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8日

「八十後」的矛盾罪在政府

與我們完全沒有分別的「現代智人」(homo sapien sapiens)大約出現於5萬年前,從那時起到今日,活過了大約一千億人,而這一千億人的基因同今日世界活著的60億人,基本上沒有分別。在基因上,我們免不了生老病死的過程,呱呱墮地後,迅速長大和學習,到了青春期,便開始叛逆、尋找人生的定位、追求理想和機遇……5萬人和一千億人,都是如此,從來沒有改變過。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昨天說到的現象,我們是同意的。今日的「八十後」,誠然,同今日掌權和掌錢的四、五、六、七十後大不相同,其中也不乏我們並不同意、大搖其頭的思想和作法。可是,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說的,「八十後」的基因,同以前的人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因為培養出他們的時地環境所致,相同的種子,因為土壤和氣候的不同,便種出了不同的果實來,中文成語把此叫作「越淮而枳」。換句話說,「八十後」的逆叛地出現,正是因為今日的掌權者所製造出來的客觀環境,故此,責任在於掌權者,而非「八十後」。

在以前的香港,生活困苦,但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起,至九七年為止,絕大部份香港人的生活水準都一日比一日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很少人會感到不滿。在「五十後」的記憶猶新的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是世界性的風氣,還加上了中國內地的影響,香港之「左風」反而是全世界最輕微的,反觀今日,香港人的反政府之風卻是位居世界前茅。所以,如果唐司長以三四十年前的社會運動比諸今日,是比諸不倫,也代表了他根本不明白今日香港政經環境的深層次矛盾的根本所在。

但是,「八十後」的成長時期卻是養尊處優的天之嬌子,長大後卻面臨香港的政經倒退期。從他們小時到十多歲的長大期間,內地在香港人的眼中,是經濟落後和文化低落的「二等地方」和「二等人民」,然而,當他們長大了之後,內地卻一躍成為香港的政經主宰。以上的種種落差,而當他們踏入社會工作時,由於經濟的不景,生活也是有如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在前路茫茫之下,他們對社會發出不滿的呼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無可否認的,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加劇了,而政府的政策也是多有利於大財團,而不利於小市民,不管是否有著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事實,市民很容易會聯想到這個問題,感情豐富的八十後自也不會例外。

當這種情況屢屢出現,形成了偏見時,很容易便會出現了唐司長口中所說的「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要扭轉這種偏見,方法很簡單,只要政府帶頭把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減少對大財團的政策傾斜,一次市民不信,兩次也不信,但長遠下來,市民的眼光始終是雪亮的。

是的,從基因的角度看,年輕人永遠沒有成年人的包容,他們也很容易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們但憑感覺去做事,做事手法很衝動和很激動,甚至有時很「沒腦」。但我們也別要忘記,從古以來,從中到外,所有的年輕人都有這種缺點,為何獨獨只有這幾年的香港才出現了這種「八十後」的現象呢?無論誰都得記著這一點﹕當社會出現了問題,當權者不能反責社會,而應反問諸己,究竟做錯了些甚麼,社會才會出現這種矛盾呢?中國人在商朝時,已有了「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智慧說法,願與特區政府的整個領導班子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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