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個689的故事

「689」這個渾名，是立法會的黃「郁人」議員之發明，指的是以689票當選為行政長官的梁振英。然而，我所熟悉的「689」，卻是深圳昇逸水療的一位按摩技師。
幾年前的昇逸水療，是深圳最高級的按摩店，那位經理對我說：「我們主力做內地客人的生意，因為香港客沒有消費力。」至於那位「689」技師，唸過了4年中醫學院，針灸、艾灸和拔罐等技術無不精通，還懂得下單執中藥，最重要的是，他從小練習武當功夫，是武當派高手，給我揼過骨的技師，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但就數他的技術最高。在昇逸之內，他也是無出其右，所以是由他當培訓老師的。
據他所言，他也泡過幾個女學生，搞過一些「潛規則」，但他只有三十多歲，未婚，月入兩、三萬元，應該也有不少女學生是心儀於他的。
這幾年沒有到昇逸去，幾個月前去了一次，找不到689，悵甚，酒店的裝修也殘舊了，但幸好仍然是沒有甚麼香港人，不太混雜，食物也可以維持以前的水準。
今天的主角，其實是股票號碼的「689」，也即是「長盈集團」，但這令我想起了往事，必須要記上這一筆。在一年前，我參加了一個股票比賽，結果我憑著一隻「宏通集團」(931)，奪得了九十多萬元的獎金。但是，在初期，一位對手持有這一隻「長盈集團」，一開始便領先，後來雖然給趕過了，但也追得好貼，我贏得有點驚險，所以我一直也留意這股票。
這股票從去年到今日，一直沒有大炒過，現正處低位，故現價是絕對抵買的。我的一位朋友手上還持有大量這股票，一直沒放，可以說他是身體力行，信心十足，當然也會不時的討論這股票，所以我對這股票是頗為有認識的。這公司的市值大約是10億元，搞的阿根廷油田卻是講緊幾十億元，說我懂得這業務，那是騙人。我的確不懂油田，但卻常常研究股票。這公司在這一年來批了兩次股，第一次批股價是0.19元，第二次則批0.228元，上周五收市則報0.21元，低於第二次的批股價。
我不能說，我對這股票有任何獨得之秘，當然更加不敢說有任何內幕消息(話知，唔通博拉咩！)，那位引來很多市場憧憬的澳門何氏家族的何敬豐，我不認識(但識他家族的其他成員)，我只能夠申報，當日前它批股時，我拿了420萬股(其實申請數目更多，但是獲配的，只有這個數目)，價格是0.228元，比現價為高，至今一股未沽。我也有叫至交好友買進，買入價大約在0.23元至0.24元之間，他們問我怎看這股票，我說：「我一股未沽，無驚過！」

http://www.am730.com.hk/column-204469

天下第一莊股票

在這一個星期，我發掘出一隻很好的股票，就是毅興行（1047）。

現時一隻殼價是3億元左右，它的市值才2億幾，居然還有業務和8位數字的盈利，市盈率10倍不到，現時股價是幾毫子（不敢寫實數字，因為發稿前還未收市），資產淨值則是個幾。這種咁抵的股票，在家陣炒到㷫烚烚的市況，已經是鳳毛麟角，幾乎再找不到了。

碰巧有一位股界朋友來電，我同他講起了這股票，他詫然說︰「這不是昔年『天下第一莊』蔡鶴雲（Victor）轟轟烈烈大炒過的股票嗎？」我哈哈大笑︰「咁就要睇吓蔡生有沒有興趣，重出（金魚）缸湖，更轟轟烈烈的炒多轉了。」

我在本欄寫得最威威的一次，就是介紹滙隆控股（8021），當時的股價是幾個仙。我認為它必定是賣殼，也許是有些讀者相信了我的猜測吧，股價升了一倍有多，升到了一毫幾。

當時我只是根據客觀資料去猜測而已，誰知在幾日前，大股東突然宣佈減持了手頭的大部份股票，也即是賣掉了控制性股權，這幾乎99%是真的賣殼了。而且，股價還不斷的上升，升到了兩毫幾，破了先前的高位。

它的股價雖然升了不少，但論市值，只是2億元，大股東賣殼價也只是0.182元，我計過數，有值博率，所以在星期一，飛撲入市，炒番一轉，贏咗1萬元。我想，在它的新買家未現出真身之前，幻想無限，都應該好有鑊氣。

那天同朋友說起梁振英為甚麼要同三位局長去北京述職，我說︰「道理很簡單啫，梁振英早已用另外一個身份，在廣州述職了一次，所以今次去北京已經沒有新嘢好講，唯有帶同三位局長，增添話題。」又講到劉夢熊，我說：「如果他換上一個香港的髮型，對他的形象和案情均有幫助！」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finance/20140121/52114461

輸入外勞決定了樓價

大家知道，我一直有留意一隻叫「毅信控股」(1246)的股票，從它招股的那時，已經在留意了，甚至自己親自下盤炒賣。
這公司做的是地基工程生意，當的是分包承建商，承建工字樁和微型樁工程。它的帳目不錯，不過，這種建築生意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不大吸引，行業太悶了，但是，對於專業投資者而言，愈是不吸引的，愈是悶的股票，也許更有投資價值。
但是我今天想說的主題，並非是「毅信控股」的投資價值，而是更高一層次的範圍，政府的政策。
毫無疑問，梁振英政府有決心建造大量樓宇，但是，他面對著三座大山，正阻礙著其大量興建房屋。
第一座大山是政治問題：反對派決心甚麼都不讓他幹，意圖悶死他。因此，梁振英所做的有關增建房屋的任何決定，都得面對反對派的阻撓，以及反對派傳媒鋪天蓋地的批評。
第二座大山是土地供應，這個大家知之甚詳，不必討論下去了。
以上的兩座大山，是眾所周知的，而我也相信，梁振英政府終於必然會解決的。
而第三座大山，則是建築業人手短缺的問題，因為沒有人手，根本不可能大量建樓，梁振英的計劃也就只有大打折扣了。
事實上，現時樓宇的建築費用，大部分是工錢，而我看梁振英政府正在打算的做法，正是準備引入外勞，而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已經正在為輸入外勞而放風了。
所以，當人們問我，樓價將會跌至哪個地步時，我會回答：「得視乎政府能不能夠引入外勞而決定，不能引進外勞，樓價跌極有個譜，一旦成功引進外勞，樓價可以是黑色午夜，深不見底。」
但是，照我對政治氣候的看法，輸入外勞的政策，應該有七成至八成的成功率。
如果成功地輸入了外勞，不但工程的數量會大量增加，而且成本也會大大的減低。
這種情況，叫做「大風吹到周地銀紙」，「毅信控股」作為地基工程的龍頭之一，如果通地銀紙都執不到，應該是抵打屁股的。但注意的是，引入外勞最快也要一至兩年才會發生，但是炒股票卻是一至兩個月的事，「毅信控股」在兩年後有大把銀紙可執，並不代表今天它的股價就會大升。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中國民主黨員 成政協很容易

昨天說起了黨員企業佔盡優勢。有一天，我問一個中國朋友﹕「我知道馬化騰的父親是共產黨幹部，可是其他的人，例如馬雲和李彥宏等，又會不會是共產黨呢？」

「共產黨也不會全部玩晒，總會有一些配額，留給其他的黨外人士，但當然是同共產黨老友鬼鬼，才可以啦。」她說﹕「據我所知，馬雲不是共產黨，但同共產黨是好朋友。李彥宏就不知了。」
馬雲與習近平非常老友
其實，馬雲同習近平非常老友，雜誌封面都有講啦，都不是新聞了。
我拍手說﹕「我明白了，這就像中國的幾個民主黨派，如果有幸生為黨員，當政協就十分容易了。因為論到黨員人數和政協位子，民主黨派遠比共產黨的比例高得多。」
她笑說﹕「答對了。」
我在《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中，指出他鎮守港督府的父親很可能是一個「愛國無間道」，沒多久之後，梁振英在網誌說起，因為內地的政爭內亂，令他的父親「鄉愁不止」，這證明了他的父親是一個愛國分子。
梁振英為何不是梁振中
日前，我去上課，一個學生對我說﹕「我看了你的書，才明白為什麼他叫做『梁振英』。」
我問﹕「願聞其詳。」
學生說﹕「正是因為他是『愛國無間道』，才更需要對英國表示效忠，所以把兒子改名叫『振英』，以示忠心。」
我恍然大悟﹕「對對對，如果他把兒子改叫『振中』，也許警方便不會派他去守港督府了！」

阿基諾存心侮辱港人，槍口齊對外別做港奸

有關菲律賓人質問題，在某一些具體的分歧上，雖然我們的立場堅定，而且有也著充份的理據，但如果從對方的立場去看，也未始全無道理，例如說，究竟事件的道歉方，應該是馬尼拉市，還是整個菲律賓呢？換言之，出頭道歉的人，究竟應該是馬尼拉市長，還是菲律賓總統呢？

在這一方面，菲律賓已經表明了立場，就是其總統阿基諾三世已經表明了堅拒道歉的態度，但是馬尼拉市長埃斯特拉達卻將會就人質事件向香港作出式的道歉。對於菲律賓政府堅拒道歉的做法，我們雖不同意，但卻至少有著部份的香港人，指出其立場是有著一定程度的根據，並非完全是無的放矢。

現在且讓我們回到當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和阿基諾三世的會面，阿基諾三世擺出了一個陣勢，讓梁振英等三人像是坐著聽候他的訓話，外交禮儀格局上，明顯低了阿基諾三世一級。我們當然可以肯定的說一句，阿基諾三世是有意作此，但如果從對方的立場去看，他是一國之總統，梁振英則只是一個國際城市的地方行政首長，對方要擺款，也實在有其立場。所以，這種令到全香港人均是氣惱萬分的佈局，究竟是外交上的「擺款」，還是有心的惡意，雖然道理是在我方，但如果用「疑點歸於被告」的角度去看，對方還是有著分辯的餘地。

可是，當阿基諾三世竟然在公開場合，真的是向香港人說出「sorry and apologize」，但理由卻不是因為人質事件，而只是因為忘記了梁振英的名字。這根本就是一種，根本就是明著的侮辱，是無論在甚麼立場，也就不過去的。或者，如果換上另一種的說法，這根本就像是小孩子的罵戰，只管賣弄口舌，盡情的侮辱對方，連外交上的基本禮節，也是完全沒有顧及了。

事實上，菲律賓態度之強硬，非但無視於香港，連中國總理李克強曾經同阿基諾三世見過面，要求過菲律賓高度重視這件事，菲律賓政府也否認了此事的存在，這種各執一辭的「羅生門」事件，在國際關係上，是很少見的。

梁振英在香港的民望很低，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有關他被阿基諾三世的直接侮辱，因忘記了他的名字而「sorry and apologize」，很多香港人因而額手稱慶。但是，我們請別忘記，阿基諾之所以侮辱梁振英，並不是因為他是「689」，也不是因為他並非民主選舉出來的行政首長，而是因為他代表了香港，要求菲律賓向人質道歉和賠償。換言之，阿基諾三世的「sorry and apologize」，針對的並非是梁振英本人，而是整體的香港人。

因此，我們對於因此事而額手稱慶的香港人，作出了最為嚴厲的責罵﹕這做做法，不啻是最為冷血的「港奸」！他們可以用最惡毒的語言，去罵梁振英，甚至是千方百計，發動群眾攻勢，拉他下台。可是，在面對菲律賓人質問題時，卻不能反了過來，因為憎恨梁振英，而站在對方的立場。如果要有一比，這好比當年的中國人因為憎恨蔣介石，因而幫著日本人說話，這就是不折不扣的漢奸了。

香港自從開埠以來，從來沒有受過這種侮辱，如果從外交的立場去看，這種嚴重的程度，已經足以讓雙方斷絕關係。所以，這也根本已經脫離了道歉和賠償的問題，因為相對來說，菲律賓人質事件只是一次誰也不願意發生的意外慘劇，但是，阿基諾三世用這種小孩子吵架才會使用的拙劣手段，用來侮辱整體的香港人，這才是真正嚴重的問題中心，而由於事關重大，那些應該如何制裁菲律賓，應不應該包括菲傭在內，又或者是菲律賓華僑得為人質事件的賠償埋單，則反而是次要討論的問題了。

空置率的用途是計算泡沬，居住環境應算人均面積

近日，香港的樓宇空置率的數字多少，成為了坊間爭拗的熱門話題之一。由於房屋問題，是梁振英政府的「重中之重」，是朝野之間、社會之上的重要政策，所以，我們必須就這個問題，作出一個切中要害的分析。

就樓宇空置率的數據，政府和民間都掌握了不同的數字，這是統計分析的問題，雙方都是做得很仔細，其分歧處，我們暫且不去置喙。然而，我們發現的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無論是政府，抑或是反對派，以至於民間學者，都是精於統計數據的分析，但卻對於房屋的基本理論，卻是一竅不通，接近了無知、反智的程度。

要知道，任何統計數據，必須經過理論的解釋，方才可以解讀到其中的含意。如果在這個社會上，人人都只是統計數據，而不通解釋數據的理論，在中國古文上，這叫做「明察秋毫之末，卻不見輿薪」。正是由於朝野之間對於房屋理論的普遍無知和反智，這也難怪在這多年來，香港的房屋政策越擰越差，終至弄到樓價天高，民無立錐之地，在這觀點看，從特首到官員，從政客到學者，均是無知誤港，責無旁貸的。

說到樓宇空置率，在房地產理論上，根本和人民的居住質責無關。因此，范國威議員用房空置率來批評政府，以至於得出「結論」﹕不應該發展東北地區，也是無知之言。

查實空置率的用途，是用來評估樓價的泡沬程度。學術界的標準是，如果空置率是在5%以下，是為之供應不足，也即是有了泡沬，在10%以上，則是供應過剩。香港的空置率，長期在5%以下，只有在2003年前後的一段時間，才出現了極短時間的稍稍超越5%，但這也只是回復正常而已。

所以，范國威議員的用空置數量來作出評論，本來就是無知之言，而且無知之處，還不止於此，因為國際計算的標準，用的是空置率，而非空置總量。大家知道，在任何的社會，除非是徵收空置稅，否則不可能達成極低的空置量，因為在一個流通的市場，空置是無法避免的。

在另一方面，政府就空置率的問題，去作出反駁，也是文不對題。因為對於市民居住質素的有效數據，不是空置率，而是人均居住面積。在人均居住面積這角度，香港是全世界先進城市之所最低，當然比不上歐美，也遠遠比不上台北和新加坡，甚至連北京、上海、深圳，就算是東京，也遠遠的領先香港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這個距離，並非是古以有之，而是在近十年來，因為香港的停頓了，而被對方大幅拋離了的。

總括而言，分析市民的居住環境，不用人均居住面積，而用空置率去計算，那是完全沒有基本知識的分析方法。

然而，人們利用錯誤的理論，去分析統計數據，豈止於人均居住面積和空置率兩項？例如說，按揭計算的是金融安全，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意義。至於供樓佔收入比率，在全世界均是佔收入的三成至四成左右，只是在美國和新加坡這些地方，人們用相同的收入比例，可以供到面積更大的房子，如此而已。當樓價在短時間急升時，供樓佔收入比例就高，長期而言，當樓價回復穩定時，就會慢慢回復到三至四成之間的數字了。

就有關房屋的統計數據分析，政府和反對派理論基礎掌握不好，造成了長時間的政策錯誤。但是，最大的責任則是落在像林本利這樣的學者的身上，因為身為學者，應該對理論基礎有著一定的掌握，才能夠發表文章，評論時局。如果只懂列舉統計數字，卻無法就統計數字作出理論性的分析，那麼，這只是一個統計處職員的工作，當不得學者的。

一個政府的所有政策的背景支持，應該是由學者作出理論性的基礎，才由此去舖排出政策，如果學者的水平不夠，那麼，這政府的政策，也就難免荒腔走板，錯誤百出了。在最後，我們必須一提的，就是我們對於林本利教授實在沒有偏見，在某程度上，也有值得欣賞的地方。因為他縱是錯得厲害，最少也肯提出意見。然而，其也沒有討論過這課題的經濟學者呢？他們究竟到了那裏去？換言之，香港的房屋問題，整個學術界都是責無旁貸的！

民望低的另類可能

因為張震遠事件，令到梁振英政府本來已很低的民望再下一城。繼麥齊光、陳茂波及林奮強之後，又來一單，這令我不期然的聯想到一件事：特區政府究竟是不是被人作了法，cursed了呢？
如果我們連前任政府的曾蔭權、許仕仁、湯顯明也計了上去，這個cursed的趨勢就更明顯了。
如果真有詛咒這回事，這咒應該是在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之後，才爆發的，而且是連續不斷的爆發出來，沒有停過。不過，自從我出版了《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之後，已經說過了，我將變成超級梁粉，所以不會再說他的壞話了。而且，我還是寫作科普作品《快樂的18條法則》的作者，應該不語怪力亂神，所以更加要閉口了。
不過，我這個人很信不過，講話完全不算數，所以，馬上又要說一樁鬼神了，不過，這次是引述友人的原文，是direct quote，與我本人無關。
這位友人說：「你知道為何這幾年來，『新鴻基地產』為何這麼黑？先是兄弟不和，繼而捲入官非？話說在2009年，環球貿易廣場(ICC)的地盤嚴重工業意外，工作平台從三十樓墜下，6名清潔工人死亡。6條冤魂，你可知道怨念何等之深，『新鴻基地產』作為業主兼僱主，當然是首當其衝了。」
「有無咁邪呀？」我問。「那有甚麼辦法解決？」我再問。
「打番場齋，做番場轟轟烈烈的大法事，希望化解到啦。」他說：「其實應該死了那6個人之後，馬上做法事，現在已經遲了。但遲做好過唔做，總之盡人事啦。」
前面說過，我不會再說梁振英的壞話，所以以下的一段，也不算是其壞話。
話說月前，梁振英被記者問到，如果啟動政改，要不要先諮詢問喬曉陽。梁的回答是：「rubbish」。
這句話當然是「rubbish」，因為這證明了記者不懂得中國政治。喬曉陽是中國政府的官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主任。但是，正如我在《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中的所言，梁振英如要詢問意見，應該是諮詢共產黨在香港的工(作)委(員會)書記，而不用詢問中央政府的意見。
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公文來、公文往的公開關係，是不應有秘密的。

《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 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的70年大戰略 (1977-2047)》─ 治港行政長官的五大條件

有一個傳說，英國的愛德華一世在1301年征服了威爾斯，為了令到威爾斯人甘心被管治，他答應了當地的人把這地方歸由一位在威爾斯出生，生下來的第一句話說威爾斯語的人，去作為威爾斯的領袖。結果呢？他把懷孕的妻子接到了威爾斯，當兒子出生後，便把「威爾斯親王」這個名號送給了兒子。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不少人提出過疑問。但是，這故事至少證明了兩件事：第一，由當地人去自治，是古以有之的慣常做法。第二，如果當政者可以「出千」，他一定會毫不猶豫的去出，不會客氣。
鄧小平不一定聽過威爾斯親王的故事，但他一定知道其中的大原則。所以，當他決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大方向之後，第一件事要做的大事，究竟是甚麼呢？
答案呼之欲出，就是馬上要找出一個在未來可以治港的「港人」出來。
因此，在那個時候，當務之急就是培養一位可以信心的、可以在未來負責治港的港人。
這位港人，或者很可能是未來的行政長官，需要具備甚麼特點呢？當然，在今日的社會，已經不再是父子相承的帝制，再來玩「落地孩兒」這一招，是行不通的。我的看法，這個未來行政長官的選擇，是根據著以下的5個條件︰
1. 他不能是傳統左派，否則會令香港人起了疑心和戒心，所以，曾鈺成並不適合。
2. 他必須有很強的「偽裝」，例如說，留學外國的背景，在外國公司工作，這會令到香港人對他失去了戒心。
3. 他必須很年輕，因為距離收回香港，還有十多年，而他不一定會當上第一屆的行政長官(這一點，下文會再述)。那即是說，他很可能在二十多年之後，才能「身登大寶」，如果太老，便不能等了。
4.這個人必須很有能力，不單有能力，而且還要香港人相信他有這個能力。所以，他不可能是二打六、茄喱啡，而必須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之中，有著公認的地位，而且是白手興家，而非藉著祖蔭，才能令人信服他的能力。
現在討論梁振英本人的條件。
1. 梁振英的父親是駐守港督府的警察，他唸警察小學、英皇書院，香港工專，是完全的香港人，沒有左派的背景。
2. 他在英國留學，在英資公司仲量行工作。
3. 他生於1954年，在1979年，才25歲，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才30歲，論年齡，正是青春年少，風華正茂。
曾經在英國留學，在英資的的梁振英，切合了以上的3大條件。
至於有能力這一點，既要年輕，又要白手興家，向公眾證明自己有能力，這實在不容易。如果在商界去找這種人，也是可以找得到的，因為在商界，不用看年資，白手興家比較容易。可是，「商人入黨」的政策，是在2001年，江澤民執掌共產黨時，才正式落實的，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共產黨人還不可能接受商人去作為直接管治的幹部。當撇除了商界之後，專業人士是唯一的選擇。
問題在於，如果梁振英還是在仲量行工作的一個小職員，他在社會上便沒有威望，香港人也不會相信他擁有這個能力，去管治香港。然而，要無中生有地，把梁振英捧上高位，令到香港人相信，他是一個青年才俊，也並非完全不可能的事，因為這是金錢能夠解決的，而所牽涉到的，正如前文的計算，只要數千萬元，就可以辦到了，而這數千萬元，也不是白白的花了出去，而是購買了仲量行的專務服務。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捧出一個梁振英，並不需要任何的現金成本，這自然也是完全不貴的事。
共產黨把梁振英捧上了高位，是施恩於他。然而，接受了共產黨的恩惠，卻反而令到它更加相信這個人，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你欠了共產黨的人情，就會更加忠心於共產黨，共產黨人的邏輯就是這樣，而下文將會說到的董建華，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我在這一段開始時，說的是一共有5大條件，但在前文，只說了4項。因為第5項比較複雜，牽涉甚廣，所以要另作討論。
這個第5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人必須是根正苗紅的左派，中共才能放心，把香港交到他的手上。反過來說，如果這個人，只是一個外圍的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共產黨能不能放心把香港，放在一個港人的手上呢？這正如當年的愛德華一世，如果不是把親生子放在威爾斯，他會不會讓一個威爾斯人去統治威爾斯呢？

水貨合情限制奶粉無理，中港矛盾牽涉生存空 間

內地人在香港搶購商品，已經不是新聞了，從名牌時裝手袋，到參茸海味，以至於副食品，都是內地遊客搶購之列，如果從商機和做生意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況且，其他地區的人喜愛香港零售業所出售的商品，即是代表了他們對香港的質素保證，這非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也代表了香港的競爭力，這自然也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然而，正如我們在年來多篇社評中討論過，內地人的大量來港消費，如果香港有足夠的配套去承受，這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然而，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基建配套去承受這大量的遊客，那就變成了遊客和香港人一起在搶奪有限的資源，好事就登時變成了壞事，本來已經存在的中港矛盾也迅速深化劇化，令到港人對內地人的反感急劇升級，自然也是極度有損中港關係的。而這個深層次矛盾隨著搶購奶粉事件，因而更進一步，把中港矛盾變得更為白熱化。
今日因「自由行」而引發的中港矛盾，是在2003年，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討這政策時，已經埋伏了。當時，內地官員問過梁振英：「中央不是不願撐香港，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門一打開是關不上的。日後那麼多內地遊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問題，香港承受得了嗎？」梁振英的回答是：「這些顧慮我們早就思考過了，既然中央支持開放自由行，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我們對香港的警察、海關、入境處的工作都有信心。」然而，當時誰也想不到，問題並非出自警察、海關、入境處的身上，而是出自酒店、零售空間、交通等等的配售不足，令到香港人和內地人一同去搶奪這些有限的資源，因而釀生了今日的惡果。
除了梁振英之外，另外一個應該負上更大責任的人，是曾蔭權。我們不知道究竟曾蔭權政府收取了香港的地產商多少的好處，令到他坐視內地遊客大量來港，居然完全不管，任由「大地主」們坐擁商場，不勞而獲，暴得著自由行的最大好處。例如說，誰也看得出來，上水站應該擴建，規模得好比羅湖站，才能容納得到因自由行而來的水貨客的繁忙出入，但是貪腐的曾蔭權政府，卻放任不管，也不來建設，大量的水貨客本應為上水商戶帶來了大量的商機，卻因貪腐政府勾結地產商，變成了一場災禍。換言之，今日因「自由行」而產生的中港矛盾，責任是梁振英居次，因為他在簽約時沒有預見力，卻以曾蔭權居首，因為他的貪腐政府，甚麼都不做，直接導致了今日香港人的慘痛局面。
我們一直在說，水貨是好事，香港人就是帶水貨的專家，從日本水貨化粧品，到巴黎水貨手袋，以至於內地水貨電器、水貨手機，相比起來，香港人是水貨的老祖宗、大行家，甚至有上市公司「米蘭站」，都是專門做的水貨名牌品的生意。內地人把手提行李拖來拖去，一天走上幾轉，只是賺些雞毛蒜皮的小利，那是小兒科而已。將心比心，用鏡子照照自己，如果香港人因而要趕絕水貨，那是怎也說不通的，然而，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內地人的在港搶購水貨，是侵犯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而內地人的搶購奶粉，是同香港的小孩子競爭食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關於上水站的問題，最佳的解決方法是，把上水站搬遷，另建一個比羅湖商業城更為龐大的購物中心，再另加酒店，以及交通運輸中心，直通香港的各個要津，這是三年五載之後的事，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今天便要開始規劃了。至於奶粉的問題，我們早已說過，最佳的方法就是政府效法加拿大，免費向嬰孩派送奶粉，既可解決了眼前的問題，也可以鼓勵生育，亦可幫助到低下階層。
如果論到合理性，奶粉是嬰兒生命之所繫，如果供應出現了短缺，當然要採取配給的辦法。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現時短缺的，並非所有的奶粉，而只是某幾隻牌子的奶粉，而現時我們也知道了，所有牌子的奶粉，不管是短缺的，還是供應充裕的，其成份都差不多，都足夠嬰兒的生活所需。從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香港的奶粉所謂「短缺」的現象，並沒有影響到本港嬰兒的生存，因為受到影響的只是幾隻熱門牌子而已。
所以，第一，現時香港政府的限制走水貨奶粉的措施，是過猶不及，在實質上，並無此需要。而民建聯提出的解決辦法，一日限走四次，也是並沒有這個必要。第二，就算真的是奶粉短缺了，從打擊水貨的層面去做事，也是錯誤的做法。因為香港是個自由港，帶水貨無罪，這種做法並不合理。相對來說，採用配給制度，嬰兒只消登記，便可確保奶粉的供應，這做法雖然擾民，但卻比較合理和公道。
無論如何，今日的中港矛盾牽涉到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已令到香港人因而變得極度敏感，一些小事件小矛盾，往往小事化大，因而激化成軒然大波，奶粉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而由於香港人的漸趨激進，甚至連深圳政府也給惹怒了，先前已試過了加緊截查香港的水貨客，現在又打算取消非深圳原居民的一簽多行，這種報復行動，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也許更會進一步的激發中港矛盾，這肯定是中央政府所不樂於見到的。

《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的前因後果 中國共產黨收回香港的大戰略 (1997-2047)》 序 (節錄)

我出生於香港，從小愛讀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文化、觀察和思考中國問題，後來，移民了加拿大，又回流到香港。可以這樣說，我在籍貫上是香港人，在文化認同上是中國人，在身份上是加拿大人。如果用另一個方式去表達，也可以說，我在情感上是香港人，在高級思考和知識研究方面是中國人，在理智上則是加拿大人。

為甚麼說，我在高級思考和知識研究方面是中國人呢？因為我閱讀和研究興趣，偏向於中國方面，如果要讓我來挑，我寧願去撰寫和詮釋「楚漢相爭」的故事，也不願意去寫有關香港的歷史。之所以會有本書的出現，純粹是一個偶然。

話說我由於工作關係，每天得寫上一篇政治經濟評論，累積下來，也就得到了有關梁振英和香港問題的一堆想法。有一天，「經濟日報網站」的編輯小姐追稿，要求我寫一些關於政治的評論，我便來一個「廢物利用」，準備把這些曾經寫過出來，仍在腦中堆積著的資訊，來一個整理，寫一篇總論，以填稿債。然後在一個星期六，洋洋洒洒，寫了一萬六千字，便交稿了。
由於這是一篇一萬六千字的長文，不想只刊一次，這未免太浪費了。於是我決定「循環再用」，徵得編輯小姐的首肯，便要在本人的臉書中刊登出來。
在此文再次現世之前，我循例作出最後的修訂，誰知一修之下，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第一，是發現了它的一萬六千字原始版本中，有著不少的事實錯誤和推論錯誤，當然是當日行文太快，沒暇去查證的緣故。雖然這些均是小錯小誤，並無礙於結論的宏旨，可是，小錯小誤兜口兜面的撲將過來，不免礙眼，也就非改不可。

第二，經過坐下來思考、找資料、再推理，重新寫作之後，多出了數倍的內容，比諸原來的版本，無論是在資料方面、在推理方面、在前後呼應方面，都強化了何止十倍。唯一不變的，是其結論，但是相比之下，原來的一萬六千字，不過是一篇大綱，而這本書，才是完全版。
為甚麼說，我在理智上，是加拿大人呢？
我在加拿大的日子，每天悶得發慌。無論在社會制度上，在國民質素上，在生活環境上，這都是個天堂似的國家，但也許我的本質是個魔鬼，所以對於天堂，我是一點好感也沒有，所以才有回流香港之舉。可是，移民加拿大，是我本人的抉擇，而我亦在入藉時宣誓過，我是加拿大人，必須效忠於加拿大。這既然是我的決定，我便必須為這決定負責，所以說，我在理智上，是加拿大人。

身為加拿大人，研究香港歷史，應該採用甚麼角度，從那一個方向去撰寫呢？
我採用的方式，就是一個學術性的、科學性的角度。換句話說，我只能超越黨派、情感和個人喜好，用科學的角度，去閱讀和詮釋香港的歷史故事。換言之，我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將嚴守政治中立，有如動物學家去研究一頭老虎獵殺一頭野牛，可能動物學家的心中，不排除會偏向於老虎，或野牛，但是，他的研究報告，只能是科學的，決不能夠把他在感情上的偏好透露出來。

雞飛狗走沽新濠

我在《爽報》和《蘋果日報》都推介過新濠國際(200)，結果我卻在過年前全數沽出了。由於先前的推介太過給力，所以我必須向讀者說明沽出的原因。 
這股票本來的目標價是20元，但是，看它的走勢，進兩步、退一步，一般來說，股票早段的升幅較大，末段的升幅較小，如果照這個速度來看，升到年底，都升不到目標價。 
這證明了，線人所言的目標價，多半是老點。有人說，濠賭股的震倉是短暫的，通常震倉之後，又會升破以前的高位。但是這種說法似乎忘記了，震倉雖然短暫，但也不是短到只震一天，咁少貨仔，最少都震返三幾個月?，家陣股票已經咁高位了，只要稍震一震，風吹草動，大家都雞飛狗走啦！ 
廉署不可能公器私用 
我在「爽組合」沽出新濠國際的同日，無獨有偶，「線人A」陳承龍也沽出了這股票，真的是雞飛狗走，我是雞，他是狗，汪汪汪。 
有關特首梁振英有沒有動用廉署去整治劉夢熊的事，有一位民主派的議員告訴我，在今日的廉政公署之內，有中共特務，有美國特務，也有英國特務，大家互相監視，所以不管是政府的哪位高層，就算是廉政專員本人，都不可能把廉署這個公器去私用。他的說法是：「警察部還有一點點的可能，廉署絕對不可以。」 
再者，今日的廉署已經養成了一種肅貪的文化，而且已變成了使命，這位議員的說法是：「好似當貪汙者是殺父仇人，有時我都覺得太過份，手法甚至對人不對事。」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直至今日為止，廉署仍然是公正的，以後就不敢包了。 
又：這位議員是民主派人士，又是我的好朋友，絕對經得過品格審查，我對他說的話，百分百相信。 

無痛的改善居住環境是不可能的

梁振英上任行政長官7個月了，但是其稱為「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仍然是全未解決，而社會上有關房屋問題的討論，依然是議論紛紛，例莫衷一是。例如說，在昨天，協主席鄔滿海表示，暫時不會重推夾屋，而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則反而擔心，當數年後樓宇供應量增加，而實質利率回升之後，會重蹈「八萬五」的覆轍。

坦白說，樓價在短期的繼續攀升，以及在長期的下跌風險，的確是同時存在的。然而，很不幸地，正如我們常用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來作出喻，短期的樓價上升，並不存在有效的解決方法，至於遠期的樓價下跌風險，我們曾經用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來作比喻，亦是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法。

香港今日的人均居住面積是12.6平米，上海是18米，深圳是29米，新加坡是27米，更不用說台灣、美國這些大地方了。而由於香港在未來幾年，建築量還是偏低，這個數字還將會拉闊下去。如果我們要開始追上去，要在5年之後，才有機會拉平，但由於差距太大，今日的相差已是五成至一倍多，人家也不是站著不動，如果我們要在二三十年間，把差距追上去，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任務，就是在有生之年，也不一定做得到。

以上是企圖說明，要增加房屋，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是多麼困難的事，可謂是任重而道遠，始於足下的，是千里之行。

或許，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理性的推斷，就是一句很令人洩氣的話﹕以香港的這個環境，並沒有無痛的改善居住環境方法。

由於曾蔭權七年的官商勾結，造成了房屋的停擺，而且在他的治下，還加強了許許多多的架床疊屋的關卡，令到政府從造地到建樓，其所需的時間也大大的延長了，這令到香港的建屋狀況大約停擺了十年左右。如果同其地的地方相比，則落後了接近二十年。

由於落後的情況實在太過嚴重，如果我們要仿傚德國模式，每年樓價緩慢下跌1%，嚴格控制樓價，那也不是不可能，只要控制拱應量，就可以了。但是這樣一來，供應量就會繼續短缺，市民難以改善到居住環境。

換言之，如果政府像梁錦松般，很關心樓價的升跌，是絕對可以的，不過，市民要改善居住環境，那就不可能了。如果我們要追到上海、深圳等地的居住面積，相信就是等到700萬人口大部份都死亡了的那天，都不能追得上，更說是新加坡了。

曾蔭權的房屋政策，如果從壞的一方面看，就是官商勾結，令到房價飛天，如果從好的一方面看，就是金融穩定至上，以樓價穩定為先，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則放在最低的優先次序。

我們在討論時政時，必須認清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就是「針無兩頭利」。如果我們希望樓價保持穩定，那麼，就只能以龜速來改善居住環境，說不定樓價還會突然急升上去。如果我們希望改善居住環境，那就不能管及樓價的升跌了。打個比方，你喜歡住在一間一千呎的屋子，但只值一千萬，還是喜歡擁有一間價值二千萬，但只有五百呎的屋子？你是喜歡紙上的富貴，自我感覺良，還是喜歡實質上的享受？ 究竟我們要走的是那一條路，決定的，並非是政府，而是市民。但是政府必須讓市民知道，「針無兩頭利」這條大原則，而無論是政府、政客、論政者，往往看的是短期的效果，同時用專業術語來故意誤導公眾，令到市民有了錯誤和不實際的期望，這些不切實際的期望反過來又誤導了政府的施政，造成了惡性循環，這才是不可以原諒的。

CY與夢熊，嫖客與毒雞

對於CY和夢熊的故事，陶傑在《爽報》的社論作出這個形容﹕「正如上酒家，你只叫了一籠蝦餃、一碟腸粉、一碟油菜，但夥計大意，誤送上鄰桌的一條星斑。凡有廉恥的公民，都會婉言提醒是奉錯菜，而不是左看右望一番，心想『今次發啦』，一家大小將清蒸星斑食光，後來酒家發現有錯，賬單加錢，這一家刁小，嘴角叼根牙籤，印印腳笑罵：『條星斑我冇叫，你自己送上來，我以為係免費，點解要我畀錢？』」
至於某位立法會議員，在一個私人飯局時，則作出了另一個更虐而謔的比喻﹕這不過是「叫雞唔畀錢」而已。

我聽聞某人轉述了這說法，馬上致電該位議員，作出了如下的補充﹕
當日夢熊主動投身，幫忙CY，有如送雞上門，看似是飛來一雞，雖是老醜，勝在就手，誰知黑金飯局一役，令到CY英名盡喪，民望反而插水多個百分點。這好比妓是嫖了，但卻發現了該位妓女正在生著花柳病，惹到客人一周潰爛，原來是一隻毒雞，喂，點畀錢呀？如果用陶傑才子的比喻，則是該條清蒸星斑在吃光光之後，客人上吐下瀉，食物中毒，在這個情況之下，客人應該付賬嗎？

該議員聽了之後，大笑不止，我說，還有下集﹕
從以上的情節，好像是生花柳者不對，翹起了客人，免費送都食唔過。可是，這情況如要配在麥齊光、陳茂波、林奮強這些好眉好貌的人的身上，的確是飛來橫禍，避無可避。可是假如有一隻雞，已經是臭名遠播，深水埗公園的阿伯無人不識，進房後一脫褲子，更是臭不可聞，如此的一隻毒雞，只有色迷心竅的男人，才會不聞其臭，硬挺而入，結果不出所料，非但惹上了花柳病，還慘遭該毒雞趙完而唱，唱他叫雞唔畀錢。

故事再說下去，還有曲折﹕嫖妓之客人居然是個警司，知法犯法，也是罪大惡極。最耐人尋味的是，這位警司的手下的其中一條「添」就是掃黃組，居然還把該毒雞拉進了差館。警司雖說手下的掃黃組獨立運作，與己無關，可是毒雞又怎能相信？毒雞走投無路，唯有玉石俱焚，控訴警司暗中嫖妓，而且還唔畀錢。

這樣的一個奇情故事，究竟誰錯誰對？生花柳病，傳染了客人，還要惡極追數，當然是罪無可恕。但是那位警司有眼無珠，有鼻無孔，明明知道是毒雞在前，生人勿近，還要貪就手而吃下去，也是愚不可及，蠢無可綰。
這故事教訓我們﹕
1. 送上門的雞不要吃，太就手的便宜莫能貪。
2. 嫖妓前要先聽口碑，名聲太差的妓別要嫖。
3. 一雞生病，就像生了禽流感，禍及了整個雞竇。中央政府就算是立刻將之「搣柴」，也已經沾污了整個政協的名聲。今後雞農選雞，能不慎哉？

梁振英不用劉夢熊是做對了唯一的事

在去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時，劉夢熊曾經是頭號梁振英支持者，為後者盡心仆命地去打贏了選戰，日前突然轉過頭來，大肆攻擊梁振英，真的是世事如棋，真實的事件永遠比虛構的故事更令人意想不到。

劉夢熊對梁振英的指控，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方面批評梁的施政不佳，無論在維護「一國兩制」的意識形態，抑或是實質的政策執行，都是「變」不了甚麼出樣，黔驢技窮。第二方面是梁振英在選舉前後，曾經對他提出過政治酬庸，其中先是包括了招攬他進入行政會議，以及後來的推薦他成為政協常委。但結果是，這兩者皆彈了票。第三方面是梁的僭建問題，其中涉及的「兩個專業人士、一個律師」，全是子虛鳥有，其人並不存在。至於劉夢熊說的，梁振英認為和泛民的關係是「敵我矛盾」，則只能說是一項描述(姑不論這描述是真是偽)，嚴格說來，卻不能算是一個攻擊，因為梁和泛民本來就是不和，而泛民甚至一心要拉他下台，兩者既非為「友」，究竟是不是「敵」，又有何關大雅呢？

對於梁振英的施政問題，劉夢熊的批評有的是對，有的是不對，有的是雞蛋裏挑骨頭，但觀點人人不同，言論大可自由，然而梁振英對劉夢熊的酬庸承諾彈票，卻是頗堪玩味的事。

我們姑且假設一個問題，就是梁振英真的遵守信諾，把劉夢熊推到了行政會議裏去，這對於香港，會不會是一件好事？又或者說，這一次梁振英雖然是寫了推薦劉夢熊入政協常委的信件，但卻是寫得不情不願，也不是唯一推薦，如果事情反了過來，梁振英不單唯一推薦了劉夢熊，而且劉真的當上了政協常委，這又會不會是國家之福呢？中國人願不願意、希不希望有這麼的一位政協常委呢？

從劉夢熊的所作所為來看，很明顯地，我們知道，香港人並不會願意由他去當行政會議成員，中國人也不會願意由他去當政協常委。而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梁振英找他去幫忙，作為助選，也許是做錯了，可是，梁振英的承諾彈票，反口不認數，卻是做對了。反過來說，作為行政長官的助選人，應該是為著共同的政治理念，而去助選，要求酬庸，已經是不對的事，如果把不對的事還要理曲氣壯地大聲訴說出來，那就是不要臉了。

以上是從正途的方法，大義凜然地去看政治酬庸，證明這是沒道理的。如果換個較為「黑暗」的角度，從現實政治的角度，或者從人情的角度去看呢？當日劉夢熊沾上了江湖人物的密室談判，非但沒有成事，反倒給梁振英添了不少麻煩，如果犯了這個大錯，也可以得到政治酬庸，這可未免太過說不過去了吧。再說，行政會議成員需要經過嚴格的品格審查，有「黑熊」之稱的劉夢熊，光明正大地沾上了黑人物，就是梁振英有心，恐怕也是無力把他引進行政會議。至於推薦一位政協常委，只怕也非梁振英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至於梁振英在僭建問題所說的謊言，當然並非新聞。然而，劉夢熊聲稱，這個謊言涉及了張震遠，而據張震遠的所言，涉及的三人其中一人死了，而另外兩人卻皆有名有姓。張震遠固然做過不少錯事，但是在政界，名聲一向不錯，如果比較他和夢熊之間，兩者誰更可信，相信絕大部份的人，都會認為是張，而非劉夢熊。同樣道理，「敵我矛盾」之說，其「證人」是李君豪，李君豪的品格，在政界，在金融界，都是有口皆碑，而李君豪非但出來，否認了此事，還拉了同場五對夫婦中的兩位，作為人證，其說話的分量，顯然也比劉夢熊可信得多。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當選行政長官，的確可能有著太多不對頭的事，而他的誠信已破產或接近破產邊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他至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沒有任用到劉夢熊。而劉夢熊以正遭廉署拘捕的嫌疑之身，作出動機令人噁心、內容不盡不實的言論，企圖當一個攬住梁振英死的人肉炸彈，市民不妨憎厭梁振英、也不妨拉梁振英下台，可是要採信一個「不誠實證人」的口供，那就是太不智了。
最後，我們提醒一句，事實已經證明了，劉夢熊這個人，並不適宜沾身。梁振英利用了他，結果就是沾滿了一身髒物，泛民如果要利用劉夢熊的言論，來作為打擊梁振英的工具，甚至要召劉夢熊去立法會，恐怕也將會是弄巧反拙。這個人，只能作為一場鬧劇，如果企圖利用他，恐怕反會沾上一身的麻煩！

中央不能撒換行政長官，港獨問題兩皆視而不見

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期間，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就香港問題發表了意見，而在他的講話之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中央政府認同梁振英的管治，所以不會撒換行政長官。第二點，港獨損害中國的主權，而且在香港也沒有市場。而我們在今天，正是想討論這兩個議題。

有關第一點，就梁振英上任以來的施政，我們大致上是認同的。他所做的所有作為，有的是對的，有的是錯的，但是可以看得出，他是在切切實實，盡心盡力的去為港人去謀福祉。他推出的政策，有的是好的，有的不那麼完美，甚至遭到部份人的反對，但至少他能夠從善如流，而且，他也沒有做過損害港人利益，或是偏幫富豪權貴的政策，就算是有爭議性的政策，例如龍尾灘的舖設沙灘，啟德的加建住宅樓宇，其用心也只是為市民的福利著想而已。他任用的班子當中，有的鬧出了醜聞，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至少沒有任人唯親，甚至沒有像先前人們所擔心的，大量引入親中人士，具爭議性的林瑞麟、劉夢熊等人，也並沒有走進梁班子，反而是引入了傾向民主的陸恭惠。

也許，梁振英的確是傳聞中的，並不是好人，但是，我們評價一位政治人物，唯一的方式，就是聽其言、觀其行，所以，直至這一刻為止，我們仍然大致上認同梁振英的施政，並且支持他的施政。

然而，我們認同梁振英、支持梁振英，並不代表也同意李剛的說法。

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永遠一定認同行政長官的管治，這才叫做「政治正確」。要知道，行政長官是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地方首長，基於「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之下，中央政府不可能就其施政指點批評，否則便是破壞了「一國兩制」。所以，在董建華政府的年代，就算是其施政令到五十萬人出來大遊行，中央政府的官方態度也只能讚揚他，支持他，直至董建華宣佈「腳痛」下台之前，中央政府的支持態度依然如此。

從體制來說，行政長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在政治體制來看，任命權和罷免權是兩回事，擁有任命權不等於擁有罷免權，例如說，在司法獨立的制度之下，行政機關的首腦往往有任命大法官的權力，但卻不能罷免大法官。當年董建華下台的理由是「腳痛」，自己呈辭，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去「炒魷魚」。儘管人人心知肚明，董建華是受了壓力而下台，但是，這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作為代表中央政府的中聯辦大員，是不能把這種地下政治的行為宣之於口的。

所以，我們認為，身為中聯辦大員，不管是會，還是不會撒換行政長官，都不能宣之於口。因為在體制上，行政長官是由一千二百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政府任命。無論他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都是「一國兩制」的問題，中央政府不應插手。心照不宣，在暗地裏動手動腳，那是另一回事，但卻決不能在公開說話中說出來，這就是破壞了「一國兩制」。所以我們認為，昨天李剛有關這部份的發言，是失言了。

第二點，關於港獨問題，毫無疑問的，港獨是損害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但是說港獨沒有市場，那卻是不符合現實的。

我們曾經在日前的社論指出，港獨的確是存在的。當然了，明正言順、大張旗鼓的港獨運動，暫時還未見到，但是，香港自治運動，已經絕對是某程度上的港獨運動了。正如我們說過，獨立運動並非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去達成的，而通常來說，自治就是獨立的第一步。例如說，科索沃經過了多年的鬥爭之後，自治政府在１９９９年成立，而在２００８年，它便公投獨立了。伊拉克的庫爾德族在１９７５年成立了三個自治省，到今天，已經相等於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了，只視乎它在甚麼時候宣佈獨立而已。

所以，這些港獨分子說他們搞的「港人自治」，只是自治，而不是獨立，也是一種「語言偽術」，是騙人的。

至於說，港獨有沒有市場，這句話就有點兒差堪玩味了。
從語理上看，能不能成功，與有沒有市場，是完全不同的兩句話。我們同意，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在暫時可見的未來，港獨是不可能成功的。至於它有沒有市場，那就得看說的是多大的「市場」了。如果說，有超過一半的香港人，都支持港獨，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說，如果有幾個巴仙，或者是十來個巴仙的香港市民，支持港獨，或者是支持變相港獨的「自治」，那卻是很有可能的。民主派人士認為，那些揮舞龍獅旗，口中大叫「香港獨立」的年輕人，只是口中說說，並非真幹，這是公然說謊。如果大叫口號，揮動旗幟，還不算支持港獨，照這種邏輯去推論﹕那麼，當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聚集的數萬人，莫不成只是口中說說，並非真的在反國教？

我們看到的是，港獨的確是大有市場，而且是有蔓延得很快的趨勢。但是，中聯辦的副主任卻視而不見，認為「沒有市場」，而民主派的人則堅拒不認，認為這不算是港獨。這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竟然異口同聲，都否認這一個鐵一般的事實。莫非，在今日的香港，已經到達了「國王的新衣」的情況，無論是建制派，抑或是反對派，沒有人敢說出事實來？而我們的看法是﹕意見大可自由，但是事實，而且是人人能夠看見的事實，是不容抹煞的，所以我們也得效法「國王的新衣」的那個小孩，把事實說出來，而在香港的所有傳媒當中，我們應該是唯一的一個了！

中港融合的困難，不在經濟在人口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在立法會中的發言，其內容從香港政經的內外形勢，以至於貧富懸殊問題、保育問題、房屋問題、政制發展問題，已經是相等於一份施政報告。如要一一詳細評述，並非一篇短短的社論所能概述。因此，我們選擇了其昨天發言中的一個題目﹕香港和內地的關係，以作為今天討論的主題。

為甚麼在行政長官的長篇發言當中，我們獨獨選擇這一個題目，來作為發揮的主題呢？因為在行政長官的發言內容當中，有關貧富懸殊、政府和市場、發展和保育，以至於房屋建設，都是技術性的，甚至是科學性的問題，無論是行政當局，還是立法議會，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和理念，只是就具體行動的意見不同，而這些意見是可以經從理性的討論、科學的和數據上分析，因而達到社會上的共識，以整個社會的最大公因數去作出實行。然而，有關中港關係的討論，卻是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也是建制派和反對派的最大矛盾所在，而內地和港人的意識形態矛盾之激烈，甚至已到達了不講道理地互相謾罵的程度。因此，在今日的政治經濟局面當中，最棘手的深層次問題，就是中港關係問題，而很明顯，梁振英也深深明白這個道理，因此，其首席智囊之一，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在梁的發言之前，已經在其個人專訪中，為中港融合作出解畫，為梁振英在昨天的言論護航。

有關中港融合的問題，我們在日前的社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了。首先，在中央政府的方面，它企圖逐步收回香港的決心和部署，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但是由於距離「五十年不變」的到期日，還有35年，所以它也不會急著來，推斷它將會用上一二十年的時間，在政治經濟兩方面，慢慢融合香港。

另一方面，我們亦已說過，反對派企圖淡化中國經濟對香港的影響力，是為了政治立場，欺騙港人的謊言。第一個謊言是香港倚賴中國，反過來說，中國也倚賴香港，兩者是唇齒相依的關係。更有甚者，甚至有人認為，如果沒有香港這條「出路」，中國的貪官該往何處？但事實是，香港只佔中國經濟的幾個巴仙，論到數字，甚至遠遠不如日本，如果中國連日本也可以杯葛，香港的經濟有何能力說成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相反，中國卻是香港經濟的命脈，如果香港沒有了中國，我們的經濟將是災難性的打擊。第二個謊言是有關旅遊業，說自由行只佔了香港的G.D.P.的5%，所以並不重要，云云。但是首先，G.D.P.是有乘數效應的，如果喪失了自由行的5%收入，有關行業的人的收入減少了，也會連鎖反應地減少了香港人的本土消費，所以這5%的影響力可能是10%、15%，甚至是20%。再者，香港其他的95%的G.D.P.一部份是金融、一部份是地產、一部份是塘水滾塘魚的本地消費，而自由行的5%，則是聘請了大量本土工人的消費零售業，也是大量中小型企業的命脈，而且更是外來的「生水」，其重要性絕非是表面上的5%的G.D.P.可比。激進反對派故意矮化了中國經濟對於香港的重要性，是反智的、民粹的，也製造出不少誤導性和愚民性的言論。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對香港經濟至關重大，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是一個大前題，如果連客觀的事實也?煞了，其餘的理性討論，也就不用談下去了。

理性的事實是﹕中港融合，在經濟上，在貿易上，都是沒有問題的，反對者都是沒有理據的。可是，問題在於，中港的融合問題，真正的關鍵所在，不是在經濟，而是在人口。換言之，貨物來往、金錢來往，都是好的融合，絕對不應該反對，可是現在的問題卻是在於，人的融合。

事實上，香港人反對的和恐懼的，主要並非是經濟上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而梁振英昨天提出了香港人在內地的工作、經商、旅遊和生活，這是文不對題，因為香港人一直慣了在內地來去自如，這並非香港人關心的問題，因為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是希望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也不變的。但是對於內地人來港，他們本應是沒有這個權利來港。在以前，來香港，不論是工作、還是經商、以及旅遊，都不過是一小撮特權分子的特權，但是自從自由行以來，不停擴大內地人來港的權利，令到大量本來沒資格來港的內地人，變成了自由進出，這就刺激到了香港人的神經。

換言之，所謂的中港融合的問題，經過抽絲剝繭的分析之後，已經窄化到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是內地人進入香港的權利問題。其中有一部份是合法的移民，例如內地菁英來唸書、打工，但是會同香港的青年爭奪政經的資源和上位機會，內地的家庭團聚新移民，會造成社會福利的壓力，雙非孕婦是企圖以非法手段，去把子女變成香港的居民，自由行扯緊了香港人的住屋、購物、社會環境，冒犯了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總括而言，中港融合，並不在於經濟，而在於人口！

要赤化，還是要受苦？香港的兩難

早在「國民教育」時，我們已經分析過，這是一場權力鬥爭，是反對派和中央政府對著幹的漫長鬥爭的一部份，當「國民教育」過去後，下一場鬥爭馬上就會到來。果然，話猶未了，「發展新界東北」的爭議馬上又發生了。在今天，我們打算把這場權力鬥爭的來龍去脈，赤裸裸的在大家的眼前去加以分析。

一切都是源於「一國兩制」，香港回歸，英國人走後，留下了一大堆的權力真空。《基本法》把很多的權力都定義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權力，是無法定義的。反對派的想法，是英國人既然走了，除了外交和軍事之外，所有的香港事務，當然歸有香港人所擁有。但是在中國方面，則認為在回歸後的香港，其自由度和自主度已經比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好上太多，所以香港人不應苛求。

以上是表面上的看法，雖然沒錯，但卻不夠深入。

在政治的世界，權力的分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它不是像法律界的人腦中所想的，單憑一紙法律文件，便可以解決的。1789年，《美國憲法》生效，但是在72年後，美國得打上一場為時4年的內戰，才能決定它的權力分配。這是因為《美國憲法》不可靠嗎？不，同一部的《美國憲法》，到今天依然有效。在1789年的《美國憲法》不能生效，在1865年後的《美國憲法》卻是有效，皆因它打了一場維持4年的內戰，之後，權力的分佈便無異議了。

在中國的傳統，一向有「得位者正」的說法。一個政權的天下是用戰爭打回來的，權力比較穩固，如果是和平轉移的，反而是不穩定的。香港在經過英國人150年的殖民地管治之下，和平地交回中國的手上。從政治的角度上看，先天性就是不穩定的。

再者，在現實政治上，也很難有完全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回事。香港是一個戰略性的城市，蘊藏著強大的政治潛力和經濟實力，是各方都在垂涎的流奶與蜜之地，也是中美爭鬥的前哨站。如果中央政府完全不理香港的內政，後果不會是「港人治港」，而是英國的勢力不會走，美國的力量走進來，香港變成了英美共治城市。且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眾所周知，美國一直有運用政治影響力和財力，左右香港的政界，這是在中央政府大力干預之下，猶然如此猖獗，如果中央政府放任不管，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據小道消息所傳，中央政府的大戰略，是把香港放任10年，待得回歸10年之後，便開始部署「收回香港」的大計。這個小道消息的真實性存疑，但看近年來中央政府就香港政治的部署，這個小道消息有一定程度的真實性。

如果看中央政府部署的「手影」，可以看到首先是比唐英年更為親中的梁振英上任了行政長官，這幾年來的大量種票，令到建制派在立法會的直選議席數目堪堪與反對派打了個平手，如果連民主派的「疑似內鬼」也計算在內，建制派已佔了大多數。一連串的司法訴訟，把在香港盤根錯節二十年的地產霸權集團摧毀了一半，再加上大量內地背景的金融菁英在中環身居高職，在香港的大學唸書的內地高材生畢業後出來，已從初級職位打拼至中層管理……如果再過10年，香港將會變成怎樣？

從政治的角度看，說「五十年不變」，然後五十年後收回香港，這只是憑空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現實。現實是，如果要在三十五年後收回香港，取消「一國兩制」，今天中國政府便要部署。反之，如果中央政府放任不理，來個100%的「港人治港」，結果將會是，在35年後，香港可能在名義上還是中國的一份子，但是在實際上，則是由英國和美國扶持下的傀儡政權，就像是2008年前的科索沃，表面上仍然是塞爾維亞的一部份，但實質上已經獨立了。

這當然是中國所不能容忍的事。所以，中國的處境是﹕要麼部署收回香港，暗地裏破壞「一國兩制」，要麼失去香港。它當然選擇後者。

因此，反對派的反對香港「赤化」，這說法是有根據的。事實是﹕這15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給擠壓得越來越小，這就是香港逐步「赤化」之時的結果。

然而，這個對立最棘手的一面在於，由於中國大、香港小，而且中國的經濟正在急速發展，香港的經濟發展和商機，全在北面。如果我們拒絕「赤化」，後果就是經濟上的損失。反對派拒絕承認這個現實，卻編造了種種理由，去把這拒絕合理化，例如說，中國對香港的經濟貢獻很少，而且只有富人得益，也造成了本地的貧富懸殊，破壞了本地居民的生活安寧，諸如此類。這些理由不無是理，但是這些是理就有如六十多年前共產黨上台前批評當時的國民黨政策﹕批評是對的，但解決方法卻錯了，因為共產主義比國民黨的政策更壞。同樣道理，中港經濟有著一百萬樣的壞處，是事實，但是如果沒有中港經濟融合，情況將會更壞上一百倍。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赤化」行動，步步進迫，一直穩佔著先手，而且勝負差距日漸擴大。它並不急於求成，因為還有35年的路好走，不妨穩紥穩打，一步一步的來。而由於反對派的路越走越窄，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更是時不我予，只有訴諸激烈的抗爭行動，希望打出一條血路。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就是拒絕同現政權合作，希望藉著接二連三的社會運動，去推翻現政權，扭轉「赤化」的趨勢。

這未始是完全沒有機會的抗爭，只須梁振英政府犯上一次大錯，便是反對派反敗為勝的良機。而看董建華和曾蔭權兩朝政府的表現，梁振英政府也再犯錯的機會率是頗為不少的。如果反對派可以不停的癱瘓政府，令到政府無法正常運作，甚至是製造出某程度的暴動和社會不安，那就很可能令到中央政府屈服，同意修改《基本法》，讓港人享有更大的自主權了。這當然也是讓香港脫離中央控制的第一步。

總結而言，中央政府正在部署逐步收回香港，也即是反對派所稱的「赤化」。「赤化」的後果就是把香港的政經地位和自治權逐步壓縮，在35年後，香港將會變成上海深圳一樣的直轄市。如果我們不喜歡「赤化」，不妨加入反對派，以「民主本土化」作口號，去激烈抗爭，去癱瘓現政府，而代價則是政府甚麼也不幹，經濟停頓、甚至連市民建房、改善居住環境的過程，也會變得慢不可等。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就算給反對派成功爭取了修改《基本法》，加強港人的自治權，新政府得再需要一二十年的磨合期，才能正常運作，而在這段磨合期間，香港人將會繼續受苦。

究竟香港人有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既可避免「赤化」，又可暢旺經濟、改善生活？答案是﹕沒有。生於一個國家、生於一個城市、生於一個大潮流當中，是命運。人生豈非有著無數控制不到的無奈事情？

在香港，應該是沒有一個傳媒、沒有一則評論，會如此坦白地向把這個事實說出來。這就是今日香港的政治死結之所在。

修改政策為著選舉，危機處理陸續有來

如果說，反對「國民教育」的大規模示威，其背後沒有民主派為著選票而作作出的推動力，實在令人不敢相信。也是如果說，昨天行政長官梁振英就這議題而作出的修改和退讓，雖然在他口中言之鑿鑿，絕對不去承認，但也是絕對不可以相信的。換言之，這場持之經月的大抗爭，既是教育之爭，也是意識形態之爭，亦是政治權力之爭，而雙方的取態歸根結蒂，都是為了政治，也是為了今天進行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雖然把梁振英的行為定義為政治上的退卻，在昨天宣佈的政策修改，是為了群情汹湧，不得不退，也是為了為今天的選舉降火，以利於建制派的選情。可是，我們也不因人癈事，只會客觀地看昨天的這宗事件。總括而言，如果純從政治的治術來看，可以給予滿分，也即是最高的分數。
在群情眾怒的情況底下，「國民教育」難以順利推行，是肯定的事實了。就是政府一心要強推下去，很多有背景、有實力的學校也早說明了，將會拒不執行。所以，梁振英昨天的所謂修改，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推行或是不推行，本質上就不是讓步，因為決定了不推行的學校，不管政府應許與否，也根本不會推行，只是政府的這一次修改，是把拒不執行的做法，變成了合法而已。

但是無論如何，梁振英的這個做法，已經是合情合理，而且是足夠多的讓步了。正如有些學校喜歡教《聖經》，有些學校喜歡教佛經，也有些學校喜歡教《可蘭經》，這些都是學校的自由度，所以學校也應該有自由去選擇應否去教「國民教育」，如果反對者反過來否決梁振英的這個方案，也是另一方向的鴨霸，是很不要得的行為。

正如我們在先前的社論中所言，從統治的角度來看，政府是決不能撒回「國民教育」的，因為一旦撒掉，政府便將威信全失，再也不能繼續有效管治了。所以修改而不撒回，由學校自由選擇開展不開展，應該是最好的方案，既保存了政府的面子和威信，也舒緩了反「國民教育」的緊張情緒。

事實上，正如梁振英在記者招待會的所言，「國民教育」的確不是這一屆政府的決策，而是經過了十年的醖釀和開展，在這段其間，不但經過了超過一年的諮詢期(從去年6月27日開始)，而多位民主派的議員，包括了張文光、余若薇、、陳淑莊、何俊仁、譚香文等人，都表示過支持這個科目。但正如我們一直所言，反對「國民教育」的人，從小數變成了多數，轉捩點之一是9月9日立法會的選舉，反對派以此來作為議題，轉捩點之二是那份內容極度左傾的教材，然而這份教材的外判給那位思想極左的寫手，也是曾蔭權政府的所為，與梁振英政府無關。當然，當這份教材出籠時，已是梁振英執政，因而引起軒然大波，在這方面，梁振英政府是必須負上責任的。

相信隨著政府讓步，選舉結束，學校上課，這一場2003年後未曾見過的政治大風暴，也將告一段落。而我們對於梁振英本人的危機處理應對，也是感到滿意的。為甚麼我們會特別重視梁振英本人的危機處理能力呢？因為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反對派藉著公共議題之助，衝擊政府、企圖癱瘓政府、把行政長官拖下馬來，將會陸續有來，而這一次，只不過是一場前哨戰而已。

道德反對梁振英，現實必須他留任

前天7月1日的大遊行，究竟有多少人參加，一共有三種說法﹕民陣的40萬人，警方的6.5萬人，港大研究計劃的9.8萬至11.2萬人。由於政治原因，一般來說，民陣有誇大人數的習慣，警方則有低估人數的傾向，所以港大的統計數字，向來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由於這一次的遊行人數實在太多，市民按照經驗來判斷，估計應該高於港大所統計的10萬人數字。所以合理的判斷應該是有10萬至20萬人參加，是歷來的第三高，僅次於2003年的50萬人(無異議的數字)、2004年的20萬人(民陣的數字是53萬)，卻遠遠高於去年的5萬至6萬(民陣的數字是21.8萬)。這顯然已是一個令人震驚、足以動搖政治的數字了。

一如先前9次的「七一」遊行，這一次的遊行也是有很多的訴求，例如說，打倒地產霸權、反對廿三條立法、徹查李旺陽冤案真相等等，比較小的議題如抗議警察濫權、推行全民退休保險、回購公共事業等等，也有，但是所有的議題，都指向同一方向﹕梁振英和香港政府。

毫無疑問，這一次聲勢浩大的遊行，已經重創了梁振英的聲望。他上任行政長官之位不足八小時，已遭到了如此強大的反抗，並且出現了強烈要他下台之聲，實在是始料之所不及。然而，觀乎梁振英的政綱和其勝選後的所作為，他的經濟與民生政策，根本就是民意之所繫，沒有值得非議的地方。李旺陽事件固然是悲劇，可是以行政長官的職位，是由中央政府所任命，他的噤口不言，也是情有可原。至於其為中央政府的「傀儡」之說，則自董建華、曾蔭權始，已然如此，何故獨罵梁振英一人？梁振英的「罪名」，一在於他與中方的關係太過密切，而在唐英年揭露出來的行政會議討論當中，更有梁力主鎮壓之說。這令到市民擔心他上任後會採取強硬措施，剝奪港人的自由和人權。然而，縱然如此，梁振英也是合法的、經由法定程序選舉出來的行政長官。要他下台，還是於理於法不合。

中國向來有「竊國」的說法，意即使用虛假的理由，去奪取皇帝之位。例如說，劉邦、朱元璋等人的皇位，是打回來的，所以不算，但是趙匡胤的「皇袍加身」，卻就是「竊國」了。回想當日梁振英之所以贏得了唐英年，當上了行政長官，全因為唐英年的「唐宮」僭建，令到梁振英站上了道德高地，才是他致勝的關鍵。如今梁振英竟然被發現也有僭建，這代表了，他當日的贏取行政長官之位，實在大有問題。換言之，所有的攻擊，本來都動搖不了梁振英當行政長官的合法性，唯獨僭建一項，卻是他的致命傷，因為這令他有了「竊特首」之嫌！

到了這個地步，梁振英政府在施政初期，成為了跛腳鴨，似是必然的事實。弔詭的是，人們要把梁打成跛腳鴨，理由之一是他會當中央政府的傀儡，但問題是，梁的權力越是受挫，他越是得倚靠中聯辦的幕後權力來施政。這即是說，香港市民越是反對強烈的事情，梁振英越是要去做，因為他根本別無選擇。

從道德上，我們當然不贊成梁振英的繼續擔任行政長官之位。但是從現實政治去看，無論是梁振英給打殘了，變成了跛腳鴨，抑或是他直接下台，對於香港的大局，反而是壞事。畢竟，香港經過了15年的停滯不前，其中還有曾蔭權7年的官商勾結，社會經濟狀況已經千瘡百孔，法治崩壞，如果行政長官也給鬥倒了，這個殘局相信更難以收拾。

我的政治經濟學： 只有生活，沒有投資

有人投訴說，為甚麼這個投資專欄不講投資，而儘是胡說八道一些風花雪月呢？答曰﹕「欄名不是早說了，投資就是生活嗎？現時我的生活只有享樂，沒有投資，那又怎能說投資呢？」

是的，在這一年來，我最精明的一宗投資，就是完全放棄了投資。而我最後悔的事，就是放棄得太遲了，如果再早一年棄牌，將會省下更多的錢。

看這股市，不排除個別股份短炒一轉，但是這格局像極了二○○二年。股市最惡劣的日子，我稱為「禁室培慾」，即是已經放棄了反抗，被虐變成了正常的生活，對這事已漠不關心了。當大家還在關心股市時，意即「禁室培慾」還未完結，距離警察破門救人的日子尚遠。按：上次破門救人是在二○○三年，警察是個內地人，名字是「自由行」。這一次破門在何時、是誰人，閩南話的﹕哇唔炸young（我唔知影，柏楊寫作「瓦木宰羊」。）

股市猶如「禁室培慾」

對於樓市，梁振英上場，結果就是大跌五至七成。坊間有很多人，認為他不會推倒樓市，我卻不這麼想。

大量供應中小型單位，以及復建居屋，是既成的事實，不用再討論了。現時樓市的關鍵，是豪宅和工商樓宇的缺乏，這也是泡沬的所在。問題是，梁振英會狠心一針戳破，把樓價推倒重來嗎？

論者從經濟的角度看、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列出了一千個理由，都認為不會，但是，我的理由只有一個，但這一個理由，足以推翻一千個理由，因為，這個是至高無上的理由﹕政治鬥爭，或稱為「奪權鬥爭」。

我的看法是，現時香港正在進行的，是一場奪權大戰。出手者，是左派勢力，被奪權者，是當今的政經權貴。

左派欲奪權樓市遭殃

歐文龍案、新鴻基案、曾蔭權案……香港的權貴一個一個給捲入了風暴當中，活躍的一群幾乎沒有幸免，新界的土豪則用僭建來打，而當曾蔭權、唐英年、許仕仁三個港府的最高層人物，也給掀入了漩渦，整個公務員系統，也不得不乖乖聽話了。

然而，盤根錯節的金權，還是非得砍掉不可。要砍破金權，就是要打破地產霸權，因為地產就是香港金權的根。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所以必須把樓價推倒了，從內地而來的新貴才好進入市場，取代本地權貴。如果大家看歷史，當可看出，英資是在八十年代市況波動時，逐步退出。如果沒有大跌市，又怎能換血？

股市還要等兩年，樓市卻要等十年，這是我的結論。所以現在，只有生活，沒有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