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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日

把房屋政策回到1990年之前才是王道

在昨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佈了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我們的評價是,這份預算案平實有餘,驚奇不足,如果是在港英政府的時代推出,已經足夠及格了,但以今日梁振英政府的民望而論,推出這份預算案,可說是自尋死路。然後,年薪四百四十萬元的曾俊華局長也再來一個反高潮,居然自稱是「中產」,遭到民間的圍罵,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本來,我們在今日,應該是繼續去評論《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以痛罵曾俊華這位「中產階級」的筆法,去指出《財政預算案》對「一般中產階級」的照顧不足,可是,政府居然突發一招,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宣佈,將於2013/14年度取消勾地機制,由4月起,將會恢復定期賣地政策。相比起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恢復定期賣地,顯然是重要得多、震撼得多的一條政策,此所以,我們也暫且擱下了《財政預算案》,而去討論恢復定期賣地的政策。
在香港,一直採用定期賣地的政策,因為這是最健康的售賣土地方式,可以定期地推出土地,以應付市民的土地需求。然而,在1997年,發生了金融風暴,令到樓價大跌,地產商對於買地興趣缺缺,於是,在1999年,董建華政府推出了「勾地政策」,即是政府把預算售賣的土地,放進了一份「勾地表」之內,直至有發展商向政府表明了購買意向,並且承諾了願意支付的土地價格,政府才會把這塊土地,推出市場拍賣。
「勾地政策」的壞處,是政府把拍賣土地的主動權,從自己的手上,放到了發展商的手上。這政策大受發展商的歡迎,不在話下,而由於發展商控制了主導權,自然會令到樓價易升難跌,而且,也令到土地供應嚴重不足,因為發展商會擇肥而噬,寧願採取暴利少銷的策略,也不願意薄利多銷,對於勾出地皮,自然也是採取了極度保守的策略。
如果要作出一個比較,定期賣地是以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為目標,而勾地政策則是以發展商的利益為最大目標,次要目標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因為要政府認為合理,才會把那塊土地公開競投。換言之,一塊土地必須是政府認為是賺夠了,發展商也認為是賺夠了,才能賣得出去。這兩條政策的孰優孰劣,是不問可知的。這些年來,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越住越壞,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都是拜「勾地政策」之所致。而很明顯,「勾地政策」是一條不公義的惡法。
這幾年來,社會上有一個呼聲,就是取消勾地政策,恢復定期賣地。我們從梁振英政府施政八個月的所言所行,亦早料到它將會恢復定期賣地,只是由於定期賣地所需要的土地庫更大,如不建立足夠的土地儲備,就難以推行,所以我們認為可能還要再等幾個月,才會正式推行,把賣地政策回復正常化。誰知梁振英政府的工作進度,竟然比我們所料者為快,這自然是值得讚賞的。
「勾地政策」將會成為歷史,而在這個慘痛的經歷中,我們有沒有得到教訓,學了乖呢?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土地供應是影響民生,影響市民居住環境的大事,而樓宇從賣地到建成,最少也要四至五年,才能成事。但是金融風暴的影響力,卻是一年半載,頂多是兩年三年之間的事,如果用土地供應的政策去化解金融風暴的襲擊,非但沒有用,反而會發生反作用。令人嘆息的是,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當年的金融風暴,董建華政府錯了一次,但在十年後的金融海嘯,曾蔭權政府又再錯一次,吃了虧還學不了乖,這實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其次,從1990年至今日,香港的樓價升升跌跌,而政府為了調控樓價,不停的作出行政措施,而這些行政措施有的有利樓價,有的不利樓價,但是,這些行政措施一旦施行了,卻並非臨時的,當它存在的客觀條件消失了之後,依然在實行著,這令到市場不停的扭曲,而且是同時既向左扭,又向右扭,既存在著自從1990年開始分步實施的收緊按揭、樓花、多次增加印花稅這些壓抑樓價的措施,同時又存在著「勾地政策」這種有利樓價的行政措施,真是自相矛盾,不倫不類到了極點。
簡單來說,在這二十多年間,香港政府在樓市上升時,則用行政措施打擊樓價,但在樓市下跌時,則是減少供應量,從供應量著手。我們同意第一點,使用行政措施,去控制樓價,但卻反對第二點,因為減少供應的同時,也就是令到市民的居住空間減少了,這自然是不正常的政策。我們的看法是,樓價上升時,用行政措施,是正確的,但是,當樓價下跌時,只消訂立日落條款,撒消行政措施,才是正路,才是公道的、王道的做法。把房屋政策回復到1990年以前,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2012年1月30日

越多扶貧,結果是越扶越貧

《財政預算案》公佈在即,在這當兒,大家最關心的問重點,居然是政府會不會繼續派錢,有人認為不必派,也有人認為要加派至八千元。另一邊廂,兩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卻在互相指責對方扶貧不力,甚至連另一位參選人,民主派的何俊仁也在指責,唐梁兩人過去皆是政府中人,都應該為扶貧政策負責。從以上的焦點議題可知,現時社會的重點已不在於創富,而在於如何重新分配財富。
在此,我們不再就具體如何幫助市民的細節去糾纏,例如說,應不應繼續派錢,又或是如何扶貧,都不提。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大方向,也即是說,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
一般來說,政府的政策傾斜,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例如說,政府扶助工業,會加快工業化,當然也會加速了污染,政府補助農業,那就會有利於農民,毛澤東喜歡貧民,中國便一窮二白,鄧小平要求「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變富的中國人便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政府越是幫助富人,富人越來越富,貧富懸殊便越來越嚴重,政府越是幫助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數量便越來越多,而如果政府的主力是在扶貧,對不起,那即是政府在鼓勵貧窮,而結果就是低下階層將會「響應政府的號召」,數目變得越來越多,正是「扶貧扶貧,越扶越貧」。
特區政府成立了十多年,扶貧之聲一直不斷,也一直有著具體的扶貧政策,可是,結果是甚麼呢?結果豈不是應驗了我們的說法,低下階層越來越多,越扶越貧?反觀當年的香港政府,扶貧之聲並不多見,反而脫貧的人卻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也越來越壯大,這才是健康的局面。
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罪惡」就是「中產階級大屠殺」,先是來一個「八萬五」,把不少中產階級打成了負資產,再來一記回馬槍,搞出了地產霸權,令到中產階級把薪水都奉獻給了大地產商,而且居住環境也越住越小、越住越差。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的研究結果,在1997年以後,香港的G..D.P.雖然增加了不少,可是一般人的實質收入並無寸進。同時,政府的數字也顯示出中產階級的數字逐年萎縮,這都是「中產階級大屠殺」的鐵證(或可稱為「血證」)。
反觀低下階層,政府的福利數字是按年增加的,只有越來越多,並無減少,最大的罪惡是在籠屋,可是公屋的居住條件,包括了居住面積和客觀環境,也的確有了大幅的改善。客觀點說,低下階層的生活的確是苦,可是卻是在日益改善中,反而是中產階級,其生活才是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才是政府最值得扶持的對象。
兩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力主打扶貧,唐英年力主打中產階級。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如果由梁振英當選,結果就是香港的低下階層的生活將會稍稍改善了(低下階層的生活是不可能大幅改善的,因為除了像北歐這些資源豐富但人口稀少的小國,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富有到令到低下階層都變成中產階級),但代價是中產階級的進一步萎縮,貧民越來越多。如果由唐英年當選了,結果就是低下階層的福利不變(給他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削減福利),但是會有不少人可以脫貧,重新壯大中產階級的數目。
如果任由我們選擇一個政網去支持,當年是唐英年的較有遠見,也和我們一貫以來支持扶助中產的想法不謀而合。可是唐英年另外有一個死穴,就是他和大財團、大富豪的關係太過密切,難免讓人恐怕他光說不練,表面上說是扶助中產,但骨子裏卻是幫助富人。唐英年的政綱大方向是正確的,但他也許需要想辦法來撇清這一重夾纒不清的關係,令社會上釋去了這方面的疑心,克服了這個罩門,我們才可以完全放心。

2012年1月20日

財政預算案﹕方向正確,做得太少

本來應該在2月1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一部份的內容居然被「消息人士」洩漏了出來,公諸了大眾,相信這是有關官員的故意,以試探市民對這份「末代政府報告」的意見,這種「故意吹風」的做法,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手段,畢竟,去年的《財政預算案》鬧出了偌大的民憤,結果是以狼狽修改作收場。這一次財政司司長似乎是學乖了,與其推出後大受柴台而修改,沒了面子又失了政府的威信,倒不如先拋出來,測試「水溫」,在宣佈之前修改,總比事後才改,更為從容自在,是比較好的做法。本來,一個正常的《財政預算案》,應當是絕對保密,在公佈前絕對不能洩露半點口風的,但這只適用於正常時期的正常政府,今日的香港政府管治無方,根本摸不清市民之所想、社會之所需要,作為一個「笨政府」,還是先把方案拋出來,讓社會討論一番,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作法。因此,我們是歡迎這次的洩漏的。
由於《財政預算案》的部份內容僅止於傳媒的報導,並非政府的正式宣佈,並沒有官方背書的正確性。但是我們仍然相信它是真確的,所以下文的分析全然是假設它是真確的而去討論。先此聲明。
這一次的《財政預算案》的主力是幫助中產階級,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堅持的大前題。在這一年半以來,我們呼籲過無數次,香港的真正深層次矛盾在於中產階級﹕在民生上,低下階層有著種種的社會福利,生活因而提升,反而中產階級的生活質素比低下階層好不了多少,但是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卻大得多。在經濟上,低下階層越來越多的真正因素,是中產階級越來越少,因為不少中產階級已墮入了低下階層,政府與其扶貧,倒不如令更多的人脫貧,變回中產階級。在政治上,低下階層收到了種種的福利,反而是支持政府的多、反對政府的少,反對政府、造成政治不穩定的,正是中產階級。當年董建華下台,是因為中產階級,曾蔭權的民怨︳也是來自中產階級,現在政府終於皤然醒覺,走回中產階級路線,這是明顯的進步,我們當然也只有同意的份兒。
然而,《財政預算案》除了退稅、差餉、提高父母和子女免稅額之外,還做了甚麼是有利於中產階級的?現時香港有一半的私營機構員工是任職於中小企,因此政府有可能重推在2010年停止了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幫助中小企的融資。對於這些措施,我們的看法是路線正確,但做得不夠。
對於稅務問題,退稅只是臨時措施,最有效的方法是大幅提高個人入息稅免稅額。而退稅的數額上限只有8,000元,也比不上在2008年和2009年度的25,0008元,但相比之下,香港中產階級的情況卻遠不及4年前,單論一項,由於樓價高企,不少人的供樓壓力已遠高於當年了。再者,金融海嘯固然令人損失慘重,可是經歷的時間並不太長,而在海嘯前香港的經濟健康甚佳,但是這一次的經濟不景的時間卻長得多,中產階級也早受了「內傷」,因而不免傷上加傷。無論用那個標準去計算,政府幫助中產階級的數目,不應低於4年前。
說到中小型企業的問題,難以融資固然是問題之一,可是另一個重要的經營困難,卻是商業樓宇的租金高企。正如著名的分析員林奮強一直強調,香港最缺乏的不是住宅,而是商業樓宇。經營一間公司,寫字樓租金高企,經營一間餐飲零售店,租金貴到不可能負擔,經營旅遊業,酒店價格貴到趕客。所以,中小型企業的最大癥結,在於解決地產霸權,減低中小企的租金成本,其他甚麼話、甚麼政策,都只是次要問題而已。
至於各大會計師集團提出的建議,有一小部份令人噁心,例如只對會計師有利的「銷售稅」,但是仍然不少是很有建設性的,例如提高新居屋的入息上限、醫療保險的稅務優惠,諸如此類。
總括而言,我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是﹕方向正確,但做得太少。

2011年2月8日

香港政府和財政司的「基金癖」

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無可否認是劣評如潮、引起民憤,而其中最為人詬病的一項,當然是耗費二百四十億元的注資六千元入市民的「強積金」戶口。在他的 四百多億元「派糖大計」當中,單這一項便佔去了一半以上,這也證明了這措施在財爺的心目中,是如何的「得意傑作」。

    想來也是當局意料之外的,「強積金注資」居然成為了眾矢之的,而各方所舉的論據讀者們該已甚為熟悉,不必多贅。簡單言之,是中國古代所云的「養兒防老,積 穀防飢」,可從來沒有聽說過「積穀防老」,而「注資強積金」正是「積穀防老」的做法,浪費了金錢資源的「現在價值」。

    我們翻看《財政預算案》時,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政府的「基金癖」。例如說,在「105」的「醫療衛生研究基金」,「134」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槳學金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171」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172」的「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這還不算《財政預算案》中沒提過的 「關愛基金」,可見得「基金」之於香港政府,已成為濫觴。

    為甚麼政府會有這個「基金癖」呢?它沒有正面說明,但我們且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看出其脈絡來。《財政預算案》「171」有這樣的一段﹕「利用基金的投資回 報,取代現時對體院的資助模式」。簡單點說,「基金」是企圖利用一次性撥款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說穿了,臭名昭彰的強積金,其本質豈非也是因為希 望藉著強迫市民儲蓄的法律,一勞永逸地解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和其退休問題?

    我們在此且舉出一些比喻,以證明利用「基金模式」以圖一勞求逸是多麼錯誤和無稽的想法。
    現時社會福利開支是每年三百八十億元,如果政府撥出大約一萬五千億元,作為「基金」,便可以用「投資回報」去負擔所有的社會福利開支。教育開支是五百億 元,那需要二萬億元的「基金投資回報」。保安方面的支出比較低,一年一萬一千億元左右便可以做到。最後,整個政府的開支是三千七百億元,只要有十五萬億元 的「基金」,便可以一勞永逸地「基金化」了所有的政府支出,以後香港市民再也不用納稅了。

    當然了,現時香港政府的流動資產只有二萬七千億元,遠遠不足十五萬億元這數字,但任何一個有腦袋的人都知道,就算有十五萬億元,除非政府是發了神經,否則 絕不可能便用這瘋狂的方法去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們正是藉著這個荒唐的比喻,以證出「政府撥款基金化」的不可行。

    我們明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也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可是公共理財的根本理念之一,正是「隨收隨支」,不可能企圖使用一次性的撥款,一勞永逸地 解決問題。這正如政府每年都會撥款給各大學,而各大學也各有其發展基金,但這些發展基金的款項應該是由大學本身去籌措,政府所資助的,只能是大學日常運作 的支出。同樣地,政府可以撥錢去扶貧,卻不可能贊助人民的儲蓄,更不能贊助人民的投資。這正如政府不可能為市民付錢買保險,雖然這方法能同時解決了市民醫 療、儲蓄和意外傷亡等惱人問題。

    總括而言,政府的「基金癖」是絕對錯誤的公共理財方向,不管是「關愛基金」、「強積金」,還是「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之類,都是違反了公共理財的基本原理。六千元的「強積金注資」只是其中的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