：「沒有人虧本，交易的成本誰來付？」
「可不可以有兩全其美的方法？令到我既可以造成交易，買股票者又不致於虧本。」
「你的公司每年的盈利是多少？」我問。
「大約有四千萬元。」他說。
「那你可以這樣做：你的公司每年派息二千萬元，股東收了這筆錢，便算是投資股票的回報了。」我說。
「但是，股價照樣是會大跌呀，他們始終是虧了本。」他說。
「你可以對股東說，公司的股價是高是低，是市場的問題，你也無能為力，因為你是正當商人，不炒股票的。」我說：「總之，你把公司做好，年年賺錢，年年派息，已經是盡了責任，也沒有欺騙他們。」
「但我把現金拿出去派息，豈不是虧了本？」他問。
我說：「你可以把派息，視作為付出的利息。人們用錢買了你的股票，等於是借錢給你，你派息給他們，等於是他們借出這筆錢的利息。」
「如果這樣去計算，」他馬上明白了：「這筆利息的息率，可是遠遠低於銀行的利息呢！」
跟著我又說：「在借殼上市之後，你已經擁有了公司的一半股份，每年派息兩千萬元，你也可以得回一千萬元，計算下來，派息的成本不過是一千萬元而已。而一隻創業板的殼價是一億多元，你已經是大賺特賺了。」
「一億多元的殼價，一年派息一千萬元，長期下來，點豉油都點乾了。」他說。
「但是你利用這隻殼，一年都不止賺一千萬元啦，而且遠遠不止添！」我說：「不過先決條件，當然是你懂得如可去玩，否則就天都幫不到你了。」
他還在想，我補充了一句：「一年派息兩千萬元，唔通叫你派足十幾年咩！十幾年之後，都唔知乜嘢世界，股災都爆發咗幾次，第三次世界大戰又唔定，你的朋友說不定已經死了幾個，更大的可能是早就沽出了股票，還用得著講信用嗎？總之，你求其派上三年五年的股息，已經是盡晒人事，以後的事，誰也怪不得你！」
朋友恍然大悟，拜服而走。

從樓價周期 看甚麼時間可以買樓

如果大家覺得本篇太悶，可以直接跳去結論部分，那裏有香港人想要得到的答案。

我寫的《炒樓密碼》，主題是房地產理論，其中最重要的論述，就是樓價周期。

樓價有起有跌，周期平均是二十年一轉，這是不可避免的大趨勢，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其中論述最精闢的，除了我周顯大師之外，就是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發明了計算國民收入方法的「G.D.P.之父」Simon Kuznets，如果是實證研究，則是那位研究了133年芝加哥地產史的Homer Hoyt，都一再證實了二十周年一周期的這個理論。

但是，政府官員只看數據不讀書，理論水平太過糟糕，所以對於樓市也就一再錯判，簡單點說，就是又蠢又沒學識。

我讀到的理論，是樓價的上升期大約是三分二，下跌期大約是三分一，但卻沒有更多的數據。但剛剛找到了有關的資料，所以趕緊記下來，以免忘掉了。

西班牙地產在1978年是高位，跌至1982年，跌了四年，跌幅33.3%，芬蘭地產在1989年是高位，跌至1995年，跌了五年，跌幅是50.4%，瑞典在1990年是高位，跌至1994年，跌了四年，跌幅是31.7%。

印尼地產在1994年是高位，跌至1999年，跌了五年，跌幅是49.9%，馬來西亞在1996年是高位，跌至1999年，跌了19%，菲律賓在1997年是高位，跌了七年，跌至2004年，跌了53%，泰國在1995年是高位，跌至1999年，跌了四年，跌了19.9%。阿根廷在1999年是高位，跌至2003年，跌了四年，跌幅25.5%。

從這些數據顯示，樓價的下跌時間，一般是三年至七年，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四年至五年之間，而下跌的幅度大約是三成至六成，大約是45%。

值得注意的是，泰國的房價在表面上的跌幅是19.9%，但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它的匯率下跌了40.2%，馬來西亞的樓價也是在表面上下跌了19%，但是亞洲金融風暴，它的匯率卻下跌了39%，而在2002年，阿根廷的樓價在表面上是下跌了25.5%，但實際上，由於阿國政府也將披索兌美元的固定匯率，從1：1貶值到1：1.4，也即是貶值了接近三成。所以，這三國的樓價其實都是下跌了一半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從歷史之中，得到結論，就是樓價的下跌周期，時間大約是三年至七年，平均跌幅是五成，如果貨幣匯價大跌，就可以有效減少樓價的跌幅。當然了，貨幣崩潰的後果，比樓價崩潰更嚴重，那就不提了。

至於香港的樓價，從1998年跌至2003年，一共跌了58.9%，即是說，香港的跌幅比平均數為高。這是因為香港從1984年至1997年，樓價升了超過十倍，單單在1997年的上半年，豪宅和大單位就上升了一倍，正是升得多，跌也跌得多，再加上董建華上任後的「八萬五」政策，所以香港的樓價在眾多地區之中，也是跌得最多的一個。

所以，如果今日的樓價已經在下跌了，重新買樓的時間應該是在開始下跌的五年後，因為那時應該介乎快要跌完，或剛剛上升之間。至於下跌的幅度，則在樓價下跌了四成之後，才開始慢慢睇樓，看中了，就講價，大力壓價，當價錢中了，就可以把房子買下來。但如果樓價下跌了五成之後，就要馬上扑鎚了。當然，在這個時候，也還有下跌的空間，但由於怕上不到車，所以還是趕緊買下為妙。

你說超支我否認，黑心資訊靠不住

日前有向來反對香港政府的報章作出獨家報導，指出使用了669億元來建造的高鐵工程，原定於2015年啟用通車，但由於種種行政失誤，因此預期不單會超支，更加不能如期完成。然而，政府對此的反應，卻是斷言否認。

報紙對這宗報導的內容十分詳細，除了獲得了高鐵內部的機密文件之外，還包括了不少機密的內容，例如施工16個月，已有了9個月的延遲，還有由於曾蔭權政府改動了南昌站原來的設計，得把原來的樁柱拔掉，另外重建，現時的工程已超支了12%，而原來的50億元應急儲備，已動用了44億元，差不多用光了，更可能因施工期延長，可能要面對數以十億元計的巨額索償。

公民黨的黎廣德是公共專業聯盟的創會主席，也是工程界的選委，看過了這些機密文件之後，也對於工程進度作出了嚴厲的批評。如此言之鑿鑿的說法，似乎證明了，這報導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可是，在另一方面，政府的反應也是言之鑿鑿地否認，表示工程既不會超支，也不會延誤。照道理說，這報導是否屬實，兩年後，便見分曉，這是不能騙人的，而政府也沒有理由睜大眼睛去說謊話，如此公然地去欺騙市民。

當兩方面都是言之鑿鑿時，我們作為小市民，究竟應該相信哪一方呢？

我們當然知道，今日的香港報紙報導，實在十分偏頗，而且作出這宗報導的民主派報紙，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揭發了偽造新聞的事實，實在是完全不可靠的消息來源。同時，公民黨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幕後操縱對香港政府的訴訟，但卻從來否認這種偷偷摸摸的行逕，也實在是不可靠、不老實到了極點。可是，在另一方面，香港政府自曾蔭權到梁振英，市民又何嘗可以相信，又可靠到了哪裏去了？

如果兩方都不可靠、都不能相信，我們只能夠靜待到2015年，究竟高鐵能否如期完成，誰說真話、誰說大話，到時才能見得到分曉。

然而，從這一宗羅生門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今日的香港，已經是到達何等的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地步。作為香港人的，還有甚麼是可以相信的呢？內地有所謂的「黑心食品」，而內地人對於這種黑心食品的不相信，是連政府的檢定，也同樣地不相信。香港人呢？我們雖然並沒有黑心食品，但也有「黑心資訊」，在黑心資訊的面前，我們也不敢相信政府的否認。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實在不能不為香港人而悲哀﹕香港的確是有了言論自由，但是，香港的所謂「言論自由」，也許真的是因為太過自由了，竟然也是同樣地得不出真相來。

以上的各執一辭的情況，並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常常發生的事，香港人也都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無論如何，這實在是香港人的悲哀！

如果報導是屬實的，這當是應了當年反高鐵人士的預言，因為把高鐵急急的上馬，因而造成的惡果。但是，我們作為香港人，是為了香港好，內心的希望當然是希望高鐵符合預算地如期完成，而且工程完滿，事後運作順暢，鐵路大受歡迎，這才是香港人的福氣。或許，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基建的使用率高，代表了城市的高速發展，當年的香港、今天的內地，基建是多多都不夠，建成後快快的飽和，這才是城市發展的建康大道，而假如大量基建的使用量偏低，這個城市的發展也就前途有限，這當然並非我們之所願見的事！

勾結資本家和憎恨資本家的工會

擾攘了40天的香港貨櫃碼頭罷工事件，終於在資方決定加薪9.8%，並且蓋章簽字作實之後，勞方也答應了這個加幅，因而結束了整個事件。在這一次的勞資糾紛當中，雙方都犯上了重大的技術錯誤，在這裏，我們將整個鬥爭的過程重新分析一次，好讓大家知道，究竟甚麼是社會公義，以及香港的市民接受甚麼、不接受甚麼，並且以這故事為鑑，因而知道在以後甚麼是應該做的，甚麼不是應該做的。

在一開始，碼頭工人決定和職工盟合作，去推動加薪行動，要求加薪23%。第一個問題出現在職工盟的身上，因為職工盟是激進的政治組織，一向同政府不和，更加和大財團不和，如果罷工工人十分憎恨公司，要同它玉石俱焚、一拍兩散，找上職工盟，那是很適合的，但如果罷工工人找職工盟來談判和解，和平地加薪收場，那就錯了。因為這從來不是職工盟的強項，因為職工盟是鬥爭高手，卻並不是談判專家。

在罷工的初期，工人聲威大振，獲得了社會的廣泛支持，單單是籌款，就得到了八百萬元，可知其民心的趨向。這部份的大成功，可以歸因於兩個理由，第一的確是職工盟的功勞，因為正如前言，搞這種鬥爭性的群眾活動，職工盟是箇中高手，所以它從開始便先聲奪人，也是可以預期的。第二是因為貨櫃碼頭的公關策略失效，也正如我們在先前的社論所言，貨櫃碼頭的之所以聘請了外判商，正是因為可用外判商來作為「緩衝」，但是貨櫃碼頭居然放棄了這個「緩衝」，而來一個親身上陣，去面對公眾，這自然是大大的失策。第三是因為貨櫃碼頭的負責人在面對傳媒時，態度傲慢，因而在公關方面大大的失了分。

然而，工人雖然是佔了上風，但是他們卻並沒有看清楚大局。大局是，香港貨櫃碼頭的大股東是「和記黃埔」，而「和黃」是一間世界性的大公司，擁有電訊、能源、零售、基建、地產等等多元化的業務，貨櫃碼頭只是其中的一項，而單單就貨櫃碼頭這一門生意，它也在全世界都有業務，不說遠的，就是深圳的鹽田港，它也有業務，所以，就算是貨輪因為罷工，而不在香港卸貨，改到鹽田港去，也還是它的地頭。在這個大前題下，職工盟和支持工人罷工的政客，一直公開強調，香港貨櫃碼頭的業務對於「和黃」舉足輕重，顯然是錯判了局勢，也是誤導了工人。

另一方面，參與罷工的工人，並非香港貨櫃碼頭的全部工人，而只是一部份，碼頭本人也外聘有直系的全職工人，所以就是罷工工人最後因罷工不遂而全數辭職，也影響不了碼頭的運作。此所以罷工工人才有需要採用阻塞碼頭的方式，去阻止碼頭的工常運作，正是因為單單靠著罷工，無法發揮有效的示威作用。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工人們都是餐飲餐食餐餐清之輩，在戰鬥的角度看，這叫做「無險可守」。因此，如果從策略去看，當他們在開始罷工時，佔了上風，便應該見好就收，反而要放軟身段，同公司談判，以爭取到最有利的條件。
但很可惜，正如我們說過，職工盟的強項是鬥爭，而不是談判，所以李卓人在大佔上風之時，貪勝不知輸，反而堅持加薪23%，鬥爭策略是擴大戰線，把示威現場移至長江中心，並且發動群眾運動，意圖拉入群眾，變成一場浩大的社會運動，如果成功了，很可能就像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兩次大罷工的翻版，既可以令到職工盟聲威大振，也可以有利於民主事業。

然而，這一次的擴大戰線，效果卻是差強人意，參與工人示威的公眾人士並不多。到了這個時候，罷工工人的聲勢已失，但是，如果在李卓人在這個時候收手，也還是可以得到較好的談判條件。不過，他並沒有，反而是再進一步的擴大戰線，把戰場擴展到「和記黃埔」的大股東，李嘉誠先生的家門之前，並且把李先生的圖片妖魔化了，畫成了魔鬼的模樣。

講人情，說道理，如果是欠薪糾紛，到老闆的家門去作出追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這只是要求加薪而已，用圖像把對方妖魔化，甚至到其家門之前，搔擾其家人，那就是過份了。這固然使其形象大失，而佔領中環做法，也一定令到不少中環人感到不滿。而做出這些事情，也肯定惹惱了李家，到了這一步，和平談判加薪，已經是不可能的事。而到了這時，李卓人已知大勢已去，所以已經退了一步，只是要求加薪雙位數字而已，然而，這個時候的讓步，已經是太遲了。

跟著的局勢，永豐宣佈結業，而貨櫃碼頭提出的最後方案，就是薪9.8%，偏偏就是不加夠雙位數字，擺明是要對方丟臉下台。但到了這個時候，形勢比人強，工人再是無奈，也只有接受了。

縱觀這次工潮，香港貨櫃碼頭和「和記黃埔」是輸了形象，但希望它在以後，能夠學到了乖，懂得如何打一場公關戰。而工人本來獲得的，是本年加7%，明年加5%，但是經過一大輪鬥爭之後，所換來的，卻只是9.8%，明年卻沒有保證，隨時因加得減，顯然是大輸家。而事實上，在先前，工聯會早就為工人提出了加薪10%的方案了。這個錯誤之所以發生，罪在操盤的李卓人，正是因為他精於鬥爭，而不通談判。當然了，如果懂得「使用」李卓人，也並非沒有用處，因為他在「開局」方面的先聲奪人，確有一手，但是卻不能用他來作主導，談判的主導權，必須還是要握在工人的手上，才能成事。

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工聯會常被指責勾結資本家，所以這些談判「生意」往往落在職工盟的手上。但是，「勾結」資本家的工會組織，總比憎恨資本家的工會為佳，因為找前者來作為談判，資本家多多少少會賣它的賬，多多少少會提出好一點的條件。但是，如果找一個太過憎恨資本家的工會，結果就是越搞越糟，這就是這次罷工的情況。

政治風向非理解不可

這是我在《am730》所寫的第一篇文章，所以我想作出一些導言性的闡述，在下文，我將會說出我對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可見未來的看法。
正如我在《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的70年大戰略(1977-2047)》中的說法，在未來的香港，政治上的主軸，將會就是共產黨將以梁振英政府為工具，收回香港的自治權。因此，在金融政策上，也會因而配合，換言之，香港將會變成和內地一樣，由政治控制經濟，而我們要在金融市場活動，非得理解政治風向不可。
我的不看好樓市，除了因為樓價周期的因素之外，還是因為政治因素。香港的地產霸權實在太過霸道了，而共產黨一貫以來的作風，就是在統治之前，首先「鬥地主」，正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地主不鬥，何以奪權？
如果按照樓價周期，香港的樓市應該還有幾年好走，但是，當政府決心打壓時，樓價便難免無運行了。
我的投資格言是：「千萬不要與政府作對。」我的看法是，樓價在距離高位下跌了一至兩成之後，在未來的兩、三年間，都會維持這個價格，不會大升，也不會大跌。
這就好比在1998年至2001年時，樓價大致上不動，直至2002年至2003年，樓價才開始崩潰下來。這是因為樓價在大升時，很多人不敢購買，累積了大堆的購買力，所以當它初期下跌時，這些市場上的購買力便釋放了，價格就可以穩住。
這好比炒股票做莊，莊家派貨最多的價位，不是最高位，而是下跌了幾成之後，因為這時會有更多的散戶「貪平」入市。
總之，香港地產發展商出局，內地地產發展商入市，這應該是未來地產市場的主軸。
至於電訊業，因為電訊是政治敏感的行業，不可能全由港人操控。所以香港政府決心按照合約，收回三分一的頻譜，自然是交給中國的經營者了。在可見的未來，中國電訊商將會逐步加入香港市場，因此，所有的香港電訊商，都不會有好的前景。我自然也不會建議買入。
我的好朋友Jason說，香港只有一隻值得長期投資的股票，就是「中電」(002)，但我的看法，則是連「中電」也不能買。因為不出3年，政府就會研究要兩電把電網交出來，電力公司只負責發電，外國政府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了。
總而言之，以上這些由本地權貴所經營的「官商勾結股」，一隻也不能沾手。

嚴重三級，兒童不宜

1. 一位代號叫「Prince」的富豪常常說的﹕無「吹」不堅。

2.鄭中基說的﹕食君之祿，擔君之周。按﹕這表示了收錢後要做的工作，如果沒收錢，沒有「食君之祿」，就不用做後面的工作了。

3. 李敖說的﹕我是個堅忍不拔的人。男人都害怕我的堅忍不拔，女人都喜歡我的堅忍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