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沒有權威，埃及政治死結

不過是兩年不到的事情，埃及人民對擔任了30年總統的獨裁者穆巴拉克不滿，既不滿其無能，也不滿其貪腐，結果走上街頭，示威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結果穆巴拉克下台，以坐牢收場，而埃及則由軍方的最高委員會暫時執政，而人民又不滿軍方的舉辦民主選舉的速度太過緩慢，再度走上街頭，結果是軍方道歉，進行了民主選舉，最終由跨中東的伊斯蘭激進組統穆斯林兄弟會下屬的自由與正義黨取得了國會的大多數，獲得了執政權。
到了這時，很多人都為埃及的民主勝利而作出歡呼，唯獨是我們，在冷觀旁觀之中，在縱視歷史之後，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埃及的國家凝聚力已經隨著一而再的街頭示威活動而散瘓了，懷疑它能否順利的過到民主而穩定的政府。畢竟，民主而穩定的政府是經由長時間的建制所造成，而不能憑著一廂情願的主觀意願，就能達到，更加不是憑著表面的一次民主選舉，就能輕易達致。換言之，民主是一件好事，但這種好事並不會從天降下，亦不會經由一次性的抗爭而得到，而是必須經過整個社會的配合，以及互相包容和忍受的態度，再經過長時間的培養，才能達致，不可能一蹴而成。
果然地，在埃及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之後，不到一年，一千四百萬人民上街，把無能的政府又再拉下台了，軍方把現總統穆爾西拉了下台，再度接管政府，並且聲稱將會提早舉行國會和總統大選。
從政治的基本原理去看，這一次埃及民主的失敗，有著其必然性。就像香港的政治，分為建制派和民主派，埃及的人民也分為兩派，世俗派和宗教派，兩派互不相讓，穆巴拉克就是世俗派的領袖，靠著獨裁政治，去鞏固自己的地位，可是，隨著經濟不景和貪腐問題，他丟失了其基本盤，連世俗派也來反對他，他也就不得不下台了。
當穆巴拉克下台後，世俗派沒有了領袖，不得不分裂，宗教派卻有凝聚力，所以由代表伊斯蘭勢力的穆斯林兄弟會上台執政。可是，經過這三十年來的掏空，埃及的經濟和社會已經變成了一團爛攤子，要重頭收拾，談何容易？穆斯林兄弟會根本就沒有執政經驗，只上台了幾個月，還未摸索到訣竅，人民已經忍耐不住，齊齊上街，示威遊行，迫令政府下台了。
這又衍生了另外一個問題﹕人民為甚麼要會上街呢？這是因為，上街遊行會造成一種慣性，如果第一次上了街，而且又成功了，第二次很容易就會來到，只消對政府的稍不滿意，就會再次上街，企圖再次推翻政府。第二個解答在於﹕前面不是說過了嗎？埃及的民間一共有兩股勢力，第一個是世俗派，第二個是宗教派，當穆巴拉克下台時，是世俗派分裂了，部份的力量變成了反對政府的力量，再加上宗教派的勢力，一下子便推翻了穆巴拉克。但是，既然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先例，第二次再來仿效，也就更容易了，這下子是世俗派，再加上宗教派的部份不滿人士，便又順利的，把現政府位倒了。
我們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說過﹕當日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有超過一百萬人受惠，但這一百萬人並沒有上街支持董建華，只是五十萬名受害者上街，便已經推翻了董建華政府，迫令他在日後「腳痛」下台。這得出了一條真理﹕政策受惠者不會上街支持，反而是政策受害者卻會上街反對。同樣地，這就是埃及的情況。
有時候，民主選舉要靠著上街遊行，才能達到。可是，上街遊行也是民主政治的死敵，如果人民對政府的政策不滿，動輒便上街遊行，把政府推翻，民主政治是永遠建設不起來的。我們曾經預言過，埃及的最大可能出路，是軍方管治，問題在於，美國每年援助埃及的金額，高達13億美元，如果埃及是由軍政府去管理，這筆巨款便沒有了。所以，相信軍政府的這一次接管政府，很快就會同上一次一般，盡快舉行第二次的民主選舉，把政府再次正常化。不過，以埃及現時的社會局勢，這個新政府做不長的機會率，跟著再由軍方接管，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

2011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

歐洲的1830年和1848年，均被稱為「革命的年份」，因為這兩年歐洲多國分別發生了多起革命事件，雖然，大部份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但是革命的意識隨著這些失敗了的政治活動，或多或少深植在歐洲人的心中，收著了潛移物化的作用，而其影響是深遠的，從馬後炮的歷史觀看來，現在整個歐洲都實行民主政治了，而在今日，社會主義思想瀰漫了整個歐洲，可見得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和行動，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政治經濟現狀。

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始於2010年底，導致了其執政長達23年的總統本‧阿里在2011年1月14日的下台，這宗事件因而激發了整個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大規模不穩，埃及、也門、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先後發生了「群眾事件」(套句中國政府的術語)，執政30年的埃及「最後的法老」穆巴拉克辭職並下獄，執政42年的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戰死。我們並非因而得出結論，說2011年也是一個「革命年份」，只是把地點從歐洲轉移到了亞非兩洲之交，但是我們卻不妨因而作出另一個結論，就是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出現了求變之心。

這也許是因為美國在2008年底發生了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都發生了經濟危機，因為經濟不佳而引發出政治動蕩，而有識者也因而不滿於現有的政經現狀，所以人心求變了。在以往，一個「開國獨裁者」的倒台是比較少見的，政治危機多是發生在第一任死後，第二任未能接班的青黃不接期，但是這一次則連穆巴拉克和卡達菲這等沙場老將也相繼倒下，可見得人民思變之心是如何強烈。根據政治學家肯定頓的理論，政治革命會出現於相對開放和先進的國家，證諸於此理論，比較開放的埃及和突尼西亞，比較富裕的利比亞反而出了事，而較為專制獨裁的敘利亞和也門則渡過了危機，君主制的沙地阿拉伯的動蕩更是微不足道，可見得這套「革命始於過份期望」(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的理論是堅實可靠的。

不滿現狀，一心求變的人民，又何止於亞非之交？美國人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證明了領導世界的美國人也不滿於現時的政經規則，也希望有所改變。至於中國，年底前發生的海門市和烏坎村的群眾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全國發起的類似運動，此起彼落，一年以來，數以百計，中國人的心底裏豈不也是照樣求變？

2011年除了有喬布斯這樣的億人偶像逝世，死亡的還有西方人以為最邪惡也最是眼中釘的拉登和金正日，拉登的「事業」固然是日薄西山，金正日的朝鮮也是風光甚壞，無論他的三兒子金正恩能否順利接位，朝鮮的政經格局非得大變不可。在香港這一邊，司徒華這位民主黨的領袖去世了，民主黨還在努力尋求定位，公民黨越走越激進，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又分裂了，其實說穿了，大家都想在為未來的民主路途重新定位，然而，民主派之心雖也在思變，但要變成甚麼樣子、該走甚麼的路，卻仍然存在分歧，這就是今日民主派思變的困局。在兩位特首候選人方面，不管是梁振英還是唐英年，提出的政綱都是要改變以前地產主導的局面，復建居屋、增建公屋已是在所難免，香港人，也是在人人求變！

總括而言，2011年，是人心求變的一年，但是如何變、變成怎樣，變得是好還是更壞，卻沒有人知道，得由歷史來告訴我們。但我們相信，在一百年後，歷史學家會這樣形容過去了的一年﹕「2011年，世界歷史進程正到了一個拐折位，這一年是劃分兩個年代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