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宮罸款11萬，助長豪強僭建之風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太太郭妤淺的約道7號「唐宮」大宅僭建案被法庭判決僭建罪成。裁判官的判決是，有壓力並非求情理由，而郭妤淺安排了專業人士負責工程，這與一般由自己動手的屋內僭建僭建不同，換言之，是嚴重得多，所以判決一次性罰款5萬元，另外再加每日罰500元，一共是120日，即是6萬元，合共罰款11萬元。現時這間巨宅亦已拆除了所有的僭建物，這宗轟動一時的案件，也終於告一段落了。

唐英年陪同太太在離開法院時，表示對案件的告一段落，感到鬆一口氣，也尊重法庭決定，不過認為判罰太重了。我們的看法，是這是一宗非常嚴重的僭建案件，論到規模之大，涉及了價值數千萬元、甚至是上億元的樓面面積，換言之，這相當於企圖用不法手段獲得數以千萬元計的利益，而事件的本身可以是刑事罪行，如今法庭以判決11萬元的罰款，懲罰應該是太輕了，而不唐英年口中所說的太重。再說，11萬元是區區之數，不及唐英年所藏的一瓶名酒的價錢，如今唐太太居然能夠以這筆小錢，而解決了這宗煩擾他倆夫婦多時的案件，這應該是謝天謝地的萬幸才對，而唐英年對於裁判官的判決所作出的「懲罰」太重的評語，未免是太過輕薄，也太過輕佻了，相信大部份的香港人都不能夠接受這句話。

也許，唐英年的想法，正是代表了許多香港人的想法，因此，香港的僭建才會如此之嚴重。要知道，香港的土地面積是寸金尺土，以唐英年的僭健面積達到2,400呎，以3萬元一呎去計算，便已經是7,200萬元，以3%的租金回報率去作計算，月租已經是18萬元了，法庭的罰款連一個月的月租都不夠付，那麼，這又怎能說得上重判呢？

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宗「唐宮」案件是因為唐英年的參選行政長官而引起的，可算是十分無辜，而且，事件非但累及了他的妻子，當時兩人受到了輿論的千夫所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而唐英年非但因而丟失了本來已經在掌握之中的行政長官之位，郭妤淺也因而惹上了官非，這對夫婦可說是損失慘重。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他們可以算是遭到了應有的懲罰了。
我們也相信，裁判官的判決是依據法律條文和案例去決定的，絕對符合法律程序和公義。然而，如果從社會、人性和經濟學的角度去看這宗判決﹕僭建價值7,200萬元以上的樓面面積，相等於月租18萬元的價值，如果以政府執法的往績去估計，給捉到揭發的機會接近是零，萬一真的不幸，被揭發了呢？根本不用坐牢，只是罰款11萬元而已。換言之，在香港，僭建根本是一本萬利，完全不用成本的好生意，怪不得在香港，有這麼多的人去參與僭建的行為了，因為任誰只要有腦子、懂得最為基本的數學，都會算得出這是一門一本萬利的生意。

當然了，有資格作出這個規模的僭建的人，不會是普通人，因為他必須擁有一間獨立房屋，才能夠作出大規模的僭健。然而，香港不同於西方，能夠擁有一間獨立屋子的人，非富則貴，換句話說，能夠參與這種「發達大計」的人，只有是豪強之流，從今日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到當日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皆有僭建，只是當選者並沒有被提出控告，落選者的太太卻被告了，但又只是被判「小額罰款」而已。其實，就算是梁振英也因僭建而被控被罰了，那又有何相干呢？如果連唐宮這種大規模的僭建，也只是罰款區區的11萬元，以梁振英僭建的規模之小，頂多不過是被罰3萬元，那又有何阻嚇之有？

總之，僭建之類，是擁有獨立屋的豪強的專利，而以天價買進「鞋盒公寓」的小市民，只能夠流著口水，望著豪強的僭建而輕嘆。裁判官的依法判決郭妤淺罰款11萬元，相信將會助長豪強們的僭建之風，也將會令到小市民對於豪強們的特權而更生怨恨之心，益增社會矛盾。

唐英年還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全民關心的行政長官選舉終於在昨天得到了結果，毫無懸念地，梁振英以不算多的票數當選了。有關梁振英時代的香港未來，實在有數不清的分析、寫不完的討論，但是我們在今天的社論當中，將會首先討論唐英年，這並非是我們認為落選了的唐英年比當選了的梁振英更為重要，而是因為後者既然當選了，未來將有太多的機會去作出評論，反而是落選了的那一位，將來很可能變成了泡沫化、變成了歷史，因此反而有著迫切性。

唐英年在先前60年的故事，如果要概括說起來，十分簡單﹕一個世家子弟，並不太聰明，但是仗著家中的財富和人脈，很順利走進了政界，一步一步的當上了高位，意圖問鼎行政長官的寶座，也只是一心票來伸手、飯來張口，希望得到欽點，如此而已。正因為他的人生太過順利，所以也沒有經過甚麼努力，所以他沒有磨練過口才，往往亂說胡言，也沒有用心去製造出一個能代表自己的政綱，在「修身」方面，他愛飲高級紅酒，不恤民間疾苦，甚至搞出了婚外情，還很可能育有了私生子女，用廣東話說來，真是「唔修」。

他的民望長期偏低，正是因為以上的原因，再加上一點點的政治驚覺性也欠奉，去年僭建風波弄得沸沸揚揚，他也不去修補其「挖深咗」的地窖，致成了他的致命傷。 當然了，唐英年還有兩大原罪，一是他和工商富豪的關係，二是他和現政府的關係，由於這兩者已成為了過街老鼠，形象極差，唐英年在形象上與他們無法切割，這也是絕對致命的弱點。但是如果唐英年能夠及早消毒，打從開始便去用心打這一場仗，這兩個弱點還是可以克服的。

總之，唐英年因為以上的原因，敗選了，而且還敗得很難看，幾乎身敗名裂了。相信他從出生以來，受過的所有挫折，全都合起上來，還及不上這一次的一成。 但是，唐英年雖然輸了，也不無反敗為勝的契機。而要反敗為勝，而且是大勝，昨日之敗，不過是衝往勝利的一個起點，這正如堅決支持唐英年的李嘉誠先生，在青年時，生意也嚴重的失敗，可是這次的生意失敗，卻只是為了未來的大成功的奠基。

一個人徹底失敗了之後，還剩下了甚麼？還有兩樣﹕經驗和人脈。傳媒大亨黎智英喜歡用失敗過的員工，因為一個人的失敗，獲得了的是教訓，而這是無價之寶。唐英年這一次所遭受到的挫折，也是香港政治史上最沉重的教訓，所以他所得到的經歷，也是無可比擬的，而這經歷，對他未來的從政之路，也是無價之寶。 現在且讓我們列舉一下，唐英年剩下的，還有甚麼。 在這風雨飄搖之下，中聯辦全力搶票，他還獲得了285票，扣除了自由黨的投白票，他流失了的只有寥寥數十票，而支持他的，都一定是鐵桿的哥兒。

在民間特首選舉中，他和梁振英所差的不到2個百份點。他得到了泛民的認同，和何俊仁惺惺相惜，連陳方安生也公開出來撐他。他可以自豪的說，他是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人。 以上的，或許並不是很多，至少不能讓唐英年得到行政長官的寶座。但是以上的，全都是他自己擁有的，並不是別人賦予的。換言之，唐英年以前的政治實力，都是別人賜予的，都是「老豆剩落的」，但是今日唐英年所得到的政治實力，卻都是自己得來的，是自己「賺取」的，是死忠不移的基本盤。 可能唐英年並不知道，經過了這一次競選的洗禮，他已經獲得了強大的政治實力。他能集合工商界、非親中的建制派、政府、甚至是民主派的政治力量，在今日政界之中，只有他一個人，才能做得到。他所唯一欠缺的，是民望，但是如果葉劉淑儀可以「洗底」成為了最受歡迎的議員，梁振英經過不到一年的努力，民望也可以從5%急升至55%，這兩個人的民望曾經都比今日的唐英年低得多。

唐英年只須經過一年半載的落區，深入民心，真心去瞭解民間的疾苦，要把民望迅速打高，根本不是難事。 換言之，在今日的香港政界，唐英年是最有潛力的人，甚至比梁振英更有潛力，前題是他洗心革面，不再像以往的輕浮和渾噩，站好崗位，真心服務社會，以及繼續可以維繫到一直在支持他的政經力量，那麼，在2017年，他還是大有希望的。但如果他放棄了這一股力量，不再凝聚下去了，那麼，「唐英年」這三個字，馬上就會成為了歷史，甚至是歷史中的笑柄。

唐英年不宜當選，工商與中央決裂

葉劉淑儀議員質疑唐英年為何不在2003年便揭露出「防暴隊鎮壓反廿三條」而偏偏在今天才選擇去公開，這質疑是並不合理的，因為一個人甚麼時候才「天良發現」(這裏暫定假設唐英年所說是真吧)，是誰也說不准的事。在粵語殘片當中，石堅往往也是到了電影終結的時候，才會改邪歸正，口吐真言。然而，葉劉淑儀的推理錯誤，並不代表唐英年是對的。反之，昨天唐英年的言論，是大錯特錯，可能連市民對他僅餘的一點好感也喪失了，甚至對他拼死所揭露的「秘密」(另一方則認為是「謠言」)，其可信性也大打折扣。

市民也許可以接受，唐英年的揭露出「廿三條」之秘，是因為公眾利益，是深思熟慮的決定。可是我們決想不到，原來唐英年的大揭行政會議的記錄，竟然只是為了梁振英在當場說了的一句話，搧起了他的怒火，衝動而出的一句無心快語！梁振英所說的話，是有關唐的桃色緋聞，其證據也是薄弱和未經證實的，當然不是很君子的所言，但是究竟其嚴重程度是不是像唐英年口中所說的「下流無恥」，則只屬見仁見智。如果冷靜地分析這事件，純從人性的角度去看，唐英年面對梁振英的嘲諷言語，其失控是正常的反應，不乏正常男人都會有著相同的反應，但是，唐英年正在競選著行政長官的位子，而這個位子的要求並非是正常人，而是比正常人能力高得多、修養高得多、智力也高得多的才能夠勝任。很難以想像，一個行政長官居然會被政敵的言語撥弄得失去理智，說出本來不應該說的話、做出本來不應該做的事，如果施政也如此講感性而不理智，怎可以成就大事？單憑這一件事，已知唐英年絕不適宜當上行政長官！

如果連我們也知唐英年已不再是適合的行政長官，沒有理由他的親密戰友，自由黨的諸位巨頭，不知道這一個事實。而另一個擺在眼前的事實，是中國政府已撕下了「公平競爭」的外衣，擺明了幫梁振英，亦已正式介入了為梁振英拉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仍然擺出了「梁唐兩人都可以投，但不能投白票」的基本底線，當然也有助於梁的當選，因為反對唐英年的人，如果不准投白票，便只有投梁振英一途。然而，一向代表了工商界利益的自由黨，仍然甘冒中央之大不諱，呼籲黨員支持唐英年或投白票，這已證明了，中央政府和工商界，經過了15年的親密關係，現時縱非正式決裂，但已有了不可彌補的矛盾和裂痕！

可以預估，如果梁振英真的當選了行政長官(這可能性已經超過了一半)，工商界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恐怕會進一步加深，這相信是中央政府始料所不及的事。因為梁振英身屬測量界，也算是商人，而且同全香港的工商權貴人脈牽連，認識多年，兼有利益往來，居然遭到工商界的聯合反對，實在是出人意表之至。在３月２５日之後，惡鬥將會繼續下去，還是真正有如梁振英的所言，會努力進行大和解，這仍然是未知之數。在大部份人的心目中，大和解當然是最佳的選擇，但是工商界恐怕未肯妥協，而梁振英的一部份死忠支持者，其支持的原因，正是因為希望梁振英上任之後，會進行一個大變天，把今日的地產霸權、官商勾結，來一個大扭轉，如果梁振英不對工商權貴開刀，則何以報這一群選民？因此，對於７月１日後的香港政局，恐怕是未許樂觀！

一個假設︰先清政府，再洗權貴，親中政團，一統香港

前言

一篇社論必須建基於事實，然後根據事實，去作出客觀的分析，那些毫無根據的假設，應該盡量避免，至於純屬臆測的陰謀論，更是大忌。但是在今天的社論，我們決定冒一次險、破一次例，以一個假設作為根基，寫出一個陰謀論。因為，我們認為，讀者和公眾享有知情權，儘管以下的不過是一個假設、不過是一個陰謀論，但是，公眾仍然有知道這項假設的權利。

這兩個月來，香港的政壇波濤洶湧，先是兩位候選人大玩「泥槳摔角」，繼而是現任的曾蔭權陷入一連串的貪腐醜聞。對此，社會興論已經有過數不清的抨擊和討論，我們也曾經作過不少的分析和預測。我們的已作的分析有正確的，也有大錯特錯的，事後檢討，這是由於在分析時，抓不住一條主軸，既然摸錯了線頭，也就難以解結。當然，就是錯誤的前題，也往往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正如數百年前的人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也能正確的預測出日曆，但是從大角度看，這前題畢竟是錯的。

是的，我們有理由去作出假設，行政長官選舉的「泥槳摔角」，和曾特首的貪腐醜聞，以至於今日的政局的所有一切，都源於一個線頭。而下文的分析，就是基於這個假設而作出的。

正文

第一個疑問是︰為甚麼梁振英會參選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參選，有兩重關口要過︰第一，他能贏嗎？第二，中央政府准許嗎？

有關第一個問題，是他在明知唐英年是建制派集中屬意的人選，掌握了許多鐵票，表面上幾乎是「坐定粒六」了，為甚麼他還要一頭栽進去？有關第二個問題，中央政府為甚麼會准許兩名建制派候選人同時參選？

坊間對於中央容許「兩人入閘」的理由是很牽強的︰因為2017年將會全民直選行政長官，所以這一次容許競爭，以作演練。牽強的地方在於︰2017年的直選行政長官，將是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對決，如果要演練，建制派更不可能分裂。台灣的陳水扁能夠當上總統，是因為國民黨的兩次分裂，第一次分裂令他當選了台北市長，第二次分裂則讓他當選了總統。如果國民黨不分裂，民進黨直至今天也不可能執政。前蘇聯的共產黨倒台，也是因為共產黨分裂。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如果在2017年，建制派出動兩人參選，結果就是民主派執政。

因此，我們得出了第一個結論，就是這一次的建制派同時由兩個人入閘，絕對不是為了引入競爭，反而是相反︰如果建制派要引入兩名候選人，同時競爭行政長官之位，這一屆將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因為如果唐英年當選，下一屆的建制派代表仍然是他，親中候選人將永遠無法執政。而這一屆就是「土共」掃除「港英餘孽」的最後機會。(又要澄清一次︰「土共」和「港英餘孽」是坊間常用說法，此處並無貶義。)

現在我們討論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政治利益。香港回歸中國，抽象地看，是一塊領土和其人民，重新併進一個大國之內，而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在政治上，通常會發生兩個階段，兩個過程︰第一步是平穩過渡，一切不變，順利回歸。第二步就是逐步併佔，兩者融合。這即是說，從大戰略的角度看，中國的終極利益，就是在政治上「吃下」香港。

今日香港的政治是由誰來把持呢？正如我們在先前的社論中說過，在回歸後的15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仍然是牢牢的把持在一班「港英餘孽」的手上，董建華是當年行政局的成員，曾蔭權是港英政府的「consummate civil servant」，唐英年在回歸前已是「新九組」的半直選議員，18萬公務員都是港英政府的價值觀培養出來的，立法會的主要成員仍然是回歸前的那一班。這是在朝的權貴，而在野的權貴則包括了一群世家大族，以及一群富豪，都對政治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但是，共產黨在香港的政治架構當中，只佔了其中的一部份。如果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來看，這自然是不可忍受的事，更何況，以上的這些人並非全都「聽話」，就算是表面上最順從的富豪，也是「非我族類」，不能算是「自己人」。

經過了15年的過渡安排和積極部署，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實力，究竟有多強大呢？首先是它在經濟上與香港融合了，香港如果沒有了中國內地，經濟馬上會崩潰，內地變成了香港的「必需品」。其次是中國的經濟迅速強大，香港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相對變小了，雖不是無關痛癢，但至少已無法左右大局。換言之，中國在經濟上已「吃掉」了香港，下一步，順理成章的，輪到政治了。

在政治的舖排上，中央政府經過了15年的部署，已經累積了強大的勢力。這從剛剛過去了的區議會選舉中，小試牛刀，已可見一斑︰以民建聯為首的親中陣營，已經建築了龐大的樁腳網絡，以迎接2017年的直選行政長官，以及2020年的立法會全面直選。換句話說，在不知不覺間，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六四黃金比例」，已被悄悄的打破了。更有甚者，自從公民黨變成了激進派，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又已分裂，再加上葉劉淑儀的新民黨竟然以打著民主派的招蜂牌來競選，分薄民主派的票源，可以說，親中派在香港的直選世界中，已全面掌控了大局，只是大家尚未為意而已。

說到香港的富豪和世家權貴，其政治勢力本來在其四五百張的選委票，但是在這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過後，2017年便是全民直選，這些權貴那時將變得全無政治價值！香港傳統權貴們的投誠親中，換來的是15年的官商勾結，大吃廉價午餐，但在戰略上，這只是在政府過渡的暫時安排︰給予權貴們政治實力，好讓他們支持新政府的過渡。但是別忘記了，今日香港的權貴是做得如何過份、態度是如何的囂張氣焰，直視香港政府如無物，從政治的角度看，這應該是收拾他們的時候了。

事實上，當官商勾結和地產霸權已成為了全港市民的公憤之時，打擊這些權貴，已成為了市民的共識，當權貴倒下了，沒有人會可憐他們。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經過了15年的昏庸管治，也已惹得市民怒火處處，威信全失。唐英年代表的是權貴集團，「唐宮」的僭建代表了權貴在香港的特權，700萬市民把對一小撮地產權貴的憤怒一次過發洩在唐英年的一人的身上。曾蔭權代表的是18萬公務員，由於政府連年的惡劣施政，市民對政府已失去了信心，而曾的貪腐是駱駝背上最後的一根草，完全摧毀了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信心。

梁振英的參選行政長官，明顯地見到精心的策劃，以及龐大的網絡，精確而密集地打擊對手，不可能是一撮拉雜成軍的競選團可能做得到。說到「泥槳摔角」，如果不得到「最高指示」的批准或默許，他敢不敢去干冒這個大險畢竟，「泥槳摔角」抹黑了整場選舉，令到選舉成為了國際笑柄，中央政府為甚麼不對「始作俑者」(梁否認此事與他有關，但我們暫且相信了「謠言」，先自作出了這個沒有證據的假定)施以懲戒？如果中央政府默許了「泥槳摔角」，這只有一個理由，就是有更大十倍的利益在背後。這就是我們在本文的假設︰政治奪權。

唐英年和曾蔭權的相繼「出事」，如果說是偶然，相信很難令人相信。正因兩人的同時「出事」，正好為下屆政府的先洗政府、再掃權貴、親中派上台、權力重新洗牌打好了基礎︰高官和權貴都是垃圾，都是與民為敵，把他們都剷走了，豈不是順應民意，大快人心？

結語 

正如我們在「前言」所說的，這「中央政府奪權說」只是一個假設，並沒有足夠堅實的證據去支持。至於這個假設是否成立，還得看以後的事件如何發展而定。而我們也必須作出一個最後的補充︰對於中央政府的奪權，只是一個分析和陳述，並沒有任何的價值判斷。現存的權貴給打散了，會有新的一批權貴出來(相信會有較多的內地背景)，香港政府的掌權人從一班人換成了另一班人，對於小市民來說，不一定是壞事(也不一定是好事)，這只是上層的權力鬥爭。不管是由親中派、傳統權貴、甚至是民主派執政，都是政客的權力鬥爭，小市民沾不上邊。對於小市民而言，令他們生活過得更好的，令到這社會變得更公平的，才是真正的好領導人，才是真正的好政府。但是這最重要的一點，至今還是未知之數。

行政長官選舉的三個可能性

要分析今天的題目，我們首先解決第一個問題﹕為甚麼曾鈺成在昨天高調地表示積極參選，答案很簡單，因為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幾乎已經決定參選這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了。跟著是第二個問題﹕唐英年明明已經弱勢盡顯，為甚麼他並不退選，反而在前天竟然高調地以397個提名去遞交參選表格呢？這個答案就比較困難了。據我們的分析，這是商界顯示出實力的具體表現。一來，如果提名不夠多，表示商界的實力不夠強，所以唐英年的參選提名必須越多越好，才能向中央表達出足以影響大局的實力。二來，唐英年也必須「入閘」，因為實力表現在參選之上，假使唐英年一旦退選，商界的票便告分崩離析，再也沒有同中央談判的實力了。

現在輪到分析1,200票的分佈。唐英年有397個提名，何俊仁有183票提名，一般相信，中央控有500票左右，即是說，遊離票大約是一百票，而支持梁振英的，則是在中央控制的500票和遊離的100票中的一部份。再推論下去，如果支持唐英年的有397票，很明顯，這些人大抵不會投票給梁振英，如果唐英年退出選舉，他們可能會寧願改投何俊仁。假設到了最後，是梁振英和何俊仁對決，而唐的397票加上何的183票2已經是580票，只要多搶21票，何俊仁就可以穩勝了。而民主派的勝出，肯定是中央政府最不願意看見到結局。因此，選舉到了這個田地，商界已經佔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397票的確是「晒冷有理」！

而以唐英年的民望之低，已到達了負資產的地步，萬一他當選了行政長官，恐怕會引起社會的不安，甚至是騷亂。中央政府為了「維穩」，恐怕也不能繼續支持唐英年的當選了。在迫不得已之下，中央只有派出曾鈺成出戰，才不致於令到行政長官寶座落入民主派之手。事實上，連曾鈺成本人也表示了，有部份商界的人也支持他的參選，而只要他能得到三幾成的商界票源，民主派便完全沒有勝算，在中央政府的棋盤佈局而言，總可算是救亡成功了。

我們估計，曾鈺成將會參選，只要中央放鬆了票源，任由其「樁腳」自由投票，加上曾鈺成也說明了，不會命令支持了梁振英的人撒出提名，因此，梁振英也很可能會順利「入閘」。所以最終結果就是唐英年、梁振英、曾鈺成、何俊仁四人同時競選。

如果這四人一同競選，第一輪投票的結果將會是﹕唐英年可得回397票的七至八成，那是300票至330票之間，何俊仁可得200票左右，也即是民主派的支持者，曾鈺成可得到大部份的左派鐵票，也會得到小部份的商界支持，所以得票率大約是300票至400票之間，梁振英也會有一部份的左派票，大約是100票至150票之間，再加上他的基本支持者，例如測量界之類，有50票至100票左右，總得票額大約是150票至250票之間，中間著墨是200票。

這樣的投票結果，是梁振英和何俊仁出局，曾鈺成和唐英年最後對決。這樣下來，曾鈺成將會接收到全部梁振英的支持者，加上他本人的基本盤，可以已經接近甚至超過600票了。民主派則一部份會投白票，一部分會投給曾鈺成，但不怎可能投給唐英年，還有一部份的遊離票，相信能以700票至800票來大幅取勝。

以上的分析，是假設中央放手讓四人同時入閘，自由投票，所能得到的最可能結果。另一個可能性是，曾鈺成參選，梁振英爭取不到足夠提名，在選舉而言，這固然比大混戰更為穩定，結果更易於預測，但是假如梁振英以高民望而得不到「入閘權」，恐怕會激起民意的大動盪。但這也是排名第二的可能性。

當然，第三個可能性是梁振英、唐英年、何俊仁三人齊選，曾鈺成放棄，但是支持唐英年的提名者當中，不少已經表明了「ABC」(anyone but CY，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要梁振英)的立場。當唐英年勢危時，很可能出現了「棄保效應」，棄唐英年而保何俊仁。結果是在第一輪投票當中，何俊仁和唐英年很可能各得三百多票，而何俊仁稍稍多於唐英年，唐英年先出局。然後在第二輪投票當中，何俊仁接收了唐英年的大部份票，有可能得到550票以上，然後只要有數十張白票，梁振英很可能以一二十票之差而落敗！中央當然絕不願見到「香港變天」，由民主派掌權，因此，梁、唐、何三人出選應該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以上的分析，只是根據現有的客觀情況，所作出的最合理推斷。然而政治變化，一天也嫌太長，欲知後事如何，唯有看下回分解了

唐梁血腥慘戰的沙盤推演結局

這一屆的特首選舉波詭雲譎，血戰廝殺到了這個慘烈地步，相信已非任何人始料之所能及。到了現在，討論誰的政綱更佳，或者是支持誰人，已非要點所在，而指責誰人錯誰人更錯以及錯在何方，正是市民日夕談論的熱門話題，但是作為一份報紙的社論，我們也沒必要加入圍剿的戰團，反而應該收起憤怒和痛心，冷靜去分析這個大局和殘局。但是，要冷靜和客觀的分析整個事件，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要想清楚地令到讀者瞭解整個大局的來龍去脈，勢必先揭露出一些不為人知的秘聞，以及一些只供「內部參考」的消息。但是，我們思前想後，終於還是決定了寫下這一篇社論，因為，我們是香港人，《新報》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所以市民在「八卦」唐英年的僭建豪宅之餘，也有權利去知悉事情的前因後果。<p> </p>正如我們在日前的社論所指出，今日的「豬狼之爭」，是港英餘孽和土共的終極決戰。(我們重申一次，「港英餘孽」和「土共」兩詞只是坊間慣用的描述，並無貶意。)故事的起端，有賴於中央政府的開明態度，不介意在這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引入競爭，所以容許唐英年和梁振英同時「入閘」參選。於是，唐英年便以代表港英餘孽和本地貴族的利益，作為參選的本錢。而梁振英這位「疑似共產黨員」(但他公開否認了，儘管相信的人並不多)則在土共的支持下，代表其利益而參選。<p> </p>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掌權的一直是港英餘孽﹕董建華是行政局成員，曾蔭權等人是政務官，唐英年是立法會議員，都是港英政府捧上來的，所以在回歸以來的15年，香港政府的架構一直沒有改變，而代表中央政府的親中派一直沒有觸及到權力的核心，曾德成之類的局長只是一個點綴而已。這些港英餘孽向來和香港的富豪貴族稔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階層，也即是香港市民所謂的「官商勾結」，這裏也得聲明，「官商勾結」在此並無貶義，因為在政治現實上，這是一個必然，存在於每一個社會，它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病態的，但是香港的情況是否健康，這裏暫不討論。另外一點是，香港的富豪貴族經過了這二三十年的努力，也和中央政府的權力中心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很多時可以「直通天庭」，互通心聲。因為新一代中央政府的領導階層比較西化，所以和這些港英餘孽也很「?傾」，相對來說，根正苗紅的土共在「血緣」方面雖和中央共出一源，但是在人脈方面反而不一定及得上港英餘孽和支持他們的本地富豪貴族。<p> </p>土共本身是很悲情的。他們在香港工作了數十年，在港英政府的手下吃過了不少苦頭，可是等到回歸以後，甜頭雖然多了，可是始終出不了頭，掌不了權，吃不了「大茶飯」。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了15年，如果給港英餘孽再當兩屆10年的行政長官，加上來就是25年，港英時代的土共相信已已死得七七八八，剩下的三三兩兩也垂垂老矣，也等不到出頭天，可以想像，他們是絕不甘心的。難得這一次中央開了綠燈，容許梁振英參選，而這一戰也將是港英時代的「土共餘孽」的最後一戰，因此，他們拼盡全力，許勝不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p> </p>現在且讓我們作出一個沙盤推演，想像假如梁振英當選了行政長官，將會出現一個甚麼後果。他的第一步，當然是引入大量親信作為骨幹部隊，例如當上幾個司長之類，不消說，其中不少人將會是他的競選團隊中的人，也包括了不少土共。第二步就是整頓香港政府，方法就是大量清洗，因為香港政府一直由傳統港英政府的政務官去執行具體工作，如果不作清洗，梁特首根本不可能順利施政，當年董建華就是因為繼續任用港英原有班底，清洗得不乾淨，致使施政困難，梁振英當不致犯上這個「錯誤」。最後，支持梁振英的財團都是現在經濟中心以外的邊緣的那些，如果梁當選了，現時控制了整個香港的五六個大地產商，恐怕要讓一讓位了。<p> </p>假如梁振英當選了，太多人的利益將會受損，甚至可能被政治清算，打個比方，唐英年的僭建究竟是出勸喻信，還是刑事檢控，相信只是在新任領導班子的一念之間。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唐英年身為港英餘孽和本地權貴的代理人，也是非戰不可，而且是許勝不許敗。<p> </p>雖然兩方都是許勝不許敗，可是很明顯，只有一方能勝。因此，結果就是越打越是凶狠，甚麼毒招都出動了。不諱言的，梁振英的西九事件有誰能知？當然只有政府內部才有這份資料。唐英年僭建的詳細資料，連設計圖則都給公開了，誰人擁有這資訊呢？測量界只怕難逃嫌疑。我們昨天說過了，西九事件鬧大起來，是廉署拘捕的刑事罪行，只是所為「不遂」而已，唐英年的是嚴重僭建，也是可以導致坐牢的嚴重罪行。可見得兩派為了取勝，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甚至不惜出刀出血了。而廝殺到了今日，唐英年已受到了無法逆轉的重傷，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負資產，以他的民望之低，如果中央政府要硬挺他當上行政長官，恐怕會引起香港市民的莫大反響，這將會造成無法預計的政治後果，相信中央不會敢冒這個險，多半要止蝕放棄了。<p> </p>現在我們再作一個沙盤推演﹕假如唐英年退選了，將會出現甚麼後果呢？一般估計，親中派擁有五百票，商界擁有三百多票，如果由梁振英和何俊仁對決，竟然很可能是由何俊仁勝出！計算是這樣的﹕何俊仁雖是民主派，但他的手段並不厲害，如果由他當選了，港英餘孽和本地權貴也不會受到清算。相比起來，商界的那三百多票可能寧願投給何俊仁，也不願意投給梁振英，反正是不記名投票，商界也不顧忌投給何俊仁。換言之，如果梁振英的鐵票只有五百票，而商界倒戈，何俊仁可能以少數優勢勝出！<p> </p>在中央的眼中看來，無論是梁振英或是唐英年當選，都是可以接受的人選，但是民主派的何俊仁，就是不可接受的結果。因此，它不可能讓梁振英對決何俊仁的局面出現。換句話說，無論是商界或是中央，都必須先找到一個可以替代的人，才能放心讓唐英年退選。而當然了，這個人必須是中央政府同意的，也是未來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所接受的，而在未來這幾天，有關人等將會努力找出另外一人來替代唐英年出選，同時為每一名潛在的候選人「數飛」，看看他夠不夠資格。例如說，昨天公佈全力考慮參選的曾鈺成，只要他一出，民建聯控制的147票便歸隊了，而梁振英甚至連入閘的票數也不夠了，但是曾鈺成能得夠到多少商界選民的支持呢？葉劉淑儀當然也正在拉票「數飛」，被戲言為「桃姐」的范徐麗泰不在香港，未知意向，而那些本來支持唐英年的商界中人也紛紛「勸進」一些「有力參選人士」，例如任志剛(障礙是他是唐英年的朋友兼支持者，不能沒義氣反過來踢走唐)，馮國經(障礙是其美國藉)，都成為了幕後人考慮之列。總而言之，今日的香港政壇正是七國咁亂，在未來這幾天，大家都將在博命「工作」，至於最後結果如何，真是難以逆料，然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唐英年退選，而不管梁振英是否有力參選(如果曾鈺成參選，梁振英將得不夠提名票，如果范徐麗泰參選，他有一半機會會被勸退，如果是葉劉參選，梁則可順利入閘)，結果多半也是敗選下場。如果唐梁兩大熱門皆落空，由999倍大冷門跑了出來，這可能是選舉史上最大的奇蹟之一了！

選行政長官的同時，也是要選他的老婆！

這篇是大前天的社論，我覺得自己真有點先見之明，首先道出了「老婆」的破壞力。

昨天，唐英年以他的招牌「四萬」笑容，公佈了他的政綱。的確，唐英年的一個毫無疑問的優勢是他的風度，當然風度完全不能算是一個強項，但是沒有風度卻絕對是一個弱項，例如說，當日梁振英的指責傳媒對他的「抺黑」，便令他丟失了不少的分觀。而這一次的唐英年在記者會中全程燦爛微笑，雖然講話時吃了不少螺絲，而在問到尷尬的僭建問題時，笑容也實在有點牽強，不過總也算是笑得十分得體，單單計算風度這一點，也可算是合格有餘了。

說到唐英年政綱內容，大致上我們是同意的。事實上，他的政綱也沒有甚麼新意，增加勞工福利和假期，固然令到一些資本主義分子不怎麼喜歡，但這是國際的大趨勢和社會上的共識，無論由誰來當上行政長官，都一定走這條路。成立文化局云云，則只是小菜一碟，我們固然同意，但也不值得多提。至於民主道路和二十三條立法，他的所言均是官方說法，卑之無甚高論了。反而是，在星期一那天，我們的社論提到了發展「六大產業」，才是香港未來的關鍵所在，而這關鍵端賴於執行力，夸夸其談的政綱並非一個指標，而昨天唐英年的主題目正是「講得出，做得到」，當然，他究竟能不能真的「做得到」，仍是未知之數，但至少他正視了這個大方向，而他的發言內容，也盡量表現出他對具體事務的熟悉，這是值得讚賞的。

然而，在昨天的記者會中，最最為人關心的，並非唐英年的政綱內容，而是他的僭建事件，記者問題的尖銳，令他差點招架不來。對於這宗事件，如果要我們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價，雖非罪無可恕，也是責無旁貸、難辭其咎了。記得在去年十月之時，香港的政界商界爆發了一場僭建風波，鬧出了一場幾乎是人人有份的醜聞，如果當時的唐英年給發現了，這就是可原諒的疏忽。但是去年十月發生的事，而當時的唐英年居然也不來一個「賊過興兵」，急忙把所有的僭建物都拆掉，而等到今天在競選特首了，給傳媒發覺了，才來一個遲來的道歉，這種「疏忽」，卻真的是不可原諒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英年的這個僭建，並非在他的家中，因為他是住在官邸的，根據某些傳媒的報導，僭建的「策劃人」是他的太太。無獨有偶，傳媒人士蕭定一公開指控當年他的鄰居恃勢霸道，被指控者正是梁振英的老婆。再說遠一點，董建華是個老好人，但是他在任內唯一涉及的恃勢事件，就是董太爭坐位子的「A1」風波。再說遠一點，台灣的陳水扁的貪腐醜聞，來自他本人的可能沒有一半，倒有一大半是來自他的老婆。這證明了一個大家不能不正視的事實﹕我們選行政長官的同時，也得選他的太太，因為一個錯誤的行政長官夫人，其禍害並不比行政長官本人差。反過來說，台灣的馬英九有一個高民望的好老婆，對於小馬哥的民望是大有好處的。

現在且扯開一筆，說到另一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的「西九風波」。對於這宗事件，我們在上星期的社論已經說得很清楚，就是在表面證供上，梁振英完全任何的問題和漏洞，就算是把所有的政府文件都公開出來，相信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但是，最大的嫌疑反而是，戴德梁行和楊經文則師樓的關係。事關梁振英完全撇清了他不認識楊經文本人，但這反而令到我們產生了完全合理的懷疑﹕如果完全沒有關係，為何對方竟敢在沒有付過任何金錢利益給戴德梁行的大前題之下，可以把「顧問」一欄填上「戴德梁行」，而在事後，梁振英發現了這件事，戴德梁行竟然完全沒有提出抗議。這明顯是一件怎也說不通的事。如果梁振英說，他和楊經文是泛泛之交，這倒還勉強可以說得通，但是如果說兩人是全不認識，我們也絕對相信梁振英和楊經文說的是事實，那麼，我們只有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戴德梁行的某位高級職員，或楊經文則師樓的某位高級職員，和對方是相熟的老朋友，只有這個理由，方才能把事情解釋得通。所以，第二個結論就是﹕翻查政府的檔案，不能翻出任何的結論來，但是如果可以翻查戴德梁行的檔案，也許可以得出答案。當然這是侵犯了私隱，我們也並非同意這樣做，只是客觀地指出問題之所在而已。

以上的分析，已經充份表明了，不斷認錯的唐英年和不斷否認的梁振英，兩人的誠信縱非破產，也是遇上了「金融海嘯」，價值插水式大跌。但是話說回來，他們兩人所犯的都不過是「低技術含量」的醜聞，而在全世界的民主選舉當中，參選政客的醜聞在所多見，其中尤以香港民主派最為稱許的台灣政界最為嚴重。我們可以大膽地假設，在港英政府以至特區政府，主要官員都不多不少有一點恃勢特權，但相信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尤其是當多位權貴紛紛中了醜聞之後，大家都應該明瞭一點﹕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這是值得以後的從政者所引以為鑑的，證明了想當行政長官，就得小心奕奕，循規蹈矩，如果下一任的行政長官參選人還出現了同類的「疏忽」，那就鐵定是死罪了﹕是蠢到死的死罪！

以權謀私事可忍，謊言諉過孰不可忍

我們並不知道港英政府時代的權貴有沒有、或有多少以權謀私的行為，可是從梁振英的西九投票、到唐英年的大幅僭建，都是在特區政府初成立時代的董建華政府中發生的，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話，相信還會記得梁錦松的偷步買車事件。我們當然不能在抹煞董伯伯對中國政經的貢獻，這從他以高姿態隨同習近平副主席去訪美，可知這些年來他對中國外交的功勞甚大，可是把事情分別來評價，我們也可毫無疑問地得出一個推理出來的結論﹕在董建華的時代，權貴以權謀私、政府予以包庇的情況實在太過普遍，相信梁振英、唐英年、梁錦松三宗醜聞(排列次序以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為準)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先說唐英年。本來，僭建雖是不當，可是這也是一宗普遍的過失，在香港，涉及僭建的個案數以十萬計，多這一宗不多，少這一宗不少，只是僭建的規模到達超過每一層的樓面面積，那就是駭人聽聞了。可以相信，如果當事人不是高官，可以恃著特權身份，來避開屋宇署的責難，如果換作是一個普通人，決計不可能如此大膽，作出這個令人震程度的僭建。而到了這個地步，當日唐英年堅決不肯讓記者進入這間「挖深?」的「雜物房」去作採訪，理由就昭然若揭了﹕因為一旦參觀過裏面的豪華日式浴堂、多用途戲院和品酒間，實在再沒有興趣去報導只佔其總面積八份之一的雜物房了。而在昨天的社論當中，我們指出了一個重點﹕為甚麼在去年十月時，鬧出了偌大的僭建醜聞，在這風頭火勢之下，唐英年為何不去拆掉可能令他出事的僭建呢？原因正是因為僭建的規模太過龐大，除非是狠下心腸，否則實在很難捨得！

再說梁振英。我們在昨天的社論中，已經對戴德梁行和楊經文的關係提出了合理的懷疑，推論出兩者必定大有關係。然而最新的資料是梁振英在六次投票中，曾經五次投票給涉事的作品，而最駭人聽聞的，就是原來按照一般慣例，雖然測量師行在提供服務時，沒有收到即時報酬，但是如果作品當選了，便會正式委任測量師行作為正式的顧問，報酬到時便來到了。所以我們也有確切的理由去相信，梁振英在這宗事件中，一直在睜大眼睛說謊話。

如果按照現代社會對政客的準則，一般來說，政客犯錯，甚至是犯上了大錯，不時發生，是常見的事。俗語說﹕人誰無錯呢？在云云錯事當中，有的會得到人民的原諒，有的則不可以，但是人民究竟會原諒那些錯事，不會原諒那些錯事，說老實話，真的是看心情，實在說不上有一個準則。就唐英年和梁振英兩宗事件，說小當然不能是小，說大也不能說是完全致命性，不過縱使不是致命，死掉了七八成，也是絕對有的。但是，對於政客的犯錯，我們仍然有一個極度客觀的標準，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通常，只要犯的錯不算太過嚴重，如果政客的認錯態度是足夠誠懇的，有時候也可以得到人民的放過一馬，讓他可以戴罪立功。

很可惜，無論是唐英年或是梁振英，對於自己的錯誤，第一時間，都是首先否認指控。唐英年的僭建醜聞剛發生時，先來否認，當發現暪不過時，才刻意淡化事件，最後在賴無可賴時，才如盤托出。假使當時他抱著「醜婦終須見家翁」的態度，像他對其婚外情般，自動引爆事件，主動叫記者去採訪其二千四百呎的僭建，我們也可保留對其幾分的信任。然而，相對來說，梁振英的態度卻更是惡劣，因為他直至現在為止，非但不肯承認責任，而且還諉過他人，如果事件如我們料想中爆發下去，進一步坐實了梁的謊言，相信其誠信破產之日也不遠了。

欖球社會是正路，全民就業非關鍵

千呼萬喚，唐英年終於在昨天公佈了他的經濟和社福部份的政綱，預算明天才會公佈其教育與房屋的部份。唐的競爭對手梁振英批評這份政綱來得太遲，市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理解其內容，這批評是中肯的。然而，它的遲來是一件事，卻不影響到其內容，我們現在就是要去討論這份政綱的內容，看看是否切中香港的問題，和切合香港人的需要。

首先，唐英年提出香港的中產階級正在萎縮，主張主力扶助中產階級，發展欖球型」社會，就這一點，與我們一直以來的意見不謀而合，我們當然是大力贊成的。但是由於他仍沒有提出太多具體的扶中產措施，所以我們只能同意他的大方向，卻沒法子去置評其扶中產的政策措施。

說到發展「六大產業」，其實早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初，從董建華到曾蔭權，都在彈著這老調，然而口說了發展十多年，卻一事無成，原因非在於政策，而在於執行力。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發展醫療產業，政府一邊口說發展，另一邊卻大幅削減醫生和護士學位，舊的醫院不去翻新重建，外地醫生又不准引入，結果是當大量內地孕婦來港非法生子，香港的醫療系統連本地人也應付不來，又何能發展醫療產業呢？所以，六大產業的發展不在於政策，因為就算是梁振英，甚至天方夜談地是何俊仁或者是馮檢基當上選了行政長官，都會表明發展六大產業，問題只在於怎麼去執行而已。
至於「全民就業」，或者是增加十萬個工作職位，鑑於香港現時的失業率不過是3.3%，就業率向來就不是香港人的大問題，我們更為關心的，不是就業，而是入息。換言之，未來的行政長官的最大責任是提升香港人的收入，而不是為我們找工作。

說到這份政綱當中的最大「創見」，莫過於為合資格長者提供每月三千元的津貼。三千元這個數目並不算少，但是我們也不得不相信唐前財政司司長的數據和執行力，同意這是香港政府所能付得起的數字。當然了，我們也絕對同意長者是值得幫忙的，但是今日的香港日趨高齡化，而有賴於醫療保建科學的急速發展，以前五六十歲已經是快死的老人了，現在的六十歲則還精壯得可跑渣打馬拉松，在未來的世界，「長者」似乎仍是有待定義，而香港的長者在於扶貧的大戰略來看，並非最為主力，也並非最為迫切。正如我們在日前提出的，扶貧的主力應在幫助N無人士，而唐英年把扶助N無人士的重擔放在並非政府常設的關愛基金之上，卻是未免太過輕率了。

我們一貫以來的立場，是認為未來的香港政府應以扶助中產階級為先，在這方面，我們和唐英年的政綱立場是一致的，所以不諱言，我們對於唐的本人是「有厚望焉」的。但是細觀唐的這「半份」政綱，雖然大方向沒有問題，可是具體的政策，卻正如前文所分析，還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所以我們的意見還是「留中存疑」。

其實，香港人的利益的真正關鍵，不是全民就業或三千元，而是如何發展六大產業，把香港這塊經濟大餅再造大下去，但是如何執行，不能單憑口說，而是要看他實質的辦事能力。唐英年在記者會中，不停強調他的管理能力，這是走對了方向，因為未來的行政長官是否勝任，端看其管理能力。不過又要潑冷水的是，財政司司長的管理能力，並不同於行政長官的管理能力，曾蔭權就是一個莫大的教訓。但是又話說回來，在云云諸位特首參選人當中，唯一有優良的管理往績的，還得數唐英年。這正如我們對於幾位特首參選人的取向﹕暫時還見不到有誰人是值得支持的，但是偏好傾向，總是有的。

利益衝突雖無涉，自負分辯不虛心

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傾向於唐英年作為接任人，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根本無須解釋或否認。這一次由政府主動出手，發出新聞稿證實了梁振英的在「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當評審時，涉嫌利益衝突，其有關的參賽伍因而被取消了資格，毫無疑問，這也是政府挺唐打梁的手法之一。在實質的政治鬥爭中，現屆政府擁有大量的官方資訊，然後利用這些資訊優勢來打擊政治對手，是常見的做法，不單在專制國家如此，在民主國家可能更為常見，因此我們也認為，這種做法在本質上是屬於「合法踫撞」。然而，本質固然是「合法踫撞」，但我們仍得去細察其內容，究竟是不是合規﹕第一個標準是政府用正式發放新聞稿的手法，是不是恰當或常見的，第二個標準是其中的內容是不是真確，有沒有誣蔑的成份。

首先討論第一個標準，就是由政府發放新聞稿去澄清有關官員的傳聞，這是十分罕見的做法。我們在前文述及了，由政府利用內部資訊，公開醜聞，去打擊政治對手，是常有的做法。但是一般的做法是找一個「鬼頭仔」，把政府文件洩密給某個友好傳媒，然後由傳媒去爆料，如此而已。而事實是，在上星期，的確是由一份傳媒以獨家新聞的形式，去報導了這宗新聞。至於它是否由政府指令的「鬼頭仔」去主動爆料，或是由該傳媒的記者神通廣大發掘出來，則不得而知了。而當事件爆發出來之後，梁振英的對策是戴德梁行沒有商業承諾，否認存在利益衝突，這當然也是常見的「政治消毒」的手法。一般來說，政府對於傳媒洩密文件，一向是不予置評，除非是有極大的公眾呼聲，又或者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又或者是在立法會正式提出詢問，政府才會正式回答，而就這一次梁振英的利益衝突事件，政府無疑是小題大作，其用心是很明顯的，就是打擊梁振英的選情。

政府的主動發佈新聞稿，不管其用心何在，只看其做法，一些人可以說是公眾的知情權，另一些人也可以說是違反慣例，實在不該，我們在上文已作出了客觀的分析，但對於其是對是錯的評價，意見則是見仁見智，不予置評。但是無論如何，由於當事發之後，政府已答應過將事件保密，但現在政府卻是在沒有受過甚麼壓力之下，主動公佈事件的詳情，說是違反誠信，未免太過嚴厲，可是卻肯定是並不恰當，以中國人的說法，是非常「無義氣」的。

現在說到第二個標準﹕毫無疑問，政府發放的新聞稿的內容是真實的。問題只在於，梁振英的做法是否恰當，是不是有利益衝突。

現在討論最重要的要點，也即是梁振英先生的責任問題。我們先是絕對相信梁振英的說法﹕他不知情，也沒有收受到任何利益，而有關查證責任的問題，梁先生也解釋得很完滿，責任應在參賽者，而因為在評審時，參賽者是隱名的，所以我們也可以相信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顯示梁振英可以涉及任何利益衝突。因此，梁振英連疏忽責任也不肯承認，這種心情，我們是很理解的。

最後，我們想討論的，是戴德梁行的負責員工的做法。這是一樁不涉及金錢利益的小事件，也許不必通報梁振英這位大老闆。另一方面，那位員工的確沒有責任猜到那位客戶在問完問題之後，便去參加比賽。不消提的是，如果那位客戶在沒有付錢，也沒有事先知會戴德梁行的情況之下，竟然會逕自把顧問的名字填上戴德梁行，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實在令人大惑不解，但這一點暫且放下不理。
以上的分析，全都是為梁振英分辯的，因為作為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他的做法都絕對沒有錯。然而，作為行政長官(假如他真的當選了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作為行政長官，有責任的，並非只在於他本人，連他身邊的人，也得付上共同的責任。例如說，作為一名戴德梁行的員工，當然不應該想到這宗不涉及金錢的客戶服務可能影響到大老闆，但是如果他的大老闆是行政長官，他的私人公司的員工尚然要事事謹慎十倍，確定每一宗事件有沒有同大老闆兼行政長官有沒有利益衝突。換言之，到了這時，舉證責任是在員工的身上，而非在參賽者的身上。總括而言，我們對這事件的看法是﹕梁振英在這事件中並沒有犯錯，但是他的回應態度卻未免太過自負了，這就令他減掉了分數，也令人小失信心，反之，如果他先把事實分說出來，再虛心學習，答應從此事得到教訓，將會訓示員工，以後處理事件將會加倍小心。這樣的梁振英，才能得到100分。

越多扶貧，結果是越扶越貧

《財政預算案》公佈在即，在這當兒，大家最關心的問重點，居然是政府會不會繼續派錢，有人認為不必派，也有人認為要加派至八千元。另一邊廂，兩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卻在互相指責對方扶貧不力，甚至連另一位參選人，民主派的何俊仁也在指責，唐梁兩人過去皆是政府中人，都應該為扶貧政策負責。從以上的焦點議題可知，現時社會的重點已不在於創富，而在於如何重新分配財富。
在此，我們不再就具體如何幫助市民的細節去糾纏，例如說，應不應繼續派錢，又或是如何扶貧，都不提。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大方向，也即是說，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

一般來說，政府的政策傾斜，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例如說，政府扶助工業，會加快工業化，當然也會加速了污染，政府補助農業，那就會有利於農民，毛澤東喜歡貧民，中國便一窮二白，鄧小平要求「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變富的中國人便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政府越是幫助富人，富人越來越富，貧富懸殊便越來越嚴重，政府越是幫助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數量便越來越多，而如果政府的主力是在扶貧，對不起，那即是政府在鼓勵貧窮，而結果就是低下階層將會「響應政府的號召」，數目變得越來越多，正是「扶貧扶貧，越扶越貧」。

特區政府成立了十多年，扶貧之聲一直不斷，也一直有著具體的扶貧政策，可是，結果是甚麼呢？結果豈不是應驗了我們的說法，低下階層越來越多，越扶越貧？反觀當年的香港政府，扶貧之聲並不多見，反而脫貧的人卻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也越來越壯大，這才是健康的局面。

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罪惡」就是「中產階級大屠殺」，先是來一個「八萬五」，把不少中產階級打成了負資產，再來一記回馬槍，搞出了地產霸權，令到中產階級把薪水都奉獻給了大地產商，而且居住環境也越住越小、越住越差。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的研究結果，在1997年以後，香港的G..D.P.雖然增加了不少，可是一般人的實質收入並無寸進。同時，政府的數字也顯示出中產階級的數字逐年萎縮，這都是「中產階級大屠殺」的鐵證(或可稱為「血證」)。

反觀低下階層，政府的福利數字是按年增加的，只有越來越多，並無減少，最大的罪惡是在籠屋，可是公屋的居住條件，包括了居住面積和客觀環境，也的確有了大幅的改善。客觀點說，低下階層的生活的確是苦，可是卻是在日益改善中，反而是中產階級，其生活才是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才是政府最值得扶持的對象。

兩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力主打扶貧，唐英年力主打中產階級。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如果由梁振英當選，結果就是香港的低下階層的生活將會稍稍改善了(低下階層的生活是不可能大幅改善的，因為除了像北歐這些資源豐富但人口稀少的小國，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富有到令到低下階層都變成中產階級)，但代價是中產階級的進一步萎縮，貧民越來越多。如果由唐英年當選了，結果就是低下階層的福利不變(給他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削減福利)，但是會有不少人可以脫貧，重新壯大中產階級的數目。

如果任由我們選擇一個政網去支持，當年是唐英年的較有遠見，也和我們一貫以來支持扶助中產的想法不謀而合。可是唐英年另外有一個死穴，就是他和大財團、大富豪的關係太過密切，難免讓人恐怕他光說不練，表面上說是扶助中產，但骨子裏卻是幫助富人。唐英年的政綱大方向是正確的，但他也許需要想辦法來撇清這一重夾纒不清的關係，令社會上釋去了這方面的疑心，克服了這個罩門，我們才可以完全放心。

市建局華而不實的假豪宅與唐英年並無關係

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對於市區重建區的發炮攻擊，說它建築的樓宇「華而不實，貴到無倫」，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於唐先生向來是一個謙謙君子，而且在這次的特首選舉當中，他的賣點正是其胸襟和包容量，居然就一個政府機構重炮出擊，確實令人愕然。由於市區重建局的主席張震遠是唐英年的主要競爭對手梁振英的競選辦公室主席，這就難免令社會引起了一種揣測，認大有可能是唐藉此來攻擊張震遠，以達到打擊梁營之效。

如果唐英年真有這種想法，也很可能弄巧反拙，搬了石頭來砸自己的腳。唐英年在2003年至2007年當財政司司長，在2007年當政務司司長(請留意以上的年份，對於後文分析極度重要)，所以當他的言論一出，馬上招來了不少批評，說市建局的本質是在財政司司長的領導下，負責市區重建工作。它的財政和業務計劃，包括發展提案和發展計劃，都得先由財政司司長批准，所以市建局之敗失，也就是財政司司長的敗失。

市建局主席的位置，是由行政長官委派的，當年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並沒有這個權力。張震遠出任市建局主席的年份是2007年，剛好是唐英年離任財政司司長，高升至政務司司長的那一年。換言之，張震遠這個職位做得好、或是做得不好，同唐英年一點兒的關係也沒有，所以唐英年才能理直氣壯的，去指責市建局的失當。

一個地產發展項目發展需時，三五年是等閒事，有沒有可能是唐英年當財政司司長時遺留下來的「蘇州史」，由張震遠去執手尾呢？答案很簡單﹕看它是在那一個程序出錯，就可知道究竟了。如果是收地、佈局、籌劃、主要設計等等項目，當然是從籌劃到批准的問題，2011年的唐英年也賴不了2007年的賬，可是假如只是涉及內部裝修，把樓宇變成了「華而不實、貴到無倫」的豪宅，那就是在項目完成前一年的工作。以一般地產發展的習慣來說，通常是等到當時，看看那時「流行」甚麼樣的內部裝修，才去決定的，斷斷沒有在籌備建設的初期，便去計劃內部裝修，因為誰知道兩三年後的裝修價格和潮流款式呢？

所以，我們得出了第一個結論﹕批評唐英年公報私仇、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說法是無的放矢，並不成立。因為市建局大建豪宅的做法的確是張震遠的所作所為，要找一個財政司司長去罵，請罵曾俊華，與唐英年無關。

上文找出了「罪魁禍首」，現在不討論人，輪到討論「內文」了﹕究竟市建局是否興建「華而不實、貴到無倫」的豪宅呢？而這句指責的潛台詞是﹕這種做法，究竟是不是應當呢？

客觀地說，「華而不實、貴到無倫」是肯定的，誰也無法反駁這個客觀的事實。只是問題在於，「華而不實、貴到無倫」是近年建樓的風格，所有私人樓宇都是在大建「假豪宅」，如果市建局不跟隨大隊，也來建設「假豪宅」，在市場的銷售便困難很多了。再者，市建局的不少項目，是同私人發展商合作的，縱是建局願意少賺點錢，私人發展商可不會答應，政府亦無法強迫其就範。

現在且讓我們說回到市建局的本身。

市區重建局的前身是土地發展公司，於2001年重組而成立的半官方機構，它的主要功用是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育、舊區活化，最特別的是，它在徵收回土地時可以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拒絕交回土地者可被控「佔用官地」。可以這樣說，這是侵犯私有產權的行為，只是為了公眾利益，有時候實在沒有法子不作出某程度的侵犯，例如說，重建殘舊不堪的舊樓，便是市建局的一項重要工作。

是的，市建局是一個混合了政治、社會、經濟功能的半官方機構，由於它有著侵犯私有產權的法定權利，如果它是一個純粹利益為上、以賺最多的錢為終極目的的機構，那就失去了原來的意義﹕為甚麼市民要把私有產權奉獻出來，交給政府去賺錢呢？因此，市建局的首要功能，必先要服務公眾利益，才算符合公義。

假如唐英年真的當上了行政長官，按照他的說法落實去做，那就是對市建局動一個大手術，例如說，把工廈納入收購範圍，而且收購回來的土地可以用來建居屋或公屋，諸如此類。我們的看法是，不管細節如何，至少其大方向是對的，因為以今日香港地產的盤根錯節，政府必須具有更大的決心和能力，才能解決港人的居住問題。而唐英年把公屋和居屋也納入市建局的收地範圍之內，也正好有效解決了土地不足的問題。

對唐英年政綱的迴響﹕知識脫不了貧，反而足以致貧

在 前幾天，兩位主要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分別發表了其競選的施政綱領，每人分別提出了六大重點，共同之處是皆求施政和社會穩定，增加樓宇供應亦是維持社會穩定之藥方，而相異之處則是梁振英側重在扶貧，而唐英年側重在中產。但是我們今天只集中討論，就是唐英年的教育大方向，為甚麼我們會以偏蓋全、集中一點攻堅呢？理由如下述。

話說我們在這一年來，發表了365篇社論，其中最大迴響、最多轉載的，並非甚麼大塊頭的鴻文，而是一篇不到一千字的小文章﹕《投資六位數字才能獲得工作機會的年輕人》，其中一段是這樣的﹕「一個中學未畢業的少女想當修甲，或是美容，在以前，當個人工低微的學徒就可以了。但是在現在，對不起，你要入行，得先花錢去唸相關課程，一個課程的學費動輒是三五萬元，而就算唸完，也只是「有申請權」，並不保證一定能獲得工作。於是，現時社會上大量產生了一種職業，就是教授工作有關的課程，而且這些課程的收費極度昂貴，大約是新人的平均薪金的三個月到一年不等，這還得學生是不吃不喝不乘車不花錢也不用交稅才能付清的時間。其實，大學生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唸一年大學的學費、車費、生活費等等的成本，接近是一個以現時的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收入水平，這也即是說，大學生可能要辛苦工作到三十歲，才能「回本」，唸大學的機會成本未免太重了！」

唐英年在政綱中指出，教育是有效的脫貧方法，令到香港的青少年不分階層和種族，都可以為自己創造機會，所以他(假如當選了之後)將會增加教育開支，減輕教師的行政工作，和減輕家長在子女的教科書和補習的開支。在唐英年唸中學的年代，普羅大眾的生活雖然困苦，但是中學生幹兼職卻並非普遍的事情，但是在今日，新市鎮的社區中學當中，三四成高班學生當兼職是普遍的事，原因當然是因為教科書和補習的費用高昂。雖然唐英年說中了教育慘況的一部份，但是我們不得不指出﹕他所說的固然不能抺煞，但是真正的問題中心仍然未能解決。

真正的問題中心在於，在今時今日的知識化的香港，教育不一定是脫貧的方法，卻肯定是致貧的途徑﹕一個年輕人要想獲得工作技能，例如唸大學，或者是學一門專門技能，首先就是付學費。在以前，大學學位稀少，學費相對比較便宜，而知識比較匱乏，所以大學畢業後就能脫貧，甚至在唸大學時，單靠同中小學生習，就可自給自足。但是，在今日這個知識泛濫的社會，大學生的補習收入比起二十年前大跌了七成以上，付學費也不夠，只能靠政府貸款以渡過四年大學生活，畢業後，這就是一筆不小的債務！基督教說人生而有原罪，而香港的大學生則生而有原「債」！
在以前，年輕人要想獲得一門專門技能，當一個人工低微的學徒，邊做邊學，幾年間就能得到一門專門才能。但是到了現在，要想學懂任何的專門才能，不管是籌劃婚禮、寵物美容，甚至是當廚師等等，都有專門的課程要讀，沒唸過，找不到工作，唸了，花了時間和金錢，不少人因而欠下了債務，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所以，現時教育真正的癥結在於﹕家長和學生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和回報不成正比，更正確的答案是，回報期太長，低下階層根本不可能負擔。而由於大學學位大量增加，職場上充斥了大學生，大學生失業者不知其數，說唸書可以脫貧，該是白頭宮女說天寶時的往事了。

說知識可以脫貧，未免不合時宜。但是沒有知識肯定脫不了貧，卻庶幾是一個事實。然而現在的實際情況，卻是獲得知識(以得到一個「可能」脫貧的機會)，卻因成本太高，卻肯定先令貧者更貧，反成了致貧之道。今日的青少年正是面對著這樣的一個困局，他們滿肚子戾氣，根源之一正是因為他們欠上了一屁股(因為求學希望脫貧而招來的)債，而今日香港的社會不安，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正是來自這一群沒有人明白他們的處境的年輕人。當權者以為香港還是二三十年前，知識可以脫貧，可就大錯特錯了！

無論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只要有人能夠提出一個方案，不用很複雜，令到青年人可以在畢業後無欠債地走出社會工作，我們就支持這位候選人。既然眾多讀者支持和轉載了前述的千字小文章，相信這也是香港青少年的心聲所在。

「八十後」的矛盾罪在政府

與我們完全沒有分別的「現代智人」(homo sapien sapiens)大約出現於5萬年前，從那時起到今日，活過了大約一千億人，而這一千億人的基因同今日世界活著的60億人，基本上沒有分別。在基因上，我們免不了生老病死的過程，呱呱墮地後，迅速長大和學習，到了青春期，便開始叛逆、尋找人生的定位、追求理想和機遇……5萬人和一千億人，都是如此，從來沒有改變過。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昨天說到的現象，我們是同意的。今日的「八十後」，誠然，同今日掌權和掌錢的四、五、六、七十後大不相同，其中也不乏我們並不同意、大搖其頭的思想和作法。可是，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說的，「八十後」的基因，同以前的人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因為培養出他們的時地環境所致，相同的種子，因為土壤和氣候的不同，便種出了不同的果實來，中文成語把此叫作「越淮而枳」。換句話說，「八十後」的逆叛地出現，正是因為今日的掌權者所製造出來的客觀環境，故此，責任在於掌權者，而非「八十後」。

在以前的香港，生活困苦，但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起，至九七年為止，絕大部份香港人的生活水準都一日比一日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很少人會感到不滿。在「五十後」的記憶猶新的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是世界性的風氣，還加上了中國內地的影響，香港之「左風」反而是全世界最輕微的，反觀今日，香港人的反政府之風卻是位居世界前茅。所以，如果唐司長以三四十年前的社會運動比諸今日，是比諸不倫，也代表了他根本不明白今日香港政經環境的深層次矛盾的根本所在。

但是，「八十後」的成長時期卻是養尊處優的天之嬌子，長大後卻面臨香港的政經倒退期。從他們小時到十多歲的長大期間，內地在香港人的眼中，是經濟落後和文化低落的「二等地方」和「二等人民」，然而，當他們長大了之後，內地卻一躍成為香港的政經主宰。以上的種種落差，而當他們踏入社會工作時，由於經濟的不景，生活也是有如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在前路茫茫之下，他們對社會發出不滿的呼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無可否認的，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加劇了，而政府的政策也是多有利於大財團，而不利於小市民，不管是否有著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事實，市民很容易會聯想到這個問題，感情豐富的八十後自也不會例外。

當這種情況屢屢出現，形成了偏見時，很容易便會出現了唐司長口中所說的「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要扭轉這種偏見，方法很簡單，只要政府帶頭把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減少對大財團的政策傾斜，一次市民不信，兩次也不信，但長遠下來，市民的眼光始終是雪亮的。

是的，從基因的角度看，年輕人永遠沒有成年人的包容，他們也很容易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們但憑感覺去做事，做事手法很衝動和很激動，甚至有時很「沒腦」。但我們也別要忘記，從古以來，從中到外，所有的年輕人都有這種缺點，為何獨獨只有這幾年的香港才出現了這種「八十後」的現象呢？無論誰都得記著這一點﹕當社會出現了問題，當權者不能反責社會，而應反問諸己，究竟做錯了些甚麼，社會才會出現這種矛盾呢？中國人在商朝時，已有了「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智慧說法，願與特區政府的整個領導班子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