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放緩以外的惡劣因素

根據匯豐銀行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問梁兆基的預計，在下半年，香港經濟增長將會放緩，雖然在第三季並不會出現技術性衰退，但是由於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的經濟狀況轉壞，估計要用上10年以上的時間來作出調整，擺脫衰退期，美國經濟的復甦也是緩慢及存在不確定性，再加上香港的出口狀況不如理想，內地旅客消費力也沒有改善，種種不利的因素影響之下，他預計，全年的經濟增長將會低於3%，失業率也會輕微上升。事實上，本港經濟增長放緩，在近月來，已經有多間機構不停的在放風，包括了香港政府把全年經濟增長預測，調低至2%至3%，香港大學也將全年經濟預測由年初估計的3.5%，調低至3.1%，香港工業總會在本月初時，也將經濟增長預測調低了0.5%……由此可以見得，本港經濟增長的持續放緩，已經是一個共識了。

本港的經濟增長率持續降低，這固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並非自今日開始。如果我們察看歷史數據，可以見到，在1997年之前的香港，經濟增長率是遠遠高於東亞的其他地區，甚至比起中國，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在1997年之後，首先是陷進了戰後未曾有過的經濟衰退，跟著在2004年至2007年出現了快速的復甦，但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經濟增長又再度放緩了。在1997年，香港的人均收入是從27,330美元，到了2012年，這數字變成了36,796美元，總增長率是34.6%。但在同一個時期，韓國增長了101%，新加坡增長了87.7%，中國更不用說了，甚至是最壞的台灣，也增長了49.22%，足足比香港多出了一半。

換言之，在東亞所有的地方之中，香港的經濟增長率是最差的。別忘記了，在這段期間，我們還有自由行、有著內地的種種經濟幫忙，還是落得這個慘淡的增幅，假如沒有了內地幫忙的這一根強心針，香港的經濟狀況將會差到哪一個地步呢？實在是不敢想像。

經濟越來越差，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貧富懸殊的加劇，更加凸顯了經濟發展緩慢的惡果。在這15年來，香港的經濟增長至少也有34.6%，但這些經濟增長的錢，究竟去了誰人的口袋呢？例如說，自由行固然帶旺了零售業，但是大部份的利潤，並不是去到了人工增長的口袋，甚至不是到了企業的盈利，而是不勞而獲的大業主的口袋裏頭。中產階級辛辛苦苦的賺錢，結果卻要進貢給不停上升的房地產，利潤都走進了幾個地產商的口袋。如果說，在這15年之間，經濟增長是34.6%，可是，這些不勞而獲，或者是少勞多得(因為只是發展了很少的樓盤，但卻獲得巨額利潤，所以是「少」勞多得)的地主們，卻賺到了遠遠多於經濟增長的利潤。經濟在增長，但人工中位數卻並沒有因應上升，這是貧富懸殊的最大元凶，甚至可以說是「社會的罪惡」了。

除了以上的「可以見到的數字」之外，還有很多見不到的數字，令到小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首先是消費，政府看的是本地的通貨膨脹指數，但是，在以前，很多住在新界北區的市民，到內地消費、購物、購買日用品，所以在當時的經濟不景時，人們藉著去內地的廉價消費，還可以勉強的維持生活質素。但是，在這幾年，人民幣升值了，深圳的物價也漲了，香港人到深圳購物再無優勢可言，這在實質上削弱了香港居民的購買力，相等於他們的收入減少了。

另一方面，在以前，香港人把水貨帶進帶出內地，可以賺到不錯的收入。這些「地下經濟」為住在北區的香港人帶來了不俗的「政府統計看不到的收入」。然而，在近年，這筆收入被自由行的內地人瓜分了一半，因為他們也懂得帶水貨了，而他們的根在內地，買賣水貨也比香港人更為方便、更多客源。在可見的將來，內地水貨客蠶食香港水貨客的收入，也會越來越嚴重，因為他們在經營方面，是更有競爭力。

總括而言，香港的經濟增長不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如貧富懸殊，如地產霸權，如實際購買力因人民幣的上升而減弱，如水貨等地下經濟的利潤減少等等，都令到經濟增長放緩的問題加劇，這是政府忽略了，也不得不注意的事項。

貧民窟就是劏房，副局長緣何涼薄？

究竟香港是不是需要劏房，甚至是需要籠屋，這實在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值得我們提出來，去作出討論。
而在討論之前，我們首先得理解最基本的概念﹕劏房的本質究竟是甚麼呢？

劏房固然是香港獨有的產物，但這只是就這獨特的形式而言，如果我們跳高一層去看，看清楚其本質，便會發現，這是許多個城市共有的現象。那麼，究竟劏房是甚麼呢？答案很簡單，它就是貧民窟。

在很多大城市，都有著貧民窟，即是貧窮人口居住的地方。在印度的孟買，有，在美國的紐約，哈林區以前是著名的黑人區，也是貧民聚居的地方，以前居住在西方的中國人，都是苦哈哈的窮人，所以很多城市的唐人街，同時也是雜亂擠迫骯髒的貧民區……這些貧民區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距離市中心十分接近，那是城市中的次黃金地段，地租非常昂貴，而不會住在房價租金較平的郊區之內。

同樣道理，香港以前也有木屋區，這些木屋區聚集在甚麼地方呢？鑽石山、北角等等，都是距離市中心十分接近的地方。為甚麼會有這個情況出現呢？

答案是﹕住這這裏，雖然租金昂貴，但是由於靠近市中心，所以工作機會也比較多，賺錢比較容易。如果住在郊區，雖然租金較為便宜，但是出入的時間、交通的金錢，也遠高於住在市區，相比起來，還是忍受著居所的狹迫，住在市區的劏房或貧民窟，是兩害取其輕的做法。

討論到了這裏，答案就跳出來了﹕所謂的「劏房」，不過是貧民窟的香港版本。而貧民窟也者，其特點是見縫插針，只要有機可乘，貧民就會乘虛而住，至於合不合法的問題，只有以後再說了。香港以前有亂蓋的木屋區，紐約以前的哈林區亂七八糟，都是這樣的產品。

因此，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有錢人住在高尚住宅區、住豪宅，貧民也是住在市區，住在有錢人身邊的貧民窟，因為這兩者的時間，都是金錢。反而是中產階級，才有這個閒情逸志和財力，去住進租金比較平、環境比較好、距離比較遠、交通費比較貴的郊區。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正如邱誠武副局長的所言﹕在今天的香港，劏房的確是「有需要」的。因為今日的香港貧富懸殊，兼且房屋供應嚴重短缺，貧民不住劏房，難道露宿街頭嗎？正如在許多大城市的貧民窟，也是「有需要」的，當年香港的木屋區，也是「有需要」的，皆因有這麼多的貧民，就需要這麼多的貧民窟，這個「需求量」，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看，是一看就看得出來的，也不待政府高官去作多言。

所以，現在的問題重心，不在於是不是有劏房的「需要」，因為人人都深切地知道，劏房雖壞，但是如果把劏房取締了，後果將會更壞，因為這不啻於毀人家園，令到貧民唯一的立錐之地也剝削了。因此，在今天的客觀條件之下，劏房是必需的，這也是人所皆知的事情了。

現時的關鍵，在於如何在短時間提供足夠的土地供應，令到環境惡劣的劏房再沒有存在的必要，就像當年的港英政府大量興建廉租屋，才能把木屋區消滅掉，這兩者的原理是一樣的。當然，積極消除貧富懸殊，也是令到劏房的需求減少的有效手段。不消說的，作為政府高官，其作為應該是努力去消滅劏房，而不是涼薄地就此說出風涼話。我們並不反對邱誠武的說法確有道理，但如此赤裸裸的把事實說出來，卻也的確是涼薄，這個形容詞用的十分恰當。

中國產太多富豪 非好事

看《福布斯》富豪榜，像墨西哥、俄羅斯、中國這些人均收入中等的國家，居然也出現了不少富豪，實在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反而是丟臉了。一個國家的富豪數目，應與其人均產值和總人口成正比，這才叫做財富分佈合理。

如果用數學來表達，富豪的數量必然也是一個冪數，例如說，每100個十億富豪，就有10個百億富豪，而百億富豪和千億富豪的數自比例，也必然與此成正比。當然人口的總數字也有影響。這條線的比例是整體不變的，如果線的比例較陡，那就代表了貧富懸殊很嚴重，如果線的斜度比例較平，貧富比例就較為合理。所以從這角度看，一個國家的富豪是愈少愈好，像日本，應該是人均收入和富豪比例最平均的大國，小國就得數北歐了。

反映官商勾結問題嚴重

但是論富豪，也得論其做的是什麼生意。如果這個人的生意主要是來自國內，而且是做地產，多半是來自官商勾結。經濟學的解釋是﹕人民賺了錢，但是政府只需要把一種必需品加以專利(國內地產是自然的專利)，又或者是加以數量限制(即是限制土地供應)，也就可以把國民的錢全聚到這一領域，從而令到業者賺大錢了。

又例如說，像以前的日本台灣，限制外國的金融公司走進國內，台灣的金融公司便大發其財了。如果用香港和台灣來做比較，台灣的證券業遠不如香港般發達，但是台灣的本土證券公司，卻比香港的本土證券公司有錢得多，就是這個原理。

最後報告﹕我在上星期買了幾百萬股中國3D數碼(8078)，分別是0.28元至0.3元，不過今天(周一)仍是坐艇。(編者按﹕中國3D數碼昨日周二爆升25％)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20314/Columnist/en30_en30_er.htm

越多扶貧，結果是越扶越貧

《財政預算案》公佈在即，在這當兒，大家最關心的問重點，居然是政府會不會繼續派錢，有人認為不必派，也有人認為要加派至八千元。另一邊廂，兩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卻在互相指責對方扶貧不力，甚至連另一位參選人，民主派的何俊仁也在指責，唐梁兩人過去皆是政府中人，都應該為扶貧政策負責。從以上的焦點議題可知，現時社會的重點已不在於創富，而在於如何重新分配財富。
在此，我們不再就具體如何幫助市民的細節去糾纏，例如說，應不應繼續派錢，又或是如何扶貧，都不提。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大方向，也即是說，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

一般來說，政府的政策傾斜，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例如說，政府扶助工業，會加快工業化，當然也會加速了污染，政府補助農業，那就會有利於農民，毛澤東喜歡貧民，中國便一窮二白，鄧小平要求「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變富的中國人便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政府越是幫助富人，富人越來越富，貧富懸殊便越來越嚴重，政府越是幫助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數量便越來越多，而如果政府的主力是在扶貧，對不起，那即是政府在鼓勵貧窮，而結果就是低下階層將會「響應政府的號召」，數目變得越來越多，正是「扶貧扶貧，越扶越貧」。

特區政府成立了十多年，扶貧之聲一直不斷，也一直有著具體的扶貧政策，可是，結果是甚麼呢？結果豈不是應驗了我們的說法，低下階層越來越多，越扶越貧？反觀當年的香港政府，扶貧之聲並不多見，反而脫貧的人卻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也越來越壯大，這才是健康的局面。

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罪惡」就是「中產階級大屠殺」，先是來一個「八萬五」，把不少中產階級打成了負資產，再來一記回馬槍，搞出了地產霸權，令到中產階級把薪水都奉獻給了大地產商，而且居住環境也越住越小、越住越差。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的研究結果，在1997年以後，香港的G..D.P.雖然增加了不少，可是一般人的實質收入並無寸進。同時，政府的數字也顯示出中產階級的數字逐年萎縮，這都是「中產階級大屠殺」的鐵證(或可稱為「血證」)。

反觀低下階層，政府的福利數字是按年增加的，只有越來越多，並無減少，最大的罪惡是在籠屋，可是公屋的居住條件，包括了居住面積和客觀環境，也的確有了大幅的改善。客觀點說，低下階層的生活的確是苦，可是卻是在日益改善中，反而是中產階級，其生活才是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才是政府最值得扶持的對象。

兩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力主打扶貧，唐英年力主打中產階級。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如果由梁振英當選，結果就是香港的低下階層的生活將會稍稍改善了(低下階層的生活是不可能大幅改善的，因為除了像北歐這些資源豐富但人口稀少的小國，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富有到令到低下階層都變成中產階級)，但代價是中產階級的進一步萎縮，貧民越來越多。如果由唐英年當選了，結果就是低下階層的福利不變(給他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削減福利)，但是會有不少人可以脫貧，重新壯大中產階級的數目。

如果任由我們選擇一個政網去支持，當年是唐英年的較有遠見，也和我們一貫以來支持扶助中產的想法不謀而合。可是唐英年另外有一個死穴，就是他和大財團、大富豪的關係太過密切，難免讓人恐怕他光說不練，表面上說是扶助中產，但骨子裏卻是幫助富人。唐英年的政綱大方向是正確的，但他也許需要想辦法來撇清這一重夾纒不清的關係，令社會上釋去了這方面的疑心，克服了這個罩門，我們才可以完全放心。

跨代貧窮對比跨代富貴

無論在任何社會，富家子弟的發展機會都比窮人子女為大，這是常態，而非奇事。香港的所謂「跨代貧窮」議題，越燒越是火旺，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時，必須很小心地客觀分析，方不致於淪為嘩眾取寵、以偏蓋全。以下的分析架構主要是圍繞著兩條主軸而作出的討論﹕一是這情況是否比以前，例如說，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加嚴重。二是如果是更嚴重，原因究竟是甚麼。三是這原因有幾項是難以防止的結構性問題，又有幾項是因政府的政策錯誤而產生的惡劣後果。

    第一點的答案是很明顯的。在香港，不單貧窮家庭越來越多，甚至連中產階級也在萎縮，這證明了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是嚴重，漸漸嚴重到市民難以忍受的地步。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第二點則是由多方面的因所導致的。先說最有趣的一個事實﹕在以前，在我們看「粵語殘片」的年代，二世祖、敗家仔是很常見的人物，但在今天，二世祖雖多，卻很少會淪為敗家仔。最重要而為人所忽略了的原因，是在近二三十年來，訓練兒童的方法和技術有了飛躍式的進展，令到長大後不擅理財的人二世祖的數目大幅減少了。再加上家族基金的流行，便打破了以前「富不過三代」的宿命。這代表了富人不會變成窮人，沒有人從高處跌下來，在上面的空位少了，窮人要找一個位子坐坐，自然困難了許多。

    現在說回窮人子女的往上階梯。在以前，大學學位很少，最初只有幾百個，八十年代變成了二三千個，這二三千人的身份地位可算是天子門生，畢業後，幾乎是保證成為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中堅。這代表了每年都有很多窮家子弟，可以憑著自己的讀書有成，而獲得了出頭的機會。現在大學學位多了，學費也因而水漲船高，貴得令一般家庭難以負擔，畢業後，也因僧多粥少而壓低了薪水，升職更是困難之極。相比以前，一張大學入學證書是「脫貧」的保證，今日卻變成了(為學費而欠下的)債務，「昔為富之基，今為累字頭」，此之謂也。

    窮人子女沒有了因唸書成就而脫貧的機會，但富家子弟呢？以前的富家子弟和窮家的優秀子弟一起讀名校，受著同等的教育，今日一名富家子弟從小便補習，長大上補習班，唸直資學校，小學入學得懂兩種樂器(通常是一種樂器，但鋼琴不算)，每年到外國遊學，增廣見聞，少年時便送往外國，留學學英文。「風之后」說的「四百萬元養大一個子女」，只是最低消費，過千萬元培養出來的比比皆是。相比起窮家子弟的天生天養，那一個長大之後，在社會上的競爭力會更強？昭然若揭矣！

    以上說的是社會性因素。另外還有經濟性因素。

    第一個經濟性的因素，是貧富懸殊的加劇，這是全世界共同的問題，並非單是香港的獨有問題。第二是香港在這五十年間已從貧窮城市變成了富裕社會，高增長期已過，已經進入了緩慢增長的時期，既然經濟增長減慢了，窮人翻身的機會自也減少了，也是造成跨代貧窮的主因之一。

    我們已經多次大聲疾呼，香港的經濟結構漸漸已從「資本主義」退化成為「資產主義」。「資本主義」的意思，是指資本加上企業家精神，是發達的不二途徑，這些資本要得到成功，是需要冒險、需要創新、需要聘請員工，把眾多因素集合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但是在今日的「資產主義」，無論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持有地產的大地主的利潤，而作為「收租佬」，並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知識，最重要的是靠爸爸剩下一些貴重地產，然後躺在家裏收租，就可以獲得天文數字的收入了。由於做生意者只能賺到蠅頭小利，利潤都走進了地產商的口袋裏，這自然不利於社會流動，貧窮家庭的第二代難以成成創業，這是造成隔代貧窮的主因，也是香港政府的錯誤房屋政策所造成的最大罪惡。

    總括而言，「跨代貧窮」的成因，是「跨代富貴」的一體兩面。我們並不仇富，今日許多低下階層的第二代也確實有不少並不成器，只懂怨天怨地，並無努力之心，確有取貧之道。但是我們亦很明顯地看到，下一代有很多努力鬥的青少年，勤力考進了大學，卻因而欠下了一屁股學費債，苦心去經營一門生意，卻給「地主」取去了大部份的利潤，這的確是不公平、也不公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