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元的威力 比彤叔還要大

十多年前，我和一個老闆到澳門玩，住的是一間五星級酒店。到了晚上，老闆「弟癮大發」，要玩鋤大弟，便召來了房口部的人，要在房中，加設一張桌子，四張椅子。

房口部的那位侍應文質彬彬，很有禮貌地說：「對不起，房間之內，其實是不准賭博的，你們要玩，我們沒法禁止，但是，要我們另設一桌，供你們玩牌，恕難做到。」

老闆大怒：「以前我同彤叔，都在這裏玩過牌，在房間擺過桌子椅子，現在你們是不是大細超，彤叔就可以，我就不可以？」侍應恭謹地說：「真的對不起，當日你是怎樣玩的，我確實不知，但是敝酒店的規矩，卻確實是不准許的。」

老闆說：「我在這酒店，也算是大客人，幾乎個個星期都來，一次訂幾個房間，最多的一次，包下了兩層，你是不是不給面子？」侍應惶恐地說：「確實是沒有這個規矩，我真的沒辦法。」

跟着的劇情是，說了半個小時，又軟又硬，連經理也叫來了，始終沒法子。

到了最後，老闆從口袋中掏出了五百元，同那侍應說：「拜託拜託，你想想辦法吧。」

結果呢？不用五分鐘，一張麻雀桌子，連同四張椅子，全到了，而且還另加了一盞麻雀燈。老闆的說法是：「當日我和彤叔打弟，也沒有麻雀燈呢！」從這之後，我們的撲克牌和籌碼，都存在酒店，方便得很。而每次的代價，不過是五百元而已。

由此可見，五百元的威力，比彤叔的面子更要大。而這一故事，每每令我想起周星馳的那部《國產凌凌漆》的那一個精采片段：周星馳死到臨頭，稱冤枉、拋浪頭、出輕功都沒法子，結果用了一百元，便買通了負責死刑的公安，脫身而去。

不久前，我又在澳門見到了老闆。大家知道，今日澳門的酒店房間，比起十多年前，是天堂與地獄之比。他的房間之大，足足有幾千呎，自然是桌椅俱全，不必勞煩房口部的侍應搬桌子椅子了。

以上的故事，證明了一個道理，就是有錢使得鬼推磨，而如果懂得花錢，就往往可以獲得特別的服務。正因如此，我很喜歡給經紀額外的獎賞，以得到特別貼身的服務。而對於每一個線人，我都是很爽手的給予打賞，也令我得到了很多賺錢的消息。

但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可以亂花錢，因為花錢要花得有其所，用在適當的人身上，才有作用。如果是花在無聊的人身上，就有如一個老餅在老蘭付帳開酒，是徒然浪費。

老餅開酒，是常常發生的事，因為只要去到蘭桂坊，總是不知有誰付了帳，喝酒永遠是免費。老餅徒然花錢，完全沒有作用，美女和俊男把酒拿了，喝光之後，便去開房，老餅只是白埋其單而已。

又：埋單的那一位，通常就是找不到女伴的那一個，這幾乎是定律了。而我作為老餅的一員，到蘭桂坊，永遠是一毛不拔，免得人財兩失。

中俄關係﹕唇亡齒寒，唇齒相依

習近平出任國家主席之後，馬上便出訪俄羅斯，由此可以見得，中俄關係作為中國外交的優先，是認真的說法，也由此可以見得，中俄關係對於當前中國的大戰略來說，是多麼重要的位置，或許甚至可以說，這是生死攸關的第一件大事。

    中國和俄羅斯向來是好朋友，應該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俄國的前身，當時的蘇聯的扶持之下，才得以立國。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亦因而給予了蘇聯不少利益，尤其是領土利益，而這些領土利益，直至現在，仍然為不少愛國的中國人所垢病。但是，我們也可以說，由於這些領土利益給予了蘇聯，它對新中國立國的恩惠也算是一筆勾銷，誰也不欠誰了。

    新中國成立了之後，中蘇關係要好了十年左右，還曾經一起「抗美援朝」，作過併肩作戰的好兄弟。但在這一役之中，蘇聯出錢和出軍火，中國出錢、出力和出人命，死了一百萬名好戰士、好男兒，而中國所得到的，一是蘇聯的武器和軍事知識，二是在國際間以及共產世界的「江湖地位」。因此，在這一役之間，也是各有所得，各有所失，誰也不欠誰。

    中蘇的交惡，表面上，是因為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死了，繼任的赫魯曉夫大搞平反斯大林時代的冤假錯案，因而和中國有著共產主義的路線之爭。但究其深處，則是蘇聯企圖像以往般，控制中國政治，然而當時的中國羽翼已成，「大個仔」了，努力抗拒蘇聯的伸手進來，兩者便發生了矛盾。這矛盾漸趨激烈，終於在1969年，發生了「珍寶島事件」，雙方在邊界打了一戰。中蘇關係破裂。

    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和美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交好、結盟。中美的結盟對中國的好處是﹕第一，中國的國家安全得以保障了，不再怕被蘇聯侵略了。第二，中美大做貿易，這令到中國大做生意，大發其財，這個經濟好處一直延至今日。

    然而，中美的結盟，意味著世界上第一軍事強國和第三軍事強國的聯合，再加上西歐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即是全世界聯合一起，圍堵蘇聯，結果就是，蘇聯給累垮了，鬥倒了，解體了，人口和領土都失去了一半，變成了今日的俄羅斯。

    中美結盟，鬥倒蘇聯，給中國帶來了三十年的黃金時代，但現在，中國終於要開始遭受到副作用了。這就是美國正在照辦煮碗，用當年圍堵蘇聯的方法，去圍堵快速崛起中的中國。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馬前卒，日本和中國在釣魚島的矛盾正在惡化，而美國也聯合了越南和菲律賓，在南海和中國爭霸。由於日本、韓國和台灣所在的東海，已是美國第七艦隊的實質控制，南海是中國打出海洋的唯一出路，所以南海之爭，也是美國圍堵中國的最前線。

    在陸地方面，中國和印度一直因領土爭拗和西藏問題而不和，而美國也加緊攏絡中國的傳統盟友，如緬甸。可以說，美國圍堵中國的大布局已然形成了。

    至於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以後，衰弱了十年，但經過這十年來的重整旗鼓之後，已然站穩了腳步，由於國際間的資源價格大升，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它也就實力大增，重新成為大國了。

    可是，俄羅斯在外交上，仍然是孤立無援。它和日本是宿敵，在俄稱的「千島群島」、日方稱的「北方四島」，有著領土糾紛，而日本和美國又是結盟，俄國當然不能在美國的面前低頭。前蘇聯陣營的東歐諸國，雖然仍與俄羅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是，其中的大部份仍然對俄羅斯有著猜忌之心，寧願向歐盟靠攏。如果要俄羅斯加入歐盟，在盟內誰大誰小，德法英三國摸不準兒，俄羅斯也決不願意當小的，所以這條路也走不通。

    在外交上孤立無助的俄羅斯，唯一的出路，就是和中國再次結盟，才能繼續在世界上立穩足跟，繼續成為大國。中國有人口、製造力和市場，俄羅斯則有先進武器，資源和廣闊的領土，中國有南海，俄羅斯有北極海，習近平主席說兩國有共同利益，這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則是，兩國還有共同的敵人，如果這兩國不結盟起來，結果就是給美國和日本逐個擊破，正是唇亡齒寒，所以非得唇齒相依不可。因此，中國和俄國，也必將重新成為結盟相好的哥兒倆，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現實。

五胡亂港

這一篇實在是政治不正確，簡直是衰到無倫，但由於太好笑了，不能不說。古時有「五胡亂華」，現在也有「五胡亂港」。這「五胡」就是﹕賓妹(想拿居港權)、鬼佬(陰謀顛覆香港)、蝗蟲(拿綜援住公屋的)、自由行、巴基爛坦(不夠數，唯有找他們湊齊)。我有一部陳年小說，叫《五胡戰史》，描述有一個組織叫「殺胡世家」，認為只要殺光了胡人，就天下太平了。所以，有人說香港人也要齊心合力，殺光(太誇張了吧？)或逐走賓妹、鬼佬、蝗蟲、自由行和巴基爛坦。

後記﹕在我少年時，中國政治也有「五胡亂華」之說，這「五胡」就是﹕胡耀邦、胡錦濤、胡啟立、胡喬木、胡績偉，順帶在此一記。

購買美債和貨幣戰爭

一位好學的小朋友求教於我，問：「中國政府明明知道美國政府欠下了滿身債務，為甚麼還要繼續購入美國國債呢？這豈不是倒錢下海？」

這個問題的重心是：如果這個問題人人都可以看出來，連中學也未曾畢業的人都知道了，為甚麼中國居然好像不知道，也不去及早防止呢？

我試圖用中學經濟學也懂得的基本知識，去解釋這件事。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史上最大的貿易逆差國。中美貿易額大約是五千億美元，而逆差已經接近三千億美元，可知道，中美貿易大部分是逆差，美國人根本就是不停的寫空頭支票，去換取中國人民勞動得來的商品。

答案就是在這裏了：美國人買中國的產品，中國人買美國的債券，這兩者可以在大致上互相抵銷。換言之，中美的貿易逆差，是用購買美債去作出對沖的。

如果中國拒絕購買這些垃圾美債呢？結果就是人民幣兌美元將有更大的上升壓力。這幾年來，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已經是這麼大了，如果連美債也不買，後果將會是怎樣？豈不是比現時升得更快嗎？

如果中國政府不買美債，改為在美國買實物，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畢竟，美元可以貶值，黑色午夜，深不見底，但如果把錢來購買優質的美國股票，又或者是美國的物業，購買實物，最少也得番件嘢，不會輸到連渣都無。

於是，在二○○七年，中國就成立了「中投」，全名是「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是國務院轄下的主權基金，初期的資金額是二千億美元，到今天為止，它的總資產值已經超過了四千億美元，也即是翻了超過一倍。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有大約60%的資產是投在美國，這便可以有效的對沖了美元的匯價。換言之，就這一點而言，這同購入美債有着相同的作用。

然而，從投資的角度去看，買實物，固然是好事。但是，持有實物，也有一個很明顯的壞處。國家的外匯儲備，其中的一個最重要用途，就是保護本國的貨幣。當一國遭遇到貨幣戰爭時，唯一的對抗方法，就是沽出外匯儲備，購入本國貨幣。而一國的貨幣究竟能不能守得住，端的看它究竟有多少外匯儲備而定。

如果一個人急着用錢，可以拋售物業，或者是拋售股票，但是，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受到狙擊時，這個做法並不大有效，因為物業和股票的流通性有限，不可能短時間大手沽出，變回現金。換言之，「中投」手上的股票，固然可以為中國人民辛辛苦苦賺回來的錢，保本兼有賺，但卻失去了保護人民幣的功能。當然，今日的人民幣這麼強，並不需要保護，但正是因為中國有這麼多的外匯儲備，人民幣這麼強，而且也難保他朝一日，情況逆轉過來，人民幣真的遭遇上了貨幣戰爭，也未可知。

當然了，中國購買的美債，也是對美國金融的一種挾持，如果中國在市場大量沽出美債，對美國金融來說，也是不可以承受的衝擊。這即是說，從戰略上來看，中國持有的美債，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種「貨幣炸彈」，對美國有着某程度的制衡。

「簡單點說，中國明知買美債的結果就是輸錢，但都要繼續買下去。」我說：「因為別無選擇。」

小朋友拍手說：「明白了。」

投資世界中的「修養」

我租過好幾個不同的單位，和幾個包租婆的交情都很不錯，所以能夠不斷地以七折市值的租金，租到很不錯的房子。

有一次，家裏裝修，包租婆來監工，我和她有一搭沒一搭的在吹水。她說在前些時，在美國坐郵輪到巴拿馬去，然而當時巴拿馬颳大風，結果改到了巴哈馬。

「其中的一個乘客，到過巴哈馬四次了，但他表示沒所謂，聳聳肩，又去了一次。」包租婆說：「如果是換了香港人，一定呱呱大叫，又投訴，又甚麼的。還是外國人有品得多。」

我同意她的說法。香港人的確很喜歡投訴。在香港搞服務性行業，不停的遇上刁客，煩也煩死了。

可是，回心一想，一個西方人去過了四次巴哈馬，再去一次，也沒甚麼所謂，因為他一定不會是窮人，甚麼時候再去，都可以。但是，如果一個人儲蓄了三年，就是為了去一次旅行，而這一次旅行卻臨時改了地點，他能不火嗎？能不投訴嗎？

我對餐飲業很有興趣，也認識不少開餐廳的人，常常坐在一起，交流意見。一般來說，高級餐廳的客人投訴比較少，吃過後覺得不爽，以後不去就是了。低下階層去吃廉價餐廳，也沒有要求，因為他們不懂得水平的標準。中價餐廳、中產階級的投訴是最多的，因為中產階級有知識、有要求、對錢也看得重，當然是最難服侍的客人了。

我聽貼士買股票，結果輸了錢，很少會責怪給貼士的人，因為我認為，如果我聽信了山埃貼士而輸錢，那是我不夠班，怨不得別人。正因為我抱有這個宗旨，所以在金融界的朋友才這麼多。

我有一個朋友，叫「鍾仔」，以前輸了股票，總喜歡咒罵放風者，但是經過我的薰陶之下，「股品」也長進了不少，不罵了。

果然，人的運氣也好起來，這幾年來，他持有的物業，升值了十多億元，變成了一條「肥蛇」，股票是贏是輸，也沒有甚麼所謂了。反正，他買股票，當作是買馬，小注怡情，十零萬上落，不傷身，自然也不會因而動氣。

幾年前，那些投資者因為受到了銀行的欺騙，因而買下了輸死人的accumulator，結果血本無歸，說穿了，也只不過是因為輸得太傷，輸不起，因而憤而反抗，如此而已。

說了這麼多，結論是甚麼呢？結論是：一個人不論在投資上，在日常消費上，都要有修養。而修養是實力的表現，一個人是因為輸不起、花不起，才會沒有修養。此外，一個人有修養，朋友會很多，到哪個地方都會受人尊重，就是投資，也會得心應手，因為修養能令你冷靜，而冷靜就是投資致勝的最大關鍵。

我寫了一本書，叫《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由於在撰寫本書的時候，《東周刊》的報道給了我不少參考材料，所以我決定送出十本新書，給《東周刊》的讀者。有意者請把姓名住址，寫在一張白紙之上，交由《東周刊》轉交周顯便可。

又：本書將解答了《東周刊》提出的「梁振英母親紮腳之謎」。

水貨合情限制奶粉無理，中港矛盾牽涉生存空 間

內地人在香港搶購商品，已經不是新聞了，從名牌時裝手袋，到參茸海味，以至於副食品，都是內地遊客搶購之列，如果從商機和做生意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況且，其他地區的人喜愛香港零售業所出售的商品，即是代表了他們對香港的質素保證，這非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也代表了香港的競爭力，這自然也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然而，正如我們在年來多篇社評中討論過，內地人的大量來港消費，如果香港有足夠的配套去承受，這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然而，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基建配套去承受這大量的遊客，那就變成了遊客和香港人一起在搶奪有限的資源，好事就登時變成了壞事，本來已經存在的中港矛盾也迅速深化劇化，令到港人對內地人的反感急劇升級，自然也是極度有損中港關係的。而這個深層次矛盾隨著搶購奶粉事件，因而更進一步，把中港矛盾變得更為白熱化。
今日因「自由行」而引發的中港矛盾，是在2003年，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討這政策時，已經埋伏了。當時，內地官員問過梁振英：「中央不是不願撐香港，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門一打開是關不上的。日後那麼多內地遊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問題，香港承受得了嗎？」梁振英的回答是：「這些顧慮我們早就思考過了，既然中央支持開放自由行，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我們對香港的警察、海關、入境處的工作都有信心。」然而，當時誰也想不到，問題並非出自警察、海關、入境處的身上，而是出自酒店、零售空間、交通等等的配售不足，令到香港人和內地人一同去搶奪這些有限的資源，因而釀生了今日的惡果。
除了梁振英之外，另外一個應該負上更大責任的人，是曾蔭權。我們不知道究竟曾蔭權政府收取了香港的地產商多少的好處，令到他坐視內地遊客大量來港，居然完全不管，任由「大地主」們坐擁商場，不勞而獲，暴得著自由行的最大好處。例如說，誰也看得出來，上水站應該擴建，規模得好比羅湖站，才能容納得到因自由行而來的水貨客的繁忙出入，但是貪腐的曾蔭權政府，卻放任不管，也不來建設，大量的水貨客本應為上水商戶帶來了大量的商機，卻因貪腐政府勾結地產商，變成了一場災禍。換言之，今日因「自由行」而產生的中港矛盾，責任是梁振英居次，因為他在簽約時沒有預見力，卻以曾蔭權居首，因為他的貪腐政府，甚麼都不做，直接導致了今日香港人的慘痛局面。
我們一直在說，水貨是好事，香港人就是帶水貨的專家，從日本水貨化粧品，到巴黎水貨手袋，以至於內地水貨電器、水貨手機，相比起來，香港人是水貨的老祖宗、大行家，甚至有上市公司「米蘭站」，都是專門做的水貨名牌品的生意。內地人把手提行李拖來拖去，一天走上幾轉，只是賺些雞毛蒜皮的小利，那是小兒科而已。將心比心，用鏡子照照自己，如果香港人因而要趕絕水貨，那是怎也說不通的，然而，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內地人的在港搶購水貨，是侵犯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而內地人的搶購奶粉，是同香港的小孩子競爭食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關於上水站的問題，最佳的解決方法是，把上水站搬遷，另建一個比羅湖商業城更為龐大的購物中心，再另加酒店，以及交通運輸中心，直通香港的各個要津，這是三年五載之後的事，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今天便要開始規劃了。至於奶粉的問題，我們早已說過，最佳的方法就是政府效法加拿大，免費向嬰孩派送奶粉，既可解決了眼前的問題，也可以鼓勵生育，亦可幫助到低下階層。
如果論到合理性，奶粉是嬰兒生命之所繫，如果供應出現了短缺，當然要採取配給的辦法。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現時短缺的，並非所有的奶粉，而只是某幾隻牌子的奶粉，而現時我們也知道了，所有牌子的奶粉，不管是短缺的，還是供應充裕的，其成份都差不多，都足夠嬰兒的生活所需。從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香港的奶粉所謂「短缺」的現象，並沒有影響到本港嬰兒的生存，因為受到影響的只是幾隻熱門牌子而已。
所以，第一，現時香港政府的限制走水貨奶粉的措施，是過猶不及，在實質上，並無此需要。而民建聯提出的解決辦法，一日限走四次，也是並沒有這個必要。第二，就算真的是奶粉短缺了，從打擊水貨的層面去做事，也是錯誤的做法。因為香港是個自由港，帶水貨無罪，這種做法並不合理。相對來說，採用配給制度，嬰兒只消登記，便可確保奶粉的供應，這做法雖然擾民，但卻比較合理和公道。
無論如何，今日的中港矛盾牽涉到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已令到香港人因而變得極度敏感，一些小事件小矛盾，往往小事化大，因而激化成軒然大波，奶粉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而由於香港人的漸趨激進，甚至連深圳政府也給惹怒了，先前已試過了加緊截查香港的水貨客，現在又打算取消非深圳原居民的一簽多行，這種報復行動，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也許更會進一步的激發中港矛盾，這肯定是中央政府所不樂於見到的。

股票是性愛對象 不要同它談戀愛

我常常說，男女關係是一種很奇怪的組合。我們去找一個伴侶，並不是為了單一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單一的功能，一個完美的伴侶，既是性愛的對象，也是傾談心事和秘密的對象，亦是愛情的投放對象，甚至是經濟上的合作夥伴，而在男方而言，女方更肩負着生兒育女的獨有功能，而當雙方結合了之後，就會建立家庭，朝着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換言之，男女關係是一個joint venture。

以上的功能性的條件，如果能夠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身上，就是最完美的。但是，這樣的好事，並不常常發生於人世之間。我們所能夠在配偶市場獲得的，往往是缺上一門，甚至是缺上幾門的，也是周時常見。

這是因為，這些條件並不常常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身上。例如說，你愛的人，牀上功夫未必到家，也不一定有經濟效益，而一個好父親或是好母親，亦不必然是好的談吐心事的對象。至於那些為了對方的金錢而結合的婚姻，更是不必提了，正如我的慣用說法﹕「愛情令人盲目，但金錢更加令人盲目。」所以，為了金錢而去嫁給一個自己不愛的老公的女人，可能比為了愛情而拋棄一切的女人更多！

因此，一個有條件的男人，往往會把這些不同的條件，投放在不同的女人的身上，例如說，有很棒的性愛對象，隨傳隨到，也用不着浪費時間談心事了。至於談戀愛的，得是一個激情的女人，但是要談心事，就要找一個聰明的紅顏知己了。至於生兒育女的，最好的，莫過於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兼且樣子端莊的女人，基因優良，生出來的子女，才會「血統優良」。

以上的做法，當然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單單看其功能性，卻又好像大有道理。許多人雖然做不到以上的乾脆做法，但是卻至少局部性地實行了，例如說，女人和一個花花公子拍拖，但結婚時，卻找一個成熟穩重的，諸如此類。

為甚麼我會說以上一段話呢？和投資有甚麼關係呢？

答案是，我們選擇投資對象時，往往也是有着很多的不同要求，例如說，它是一個良心企業，它有着長期的增長潛力，它的帳目很乾淨，而且有穩定的現金流，而最完美的，莫過於它的管理層是一個天才兼聖人，不但全力去為公司賺錢，而且還為股東謀取利益，不會在公司偷錢。

然而，我們有沒有想過，一間公司之中，不一定能夠符合以上所有的條件。很多良心企業，不一定能夠賺錢，張宇人說和李卓人合搞的良心企業「人人茶餐廳」，結果難產不出，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蝕硬」。一個品格高尚的君子，不一定是賺錢的高手，而香港人所共同憎恨的地產霸權，則是年年賺大錢的優良企業。很多財務狀況垃圾不如的上市公司，股價卻是節節上升，而不少資產優秀的公司，因為老闆對於炒股票興趣缺乏，其股價卻是長期不振。

古語有云﹕「不要和股票談戀愛。」最大鑊的，就是同上市公司談戀愛，例如說，iPhone擁躉就去買「蘋果」的股票，「翠華」食客就去買它的股票，至於投資者去追捧「米蘭站」，更加已是舊聞了。

簡單點說，買股票，想賺錢啫，只要股價升，管它甚麼良心不良心，優質不優質，對它有沒有感情呢？股票只是一個性愛的對象，可以一夕春風，如果覺得它好，可以包月，甚至可以一年一年的一起下去，但千萬千萬，別要同它談心，就像不少香港人曾經同「滙豐」jiang感情，結果？不消提了。

把房屋政策回到1990年之前才是王道

在昨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佈了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我們的評價是，這份預算案平實有餘，驚奇不足，如果是在港英政府的時代推出，已經足夠及格了，但以今日梁振英政府的民望而論，推出這份預算案，可說是自尋死路。然後，年薪四百四十萬元的曾俊華局長也再來一個反高潮，居然自稱是「中產」，遭到民間的圍罵，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本來，我們在今日，應該是繼續去評論《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以痛罵曾俊華這位「中產階級」的筆法，去指出《財政預算案》對「一般中產階級」的照顧不足，可是，政府居然突發一招，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宣佈，將於2013/14年度取消勾地機制，由4月起，將會恢復定期賣地政策。相比起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恢復定期賣地，顯然是重要得多、震撼得多的一條政策，此所以，我們也暫且擱下了《財政預算案》，而去討論恢復定期賣地的政策。

在香港，一直採用定期賣地的政策，因為這是最健康的售賣土地方式，可以定期地推出土地，以應付市民的土地需求。然而，在1997年，發生了金融風暴，令到樓價大跌，地產商對於買地興趣缺缺，於是，在1999年，董建華政府推出了「勾地政策」，即是政府把預算售賣的土地，放進了一份「勾地表」之內，直至有發展商向政府表明了購買意向，並且承諾了願意支付的土地價格，政府才會把這塊土地，推出市場拍賣。

「勾地政策」的壞處，是政府把拍賣土地的主動權，從自己的手上，放到了發展商的手上。這政策大受發展商的歡迎，不在話下，而由於發展商控制了主導權，自然會令到樓價易升難跌，而且，也令到土地供應嚴重不足，因為發展商會擇肥而噬，寧願採取暴利少銷的策略，也不願意薄利多銷，對於勾出地皮，自然也是採取了極度保守的策略。

如果要作出一個比較，定期賣地是以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為目標，而勾地政策則是以發展商的利益為最大目標，次要目標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因為要政府認為合理，才會把那塊土地公開競投。換言之，一塊土地必須是政府認為是賺夠了，發展商也認為是賺夠了，才能賣得出去。這兩條政策的孰優孰劣，是不問可知的。這些年來，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越住越壞，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都是拜「勾地政策」之所致。而很明顯，「勾地政策」是一條不公義的惡法。

這幾年來，社會上有一個呼聲，就是取消勾地政策，恢復定期賣地。我們從梁振英政府施政八個月的所言所行，亦早料到它將會恢復定期賣地，只是由於定期賣地所需要的土地庫更大，如不建立足夠的土地儲備，就難以推行，所以我們認為可能還要再等幾個月，才會正式推行，把賣地政策回復正常化。誰知梁振英政府的工作進度，竟然比我們所料者為快，這自然是值得讚賞的。

「勾地政策」將會成為歷史，而在這個慘痛的經歷中，我們有沒有得到教訓，學了乖呢？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土地供應是影響民生，影響市民居住環境的大事，而樓宇從賣地到建成，最少也要四至五年，才能成事。但是金融風暴的影響力，卻是一年半載，頂多是兩年三年之間的事，如果用土地供應的政策去化解金融風暴的襲擊，非但沒有用，反而會發生反作用。令人嘆息的是，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當年的金融風暴，董建華政府錯了一次，但在十年後的金融海嘯，曾蔭權政府又再錯一次，吃了虧還學不了乖，這實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其次，從1990年至今日，香港的樓價升升跌跌，而政府為了調控樓價，不停的作出行政措施，而這些行政措施有的有利樓價，有的不利樓價，但是，這些行政措施一旦施行了，卻並非臨時的，當它存在的客觀條件消失了之後，依然在實行著，這令到市場不停的扭曲，而且是同時既向左扭，又向右扭，既存在著自從1990年開始分步實施的收緊按揭、樓花、多次增加印花稅這些壓抑樓價的措施，同時又存在著「勾地政策」這種有利樓價的行政措施，真是自相矛盾，不倫不類到了極點。

簡單來說，在這二十多年間，香港政府在樓市上升時，則用行政措施打擊樓價，但在樓市下跌時，則是減少供應量，從供應量著手。我們同意第一點，使用行政措施，去控制樓價，但卻反對第二點，因為減少供應的同時，也就是令到市民的居住空間減少了，這自然是不正常的政策。我們的看法是，樓價上升時，用行政措施，是正確的，但是，當樓價下跌時，只消訂立日落條款，撒消行政措施，才是正路，才是公道的、王道的做法。把房屋政策回復到1990年以前，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