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和美國的歷史教育

在2003年，美國侵略伊拉克之時，說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結果卻被發現是虛構出來的事實，但指控雖屬假，侵略的事實卻不能因此而還原，伊拉克的結局，還是給美軍佔領了，並且分裂了其領土，成立了一個傀儡政權。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指出美國的侵略伊拉克，和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分裂了其東北三省(伊拉克是庫爾德自治區)，再成立一個傀儡政權(中國是汪精衛政府)。
這一次，美國指控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並且以此為理由，企圖轟炸敘利亞。這本來是正義的做法，奈何有了上一次的作假前科，再也沒有人相信美國了。
當日發生此事時，我寫了一篇社論，首先表示不相信美國政府，誰知卻連它最忠實的盟友英國人，也不肯相信美國說的是實話，這倒有點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如果要翻舊帳，美軍在打越戰時，噴灑了近7,600萬公升的「橙劑」。「橙劑」是因為其盛載的圓桶是橙色的而為名，這是一種除草劑，當草葉死了，善於打叢林戰的越共失去了天然屏障，便易於被美軍的大攻擊力武器所殺傷了。
問題在於，「橙劑」含有二噁英，這不但令到越南的新生嬰兒很多變成了畸形，也令到許多越南人多生了癌病、心臟病、神經系統疾病等。
如果大家認為，美國會刻意隱瞞越戰時的這些醜事，這只對了一半。因為美國隱瞞的，是整個越戰，而不是單單在越戰中的某些事件，例如使用化學武器。
社會學家Jim de Fronzo所作的一項調查：只有2%至4%的大學生說，他們在高中時代，學習過越南戰爭的歷史。不過，美國的中學非但不教越戰，連韓戰也不怎教，甚至是近代史，都不怎麼去教。
很多香港人的邏輯是：「你都是這樣啦！」又或者是：「美國都係咁啦！」更常見的是：「中國仲衰啦！」利用別人更壞來作理由，以「洗脫」自己的不好。
我當然不會犯上這種低級錯誤。我指出美國中學不教越戰，只是指出一個客觀的、沒有甚麼香港人知道的事實，好讓大家有所參照，但絕對沒有借古諷今的意思，請不要誤會了。
最後說回敘利亞。對於美國的轟炸敘利亞，有的(身在香港的)美國堅定支持者認為，炸得太輕，沒有阻嚇力。對於這種親美說法，我只提出一句安慰的話：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後的轟炸將會陸續有來，伊拉克豈不是搞了13年，美國才正式入侵的嗎？皇帝不急，太監可別太急了！

哈馬法則就是森林法則

哈馬是敘利亞的第四大城市，現時有20萬人口，1982年是18萬。
穆斯林兄弟會在那裏的勢力很大，他們視阿薩德為「真主的敵人」，要求實踐人權憲章，取消戒嚴和舉行民主選舉。因此，在1980年，他們的人向阿薩德投擲了兩枚手榴彈，並且用機關槍掃射，問題在於，阿薩德大難不死：保鏢悶熄了一枚手榴彈，而阿薩德本人敏捷地踢開了另一枚。
後續是阿薩德大怒，暴力鎮壓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的反應是在城市大搞恐怖活動。其中最震撼的是在1981年，在首都大馬士革的汽車炸彈案，其中有64人死亡，135人受傷。
阿薩德決定，要一勞永逸地把事情解決。
在1982年，他派出軍隊，首先是逐走了所有的記者，繼而血腥鎮壓哈馬，大屠殺當地的穆斯林兄弟會中人。別以為穆斯林兄弟會的人會乖乖的受死，他們是經過一番血戰，才被殺光的。不單人死光了，連建築物也給轟了個稀巴爛，穆斯林兄弟會從此在當地就被連根拔起，再也不存了。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作者Thomas Friedman把這做法稱為「哈馬規則」。究竟甚麼是「哈馬規則」呢？簡單點說，就是「jungle law」，也即是「森林法則」，亦即是弱肉強食。
如果要我對「哈馬規則」作出一個評語，我會說：這也許不道德，but it works。三十年後的今天，埃及試過民主選舉，結果穆斯林兄弟會果然執政了，跟著的局勢是如何的混亂，大家是有目共睹了。
至阿薩德呢？他從1970年一直執政至2000年，他上了《可蘭經》所說的有很多美酒和美女的天堂，一直當權了30年，從來沒有被挑戰過。
這證明了，暴力鎮壓的確是有實質上的作用的。也正因如此，他的兒子，也即是現任總統巴沙爾，才會繼續使用「哈馬規則」，去鎮壓反對派，只是時移世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時今日，這一招好像不那麼成功了。
 最後一提的是，從哈馬的大屠殺事件可見，穆斯林兄弟會可不是吃素的，埃及軍政府廢除了民主選出來的政府，用武力對付穆斯林兄弟會，必然會招致大規模的報復，埃及軍政府唯一可以用的，就是「哈馬規則」，否則埃及將會永無寧日了。 

我想要他們的名字

Thomas Friedman就是撰寫《世界是平的》這本世界暢銷名著的作者，雖然，在我看來，這本書只是一些陳腐的資本主義原教旨內容，而且還是他的前作《凌志車與橄欖樹》的另一個翻版，真真正正是卑之無甚高論，唯一可取的是，記者出身的他文筆流暢，而且採訪了很多大人物，資料詳盡，如此而已。
然而，這位作者的另一本作品，卻是我看了又看，足足看了七八遍，也均看得津津有味，而且還把它推介了給哥哥和幾個朋友，人人都看得愛不釋手。
這本書就是《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我是二十多年前看的，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另外，我在寫此文時，從網上翻了一些資料，才知道這本書有簡體字譯本，書名叫《美國記者中東見聞錄》，待下次去內地時一定要買一本。
Thomas Friedman是個猶太人，本身精通阿拉伯文，他初出道時，去了中東當記者，報道了不少好故事，這本就是他在那時的見聞錄。我因為想寫一些關於敘利亞的東西，不期然便想起了這本書。
話說現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父親阿薩德當總統的年代。阿薩德是軍人出身，在1970年，通過不流血政變，奪得了政權。這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是很流行的奪權方式。
我看內地的一些資料，說阿薩德的總統地位，是經過了4次的民主選舉，所得回來的。問題在於，這究竟是怎樣的「民主選舉」呢？
話說有一次，有人問阿薩德：你在選舉當中，得到了99%的支持率，只有1%的人不支持你，你還想要甚麼呢？阿薩德的回答是：「我想要他們的名字！」
這就是敘利亞的「民主選舉」，而在整本書中，我最欣賞的，就是這一句對白。順帶一提，敘利亞和埃及兩個國家關係密切，在1958年，這兩國曾經是一個國家，名為「聯合阿拉伯共和國」，由埃及強人納賽爾去作共和國總統。
該兩個國家在1961年才因政治不合而告分裂，但在1967年，還聯軍一起，和以色列打過仗(當時參加聯軍的還有約旦)。
因此，當埃及的政局不穩時，也影響了敘利亞的政治穩定，所以，現在這兩個國家同時都立立亂。明天再續。  

2011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

歐洲的1830年和1848年，均被稱為「革命的年份」，因為這兩年歐洲多國分別發生了多起革命事件，雖然，大部份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但是革命的意識隨著這些失敗了的政治活動，或多或少深植在歐洲人的心中，收著了潛移物化的作用，而其影響是深遠的，從馬後炮的歷史觀看來，現在整個歐洲都實行民主政治了，而在今日，社會主義思想瀰漫了整個歐洲，可見得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和行動，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政治經濟現狀。

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始於2010年底，導致了其執政長達23年的總統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的下台，這宗事件因而激發了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大規模不穩，埃及、也門、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先後發生了「群眾事件」(套句中國政府的術語)，執政30年的埃及「最後的法老」穆巴拉克辭職並下獄，執政42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戰死。我們並非因而得出結論，說2011年也是一個「革命年份」，只是把地點從歐洲轉移到了亞非兩洲之交，但是我們卻不妨因而作出另一個結論，就是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出現了求變之心。

這也許是因為美國在2008年底發生了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發生了經濟危機，因為經濟不佳而引發出政治動蕩，而有識者也因而不滿於現有的政經現狀，所以人心求變了。在以往，一個「開國獨裁者」的倒台是比較少見的，政治危機多是發生在第一任死後，第二任未能接班的青黃不接期，但是這一次則連穆巴拉克和卡達菲這等沙場老將也相繼倒下，可見得人民思變之心是如何強烈。根據政治學家肯定頓的理論，政治革命會出現於相對開放和先進的國家，證諸於此理論，比較開放的埃及和突尼西亞，比較富裕的利比亞反而出了事，而較為專制獨裁的敘利亞和也門則渡過了危機，君主制的沙地阿拉伯的動蕩更是微不足道，可見得這套「革命始於過份期望」(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的理論是堅實可靠的。

不滿現狀，一心求變的人民，又何止於亞非之交？美國人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證明了領導世界的美國人也不滿於現時的政經規則，也希望有所改變。至於中國，年底前發生的海門市和烏坎村的群眾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全國發起的類似運動，此起彼落，一年以來，數以百計，中國人的心底裏豈不也是照樣求變？

2011年除了有喬布斯這樣的億人偶像逝世，死亡的還有西方人以為最邪惡也最是眼中釘的拉登和金正日，拉登的「事業」固然是日薄西山，金正日的朝鮮也是風光甚壞，無論他的三兒子金正恩能否順利接位，朝鮮的政經格局非得大變不可。在香港這一邊，司徒華這位民主黨的領袖去世了，民主黨還在努力尋求定位，公民黨越走越激進，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又分裂了，其實說穿了，大家都想在為未來的民主路途重新定位，然而，民主派之心雖也在思變，但要變成甚麼樣子、該走甚麼的路，卻仍然存在分歧，這就是今日民主派思變的困局。在兩位特首候選人方面，不管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提出的政綱都是要改變以前地產主導的局面，復建居屋、增建公屋已是在所難免，香港人，也是在人人求變！

總括而言，2011年，是人心求變的一年，但是如何變、變成怎樣，變得是好還是更壞，卻沒有人知道，得由歷史來告訴我們。但我們相信，在一百年後，歷史學家會這樣形容過去了的一年﹕「2011年，世界歷史進程正到了一個拐折位，這一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