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文大學的徐家健教授寫了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論述加/減煙稅。
事緣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引用了開普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羅夏麗博士的研究:「香港2015年煙草的相對價格較1991年更低,如要令吸煙率於短期內進一步下降至單位數字,香港必須大幅提升煙草稅百分之一百。」徐教授睿智地作出了分析:以上的計算,即使煙草稅提高一倍,可令吸煙率下降至單位數字,根本無法量化。
在此,我略為補充一句:其實自從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吸煙率一直下降,從23%降至現時的12%。所以,從12%降至單位數,也並非很難以達到的數字。畢竟,有本地學者的研究指出,青少年吸煙率由2008年的6.9%,大幅下降至2010年底的3.4%,如果沒有下一代的接力,吸煙率只會下降,也根本用不着藉着加稅而達標。
徐教授作為經濟學者,重視因煙稅而造成的私煙猖獗:「不要告訴我所有私煙已給海關充公,私煙販不會長期做蝕本生意,控煙多年,煙稅一加再加,實情是本地與鄰近地方煙價的差距愈大,走私香煙的利錢便愈高。」
但是,我的着眼點,反而是社會的公平性。要知道,香煙是很多低下階層的「邪惡」娛樂,現時的香煙稅高達每千支1.906元,換言之,是一元九角一支,一包就是三十八元,日吸一包,一個月就是超過一千元的消費了。這在低下階層而言,是百上加斤的支出。
估計香港每年因吸煙和二手煙發病死亡的人數約有七千人,但其實,現時已全面禁止了公共地方吸煙,罸款高達一千五百元,吸二手煙的人已減至最低。至於吸煙引致的早死,這牽涉到另一個道德上的大原則 :人們究竟有沒有權利去殘害自己、令到自己早死?
有人說,吸煙會引起多種疾病,容易死亡,加重醫院的負擔。但吸煙者反駁得振振有辭:「因為吸煙比較早死,這反會減少醫療系統的負擔。」
徐教授反建議取消香煙稅,理由是滅絕私煙,以及禁煙範圍廣泛,已經足以減少抽煙。事實上,現時一千五百元的阻嚇力量已足夠大,只是因為衞生署控煙辦檢控不力,一年只檢控了八千多人,只要控煙辦加強檢控,便可以收到和加煙稅同樣的效果。
我同樣也建議取消香煙稅,但理由則一是社會公義,讓低下階層可以省點錢,二來則是有見於當日唐英年取消紅酒稅,令到香港變成了紅酒集散中心,帶來了大量商機。我認為,也許取消香煙稅,也會帶來同樣的效果,畢竟,香煙是比紅酒更大上數以百倍的巨大市場,香港一旦可以成為亞洲香煙的貿易中心,潛在的商機是無可限量的。
有趣的是,據我所知的徐教授,並不吸煙,我也從來不近煙酒,更不識得任何經營香煙的朋友,我們之所以支持取消香煙稅,只是為了社會公義,絕對不涉私人利益。
http://eastweek.my-magazine.me/main/7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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