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條歷史題。埃及的亡國之君，叫作「Farouk I」(1920-1965)。很多歷史書說他好色，但我看了又看，倒不覺得他特別好色，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比他好色。不過他特別能吃，倒是事實，一頓飯可以吃掉12隻大龍蝦、10顆生蠔、8條魚、5碗炒飯，此外還有數不清的芝士，果占、大餅、豆、菜和水果，很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能吃的人，不差於小林尊。他是在1952年被納賽爾的自由軍官組統推翻的，先由他的6個月大兒子繼位，再在明年，把這位歲半的末代國王推翻，交由納吉布當傀儡總統，納賽爾掌實權。
這位Farouk I在臨退位之前，說了一句話﹕「In a few years there will be only five kings in the world.」
歷史題是﹕究竟是那五位國王呢？
答案是﹕「the King of England and the four kings in a pack of cards.」
誰知道，後來英國由女人繼位，從此大英帝國只有Queen，不再有King了，日本天皇是Emperor，摩納哥國王的銜頭是prince，不過，在巴林、比利時、不丹、柬埔寨、萊索托、約旦、馬來西亞、摩洛哥、荷蘭、沙地阿拉伯、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國、馬來西亞均都還有kings，所以，連上撲克牌的4隻，現時世上一共有19個kings。
哈馬是敘利亞的第四大城市，現時有20萬人口，1982年是18萬。穆斯林兄弟會在那裏的勢力很大，他們視阿薩德為「真主的敵人」，要求實踐人權憲章，取消戒嚴和舉行民主選舉。因此，在1980年，他們的人向阿薩德投擲了兩枚手榴彈，並且用機關槍掃射，問題在於，阿薩德大難不死：保鏢悶熄了一枚手榴彈，而阿薩德本人敏捷地踢開了另一枚。後續是阿薩德大怒，暴力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的反應是在城市大搞恐怖活動。其中最震撼的是在1981年，在首都大馬士革的汽車炸彈案，其中有64人死亡，135人受傷。阿薩德決定，要一勞永逸地把事情解決。在1982年，他派出軍隊，首先是逐走了所有的記者，繼而血腥鎮壓哈馬，大屠殺當地的穆斯林兄弟會中人。別以為穆斯林兄弟會的人會乖乖的受死，他們是經過一番血戰，才被殺光的。不單人死光了，連建築物也給轟了個稀巴爛，穆斯林兄弟會從此在當地就被連根拔起，再也不存了。《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作者Thomas Friedman把這做法稱為「哈馬規則」。究竟甚麼是「哈馬規則」呢？簡單點說，就是「jungle law」，也即是「森林法則」，亦即是弱肉強食。如果要我對「哈馬規則」作出一個評語，我會說：這也許不道德，but it works。三十年後的今天，埃及試過民主選舉，結果穆斯林兄弟會果然執政了，跟著的局勢是如何的混亂，大家是有目共睹了。至阿薩德呢？他從1970年一直執政至2000年，他上了《可蘭經》所說的有很多美酒和美女的天堂，一直當權了30年，從來沒有被挑戰過。這證明了，暴力鎮壓的確是有實質上的作用的。也正因如此，他的兒子，也即是現任總統巴沙爾，才會繼續使用「哈馬規則」，去鎮壓反對派，只是時移世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時今日，這一招好像不那麼成功了。 最後一提的是，從哈馬的大屠殺事件可見，穆斯林兄弟會可不是吃素的，埃及軍政府廢除了民主選出來的政府，用武力對付穆斯林兄弟會，必然會招致大規模的報復，埃及軍政府唯一可以用的，就是「哈馬規則」，否則埃及將會永無寧日了。
Thomas Friedman就是撰寫《世界是平的》這本世界暢銷名著的作者，雖然，在我看來，這本書只是一些陳腐的資本主義原教旨內容，而且還是他的前作《凌志車與橄欖樹》的另一個翻版，真真正正是卑之無甚高論，唯一可取的是，記者出身的他文筆流暢，而且採訪了很多大人物，資料詳盡，如此而已。然而，這位作者的另一本作品，卻是我看了又看，足足看了七八遍，也均看得津津有味，而且還把它推介了給哥哥和幾個朋友，人人都看得愛不釋手。這本書就是《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我是二十多年前看的，印象深刻，至今不忘。另外，我在寫此文時，從網上翻了一些資料，才知道這本書有簡體字譯本，書名叫《美國記者中東見聞錄》，待下次去內地時一定要買一本。Thomas Friedman是個猶太人，本身精通阿拉伯文，他初出道時，去了中東當記者，報道了不少好故事，這本就是他在那時的見聞錄。我因為想寫一些關於敘利亞的東西，不期然便想起了這本書。話說現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父親阿薩德當總統的年代。阿薩德是軍人出身，在1970年，通過不流血政變，奪得了政權。這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是很流行的奪權方式。我看內地的一些資料，說阿薩德的總統地位，是經過了4次的民主選舉，所得回來的。問題在於，這究竟是怎樣的「民主選舉」呢？話說有一次，有人問阿薩德：你在選舉當中，得到了99%的支持率，只有1%的人不支持你，你還想要甚麼呢？阿薩德的回答是：「我想要他們的名字！」這就是敘利亞的「民主選舉」，而在整本書中，我最欣賞的，就是這一句對白。順帶一提，敘利亞和埃及兩個國家關係密切，在1958年，這兩國曾經是一個國家，名為「聯合阿拉伯共和國」，由埃及強人納賽爾去作共和國總統。該兩個國家在1961年才因政治不合而告分裂，但在1967年，還聯軍一起，和以色列打過仗(當時參加聯軍的還有約旦)。因此，當埃及的政局不穩時，也影響了敘利亞的政治穩定，所以，現在這兩個國家同時都立立亂。明天再續。
正如我一直以來所強調的，今日埃及的亂局，是有其歷史上的必然性。如果要去討論，穆爾西政府的失敗，可以分為政治失敗，和經濟失敗兩項，但這兩項，也均有著必然性。在政治上，很多評論員都在譴責，穆爾西政府在上台之前，明明說自己是世俗化的政策，上台之後，卻大搞原教旨主義的政策，引起了人民的不滿。這種所謂的「分析」，肯定是不懂得政治鬥爭的基本原理。穆爾西政府上台之後，當然就要施政啦，但是，他馬上發現，施政處處不順利，因為他在政府內根本沒有班底，人人都在搞怠工，沒有人聽他們講的話，他們的政策，也處處不行。那怎麼辦呢？他只有用回自己人了。但是他的班子，就是原教旨主義的那些人嘛。在舉目無親的情況底下，他唯一的方法，就是鞏固原有的基本班底，取悅這些基本支持他的人……當年的民進黨取代國民黨上台，豈非也是遇上了同樣的問題，陳水扁政府豈非也採用了同樣的統治手法？毛澤東也搞過大鳴大放，一放，就知道不妙了，再放下去，自己就會倒台，所以只能走回頭去，而且愈走愈回頭，才能夠保住權力。所以呢，在政治上，穆爾西只能這樣走，這也是有著必然性的。至於在經濟上呢？埃及經過了三十年來的穆巴拉克政權，經濟已經完全美國化了。穆爾西執政，政策上當然是不可能繼續親美了，美國也不用親手做些甚麼，只需要減少一點點的投資，減少一點點的貿易量，在中國的古語，這叫做「給他穿小鞋」，埃及經濟已經不能抵受了。所以，當穆爾西執政後，埃及的經濟情況是必然不會好的。當人民發現生活愈來愈壞時，便會效法上次，上街推翻政府去。更糟糕的是，穆爾西政府並沒有掌握軍權，連武力鎮壓示威群眾的能力也沒有，這政府當然非得倒下不可了。對於埃及今後的局勢，我的看法是，穆斯林兄弟會將因而學會了槍桿子出兵權的硬道理，它將會採用武力抗爭的方式，去對於非法奪取政權的軍政府，也將會更加仇恨給它穿小鞋的美國。但是，無論如何，苿莉花革命已經成功令到了整個和平的中東世界，變成了火海和地獄，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中東的兄弟們既然忙於自相殘殺，恐怕再沒有能力和心情，去向美國發動恐怖襲擊了。
周一寫有關埃及的內容，實在有點混亂，連喉也不到，更遑論到肺了。問題在於，要寫的範圍太廣，包括了理論的重要性啦，埃及的政局啦，民主如何建立啦，韓國的特殊情況啦，槍桿子出政權的本質啦，統統都要寫上一大堆東西，才可以解釋清楚，但我卻把這些東西像「攞你命三千」一般，統統塞在一篇短文之內，自然是連喉也不到，只能用來攝牙罅了。今日繼續雜亂地寫上一些。當日埃及的穆巴拉克是怎樣上台的呢？答案是：在1981年，總統沙達特被暗殺，他以副總統的身份，繼任上台的。在埃及這種政治承繼制度還未建立的政權，軍權是絕對重要的。但是軍權是怎樣去建立的呢？這並不是擔任一個軍委主席，單憑職位，就能夠抓到軍權的，而是憑著實力去獲得的。最有效的法子，當然就是中國的老辦法，帶兵統一全國。但這種辦法不能常用，像穆巴拉克這種繼位得來的總統，就不能用了。當年鄧小平用的方法，是打一場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去鞏固自己的軍權，這個政權也就穩定下來了。穆巴拉克的前任沙達特，又是怎樣的做法呢？沙達特也是以副總統的身份，繼任逝世的納賽爾，去當總統的。他當上了總統之後，首先是逐走了蘇聯的顧問團，接收了蘇聯的軍事設備，再打了一場「十月戰爭」，戰勝了以色列，跟著拉進了美國，有了美國的財政支持。到了這地步，這政權也就穩了。穆巴拉克是空軍司令出身，但在國內的政治鬥爭，空軍是最沒有用的軍種。況且，他並沒有過統一全國軍隊作戰的經驗，並沒有整合過全軍。以鄧小平去相比，鄧小平也打過淮海戰役，但到了真正執政時，也得去同越南打一仗，才能鞏固到軍權。穆巴拉克的執政方式，是加強引入美國的支持，來幫助他穩定政權，但是這樣一來，他卻喪失了對國家的自主權。一個傀儡政權，是不會得到國民尊重的。他也沒打過仗，沒有整合軍隊，而宗教激進派對他的攻擊，甚至暗殺過他三次，他都無法壓止。簡而言之，一個政權的存在，端賴於有沒有一支肯為它誓死效忠的軍隊，而這一支親兵，不是從天而降，而是靠著自己去建立的。穆巴拉克沒有這支軍隊，也沒有企圖去建立，後來的穆爾西政府當然也沒有，他們的倒台，也就有其必然性了。
埃及在革命後，民主建立不成，卻不停發生動亂，最終發生了「二次革命」，人民把民主選舉出來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推翻了，由軍方再度接管。最新發展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決定用「佔領開羅」的方式，去重奪政權，結果沒有佔領成功，反而被軍政府武力鎮壓了。有關埃及的政局，我看了不少評論，都是由政治學者和政治評論員所寫，很多的分析都很細膩，把埃及政局、當時的政治鬥爭、穆斯林兄弟會的對內組織和管治政策都研究得很細微，在資料上，令我得益不少，但是總結下來，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文成語的：明察秋毫之末，不見輿薪，嗯，用淺一點的中文，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其實埃及的政局發展，將會是亂局不止，我在兩年前，已經寫過社評，預測全中了。我的全中分析，只須略看大局，就足夠了，根本用不著去把資訊看得這麼仔細。這個道理，其實十分簡單，就是在世界政局之中，動亂是常態，穩定反而不是，民主政府建立不成，是常態，建立成功，反而是奇怪的事。所以埃及局勢不穩，民主政府不能建立，也是多半會發生的事。從往績看，靠推倒政府而得來的民主，多數難以維持，皆因人民在「發現」了原來上街遊行，就可以推翻政府，當他們不滿時，就會複製這個做法，把新政府也再度推翻了。但是人民對新政府是一定不滿的，為甚麼呢？因舊政府之所以倒台，一定是因為有很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不能短時間解決的，所以當新政府成立後，問題只會更大，而不是減少了。再加上舊政府的支持者，也在致力推翻政府，所以新政府倒台機會，是很大很大的。在史上，最成功建立起來的民主政府只有一個，就是韓國，這當然是另有原因。我對「韓流」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是卻有興趣去研究韓國，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政治分析的大道理是甚麼呢？答案就是不離毛澤東說的「槍桿子出政權」。大家別以為，所謂的「槍桿子」，就只是軍權，這只是簡單化了的說法。中國古語有云的「得位正與不正」，只在乎一點，就是這個政權，是不是用軍隊打回來的。你擁有軍權，沒有用，穆巴拉克也有軍權，今日埃及的軍政府也有軍權，也沒有用，你必須用軍隊來統一全國，才是保持政權穩定的最有效方式。也許今日政治學者在法治和和平的世界活得太久，所以連這簡單道理，也看不明白。政治是一門科學，而不是道德講授，如果理想社會可以戰勝科學的現實，可以戰勝人性，共產主義早就成功了。
不過是兩年不到的事情，埃及人民對擔任了30年總統的獨裁者穆巴拉克不滿，既不滿其無能，也不滿其貪腐，結果走上街頭，示威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結果穆巴拉克下台，以坐牢收場，而埃及則由軍方的最高委員會暫時執政，而人民又不滿軍方的舉辦民主選舉的速度太過緩慢，再度走上街頭，結果是軍方道歉，進行了民主選舉，最終由跨中東的伊斯蘭激進組統穆斯林兄弟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取得了國會的大多數，獲得了執政權。到了這時，很多人都為埃及的民主勝利而作出歡呼，唯獨是我們，在冷觀旁觀之中，在縱視歷史之後，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埃及的國家凝聚力已經隨著一而再的街頭示威活動而散瘓了，懷疑它能否順利的過到民主而穩定的政府。畢竟，民主而穩定的政府是經由長時間的建制所造成，而不能憑著一廂情願的主觀意願，就能達到，更加不是憑著表面的一次民主選舉，就能輕易達致。換言之，民主是一件好事，但這種好事並不會從天降下，亦不會經由一次性的抗爭而得到，而是必須經過整個社會的配合，以及互相包容和忍受的態度，再經過長時間的培養，才能達致，不可能一蹴而成。果然地，在埃及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之後，不到一年，一千四百萬人民上街，把無能的政府又再拉下台了，軍方把現總統穆爾西拉了下台，再度接管政府，並且聲稱將會提早舉行國會和總統大選。從政治的基本原理去看，這一次埃及民主的失敗，有著其必然性。就像香港的政治，分為建制派和民主派，埃及的人民也分為兩派，世俗派和宗教派，兩派互不相讓，穆巴拉克就是世俗派的領袖，靠著獨裁政治，去鞏固自己的地位，可是，隨著經濟不景和貪腐問題，他丟失了其基本盤，連世俗派也來反對他，他也就不得不下台了。當穆巴拉克下台後，世俗派沒有了領袖，不得不分裂，宗教派卻有凝聚力，所以由代表伊斯蘭勢力的穆斯林兄弟會上台執政。可是，經過這三十年來的掏空，埃及的經濟和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團爛攤子，要重頭收拾，談何容易？穆斯林兄弟會根本就沒有執政經驗，只上台了幾個月，還未摸索到訣竅，人民已經忍耐不住，齊齊上街，示威遊行，迫令政府下台了。這又衍生了另外一個問題﹕人民為甚麼要會上街呢？這是因為，上街遊行會造成一種慣性，如果第一次上了街，而且又成功了，第二次很容易就會來到，只消對政府的稍不滿意，就會再次上街，企圖再次推翻政府。第二個解答在於﹕前面不是說過了嗎？埃及的民間一共有兩股勢力，第一個是世俗派，第二個是宗教派，當穆巴拉克下台時，是世俗派分裂了，部份的力量變成了反對政府的力量，再加上宗教派的勢力，一下子便推翻了穆巴拉克。但是，既然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先例，第二次再來仿效，也就更容易了，這下子是世俗派，再加上宗教派的部份不滿人士，便又順利的，把現政府位倒了。我們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說過﹕當日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有超過一百萬人受惠，但這一百萬人並沒有上街支持董建華，只是五十萬名受害者上街，便已經推翻了董建華政府，迫令他在日後「腳痛」下台。這得出了一條真理﹕政策受惠者不會上街支持，反而是政策受害者卻會上街反對。同樣地，這就是埃及的情況。有時候，民主選舉要靠著上街遊行，才能達到。可是，上街遊行也是民主政治的死敵，如果人民對政府的政策不滿，動輒便上街遊行，把政府推翻，民主政治是永遠建設不起來的。我們曾經預言過，埃及的最大可能出路，是軍方管治，問題在於，美國每年援助埃及的金額，高達13億美元，如果埃及是由軍政府去管理，這筆巨款便沒有了。所以，相信軍政府的這一次接管政府，很快就會同上一次一般，盡快舉行第二次的民主選舉，把政府再次正常化。不過，以埃及現時的社會局勢，這個新政府做不長的機會率，跟著再由軍方接管，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
歐洲的1830年和1848年，均被稱為「革命的年份」，因為這兩年歐洲多國分別發生了多起革命事件，雖然，大部份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但是革命的意識隨著這些失敗了的政治活動，或多或少深植在歐洲人的心中，收著了潛移物化的作用，而其影響是深遠的，從馬後炮的歷史觀看來，現在整個歐洲都實行民主政治了，而在今日，社會主義思想瀰漫了整個歐洲，可見得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和行動，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政治經濟現狀。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始於2010年底，導致了其執政長達23年的總統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的下台，這宗事件因而激發了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大規模不穩，埃及、也門、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先後發生了「群眾事件」(套句中國政府的術語)，執政30年的埃及「最後的法老」穆巴拉克辭職並下獄，執政42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戰死。我們並非因而得出結論，說2011年也是一個「革命年份」，只是把地點從歐洲轉移到了亞非兩洲之交，但是我們卻不妨因而作出另一個結論，就是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出現了求變之心。
這也許是因為美國在2008年底發生了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發生了經濟危機，因為經濟不佳而引發出政治動蕩，而有識者也因而不滿於現有的政經現狀，所以人心求變了。在以往，一個「開國獨裁者」的倒台是比較少見的，政治危機多是發生在第一任死後，第二任未能接班的青黃不接期，但是這一次則連穆巴拉克和卡達菲這等沙場老將也相繼倒下，可見得人民思變之心是如何強烈。根據政治學家肯定頓的理論，政治革命會出現於相對開放和先進的國家，證諸於此理論，比較開放的埃及和突尼西亞，比較富裕的利比亞反而出了事，而較為專制獨裁的敘利亞和也門則渡過了危機，君主制的沙地阿拉伯的動蕩更是微不足道，可見得這套「革命始於過份期望」(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的理論是堅實可靠的。
不滿現狀，一心求變的人民，又何止於亞非之交？美國人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證明了領導世界的美國人也不滿於現時的政經規則，也希望有所改變。至於中國，年底前發生的海門市和烏坎村的群眾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全國發起的類似運動，此起彼落，一年以來，數以百計，中國人的心底裏豈不也是照樣求變？
2011年除了有喬布斯這樣的億人偶像逝世，死亡的還有西方人以為最邪惡也最是眼中釘的拉登和金正日，拉登的「事業」固然是日薄西山，金正日的朝鮮也是風光甚壞，無論他的三兒子金正恩能否順利接位，朝鮮的政經格局非得大變不可。在香港這一邊，司徒華這位民主黨的領袖去世了，民主黨還在努力尋求定位，公民黨越走越激進，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又分裂了，其實說穿了，大家都想在為未來的民主路途重新定位，然而，民主派之心雖也在思變，但要變成甚麼樣子、該走甚麼的路，卻仍然存在分歧，這就是今日民主派思變的困局。在兩位特首候選人方面，不管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提出的政綱都是要改變以前地產主導的局面，復建居屋、增建公屋已是在所難免，香港人，也是在人人求變！
總括而言，2011年，是人心求變的一年，但是如何變、變成怎樣，變得是好還是更壞，卻沒有人知道，得由歷史來告訴我們。但我們相信，在一百年後，歷史學家會這樣形容過去了的一年﹕「2011年，世界歷史進程正到了一個拐折位，這一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