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是水貨始作俑者，排外情緒加劇令人擔心

這邊廂，香港市民方才「光復」了上水站，那邊廂，深圳政府馬上採取了報復行動，宣佈每日抽查200港人，一旦被發現了港人逃稅過關，均有可能被內地海關起訴，就算是含稅量低的物品，也不例外。

我們承認，內地的水貨客在上水站的作為，不但犯了香港的法律，也嚴重的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可是正如孔子所說的﹕「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當我們看到內地水貨客在香港的不禮貌行為，阻礙港人的日常生活時，可有沒有反省過自己？從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大量湧進深圳，人數之多，只會在今日的自由行之上。說到水貨客，也是香港人的首創，大群大群的聚集在深圳的羅湖交通樓之內，其行為之難看，也絕對不讓於今日內地之水貨客。而論到財大氣粗，盛氣凌人的嘴臉，恐怕今日的內地大款，也及不上當年的香港人。難聽點說，如要比較，今日的內地自由行最多是吵吵鬧鬧，行為無禮，在邊境地區賣賣水貨，但是他們可沒有大量的湧來香港嫖妓，甚或是包二奶，相比來說，港人比起自由行內地客而言，只怕更是不堪。

由於內地的水貨客嚴重的影響了上水居民的生活，香港人和香港政府依法辦事，想辦法疏導人群，甚至是依法把他們驅走，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可是部份香港人用粗暴的手段，去進行「光復上水站」，非但出口傷人，在事後還得意洋洋的以作炫耀，大搞「種族」歧視(在某些人的眼中，香港人和內地人是不同的「種族」)，如果設身處地，自己是內地人，看在心裏，會有甚麼心理？換言之，深圳政府作出報復式的行為，也是可以想像的事！

現時內地水貨客的數字，大約一萬人至兩萬人之間，其中大部份是內地省市的居民，而不是深圳居民。香港居民的水貨客數字，大約是一萬人。假設大家大打「貿易戰」，雙方不准買賣水貨，最後誰會更為吃虧？答案是﹕香港人。因為香港是免稅港，香港水貨客攜帶水貨入內地，單單是省了稅金，便能賺到大錢。不說別的，單單是每次的新iPhone登場，香港人把水貨帶往深圳，一台便能賺到數千元，可謂是本小利大的生意。而中港兩地的經貿關係唇齒相依，根本不是在盲目抗議的人所能瞭解。單單是深圳政府的一個報復式決定，已經影響了一萬名香港市民的飯碗。

對於上水站的問題，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是，一方面擴建上水站，另一方面改建落馬洲站，增設大量的商場配套，讓水貨客改而在落馬洲站作交易，便可以疏導上水的人流。畢竟，上水的設計主要是住宅區，配套不宜作為高流量的水貨買賣市場。但是落馬洲站人流不多，而且是新發展的關口，正好用來作為此用。

我們擔心的是，今日香港的仇視內地情緒，正在日益升溫，非但加劇了中港矛盾，最終也會破壞本地的經濟。事實上，仇外情緒，並非香港獨有，美國也是，整個歐洲都是如此，而且他們的仇外，比諸香港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去看，當一國或一地經濟不景時，便會順理成章地，把自己的不幸，埋怨在別人的身上，在古今、在中外，皆是如此。上一次發生全球性的排外主義，是在1930年代，結果是極右主義抬頭，在德國，由仇外的納粹黨上台執政。在西方，不少學者已經在預測，排外和極右政黨再次上台的可能性了。而我們作為香港人，看到香港人和內地人的「仇恨」日益滋深，納粹式的言論越來越是普遍，實在不免令人驚心！

金融界和拍AV的學歷要求

在很多很多年前，香港有十多間著名的女子中學，每年「生產」出大約一千多名名校女生。這些女畢業生們都是高貴的天之驕女，少年時的我的畢生心願，就是拖着名校女生女友，多麼威風！

十零歲的我當然沒錢去涉足歡場，但看報紙專欄，不少人說及偶有名校女生投身火海，大受恩客之歡迎，可見得，知識無價，女性有點兒學識，縱是身在花界，也還是有優勢的。當然了，在知識膨脹的今天，名校女生的優勢已不復存在了，根據幾位「專家級」朋友所說，今日的高級夜店，大學女生也大不乏人了，的確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尚記得我初出茅廬時，一位傳媒界的前輩同我說：「唉，今日的歡場女子，只懂得唱歌猜枚，那及得上我年輕那時，新加坡的舞女，文化水平可高得多呢！」

這傳媒前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級人馬，姑諱其名了。當時我的心在嘀咕：「在古時，名妓還懂得吟詩作對呢！女人的文化水平有多高，得看男人的水平如何。如果男人只愛飲酒猜枚，女人又何必懂得歌花詠月？」

大約是十年前吧，我到深圳一家非常高級的卡拉OK去玩，結帳時，見到眾位陪酒女侍應各拿起一份表格，在努力填寫，寫了很多很多字。

我好奇問：「你們在寫甚麼？」

她們說：「寫報告。」

原來每次客人走後，她們得報告包房內發生的所有大事，例如客人有沒有投訴或不滿，食物水平如何，服務員的態度又如何，上飲料的速度快不快，統統都得填上去。當時我的心在歎息：「這就是知識型經濟！連坐枱的小姐都要識字，真的是趕絕文盲了！」

然後在日前，我看到了一段新聞：根據日本作家中村淳彥說，在一九九○年代，即使拍AV的酬金是一千萬円，也沒有多少日本妹願意入行。但是今日，AV女優已成了日本少女眼中的「筍工」，既不受經濟影響，而且賺錢多、成名快。由於尼姑多、粥飯少，每年只能有六千名新人，所以每一百個女孩，只有十五人可入行。精挑細選之下，又是高學歷的佔優，名牌大學畢業，或是教師、護士等專業者（相信是配合「淫賤女教師」或「好色女護士」等劇種），可獲優先。

不少人問過我，飽讀詩書、文化水平高超，對於在金融界出人頭地，究竟有沒有幫助？

我回答說：「以我的讀書經驗，學問大，和發達一點兒關係都沒有，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是騙人的。你看看在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滿腳牛屎的倒真不少，理髮的，叠碼的，七十二行都有，讀到博士的也有幾個，但都是滿身銅臭之輩，有哪一個是稍有文化水平的？」

然而，莫非讀書真的一無是處嗎？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一點附庸風雅，一個文化水平高的人，形象上總比其他人更為高級，更有利於人際關係。正如前文所言，在知識型經濟的今天，就是當陪唱、拍AV，都要講學歷啦！

要赤化，還是要受苦？香港的兩難

早在「國民教育」時，我們已經分析過，這是一場權力鬥爭，是反對派和中央政府對著幹的漫長鬥爭的一部份，當「國民教育」過去後，下一場鬥爭馬上就會到來。果然，話猶未了，「發展新界東北」的爭議馬上又發生了。在今天，我們打算把這場權力鬥爭的來龍去脈，赤裸裸的在大家的眼前去加以分析。

一切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香港回歸，英國人走後，留下了一大堆的權力真空。《基本法》把很多的權力都定義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權力，是無法定義的。反對派的想法，是英國人既然走了，除了外交和軍事之外，所有的香港事務，當然歸有香港人所擁有。但是在中國方面，則認為在回歸後的香港，其自由度和自主度已經比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好上太多，所以香港人不應苛求。

以上是表面上的看法，雖然沒錯，但卻不夠深入。

在政治的世界，權力的分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它不是像法律界的人腦中所想的，單憑一紙法律文件，便可以解決的。1789年，《美國憲法》生效，但是在72年後，美國得打上一場為時4年的內戰，才能決定它的權力分配。這是因為《美國憲法》不可靠嗎？不，同一部的《美國憲法》，到今天依然有效。在1789年的《美國憲法》不能生效，在1865年後的《美國憲法》卻是有效，皆因它打了一場維持4年的內戰，之後，權力的分佈便無異議了。

在中國的傳統，一向有「得位者正」的說法。一個政權的天下是用戰爭打回來的，權力比較穩固，如果是和平轉移的，反而是不穩定的。香港在經過英國人150年的殖民地管治之下，和平地交回中國的手上。從政治的角度上看，先天性就是不穩定的。

再者，在現實政治上，也很難有完全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回事。香港是一個戰略性的城市，蘊藏著強大的政治潛力和經濟實力，是各方都在垂涎的流奶與蜜之地，也是中美爭鬥的前哨站。如果中央政府完全不理香港的內政，後果不會是「港人治港」，而是英國的勢力不會走，美國的力量走進來，香港變成了英美共治城市。且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眾所周知，美國一直有運用政治影響力和財力，左右香港的政界，這是在中央政府大力干預之下，猶然如此猖獗，如果中央政府放任不管，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據小道消息所傳，中央政府的大戰略，是把香港放任10年，待得回歸10年之後，便開始部署「收回香港」的大計。這個小道消息的真實性存疑，但看近年來中央政府就香港政治的部署，這個小道消息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如果看中央政府部署的「手影」，可以看到首先是比唐英年更為親中的梁振英上任了行政長官，這幾年來的大量種票，令到建制派在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數目堪堪與反對派打了個平手，如果連民主派的「疑似內鬼」也計算在內，建制派已佔了大多數。一連串的司法訴訟，把在香港盤根錯節二十年的地產霸權集團摧毀了一半，再加上大量內地背景的金融菁英在中環身居高職，在香港的大學唸書的內地高材生畢業後出來，已從初級職位打拼至中層管理……如果再過10年，香港將會變成怎樣？

從政治的角度看，說「五十年不變」，然後五十年後收回香港，這只是憑空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現實。現實是，如果要在三十五年後收回香港，取消「一國兩制」，今天中國政府便要部署。反之，如果中央政府放任不理，來個100%的「港人治港」，結果將會是，在35年後，香港可能在名義上還是中國的一份子，但是在實際上，則是由英國和美國扶持下的傀儡政權，就像是2008年前的科索沃，表面上仍然是塞爾維亞的一部份，但實質上已經獨立了。

這當然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事。所以，中國的處境是﹕要麼部署收回香港，暗地裏破壞「一國兩制」，要麼失去香港。它當然選擇後者。

因此，反對派的反對香港「赤化」，這說法是有根據的。事實是﹕這15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給擠壓得越來越小，這就是香港逐步「赤化」之時的結果。

然而，這個對立最棘手的一面在於，由於中國大、香港小，而且中國的經濟正在急速發展，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商機，全在北面。如果我們拒絕「赤化」，後果就是經濟上的損失。反對派拒絕承認這個現實，卻編造了種種理由，去把這拒絕合理化，例如說，中國對香港的經濟貢獻很少，而且只有富人得益，也造成了本地的貧富懸殊，破壞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安寧，諸如此類。這些理由不無是理，但是這些是理就有如六十多年前共產黨上台前批評當時的國民黨政策﹕批評是對的，但解決方法卻錯了，因為共產主義比國民黨的政策更壞。同樣道理，中港經濟有著一百萬樣的壞處，是事實，但是如果沒有中港經濟融合，情況將會更壞上一百倍。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赤化」行動，步步進迫，一直穩佔著先手，而且勝負差距日漸擴大。它並不急於求成，因為還有35年的路好走，不妨穩紥穩打，一步一步的來。而由於反對派的路越走越窄，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更是時不我予，只有訴諸激烈的抗爭行動，希望打出一條血路。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就是拒絕同現政權合作，希望藉著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去推翻現政權，扭轉「赤化」的趨勢。

這未始是完全沒有機會的抗爭，只須梁振英政府犯上一次大錯，便是反對派反敗為勝的良機。而看董建華和曾蔭權兩朝政府的表現，梁振英政府也再犯錯的機會率是頗為不少的。如果反對派可以不停的癱瘓政府，令到政府無法正常運作，甚至是製造出某程度的暴動和社會不安，那就很可能令到中央政府屈服，同意修改《基本法》，讓港人享有更大的自主權了。這當然也是讓香港脫離中央控制的第一步。

總結而言，中央政府正在部署逐步收回香港，也即是反對派所稱的「赤化」。「赤化」的後果就是把香港的政經地位和自治權逐步壓縮，在35年後，香港將會變成上海深圳一樣的直轄市。如果我們不喜歡「赤化」，不妨加入反對派，以「民主本土化」作口號，去激烈抗爭，去癱瘓現政府，而代價則是政府甚麼也不幹，經濟停頓、甚至連市民建房、改善居住環境的過程，也會變得慢不可等。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就算給反對派成功爭取了修改《基本法》，加強港人的自治權，新政府得再需要一二十年的磨合期，才能正常運作，而在這段磨合期間，香港人將會繼續受苦。

究竟香港人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避免「赤化」，又可暢旺經濟、改善生活？答案是﹕沒有。生於一個國家、生於一個城市、生於一個大潮流當中，是命運。人生豈非有著無數控制不到的無奈事情？

在香港，應該是沒有一個傳媒、沒有一則評論，會如此坦白地向把這個事實說出來。這就是今日香港的政治死結之所在。

賓于四門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二

話說我的名字是「周顯，字賓四」，不知如何，洩露了出來（多半是出自本人的口疏），令到有讀者追問我，「賓四」這個字號，是不是出自《尚書．舜典》的「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意即帝舜在四道大門接待到來的賓客，賓客們的均是肅然起敬。

這當然是美麗的誤會，以我的粗鄙不文，怎會用上這麼高雅的典故呢！

話說在很多年前，我在新亞書院唸書，而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是國學大師，字「賓四」，正是出自「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的典故。當時錢穆大師雖然不在新亞了，但是新亞學生當然不會不知這位「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創校校長的名字。

我唸中學時，由於長得矮小，頭腦又笨，再加上姓周，同學們根據這三項特點，貼切地把我叫為「小笨周」。上了大學，綽號升呢了，則被稱為「周賓仔」。我當然很不喜歡這個名號。

有一天，在canteen，人頭湧湧的午飯時候，有一位唸工商管理的仁兄，大聲叫﹕「周賓仔」。我的反應是，冷冷的對着他說﹕「我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家中排行第四，你應該叫我一聲『四哥』。」（我忘記了當時有沒有說﹕「兼且我和謝賢一般的靚仔。」）

這位唸工商管理的仁兄真有點急才，馬上回應﹕「哦，原來是『周賓四』。」從此，「周賓四」這名字便不逕而走。我覺得這名字倒是挺有趣的，既高雅，又貼合我在家中的排名，所以也就使用了這位仁兄的知識產權了。

這位創意無限的仁兄，在畢業之後，便到了日本股票行任職。那時候，炒日本股票十分風光，很快便賺到了第一桶金。十年前我碰到他，他則是在軟庫旗下的E2任職，現時不知身在何方？頗為懷念。

其實，和我同年的，如若投身股票界，也即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入行，已經上岸者，大不乏人了。例如說，南華證券的「飯壺」，在十多年前已經半退休了，他的好同學張鴻，當了上市公司主席和另一間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Peter高搖身變成娛樂大亨，專門搞演唱會，「J臣」在大公司位居高職，不過真正的專業是湊女……以前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喝酒，那些快樂好日子，好像不會重來了。

今日那些年輕一輩，又是怎樣的呢？由於這幾年來，金融業泡沫化，當經紀的人數多出了很多，收入卻少了很多，他們再也不能像當年的小圈子一般，人人互相認識，大家非常團結，當然也沒有財力，同往時的經紀一般的荒唐了。俱往矣！

說回「周賓四」這個藝名。話說我一直想寫一本點評三千年中國歷史的著作，那天和舊同學梁慶權吃消夜吹牛，他說﹕「這本書應該叫《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二」（按：錢穆先生有一本經典作品，叫《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一」由錢賓四大師來寫，我寫一本「之二」，應該可以傳為佳話吧？（其實更可能的是引來大規模的抗議和柴台。）

胡適的「樂觀」和「希望」

不久前，我接受一個訪問，問到我的偶像，我說﹕「我佩服的人有不少，但是偶像，要求則嚴格得多。西方人有一個，是丹諾（Clarence Darrow），中國人是胡適。」

我大約是在小三或小四時，從教科書中，讀到了這首詩﹕「這棵大樹很可惡，他礙着我的路！來！快把它砍倒了，把樹根亦掘去──哈哈，好了！大樹被砍作柴燒，樹根不久也爛完了。砍樹的人覺得很得意，他覺得很平安了。但是樹上還有許多種子──很小的種子，裹在有刺的巢裏──上面蓋着枯葉，葉上堆着白雪，很小的東西，誰也不注意。雪消了，枯葉被春風吹跑了。那有刺的巢都裂開了，每個上面長着兩瓣嫩葉，笑迷迷的好像是說﹕『我們又來了！』過了許多年，壩上田邊，都是大樹了。辛苦的漢，在樹下乘涼，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那砍樹的人到那裏去了？」

小學的我很喜歡這首新詩，覺得很有趣，一直牢記不忘，但是直到唸大學，方知這是胡適的手筆，寫於1919年，名叫《樂觀》。

胡適的詩，寫得不算很好，比不上徐志摩，但很多都很有趣。有趣源自樂觀，當然了，他的樂觀，部分原因是他從小沒有吃過甚麼大苦頭（雖然他四歲時死了父親），至少沒有捱過窮，到美國留學，在名牌大學唸完博士回國，沒幾年就「暴得大名」了。但是在那個憤世悲情的大時代，處處不滿的人很多，冷靜樂觀的人倒是罕見的。別說是在當年，就算是在今天富裕的香港，也很少見。除了樂觀之外，他的理智、人格、治學嚴謹，我都佩服，而我最喜歡看的，大家一定猜不到：是他寫的史學研究論文，戳破了不少古人的謠言。

1921年，胡適寫了一首叫《希望》的小詩：「我從山中來，帶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開花好。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時過；急煞看花人，苞也無一個。眼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風回，祝汝滿盆花！」

這首小詩，後來在1978年，為台灣的陳賢德和張弼修改，並且配上了曲譜。修改後的版本是：「我從山中來，帶着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轉眼秋天到，移蘭入暖房。朝朝頻顧惜，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開，能將夙願償。滿庭花簇簇，添得許多香。」

這首小曲的初唱者，是劉家昌的小姨、甄珍的妹妹銀霞（章家珍），但我常聽的、車子播放的，是劉文正的版本。這首小曲的雅趣，在近年沒有一首曲子比得上。現代還有人懂得甚麼是「雅趣」嗎？

如問今日我的投資情況，則是：我從山中來，買了垃圾股，存在股票行，希望升得好。一日看三回，看得升市過。股票卻依然，屁也沒一個。轉眼熊市到，提股拿實貨。朝朝看股價，夜夜不相忘。期待升市來，能將夙願償。存款錢簇簇，買車又買房。

我們手上持着的股票，就好比「樂觀」的種子，「希望」的蘭花草，終於是會開花結果的，因為熊市和冬天一樣，是會過去的，牛市和春天一樣，是會降臨的。

對羅兆輝的簡評

九七年羅兆輝的意氣風發，遠非陳清白可比。前者的能力和人脈也是為 人稱道。但陳清白能在今日翻身，羅兆輝卻一蹶不振，唯一的分別就是鬥 心。

陳有鬥志，故能再起，羅卻意志消沉，因而不起。事實上，以他的功 架，獃在澳門這麼多年，當2004年澳門熱潮時，他一定能順風而起，賺回新 的第一桶金。但他的鬥志已失，這機會白白的流失了。

這故事教訓我們：機會常在，只要我們能在失敗中堅持鬥志，才是真正的勝利者、真英雄，劉邦、毛澤東、李嘉誠都曾經輸到一無所有，只是憑 著毅力和堅持，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記著：在投資世界，EQ比IQ更為重 要，願大家共勉之。

──周顯 《炒樓密碼》

修改政策為著選舉，危機處理陸續有來

如果說，反對「國民教育」的大規模示威，其背後沒有民主派為著選票而作作出的推動力，實在令人不敢相信。也是如果說，昨天行政長官梁振英就這議題而作出的修改和退讓，雖然在他口中言之鑿鑿，絕對不去承認，但也是絕對不可以相信的。換言之，這場持之經月的大抗爭，既是教育之爭，也是意識形態之爭，亦是政治權力之爭，而雙方的取態歸根結蒂，都是為了政治，也是為了今天進行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雖然把梁振英的行為定義為政治上的退卻，在昨天宣佈的政策修改，是為了群情汹湧，不得不退，也是為了為今天的選舉降火，以利於建制派的選情。可是，我們也不因人癈事，只會客觀地看昨天的這宗事件。總括而言，如果純從政治的治術來看，可以給予滿分，也即是最高的分數。
在群情眾怒的情況底下，「國民教育」難以順利推行，是肯定的事實了。就是政府一心要強推下去，很多有背景、有實力的學校也早說明了，將會拒不執行。所以，梁振英昨天的所謂修改，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推行或是不推行，本質上就不是讓步，因為決定了不推行的學校，不管政府應許與否，也根本不會推行，只是政府的這一次修改，是把拒不執行的做法，變成了合法而已。

但是無論如何，梁振英的這個做法，已經是合情合理，而且是足夠多的讓步了。正如有些學校喜歡教《聖經》，有些學校喜歡教佛經，也有些學校喜歡教《可蘭經》，這些都是學校的自由度，所以學校也應該有自由去選擇應否去教「國民教育」，如果反對者反過來否決梁振英的這個方案，也是另一方向的鴨霸，是很不要得的行為。

正如我們在先前的社論中所言，從統治的角度來看，政府是決不能撒回「國民教育」的，因為一旦撒掉，政府便將威信全失，再也不能繼續有效管治了。所以修改而不撒回，由學校自由選擇開展不開展，應該是最好的方案，既保存了政府的面子和威信，也舒緩了反「國民教育」的緊張情緒。

事實上，正如梁振英在記者招待會的所言，「國民教育」的確不是這一屆政府的決策，而是經過了十年的醖釀和開展，在這段其間，不但經過了超過一年的諮詢期(從去年6月27日開始)，而多位民主派的議員，包括了張文光、余若薇、、陳淑莊、何俊仁、譚香文等人，都表示過支持這個科目。但正如我們一直所言，反對「國民教育」的人，從小數變成了多數，轉捩點之一是9月9日立法會的選舉，反對派以此來作為議題，轉捩點之二是那份內容極度左傾的教材，然而這份教材的外判給那位思想極左的寫手，也是曾蔭權政府的所為，與梁振英政府無關。當然，當這份教材出籠時，已是梁振英執政，因而引起軒然大波，在這方面，梁振英政府是必須負上責任的。

相信隨著政府讓步，選舉結束，學校上課，這一場2003年後未曾見過的政治大風暴，也將告一段落。而我們對於梁振英本人的危機處理應對，也是感到滿意的。為甚麼我們會特別重視梁振英本人的危機處理能力呢？因為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反對派藉著公共議題之助，衝擊政府、企圖癱瘓政府、把行政長官拖下馬來，將會陸續有來，而這一次，只不過是一場前哨戰而已。

施氏食獅 炒樓密碼、樓價周期

趙元任（1892-1982）是取「庚子賠款」獎學金第二期到美國留學的，也即是胡適的那一屆。他唸的是物理學博士，但卻以語言學成就大名，懂得說多國語言，包括了33種中國方言，每一種都說得地道，活像了當地人。

他最有名的文章，卻是八篇同音小故事﹕《季姬擊雞記》、《易姨醫胰》、《與于瑜遇雨》、《遺鎰疑醫》、《芝醫痔》、《羿裔熠邑彝》、《飢雞集飢記》，其中最有名的，是最淺白的《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食時，始識是十獅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近人則寫了一個新版本﹕「石室施氏嗜獅，識獅勢，詩飾獅。石獅市史氏事石獅，嗜食獅，視時嗜，恃勢誓食十獅。史氏駛市識獅，是時施氏適視市，適十獅適食市。施氏示十獅使史氏視，史氏拾矢試獅，是似食十獅實十石獅。施氏？史氏是事：獅失，世嗜逝，世逝。史氏釋嗜，始師事是食市十石獅。十獅峙，噓濕噬蝕石，石獅市石師史氏使十石獅對石室施氏石室。」

周顯是自費在香港唸書的，唸的是新聞系，但卻以財經寫作得名。他學過5種語言（中、英、日、法、意），還包括了一種中國方言（廣東話），每一種都說得很糟榚。

他最有名的財經書，叫《炒股密碼》，一共再版了N次，從2007年初售時的78元，逐步加價至168元，頁數亦從200頁，加碼至500頁，變成了一本「炒股全書」，幾乎是新入行的股票經紀之所必讀。

而他即將出版的，是一本房地產市場的分析性書籍，叫做《炒樓密碼》，內容詳細分析了有關房地產市場的所有理論。

如果問，《炒樓密碼》的主題是甚麼呢？作者會回答﹕這是有關房地產市場的基本理論，也即是房地產的周期，平均大約是20年。在戰後，香港的周期分別是1946年至1967年，1968年至1983年，1984年至2003年，每次都是20年左右。

討論到「周期」，大部分人（包括許多專家在內）會犯上的錯誤是，以為從高點到低點，或是從低點到高點，就是一個「周期」了。實質上，中文所謂的「周」，也即是英文的「cycle」，是有「還原基本步」的意思。這也即是說，一個「周期」是從高點到低點再回到高點，或是從低點到高點再回到低點，才叫做「周」期。

通常，一個周期當中，上升的時間比較多，下跌的時間比較少，大約的比例是上升佔了七成，下跌佔了三成。所以，從2004年開始上升的樓市，應該有11年至15年的上升時間，所以應該是在2015年至2019年之間，才會開始下跌。這是本書的結論。

政府、政客、評論員都以為，政府的政策可以控制樓價，也即是可以控制樓價周期，但是，周顯大師以他的智慧和知識告訴大家﹕政府的政策可以控制市民的居住環境，但卻無法違反樓價的升跌周期，因為樓價就像股票市場，政府又怎能控制股票的升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