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香港,從小愛讀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文化、觀察和思考中國問題,後來,移民了加拿大,又回流到香港。可以這樣說,我在籍貫上是香港人,在文化認同上是中國人,在身份上是加拿大人。如果用另一個方式去表達,也可以說,我在情感上是香港人,在高級思考和知識研究方面是中國人,在理智上則是加拿大人。
為甚麼說,我在高級思考和知識研究方面是中國人呢?因為我閱讀和研究興趣,偏向於中國方面,如果要讓我來挑,我寧願去撰寫和詮釋「楚漢相爭」的故事,也不願意去寫有關香港的歷史。之所以會有本書的出現,純粹是一個偶然。
話說我由於工作關係,每天得寫上一篇政治經濟評論,累積下來,也就得到了有關梁振英和香港問題的一堆想法。有一天,「經濟日報網站」的編輯小姐追稿,要求我寫一些關於政治的評論,我便來一個「廢物利用」,準備把這些曾經寫過出來,仍在腦中堆積著的資訊,來一個整理,寫一篇總論,以填稿債。然後在一個星期六,洋洋洒洒,寫了一萬六千字,便交稿了。
由於這是一篇一萬六千字的長文,不想只刊一次,這未免太浪費了。於是我決定「循環再用」,徵得編輯小姐的首肯,便要在本人的臉書中刊登出來。
在此文再次現世之前,我循例作出最後的修訂,誰知一修之下,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由於這是一篇一萬六千字的長文,不想只刊一次,這未免太浪費了。於是我決定「循環再用」,徵得編輯小姐的首肯,便要在本人的臉書中刊登出來。
在此文再次現世之前,我循例作出最後的修訂,誰知一修之下,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第一,是發現了它的一萬六千字原始版本中,有著不少的事實錯誤和推論錯誤,當然是當日行文太快,沒暇去查證的緣故。雖然這些均是小錯小誤,並無礙於結論的宏旨,可是,小錯小誤兜口兜面的撲將過來,不免礙眼,也就非改不可。
第二,經過坐下來思考、找資料、再推理,重新寫作之後,多出了數倍的內容,比諸原來的版本,無論是在資料方面、在推理方面、在前後呼應方面,都強化了何止十倍。唯一不變的,是其結論,但是相比之下,原來的一萬六千字,不過是一篇大綱,而這本書,才是完全版。
為甚麼說,我在理智上,是加拿大人呢?
我在加拿大的日子,每天悶得發慌。無論在社會制度上,在國民質素上,在生活環境上,這都是個天堂似的國家,但也許我的本質是個魔鬼,所以對於天堂,我是一點好感也沒有,所以才有回流香港之舉。可是,移民加拿大,是我本人的抉擇,而我亦在入藉時宣誓過,我是加拿大人,必須效忠於加拿大。這既然是我的決定,我便必須為這決定負責,所以說,我在理智上,是加拿大人。
為甚麼說,我在理智上,是加拿大人呢?
我在加拿大的日子,每天悶得發慌。無論在社會制度上,在國民質素上,在生活環境上,這都是個天堂似的國家,但也許我的本質是個魔鬼,所以對於天堂,我是一點好感也沒有,所以才有回流香港之舉。可是,移民加拿大,是我本人的抉擇,而我亦在入藉時宣誓過,我是加拿大人,必須效忠於加拿大。這既然是我的決定,我便必須為這決定負責,所以說,我在理智上,是加拿大人。
身為加拿大人,研究香港歷史,應該採用甚麼角度,從那一個方向去撰寫呢?
我採用的方式,就是一個學術性的、科學性的角度。換句話說,我只能超越黨派、情感和個人喜好,用科學的角度,去閱讀和詮釋香港的歷史故事。換言之,我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將嚴守政治中立,有如動物學家去研究一頭老虎獵殺一頭野牛,可能動物學家的心中,不排除會偏向於老虎,或野牛,但是,他的研究報告,只能是科學的,決不能夠把他在感情上的偏好透露出來。
我採用的方式,就是一個學術性的、科學性的角度。換句話說,我只能超越黨派、情感和個人喜好,用科學的角度,去閱讀和詮釋香港的歷史故事。換言之,我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將嚴守政治中立,有如動物學家去研究一頭老虎獵殺一頭野牛,可能動物學家的心中,不排除會偏向於老虎,或野牛,但是,他的研究報告,只能是科學的,決不能夠把他在感情上的偏好透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