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風暴的歷史啟示

那天和一位新聞系的老師，在國福樓吃午飯，他認為，以今日的政治局勢，梁振英很可能被迫下台，相信很多人都抱持有相同的看法。但我則並不這樣想。
現在先讓我簡短地說說在1968年5月至6月之間，法國發生的「5月風暴」。5月風暴發生的背景，和其他的大型反政府群眾活動一樣，當然是因為經濟不景。另一個背景原因，則是因為在先前的十年，大學生的大量增加：1958年是19.6萬人，1968年則是57萬人。正如政治學大師Samuel Hungtington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的說法：太多小學畢業生失業會導致暴亂，太多的中學畢業生失業會導致政變，太多的大學畢業生失業會導致革命。當然了，大量學位的增加，會導致學位不值錢，大學生的就業前途是一定受到影響的。
這事件的發起，是有學生抗議美國參與越戰，因而攻擊美國在法國的產業，結果遭到法國政府拘捕了。學生起而抗議，警察進駐巴黎大學，驅趕集會學生，封閉學校，結果兩者大打出手，多人受傷和被捕。
工會加入了反政府的行列，組織了罷工和50萬人大遊行，到了5月中，已經有九百萬人參加反政府行動，那是法國總人口的大約兩成，導致了整個社會的癱瘓。
戴高樂總統一度失蹤，結果宣布解散國會重選，但誰知在6月的選舉中，戴高樂總統的右派居然獲得了46%的選票，贏得了72%的議席，在這場政治危機中，反勝了。
今日的香港學生民主運動，和當年的法國學生運動當然有著不同，例如說，當年的學生是受到了共產主義的感召，今日的香港學生則受到了西方民主的感召，今日的香港學生也比當年的法國學生和平得多，但是，有一點，卻是必須記著的：
當年的戴高樂總統，面對著兩成人口的暴烈反對，都不肯辭職，解散第五共和，何解？因為身為政治人物，一日不遭到certified K.O.，一日不會認輸，所以他死也要再選一次，去博最後一鋪，果然給他博贏了。
同樣道理，梁振英不會下台，因為中央政府一定要看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結果，才能作出最終決定，而絕不會未打先投降、未選先換特首，這未免太蠢了。但是，梁振英的任期只到2017年，如果等到了2016年，至少也會再等一年，讓他安然下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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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題

《星球大戰》中的「Order 66」的內容是這樣的﹕「In the event of Jedi officers acting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 Republic, and after receiving specific orders verified as coming directly from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Republican Army( 即大奸角Palpatine), the army commanders will remove those officers by lethal force, and command of the army will revert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until a new command structure is established.」
所以，當大奸角打敗了尤達大師之後，便向手下宣佈了進行「Order 66」，其手下便把所有的Jedi武士統統殺光了。這是一個策劃了很久的一次性的行動，殺手們同時出手，一口氣把所有的Jedi武士殺死。
在香港回歸之後，人們以為中共對反對派盡力打壓，但誰知其實一直手下留情，並沒有使用殺著，反而是把實力潛伏，隱忍不發，民主派因而鬆懈了，失去了作為反對派應有的警覺性，這也正中了中共的下懷。要知道，在所有的國家，意圖挑戰原有的政治體制的激進反對派，都必定會遭受到政府機器的「貼身」審查，平日的一舉一動，銀行戶口往來等等，更加是指定動作。
但在回歸後的15年，中共始終沒有用過這些招數，因此，民主派的人以為它是紙老虎，更糟榚的是，在經過了15年的「無王管」的政治生涯，民主派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戒備心，已經完全失去了。
梁振英上台之後，相信中共認為時間成熟了，所以馬上動手。這種突如其來的總動員攻擊，令我想起了以上的「Order 66」，手法如出一轍。
「Order 66」的宣佈是在《星球大戰》第三集發生的，但是電影中卻並沒有說出以上條文，這條文是來自其外傳小說﹕
免責聲明﹕大家知道，我是一個「愛國愛港」人士，向來支持中央政府的管治，這從我寫的眾多社論和文章之中，有目共睹。我只是客觀地指出，中共的策略像極了「Order 66」，所以令我不禁有這個想法。
由於這篇文章不知應該放在那裏刊登，所以唯有刊在臉書，only for facebook。

教授何必理經濟 權貴沒民主更好

在半年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測本年度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是在3%至4%之間，這本來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數字但在前天，他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佈時，則指出由於外圍經濟氣候不佳，無論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均是遜於預期，以及國際政治的不穩定，因此很可能會調低今年的經濟預測，因此，今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只能夠做到差強人意而已。
事實上，在近幾年，香港的經濟發展並不好，比不上內地的北京、上海、深圳大城市，亦不比上新加坡、韓國的首爾等等，更加被澳門趕上了，只是勝過台灣而已，不過，台灣並沒有地產高企、民無立椎的問題，在這方面，則香港又比不上了。我們的經濟不振，是客觀的事實，但究其原因，則是多方面的，有著外圍因素的理由，也有著我們自身的問題，然而，政治爭拗的日益激烈，造成了社會分化，令到所有建設經濟的政策無法推行，這肯定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日前，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在一個訪問中，也承認了這個事實﹕現時政府管治的不可持續，並不利於社會民生及經濟發展。他作為自由黨的黨魁，在昨天也明確地表示了其立場﹕經濟比較真普選更重要。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政治穩定是經濟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然而，在現時的客觀形勢之下，要想中央政府接受民主派提出的「真普選」方案，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問題在於，在不能改變現實的大前題之下，香港人應該是奮而進一步抗爭，不惜犧牲暫時的政治穩定，也要去博取普選，抑或是，以經濟發展為最重要，寧願要「袋住先」的漸進民主？
以上問題，不啻是田北俊的說法的另一版本﹕當民主和經濟不可並存的時候，究竟是真普選重要，還是經濟發展重要？
這個問題，也許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答案。
公民黨主席陳家洛是大學副教授，經濟好不好，對他的薪水和生活質素顯然並沒有甚麼分別，公黨的李卓人是職業政客，經濟不好，工人越是不滿，工會的權利越大，他也會因而得益。對這些人而言，當然是爭取民主比較重要了。
至於田北俊的支持者就是那些政治權貴，他們是功能組別的選民，也是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將來的提名委員會，恐怕也少不了他們的一份。換言之，這些人本來就擁有很大的政治權力，那區區的民主一票，並不能夠增加他們的政治能量，恐怕他們也不會希罕。況且，所謂的「真普選」，反而會削弱了他們在政治上的特權，因此，不消說的，在這些權貴的眼中，當然是經濟比真普選更重要了。
把以上的分析推論下去，教師、長期領取綜援者，不大會關心經濟，反而經濟越差，可能帶動樓價和消費物價的普遍下跌，有利於他們的購買力。此外，也有一些人根本不去投票，也不關心政治，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金錢大過天，根本不明白人們為何要爭取民主、破壞經濟、佔領中環。
正是因為香港人有著各種不同的想法，大家各持已見，也只是各各為著自已的利益去行事，亦不去企圖暸解其他人的立場和想法，所以才會出現今日的政治亂局和經濟不前。也許，馬克思理論中的「階級鬥爭」，正好恰切地描述了今日香港的政經局面。

愛國愛港地指出「愛國愛港」的理論矛盾

在《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的翌日，我們在社論中明確地指出了政府分為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部門，這三個部門獨立運作，都是「治港者」，因此，《一國兩制白皮書》在這一點上的說法是簡明的道理﹕司法機關的確是「治港者」，法律界居然連這一點簡單的道理也不去理解，也去反對，這實在是水平太低，令人無話可說。
然而，《一國兩制白皮書》受到爭議的地方，除了「治港者」之外，還有「愛國愛港」的說法。
根據前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的說法﹕「如果以一個法官來說，他能盡忠職守，按照《基本法》85條，他審案時不受任何干預，他履行就職誓言，無偏無倚，奉公守法，廉潔奉公，憑良心、憑事實，憑法律審判案件，我覺得已經是愛國，白皮書沒有一句指法官審判案件，應以國家利益為首要考慮。」
梁愛詩的說法，正是官方的說法，如果照她的說法，一個法官只要依照《基本法》去作出判決，已經算是符合了「愛國愛港」的原則了。
然而，如果照她的說法，就外藉法官的判案和行為而言，當然是沒有問題。不過，除了法官之外，香港的「管治者」還有很多，例如說，立法機關的議員們，又或者是行政機關的行政長官，以及他的3司11局管治班子等等。在這裏，我們不禁要問梁愛詩一句﹕對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管治者」們，是否又應該適用於「行為符合《基本法》就是愛國愛港」這一條基本原則呢？
我們可以看到，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們，被斥罵為「反中亂港」，對於他們是否「反中亂港」，暫且不去評論。然而，很明顯地，這些民主派的議員們的確是行為符合《基本法》，但恐怕中央政府和建制派都不會承認他們是「愛國愛港」吧？
在現時爭拗最為激烈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其中最受到爭議的一項，就是篩選的方法，而篩選的其中一項最受爭議的條款，就是「愛國愛港」。如果正如梁愛詩的所言，只要行為符合《基本法》，就算是「愛國愛港」了，那麼，民主派的「反中亂港」人士，又可否符合「愛國愛港」的資格，參選行政長官呢？
如果法官的「愛國愛港」標準，只是限於遵守《基本法》，那麼，為甚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卻要接受另一套更嚴謹的「愛國愛國」標準呢？莫非，在香港，竟然可以有兩套「愛國愛港」的標準，施於不同的「治港者」部門？
說穿了，真正的問題核心，在於「香港人」並不是一個國民的身份，其法律定位只是「香港居民」。大部份的香港人，身份是「香港居民」，國藉是「中國」，在理論上，國家當然認為我們需要「愛國愛港」。可是，在司法機關，卻有大量的外藉法官，他們的身份也是「香港居民」，可是，要他們去「愛國」，莫非要他們去愛其祖國，例如英國，抑或是去愛一個別的國家，即是中國？以上的說法，都是說不通的。
在外國，有關的「愛國」問題，十分簡單，例如說，如果有人要入藉英國，宣誓的誓詞是﹕「我將忠誠於大英帝國，尊重它的權利和自由。我將支持它的民主價值觀。我將切實遵守它的法律，履行作為一個英國公民應盡的職責和義務。」美國人要當法官，也要宣誓效忠《憲法》。但這又有甚麼相干呢？英國人不會大量委任外藉人士，去當本國的法官，美國也是一樣，所以它們的法官，也沒有必要去面對「愛不愛國」的問題！
總結以上的分析，把「愛國」的要求套在香港的司法界，因為香港的特殊情況，是行不通的，如果強行去行這條路，將會造成了自相矛盾的理論危機。我們寫作社論，一向是稟承著「愛國愛港」的大原則，當批評「反中亂港」的勢力時，下筆絕不手軟，可是，當國家的治港理論出現了缺陷時，也絕不手軟地去作出指正，我們相信，這也是「愛國愛港」的表現之一。

中央政府能干預香港的管治嗎？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一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換言之，「一國兩制」是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所以，香港的管治權也是基於中國法律而成立的，不是自發得來的。

《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正如《基本法》的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換言之，香港是給中國「直轄」，是上司和下屬關係。值得注意是，香港並不是享有「自治權」，而是享有「高度的自治權」，換言之，至少香港並非享有「全部的自治權」。

現時民主派爭拗有關管治權問題，主要爭的是第二十二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正因有這一條，民主派認為，中央政府在香港並沒有管治權。

然而，「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確是「不得干預」，但中央人民政府自身，又可不可以干預呢？換言之，我的手下不能干預，但我自己又能不能夠干預呢？

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人民政府」究竟是一體的，還是兩回事？我們是不是可以作出這種區分呢？這是強辭奪理，還是真的是言之成理呢？幸好，在二十二條的後面，有了解釋：「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換言之，「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人民政府的確是不同的實體，因此，「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可干預香港特區的管治，並不代表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不可干預。

我們要根據事實講話。民主派可以說，中央政府的「一國兩制」太卑鄙了，太苛刻了，我們不接受，所以要反抗，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各人都可以有自由的立場。可是，在《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卻是從來就是這樣，香港的管治權源自中央，中央可以插手干預，如果從法律的觀點去看，就是如此。

香港的主權、治權和授權

究竟中央政府在香港是不是擁有管治權？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香港人的心目中，這應不應該的問題，換言之，這是公義、道德方面的問題。第二方面，是法律的問題：《基本法》究竟是怎麼寫的呢？

但由於正反雙方對於《基本法》的條文，各有不同的解讀和詮釋。據反方的意見，這是中央政府撕毀了「一國兩制」，如果這個立場是成立的，這即是說，「一國兩制」的原意並非這樣，並非中央政府擁有香港的管治權，所以才有這個說法。

反過來說，如《基本法》一開始便立意由中央擁有香港管治權，這就不存在撕毀「一國兩制」問題，即是不存在法律問題，因「一國兩制」本來就是這樣的嘛。所以，如要分析這事，也還得回到民主派最不喜歡提到的：《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但要討論《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又要回溯到更早的《中英聯合聲明》，看看當時中國的立場究竟是怎樣的，因這才是最基本文件。

《中英聯合聲明》開宗明義的第一段，是兩國政府的聲明：「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於中國政府的聲明，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整份《中英聯合聲明》之中，只有這兩段，是雙方自說自話，內容並不一致的。為甚麼會有這個情況呢？

因為英國政府的立場，是它本來擁有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但將會在1997年交回給中國。但中國政府的立場，則是它從來就擁有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因為它根本不承認所有的不平等條約。在1997年，它只是恢復行使主權罷了。

因此，在中國的立場，也根本不存在英國把香港「交回」給香港之事。就這一點，恐怕和很多香港人心中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所以，在中國的心目中，是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同時是在中央政府的手裏，因為它從來沒有把這兩者給予過英國。只是，在回歸後，它「授權」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讓它去管治香港，這就是「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

但是，在英國人和在許多香港人的心中，是當香港「交回」給中國時，主權是回歸了，但是治權卻是由英國政府直接轉移到了香港特區政府手上。這當然和中央政府心中的想法，是大相逕庭的。

最愛自己 第二金錢

有一天，一位上市公司老闆突然叫我去食飯，這位老闆的上市公司市值大約十零億咁上下啦，不過這股票永遠低水，永遠不炒，我曾經買過，輸了300多萬元，簡直嬲到要跳樓(當然是推他跳，不是自己跳。)

我說，我約了演唱會大王呢，我走兩場，八點九到吧，反正你在富豪酒家，我在怡東軒，走路都是15分鐘鎹！

於是，在八點九，我和演唱會大王一夥七、八個人，浩浩蕩蕩的，從怡東軒殺往阿翁鮑魚(按﹕即富豪酒家的別名)。

在場，只見另一位上市公司主席，提示﹕他的公司這年幾以來股價升了四十多倍，現在市值兩百億左右，據他所言，還會再升兩倍，真的是信不信由你。

不怎麼愛國愛港

但是真正威猛的，卻是一位中共高幹，是貨真價實太子黨，專門在香港負責收風，上報中央。我們見過好幾次面了，我還帶他去嘗過美食。

由於我是寫稿的，老闆們都想提攜我，在這位高幹的面前美言了我幾句。高幹很識做，呵呵笑道﹕「只要是愛國愛港，其他什麼都沒所謂。」

我也是笑覑說﹕「老實說，我真的不怎麼愛國愛港。」我還忍了一手，沒有把下面一句說下去﹕我是加拿大人，真愛國也只能愛加拿大。不過，我的真愛，只有一個，就是只愛自己，至於第二愛的，是錢，第三四五六七八愛的，都是可以用錢買到的東西，要講到愛國，不管是哪一個國，都要排到很後很後的。

眾人愕然，想不到像我這樣的馬屁精，居然如此坦白。不過我馬上打了圓場，補充了一句﹕「我愛不愛國，愛不愛港，是一回事，不過我同你們一樣，都不喜歡民主派，也是事實。所以我們雖然沒有共同喜歡的東西，但卻有共同不喜歡的東西，也可以成為同一陣線。」

推介股票 升跌都捱罵

其他的股評人如果評錯了股票，讓讀者輸錢，讀者會指罵他「無料到」，是「照明燈」，可是，如果是我評錯了股票，股價大跌，令到讀者輸錢，讀者的反應則是﹕這隻「臭蜆」，又來欺騙散戶賺錢了。

有趣的是，當我介紹的股票猛升時，人們會罵我和莊家夾定，一起炒高股價，當我介紹的股票狂跌時，人們會罵我和莊家夾定，一起出貨。所以，無論股價是升是跌，都是因為同樣的原因﹕我和莊家夾定了，我賺大錢。

有朋友問我，你被人這樣寫，你嬲唔嬲呀？

認為我本事 實贏錢

我大笑說﹕「這是讀者畀面，他們認為我的本事很大，總是贏錢，我應該高興才是，怎會嬲呢！」

所以呢，當讀者留言時，我總是挑稱讚我的留言來看，罵的則詐作看不到，因此，在我的心中，讀者永遠是好的，我的心情也永遠保持愉快。

在3年前，有某人把我的政治評論文集《西九酒肉臭》送給了王光亞，於是王光亞有一次在公開場合之中，把這本書帶了出來，還給某些傳媒拍了照片，只可惜無人留意到此事。

日前，這名朋友又碰到了王光亞，王光亞居然問起他，還有沒有其他的書可送。他馬上致電給我，問我有沒有別的書，我支吾以對，說沒有再寫政治書了，心想﹕「唔通要我送王光亞一本《2017普選中共的大戰略﹕梁振英上台及黨人治港》咩，我怕會被通緝，上大陸時會被拘留控告嫖妓呢！」

投資就是生命

我一直認為，人均壽命對於政治、經濟和投資，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不過，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實在不多，所以我在這裏，寫下一些筆記，作為以後鋪寫成書的參考。

大約在二千年前，人類的平均壽命是二十歲，比穴居人時代也好不了多少，十八世紀時，增加至三十歲，在十九世紀末期，是四十歲。到了一九八○年，全世界的平均壽命是六十二歲，發達國家則是七十三歲，現時的世界人均壽命已經到達六十七歲了。試想想，如果一個男人，預期壽命只是二至三十歲，他將會怎樣去過這個短短的人生？生命這麼短，當然是要及時享樂，不要浪費了。問題在於，不是人人都有及時享樂的本錢，大多數的人，都是天生貧窮，連吃飯飽肚也大有問題，當然更加沒有資格去享樂了。

沒有錢而又想享樂，他們將會怎樣做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參與戰爭，去搶錢、搶女人。當然了，戰爭是非常殘酷的事，很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喪失掉生命。可是，如果他的預期壽命只有十年，那就不妨去博一博了。

近年人類壽命愈來愈長，但投資品的平均預期回報卻愈來愈低。

不過，如果一個人的預期壽命是六十歲，他在二十歲時，究竟有沒有這個膽子，用四十年的預期壽命，去博取發財搶女人的機會，那就不敢說了。

所以，我認為，這幾十年的世界和平，最大的功臣，並不是因為核武器的「保證互相毀滅」，而是因為今日的人的預期壽命長了，因此也「錫身」了，不敢搏命去戰爭了。事實上，在幾十年前，戰爭和侵略，向來是美德，和平至上的觀念，是近年才興起的。

說了政治，現在說經濟了。

假設一個人，在二十歲時，只有十年的預期壽命，碰上了一個地產經紀，這位地產經紀對他說：「買這個單位，回報很高，每年有3厘。」

3厘的回報，10年是30%，如果用複利計算，則是34%。這位仁兄願不願意到他死時的那一年，也只有34%的回報呢？這個回報率，顯然是太少了。所以，他的答案多半是：「No！」

好了，現在假設這個人，有六十歲的預期壽命呢？他的計算又是怎樣？

每年3厘的回報，四十年下來，就是325%，翻了兩倍有多。想想下來，咁就唔同，有得諗，有得諗。所以，我的想法是，人的壽命長短，往往影響到投資的預期回報率﹕壽命愈短，要求的回報率就愈高，反之，壽命愈長，要求的回報率就愈低，皆因他的命長，便更能等。

客觀的事實是：在近年來，人類的壽命愈來愈長，但是，投資品的平均預期回報率是愈來愈低。以房地產為例，回報率是愈來愈低，現在是不到3厘，是史上的低點。在二○○三年的低潮，回報率可以達到7厘，但是，回想起一九八三年的上一次低潮，回報率超過10厘，也是非常平常的事。因此，我也預期，在下一次的樓市低潮，回報率跌至5厘至6厘，便是見底的時候。

所以說，投資不單是生活，甚至還是生命呢！

政治風向非理解不可

這是我在《am730》所寫的第一篇文章，所以我想作出一些導言性的闡述，在下文，我將會說出我對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可見未來的看法。
正如我在《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的70年大戰略(1977-2047)》中的說法，在未來的香港，政治上的主軸，將會就是共產黨將以梁振英政府為工具，收回香港的自治權。因此，在金融政策上，也會因而配合，換言之，香港將會變成和內地一樣，由政治控制經濟，而我們要在金融市場活動，非得理解政治風向不可。
我的不看好樓市，除了因為樓價周期的因素之外，還是因為政治因素。香港的地產霸權實在太過霸道了，而共產黨一貫以來的作風，就是在統治之前，首先「鬥地主」，正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地主不鬥，何以奪權？
如果按照樓價周期，香港的樓市應該還有幾年好走，但是，當政府決心打壓時，樓價便難免無運行了。
我的投資格言是：「千萬不要與政府作對。」我的看法是，樓價在距離高位下跌了一至兩成之後，在未來的兩、三年間，都會維持這個價格，不會大升，也不會大跌。
這就好比在1998年至2001年時，樓價大致上不動，直至2002年至2003年，樓價才開始崩潰下來。這是因為樓價在大升時，很多人不敢購買，累積了大堆的購買力，所以當它初期下跌時，這些市場上的購買力便釋放了，價格就可以穩住。
這好比炒股票做莊，莊家派貨最多的價位，不是最高位，而是下跌了幾成之後，因為這時會有更多的散戶「貪平」入市。
總之，香港地產發展商出局，內地地產發展商入市，這應該是未來地產市場的主軸。
至於電訊業，因為電訊是政治敏感的行業，不可能全由港人操控。所以香港政府決心按照合約，收回三分一的頻譜，自然是交給中國的經營者了。在可見的未來，中國電訊商將會逐步加入香港市場，因此，所有的香港電訊商，都不會有好的前景。我自然也不會建議買入。
我的好朋友Jason說，香港只有一隻值得長期投資的股票，就是「中電」(002)，但我的看法，則是連「中電」也不能買。因為不出3年，政府就會研究要兩電把電網交出來，電力公司只負責發電，外國政府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了。
總而言之，以上這些由本地權貴所經營的「官商勾結股」，一隻也不能沾手。

移山還是填海，一切繫於政治

今後的香港政府，無論是夕陽到了最後的曾蔭權，還是未來的唐英年或梁振英，誰來施政都不可能不增加土地供應，而政府現已選出25個填海選址諮詢市民，希望在年中找出10個可行選址，最快可以在2019年便供應出售。政府在地產狂升時堅持能夠供應的土地並不多，現在不過是短短幾個月，突然可以推出25塊可供填海的土地，其中單單在長洲以南一個地方，填海面積已可達到1500公頃了(對比數字是，在1997年前，香港每年只能供應50公頃土地，單這裏已是30倍了)。由此可見得當日政府口口聲聲大說沒地可供應，是欺騙市民的謊言。然而，往事已了，我們放眼未來，前事不翻舊賬了，只希望政府真的可以改弦易轍，增加土地儲備，以應付未來的土地需要。 

政府願意填加土地供應，盡量找出可供填海的地來作發展，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正如許多明眼人已經指出過了，香港的土地使用比率只有兩成，遠遠低於新加坡的八成，和深圳的十成。換言之，香港根本不缺土地，這還不算那些已經非常破敗，必須重建的舊區，只是因為種種政治原因，才阻礙了它們的重建罷了。所以，我們在考慮以填海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之前，有一件事是更優先的，就是評估發展這些多半是用來作了郊野公園的土地，是否優於填海，否則我們乾脆發展這些土地就夠了，何必填海呢？

 一件令人很不快的現實是，無論是剷平郊野公園還是填海，都會破壞生態環境，因為凡是發展土地，讓市民安居樂業，都必須付出破壞生態的代價。問題是，究竟是剷平郊野公園、還是填海，兩害應該是如何去取其輕呢？香港政府顯然選擇了填海。這也許是因為填海雖然有環保機構的反對，畢竟比較容易對付，而剷平郊野公園則得面對區議會等等地方勢力，那就難以擺平了，所以政府取易不取難，便選擇了大量填海的方案。 

但是，單單從土地質量的角度看，凡是填海的地區，難免位於偏遠，但是香港其實並不怎麼缺乏偏遠的土地。舉例說，樓價下跌時的重災區正是位於元朗、屯門等地，一二十年的半新樓，呎價往往四五千元有交易，而如果政府化有心收地，還有大把的農地可以改變土地用途。其實這幾年來，香港最渴求的是市區用地，因為交通就是時間，而時間就是金錢，所以市區樓價永遠升得最快。當然了，無論是郊野公園或是填海，都不能滿足市民對市區土地的龐大需求，但是兩取其一，還是剷平郊野公園得來的土地比較有效一點點，土地的價格也高上一點點。 

總括而言，香港欠缺的是樓宇供應，最缺的是商業樓宇，尤其是商舖，其次就是住宅，但香港並不缺地，不管是用甚麼方法去供應土地，移山也好，填海也好，送舊迎新、舊區重建也好，根本都不是問題。房地產真正的問題在於逢建設必反的反對黨、只看地區利益不管大局的區議會，不追求發展的環保人士，還有在港府擁有龐大遊說力量的地產霸權，而發展土地供應，說穿了，並非找出土地、平整地皮，這些只是很簡單的技術，但是政治，才是真真正正問題重心的所在。究竟用那種方法去得到土地，土地的地點在哪兒，效益只是其次，政治角力才是關鍵。

大跌市偏沒人敢買

那天同輝哥吹水，對，就是那位投資專欄出晒位，幾年間一百萬變一億，然後那位號稱「亞洲股神」的東尼抄襲他的「天下第一倉」欄名的輝哥(如果抄襲者也可以叫「亞洲股神」，正牌的豈非可叫「地球股神」？)，我們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股市下跌5000點，會不會有人撈底？我們兩個的答案都是一樣﹕沒有人敢，因為大家已經絕望了。這是前提。究竟這會令後市升，還是跌，則人言人殊了。

話說很久以前，看到張五常大教授寫的一篇文章，建議挖掘秦始皇陵，因為不挖等於不存在，太浪費了。但是我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去看，應該是在經濟大衰退時，才好去挖，因為這是一個耗費數千億元的大計劃，可以刺激經濟，不能在經濟好景時去做。
我常常說，香港政壇有個很大的「商機」，就是極右激進政黨，政綱是反對綜援戶吃窮香港，反對「蝗蟲」和外傭，對，即是玩種族歧視(包括內地人)，反對大財團和地產霸權，高舉香港人勤勞刻苦本性給破壞了，破壞者包括了政棍(聯合美國和台灣當漢奸搞港獨)、大財團、港英出身的「半漢奸政府」陰謀顛覆香港……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多麼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於是同幾個政界朋友說過，大家都同意是絕世好橋，可以拿到一成以上的支持率，人數應和社民連加上人民力量差不多。但是大家都沒有膽子去撕破臉去真做。

2011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

歐洲的1830年和1848年，均被稱為「革命的年份」，因為這兩年歐洲多國分別發生了多起革命事件，雖然，大部份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但是革命的意識隨著這些失敗了的政治活動，或多或少深植在歐洲人的心中，收著了潛移物化的作用，而其影響是深遠的，從馬後炮的歷史觀看來，現在整個歐洲都實行民主政治了，而在今日，社會主義思想瀰漫了整個歐洲，可見得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和行動，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政治經濟現狀。

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始於2010年底，導致了其執政長達23年的總統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的下台，這宗事件因而激發了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大規模不穩，埃及、也門、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先後發生了「群眾事件」(套句中國政府的術語)，執政30年的埃及「最後的法老」穆巴拉克辭職並下獄，執政42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戰死。我們並非因而得出結論，說2011年也是一個「革命年份」，只是把地點從歐洲轉移到了亞非兩洲之交，但是我們卻不妨因而作出另一個結論，就是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出現了求變之心。

這也許是因為美國在2008年底發生了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發生了經濟危機，因為經濟不佳而引發出政治動蕩，而有識者也因而不滿於現有的政經現狀，所以人心求變了。在以往，一個「開國獨裁者」的倒台是比較少見的，政治危機多是發生在第一任死後，第二任未能接班的青黃不接期，但是這一次則連穆巴拉克和卡達菲這等沙場老將也相繼倒下，可見得人民思變之心是如何強烈。根據政治學家肯定頓的理論，政治革命會出現於相對開放和先進的國家，證諸於此理論，比較開放的埃及和突尼西亞，比較富裕的利比亞反而出了事，而較為專制獨裁的敘利亞和也門則渡過了危機，君主制的沙地阿拉伯的動蕩更是微不足道，可見得這套「革命始於過份期望」(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的理論是堅實可靠的。

不滿現狀，一心求變的人民，又何止於亞非之交？美國人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證明了領導世界的美國人也不滿於現時的政經規則，也希望有所改變。至於中國，年底前發生的海門市和烏坎村的群眾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全國發起的類似運動，此起彼落，一年以來，數以百計，中國人的心底裏豈不也是照樣求變？

2011年除了有喬布斯這樣的億人偶像逝世，死亡的還有西方人以為最邪惡也最是眼中釘的拉登和金正日，拉登的「事業」固然是日薄西山，金正日的朝鮮也是風光甚壞，無論他的三兒子金正恩能否順利接位，朝鮮的政經格局非得大變不可。在香港這一邊，司徒華這位民主黨的領袖去世了，民主黨還在努力尋求定位，公民黨越走越激進，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又分裂了，其實說穿了，大家都想在為未來的民主路途重新定位，然而，民主派之心雖也在思變，但要變成甚麼樣子、該走甚麼的路，卻仍然存在分歧，這就是今日民主派思變的困局。在兩位特首候選人方面，不管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提出的政綱都是要改變以前地產主導的局面，復建居屋、增建公屋已是在所難免，香港人，也是在人人求變！

總括而言，2011年，是人心求變的一年，但是如何變、變成怎樣，變得是好還是更壞，卻沒有人知道，得由歷史來告訴我們。但我們相信，在一百年後，歷史學家會這樣形容過去了的一年﹕「2011年，世界歷史進程正到了一個拐折位，這一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

對唐英年政綱的迴響﹕知識脫不了貧，反而足以致貧

在 前幾天，兩位主要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分別發表了其競選的施政綱領，每人分別提出了六大重點，共同之處是皆求施政和社會穩定，增加樓宇供應亦是維持社會穩定之藥方，而相異之處則是梁振英側重在扶貧，而唐英年側重在中產。但是我們今天只集中討論，就是唐英年的教育大方向，為甚麼我們會以偏蓋全、集中一點攻堅呢？理由如下述。

話說我們在這一年來，發表了365篇社論，其中最大迴響、最多轉載的，並非甚麼大塊頭的鴻文，而是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小文章﹕《投資六位數字才能獲得工作機會的年輕人》，其中一段是這樣的﹕「一個中學未畢業的少女想當修甲，或是美容，在以前，當個人工低微的學徒就可以了。但是在現在，對不起，你要入行，得先花錢去唸相關課程，一個課程的學費動輒是三五萬元，而就算唸完，也只是「有申請權」，並不保證一定能獲得工作。於是，現時社會上大量產生了一種職業，就是教授工作有關的課程，而且這些課程的收費極度昂貴，大約是新人的平均薪金的三個月到一年不等，這還得學生是不吃不喝不乘車不花錢也不用交稅才能付清的時間。其實，大學生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唸一年大學的學費、車費、生活費等等的成本，接近是一個以現時的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水平，這也即是說，大學生可能要辛苦工作到三十歲，才能「回本」，唸大學的機會成本未免太重了！」

唐英年在政綱中指出，教育是有效的脫貧方法，令到香港的青少年不分階層和種族，都可以為自己創造機會，所以他(假如當選了之後)將會增加教育開支，減輕教師的行政工作，和減輕家長在子女的教科書和補習的開支。在唐英年唸中學的年代，普羅大眾的生活雖然困苦，但是中學生幹兼職卻並非普遍的事情，但是在今日，新市鎮的社區中學當中，三四成高班學生當兼職是普遍的事，原因當然是因為教科書和補習的費用高昂。雖然唐英年說中了教育慘況的一部份，但是我們不得不指出﹕他所說的固然不能抺煞，但是真正的問題中心仍然未能解決。

真正的問題中心在於，在今時今日的知識化的香港，教育不一定是脫貧的方法，卻肯定是致貧的途徑﹕一個年輕人要想獲得工作技能，例如唸大學，或者是學一門專門技能，首先就是付學費。在以前，大學學位稀少，學費相對比較便宜，而知識比較匱乏，所以大學畢業後就能脫貧，甚至在唸大學時，單靠同中小學生習，就可自給自足。但是，在今日這個知識泛濫的社會，大學生的補習收入比起二十年前大跌了七成以上，付學費也不夠，只能靠政府貸款以渡過四年大學生活，畢業後，這就是一筆不小的債務！基督教說人生而有原罪，而香港的大學生則生而有原「債」！
在以前，年輕人要想獲得一門專門技能，當一個人工低微的學徒，邊做邊學，幾年間就能得到一門專門才能。但是到了現在，要想學懂任何的專門才能，不管是籌劃婚禮、寵物美容，甚至是當廚師等等，都有專門的課程要讀，沒唸過，找不到工作，唸了，花了時間和金錢，不少人因而欠下了債務，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所以，現時教育真正的癥結在於﹕家長和學生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和回報不成正比，更正確的答案是，回報期太長，低下階層根本不可能負擔。而由於大學學位大量增加，職場上充斥了大學生，大學生失業者不知其數，說唸書可以脫貧，該是白頭宮女說天寶時的往事了。

說知識可以脫貧，未免不合時宜。但是沒有知識肯定脫不了貧，卻庶幾是一個事實。然而現在的實際情況，卻是獲得知識(以得到一個「可能」脫貧的機會)，卻因成本太高，卻肯定先令貧者更貧，反成了致貧之道。今日的青少年正是面對著這樣的一個困局，他們滿肚子戾氣，根源之一正是因為他們欠上了一屁股(因為求學希望脫貧而招來的)債，而今日香港的社會不安，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正是來自這一群沒有人明白他們的處境的年輕人。當權者以為香港還是二三十年前，知識可以脫貧，可就大錯特錯了！

無論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只要有人能夠提出一個方案，不用很複雜，令到青年人可以在畢業後無欠債地走出社會工作，我們就支持這位候選人。既然眾多讀者支持和轉載了前述的千字小文章，相信這也是香港青少年的心聲所在。

政府的粗暴和黃毓民的無禮

要數近幾天的大新聞，一宗是遞補機制，另一宗是在7月1日很多萬人(數目人言人殊)大遊行之後，主要是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阻街抗爭」。

    我們在先前的評論說過，政府一開始時推出的遞補機制是全不經過大腦的無理做法，但是當經過修改後，雖仍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只是小節而已。我們雖不贊成這新 機制的通過，但也不反對，可以相信，如果政府在一開始時推出的是這修改過後的機制，市民的反對呼聲當不如今日之盛。

    然而，遞補機制儘管給修改得變成了合理，社會上依然充滿了反對之聲。縱觀這些反對，很少是對這機制的內容作出有理據的批評，事實上，正如我們先前所言，由於新機制已變得頗為合理，它並非不可以批評，但批評的角度已不能像先前般大義凜然、大獲全勝了。

    因此，現時在社會上的批評遞補機制的呼聲，主要針對它的不經諮詢、粗暴立法。不妨這樣說，從2003年的「二十三條」到今日的遞補機制，政府要通過一條重 要法案，思維永遠是在第一時間「數夠票」，心中認為只要「夠票」了，法案便可以通過，卻永遠不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說，社會能接受嗎，它在政治上會 有甚麼後果，諸如此類。我們因而可以歸納出結論﹕政府的一貫作風是無視民意，只看票數，完全沒有政治意識，而今日的許多政治糾紛，均是出自政府對政治無知 的後果。

    我們在昨天的社論說過，凡是反政府政策的抗爭，必然有人受到損失，就是最受到港人的「六四遊行」和「七一遊行」，都免不了要影響交通，浪費了不少港人的寶 貴時間，也令到沿路的商店的生意受到了損害。這正如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那句名言﹕「要向政府作出抗爭，就無可避免會有犧牲。」而人民能夠接受抗爭的激烈程度 到達那一地步，端的視乎其對政府究竟有多不滿。

    但是，很明顯，大部份市民對於抗爭者阻礙交通十分反感。他們似乎並不怎麼同意黃毓民，以及社民連主席陶君行有關抗爭和犧牲的關係的說法。

    正如前文所言，抗爭必有犧牲，是有道理的說法，但市民似乎並不接受這種「合理」的說法。以上兩種意見表面看來互相矛盾，但其實不然。

    打個比方，如果警匪鎗戰，市民給流彈擊中，警方振振有辭地說﹕「我們是為了維持秩序。鎗戰必然有人犧牲。」這種說法又說不說得通呢？其實，警方要解決這問題，十分簡單，只需要說一句﹕「對不起，我們為此抱歉。」就完滿解決了。

    同樣道理，黃毓民那句話並沒有錯﹕「要向政府作出抗爭，就無可避免會有犧牲。」但他更應該說的是下一句﹕「我們向受到影響的市民和商戶說一聲對不起。」這麼簡單，就完結了，市民的氣也便消了，做得多麼漂亮！但是，人民力量和社民連並沒有說這一句。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回應是怎樣呢？是反過來指責那些受損害了的市民不肯為抗爭、為著七百萬人的利益(姑不論讀者同不同意這種說法)而作出犧牲。我們實在不 明白，這種粗暴的回應、這種難看的嘴臉，怎能說自己是「人民」力量，是社會「民主」連線呢？他們竟把自己政治抗爭凌駕於人民的利益之上，竟然說是代表「人 民」，是不是名實不符、混淆視聽、與民為敵呢！

    從政府的遞補機制和反政府的抗爭行動觀之，雙方雖是所見不一，然而作風相同﹕理曲氣壯，粗暴無禮，是鴨霸、是霸王硬上弓、是死不悔改的強姦民意派，市民觀其爭鬥，除了扼腕三嘆，任其魚肉，夫復何言！

黃綠醫生亂醫病，強積金是首惡法

在香港，幾乎沒有一條公共政策，比強積金更加令到市民反感﹕僱主反對它，打工仔反對它，而它的投資表現亦是距離預計目標甚遠，直接點說，它簡直是一項「敗家」的投資策略，既浪費了行政費用，又令到無數小市民損手爛腳，蒙受損失，唯一的得益者，唯有那些基金經理和基金信托機構而已。

論到香港近年來的惡法，沒有一項比強積金更失敗的了。正因在這十年來，強積金累積了大量的民怨，所以財政司曾俊華司長在宣佈注資六千元強積金，馬上遭到了市民的嚴重反彈，正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強積金之弊、之行不通、之惹起民憤，已然累積多年，歷史也已無情地證明了這是一條惡法中之惡法，這已是無庸置疑也無可翻案之局。 香港的人口老化，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當老人的數量大幅增加，政府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去資助這麼多的老人，也是一個無可避免的事實。誰都知道，這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這正如一個人生病了，誰都知道要藥去醫病，但是，吃藥的先決條件，是對症下藥，如果是急病亂投醫，胡亂把藥吃下去，不單治不好病，反而會令病勢加重。

人口老化是必須解決的難題，但強積金是一帖毒藥，非但無法醫病，反而令市民的財富減少了，令到社會的部份現金無法去消費流通，阻礙了經濟發展，這使得市民的錢也減少了，自然地，用以養老的錢也少了，這可不是「黃綠醫生亂醫病」嗎？在當年，香港政府和政客聯手通過強積金，其堂正理由正是說要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然而他們斷症是對了，診療卻錯了，病人由此給治得更壞，悲劇之悲，莫此為甚！可以這樣說，強積金是香港政府和政客合力做出的一場災禍，只要強積金一天存在，一天市民需要繼續供款，香港市民是無法不記得這筆賬的！ 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強積金的弊端，不用我們多作討論，社會已有公論，無謂多談。既然這是惡法，本質不變，討論甚麼是「對沖機制」，或者是「半自由行」之類，都皮毛問題，不著其本，這就有如向市民劈上七刀，減為劈六刀，根本無補於事，說來也是多餘。

我們的建議是，政府要麼乾脆取消強積金，要麼把強積金改變成為「強制性儲蓄或投資」，市民可另設一個獨立戶口，由自已決定投資組合，可用來買保險、付房子首期、定期存款、購買指定的一些基金或指定的數十隻股票，或者是購買政府的抗通脹債券或某些指定的大機構債券……諸如此類，總之由市民去決定怎樣去投資。當然了，戶口的錢只能用來儲蓄或投資，在六十五歲之前，不可拿出來動用。如果是用來買房子，則把房子賣掉所得的本金和利潤，也不能提出戶口。如此一來，可把市民投資的主動權交回市民的手上，正是市民自由選擇，政府也不必負上責任和民怨，唯一不開心的，只有那些尸位素餐的基金經理而已。

土生港人vs新移民的深層矛盾

從一開始，「關愛基金」便是一個政治的副產品，因此由它來為政府「執漏」，負責派發6,000元給年滿十八歲的非永久居民，在政府的眼中看來，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利用「關愛基金」來為「派錢給非永久居民」而作補漏，是婉轉又巧妙的政治安排，有效地消除了部份爭議，純從政治手段的角度看，這是值得稱許的。我們從來並不贊成「關愛基金」的成立，由「關愛基金」來負責派發這6,000元，也有點手續不合，但這也不失為爭決社會爭議的一個方法，這令到「關愛基金」畢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正經事──其意義不在於派錢，而在於為政府解決了難題。

 一對父子攜驢上路，父騎驢路人責備虐待兒童，子騎驢路人責子不孝，父子齊騎路人責虐待牲口。無論政府的6,000元是只派給永久居民，或是非永久居民也有份，有沒有入息審查，甚至是未成年人士，也出來指指點點，指為何自己沒份。說到底，每一種派錢的方式都有人不滿，也各執一詞，如要爭拗，辯上三百六十年也辯不出結果來。說到底，這都是弱勢政府種下的惡果，做不到強勢分餅，只能面面俱圓，利用到「關愛基金」來派錢，確可消除部份政治爭議，但其態度卻活像小媳婦面對夫家的眾多惡親戚，只能委曲求全。說也坎坷！

 這裏並不打算分析應不應派錢給非永久性居民﹕從公民權益、從實際需要、從人權來看，是應該派的，但如果從他們對香港的貢獻來看，則不應派。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爭辯也無用，所以我們也不打算加入爭論。我們更關心的毋寧是﹕從這事件中，凸顯了香港的另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土生香港人和新移民的矛盾。

 香港的戰後人口是五十萬人，1950年暴增至二百萬，那時絕大部份都是新移民，所以並不存在新移民的問題。到了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新移民幹了大部份土生港人不願做的粗活，遂也給土生港人「高人一等」的地位，「階級」分明，卻也相安無事。到了回歸之後，土生港人是中產階級的主力部隊，他們的生活水準滯步不前，而新移民卻佔據了兩個極端，一是「搶貴了豪宅價格」的大款，一是領綜援的低下階層，而這種社會架構，正是今日導致今日土生港人和新移民的矛盾的源頭。

 正如前言，這矛盾的成因分成兩個﹕一是中產階級在這十三年半以來的沉淪，而凡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下跌，第一個反應就是尋找代罪羔羊，歧視新移民是最常見的一種方式，最極端的例子是當年納粹的壓迫猶太人。二是今日香港的新移民並不比三十年前，當年的香港並沒有太多的社會福利，有著新移民去當「廉價勞工」，土生港人才能過更優質的生活。但現在新移民享有綜援，住在可能比私人樓面積更大的公屋單位，土生港人難免有著「新移民吸著我們的血」的想法，這種想法令到土生港人很不爽，這不爽遂形成了今日土生港人vs新移民的深層矛盾。

 永久居民反對新移民取得6,000元的「現金派彩」，他們覺得後者對香港的貢獻不足而「坐得巨利」，這等於是不滿新移民多領社會福利的另一版本，新移民則認為派錢而無份是一種歧視，而這歧視向來便有，非自今日派錢而始。雙方的內在矛盾存在久矣，只是在這事件中再一次顯現出來。對這矛盾，政府沒有法子去解決，只有繞了個圈子，利用「關愛基金」去「曲線派錢」，胡混了過去。這事件可因這胡混過去而「輕舟已過萬重山」，解決了當前的問題，但是土生港人vs新移民這深層次矛盾仍然深植在港人的意識形態，繼續在撕裂香港的整體團結，而政府不知、政客不覺，任由這矛盾去激化，實在不免令到見者傷心、識者痛心！

跨代貧窮對比跨代富貴

無論在任何社會，富家子弟的發展機會都比窮人子女為大，這是常態，而非奇事。香港的所謂「跨代貧窮」議題，越燒越是火旺，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時，必須很小心地客觀分析，方不致於淪為嘩眾取寵、以偏蓋全。以下的分析架構主要是圍繞著兩條主軸而作出的討論﹕一是這情況是否比以前，例如說，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加嚴重。二是如果是更嚴重，原因究竟是甚麼。三是這原因有幾項是難以防止的結構性問題，又有幾項是因政府的政策錯誤而產生的惡劣後果。

    第一點的答案是很明顯的。在香港，不單貧窮家庭越來越多，甚至連中產階級也在萎縮，這證明了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是嚴重，漸漸嚴重到市民難以忍受的地步。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第二點則是由多方面的因所導致的。先說最有趣的一個事實﹕在以前，在我們看「粵語殘片」的年代，二世祖、敗家仔是很常見的人物，但在今天，二世祖雖多，卻很少會淪為敗家仔。最重要而為人所忽略了的原因，是在近二三十年來，訓練兒童的方法和技術有了飛躍式的進展，令到長大後不擅理財的人二世祖的數目大幅減少了。再加上家族基金的流行，便打破了以前「富不過三代」的宿命。這代表了富人不會變成窮人，沒有人從高處跌下來，在上面的空位少了，窮人要找一個位子坐坐，自然困難了許多。

    現在說回窮人子女的往上階梯。在以前，大學學位很少，最初只有幾百個，八十年代變成了二三千個，這二三千人的身份地位可算是天子門生，畢業後，幾乎是保證成為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中堅。這代表了每年都有很多窮家子弟，可以憑著自己的讀書有成，而獲得了出頭的機會。現在大學學位多了，學費也因而水漲船高，貴得令一般家庭難以負擔，畢業後，也因僧多粥少而壓低了薪水，升職更是困難之極。相比以前，一張大學入學證書是「脫貧」的保證，今日卻變成了(為學費而欠下的)債務，「昔為富之基，今為累字頭」，此之謂也。

    窮人子女沒有了因唸書成就而脫貧的機會，但富家子弟呢？以前的富家子弟和窮家的優秀子弟一起讀名校，受著同等的教育，今日一名富家子弟從小便補習，長大上補習班，唸直資學校，小學入學得懂兩種樂器(通常是一種樂器，但鋼琴不算)，每年到外國遊學，增廣見聞，少年時便送往外國，留學學英文。「風之后」說的「四百萬元養大一個子女」，只是最低消費，過千萬元培養出來的比比皆是。相比起窮家子弟的天生天養，那一個長大之後，在社會上的競爭力會更強？昭然若揭矣！

    以上說的是社會性因素。另外還有經濟性因素。

    第一個經濟性的因素，是貧富懸殊的加劇，這是全世界共同的問題，並非單是香港的獨有問題。第二是香港在這五十年間已從貧窮城市變成了富裕社會，高增長期已過，已經進入了緩慢增長的時期，既然經濟增長減慢了，窮人翻身的機會自也減少了，也是造成跨代貧窮的主因之一。

    我們已經多次大聲疾呼，香港的經濟結構漸漸已從「資本主義」退化成為「資產主義」。「資本主義」的意思，是指資本加上企業家精神，是發達的不二途徑，這些資本要得到成功，是需要冒險、需要創新、需要聘請員工，把眾多因素集合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但是在今日的「資產主義」，無論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持有地產的大地主的利潤，而作為「收租佬」，並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知識，最重要的是靠爸爸剩下一些貴重地產，然後躺在家裏收租，就可以獲得天文數字的收入了。由於做生意者只能賺到蠅頭小利，利潤都走進了地產商的口袋裏，這自然不利於社會流動，貧窮家庭的第二代難以成成創業，這是造成隔代貧窮的主因，也是香港政府的錯誤房屋政策所造成的最大罪惡。

    總括而言，「跨代貧窮」的成因，是「跨代富貴」的一體兩面。我們並不仇富，今日許多低下階層的第二代也確實有不少並不成器，只懂怨天怨地，並無努力之心，確有取貧之道。但是我們亦很明顯地看到，下一代有很多努力鬥的青少年，勤力考進了大學，卻因而欠下了一屁股學費債，苦心去經營一門生意，卻給「地主」取去了大部份的利潤，這的確是不公平、也不公義的。

香港政府和財政司的「基金癖」

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無可否認是劣評如潮、引起民憤，而其中最為人詬病的一項，當然是耗費二百四十億元的注資六千元入市民的「強積金」戶口。在他的 四百多億元「派糖大計」當中，單這一項便佔去了一半以上，這也證明了這措施在財爺的心目中，是如何的「得意傑作」。

    想來也是當局意料之外的，「強積金注資」居然成為了眾矢之的，而各方所舉的論據讀者們該已甚為熟悉，不必多贅。簡單言之，是中國古代所云的「養兒防老，積 穀防飢」，可從來沒有聽說過「積穀防老」，而「注資強積金」正是「積穀防老」的做法，浪費了金錢資源的「現在價值」。

    我們翻看《財政預算案》時，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政府的「基金癖」。例如說，在「105」的「醫療衛生研究基金」，「134」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槳學金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171」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172」的「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這還不算《財政預算案》中沒提過的 「關愛基金」，可見得「基金」之於香港政府，已成為濫觴。

    為甚麼政府會有這個「基金癖」呢？它沒有正面說明，但我們且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看出其脈絡來。《財政預算案》「171」有這樣的一段﹕「利用基金的投資回 報，取代現時對體院的資助模式」。簡單點說，「基金」是企圖利用一次性撥款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說穿了，臭名昭彰的強積金，其本質豈非也是因為希 望藉著強迫市民儲蓄的法律，一勞永逸地解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和其退休問題？

    我們在此且舉出一些比喻，以證明利用「基金模式」以圖一勞求逸是多麼錯誤和無稽的想法。

    現時社會福利開支是每年三百八十億元，如果政府撥出大約一萬五千億元，作為「基金」，便可以用「投資回報」去負擔所有的社會福利開支。教育開支是五百億 元，那需要二萬億元的「基金投資回報」。保安方面的支出比較低，一年一萬一千億元左右便可以做到。最後，整個政府的開支是三千七百億元，只要有十五萬億元 的「基金」，便可以一勞永逸地「基金化」了所有的政府支出，以後香港市民再也不用納稅了。

    當然了，現時香港政府的流動資產只有二萬七千億元，遠遠不足十五萬億元這數字，但任何一個有腦袋的人都知道，就算有十五萬億元，除非政府是發了神經，否則 絕不可能便用這瘋狂的方法去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們正是藉著這個荒唐的比喻，以證出「政府撥款基金化」的不可行。

    我們明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也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可是公共理財的根本理念之一，正是「隨收隨支」，不可能企圖使用一次性的撥款，一勞永逸地 解決問題。這正如政府每年都會撥款給各大學，而各大學也各有其發展基金，但這些發展基金的款項應該是由大學本身去籌措，政府所資助的，只能是大學日常運作 的支出。同樣地，政府可以撥錢去扶貧，卻不可能贊助人民的儲蓄，更不能贊助人民的投資。這正如政府不可能為市民付錢買保險，雖然這方法能同時解決了市民醫 療、儲蓄和意外傷亡等惱人問題。

    總括而言，政府的「基金癖」是絕對錯誤的公共理財方向，不管是「關愛基金」、「強積金」，還是「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之類，都是違反了公共理財的基本原理。六千元的「強積金注資」只是其中的一項。 

「八十後」的矛盾罪在政府

與我們完全沒有分別的「現代智人」(homo sapien sapiens)大約出現於5萬年前，從那時起到今日，活過了大約一千億人，而這一千億人的基因同今日世界活著的60億人，基本上沒有分別。在基因上，我們免不了生老病死的過程，呱呱墮地後，迅速長大和學習，到了青春期，便開始叛逆、尋找人生的定位、追求理想和機遇……5萬人和一千億人，都是如此，從來沒有改變過。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昨天說到的現象，我們是同意的。今日的「八十後」，誠然，同今日掌權和掌錢的四、五、六、七十後大不相同，其中也不乏我們並不同意、大搖其頭的思想和作法。可是，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說的，「八十後」的基因，同以前的人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因為培養出他們的時地環境所致，相同的種子，因為土壤和氣候的不同，便種出了不同的果實來，中文成語把此叫作「越淮而枳」。換句話說，「八十後」的逆叛地出現，正是因為今日的掌權者所製造出來的客觀環境，故此，責任在於掌權者，而非「八十後」。

在以前的香港，生活困苦，但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起，至九七年為止，絕大部份香港人的生活水準都一日比一日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很少人會感到不滿。在「五十後」的記憶猶新的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是世界性的風氣，還加上了中國內地的影響，香港之「左風」反而是全世界最輕微的，反觀今日，香港人的反政府之風卻是位居世界前茅。所以，如果唐司長以三四十年前的社會運動比諸今日，是比諸不倫，也代表了他根本不明白今日香港政經環境的深層次矛盾的根本所在。

但是，「八十後」的成長時期卻是養尊處優的天之嬌子，長大後卻面臨香港的政經倒退期。從他們小時到十多歲的長大期間，內地在香港人的眼中，是經濟落後和文化低落的「二等地方」和「二等人民」，然而，當他們長大了之後，內地卻一躍成為香港的政經主宰。以上的種種落差，而當他們踏入社會工作時，由於經濟的不景，生活也是有如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在前路茫茫之下，他們對社會發出不滿的呼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無可否認的，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加劇了，而政府的政策也是多有利於大財團，而不利於小市民，不管是否有著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事實，市民很容易會聯想到這個問題，感情豐富的八十後自也不會例外。

當這種情況屢屢出現，形成了偏見時，很容易便會出現了唐司長口中所說的「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要扭轉這種偏見，方法很簡單，只要政府帶頭把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減少對大財團的政策傾斜，一次市民不信，兩次也不信，但長遠下來，市民的眼光始終是雪亮的。

是的，從基因的角度看，年輕人永遠沒有成年人的包容，他們也很容易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們但憑感覺去做事，做事手法很衝動和很激動，甚至有時很「沒腦」。但我們也別要忘記，從古以來，從中到外，所有的年輕人都有這種缺點，為何獨獨只有這幾年的香港才出現了這種「八十後」的現象呢？無論誰都得記著這一點﹕當社會出現了問題，當權者不能反責社會，而應反問諸己，究竟做錯了些甚麼，社會才會出現這種矛盾呢？中國人在商朝時，已有了「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智慧說法，願與特區政府的整個領導班子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