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孩優先吃奶粉，大班建議有見地

對於水貨客和奶粉事件的大原則，我們在很多篇的社論中，已經把大原則說得很清楚了﹕
旅客在香港從事商業活動，基本上是違法的，並不值得鼓勵。但是數量不大的水貨，則是經濟的潤滑劑，也是不少中產階級賴以生財的方法，正是水清則無魚，如果一下子完全禁絕了，反而會擾民和損害了市民的基本利益。如果要作出一個類比，香港不少市民也在從事水貨業務，例如說，有多少香港人是靠著到日本去，大量買入高質素的日本產品，回到香港，以養妻活兒、暢旺經濟？甚至是有一間專門售賣高級水貨法國手袋的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掛牌買賣？另一方面，香港也有不少商人，從內地走水貨，如成衣、手機、小飾物等等，來港出售，這又該當如何計算呢？那些要求完全禁絕內地水貨客的香港人，如果不反思自己，想到水貨對本地人的重要性，而香港人其實也在大量走著水貨，而單單去責備內地的水貨客，那就未免太過片面，對內地人並不完全公平。

可是，我們雖然在原則上不反對水貨的行為，但是在實質的運作上，仍是有著商榷的必要性。香港小而日本大，香港水貨客從日本走水貨回來售賣，對日本的本土社會經濟運作結構並不構成問題，同樣地，香港小而中國大，香港水貨客到內地入貨，回港售賣，也不構成管理上的問題。但是，正也是因為中國大而香港小，如果大量內地人到香港來，購買水貨而回到內地去，這就會構對香港社會的運，構成了不可承受的壓力。

換言之，內地水貨客來港做生意，原則沒問題，但是管理上有問題，於是便構成了莫大的麻煩。論者往往把大原則和實際運作困難，混淆了一起討論，所以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了。以上水站為例子，如果當日曾蔭權政府預見到中港的「水貨融合」，把上水站大幅擴建，興建大量的商場，以容納水貨客，既可以解決現有的問題，亦可以製造出大量的商機和工作機會，從這角度看，水貨便變成好事了。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的商舖租金飛天，也是因為曾蔭權政府的官商勾結，令到商場大業主成為了不勞而獲的既得利益者，如果當年政府願意放寬條例，讓發展商大量建造商場，疏導大量的內地旅客人流，那又是一項德政，怎會今日趕絕中小型商戶的不公情況？

奶粉問題，牽涉到第二個大原則，這原則就是「本地人優先」。如果要作比喻，世界上最慘的，莫過於難民，因為政治經濟問題，而離鄉別井，逃難到他鄉。如果按照人道立場，全世界的政府，都應該無條件收容到來的難民，可是，在實際上，本地人在本國，當然是要照顧本地人的利益為優先，這正如我們得先餵飽自己的肚子，才去做善事，道理是一樣的。內地人飽受毒奶粉之苦，不少向來仇視內地人的港人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予以冷嘲熱諷，這是要不得的冷血言論，實在是無話可說。可是，我們在同情、在盡力幫忙內地同胞時，首要的條件，就是肯定自己的小孩子是有足夠的奶粉可吃，可能夠把多餘的奶粉賣給水貨客，這是一條至高無上的大原則﹕先顧好自己，再惠及他人。

所以，我們一向支持，政府在某程度上，對奶粉實行某種配給制度，因為這是市民的必需品，這個關口是不可以失守的。政府在昨天從善如流，宣佈設立熱線，接受家長訂購奶粉，在長遠政策方面，則是考慮限制奶粉出境，每人只能限帶兩罐，並且。我們對這新例的看法，是贊成其大原則，即是由政府來干預奶粉市場，但是，在具體的政策安排之上，卻認為大有改善的餘地，尤其是，限制每人限帶兩罐奶粉出境，便不無執法上的困難。

在社會人士的眾多意見當中，我們最欣賞的，是有「大班」之稱的鄭經翰的建議﹕「香港大可照辦煮碗，以實價、半價甚至免費，每月給予每位本地出生嬰兒孩五至六罐奶粉，一直到BB戒奶為止，且可在母嬰健康院領取。以每年大約五萬名新生嬰兒計算，政府每年不過額外增加約十多億元……」
免費送奶粉給所有的父母，一來既可以幫助基層，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二來今日香港本地出生率低迷，送奶粉也不失為一條鼓勵生育的政策。三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一種人道的表達方式。在所有的社會意見當中，沒有一個比鄭經翰的建議更有創見、更有愛心、而且更有效率的了。如果每個香港嬰兒都保證有奶粉可吃，奶粉市場便任由水貨客去攻陷吧，又有何懼哉？

我們向來並不怎麼同意鄭經翰的許多政見，而鄭經翰作為梁振英的主要反對者之一，也一直發表著不少激烈反對梁本人及其政府的言論。可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反對派的人身謾罵，固然不足為聽，可是有見地的建議，卻是非聽不可的，正如我們也常常不同意公民黨的政見，可是梁家傑和黎廣德就房屋政策提出的建議，我們也馬上表示支持，因為這的確是有著值得借鏡的地方，雖然昨天梁振英指出其中有著資料性的錯誤，可是它仍然是有著值得參考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梁振英政府在這一次，也聽一聽反對派的鄭經翰的建議，正如鄧小平說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便是好貓，只要是為香港人好的意見，就算是由反對派提出的，又何妨一試？而只要試了，成功了，受福的，也是香港人，而得到民望提升的最主要得益者，將是梁振英政府，鄭經翰反而是其次，這是隻贏局面，又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