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憑甚麼禁核電

日本曾經是一個核能大國，一共有50個反應堆，超過三成的電力來自核能發電，但是，自從2011年，福島發生了大地震後，日本已經陸續關閉了所有的核電廠。這令到日本要進口大量原油，去維持發電，這不但令到日本的外貿赤字大增，而日本的電力公司，也漸漸支撐不住，快要破產了。
其實，日本只是暫停發電，並沒有立法通過全面禁用核電，因此，在風頭火勢過後，還是會重新啟動核電廠的。
不消說的，日本的電力公司也不會因為暫停核電廠的操作而真的倒閉，因為政府不可能坐視這麼多的核電廠一起倒閉，這是太大的衝擊了，政府非得出手相救不可。
正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上科場，像印度、北韓這些國家，孜孜的欲建核電站，但是不少先進國家，卻開始要禁除核電。
美國禁用核電的呼聲一直很強，日本卻因為天然資源匱乏，所以一直不敢棄用核電，反而意圖增建，但因福島一役，民意就逆轉了。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成功地立法廢除核電的國家，就是德國。
德國目前大約有25%的電力來自核能，卻打算在2020年起全面取消使用核電。本來，在福島事件之前，德國本來想把全面關閉所有核電廠的日子，推遲12年，但在這件事件發生後，便得一切照舊了。
問題在於，德國憑甚麼來關閉所有的核電廠呢？表面上，它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極度發達，例如風力和太陽能等等，現時已經佔了總發電量的兩成以上了。但實際上，它還有法國的支持，法國的核能佔了總發電量的接近八成，是世界的最高比例，而德國和法國的電力是聯網的，所以法國的核電可以供給德國。
對此，德國的官方說法是：第一，它從法國輸電，是從來就有的行為，不是因為要關閉核電廠而輸入的。第二，法國的輸電只佔德國總發電量的一成左右。我的補充是：風力和太陽能發電不穩定、不靠譜，只能作為輔助，不可能成為發電的主力。
法國的供應電力給德國，並不在於供電，而是在於後備電力：你有問題時，我在後面全力支持，撐你！正是因為有法國的核電的力撐，德國的再生能源大計才能夠推行。
所以，我想說的第一個結論是：德國有法國支持，才能全面禁核，至於日本，憑甚麼？
第二個結論是：日本的電力公司的情況已經差得不能再差，很可能有投資價值，只可惜我不買日股。

每個德國人心中 都有一個希特勒

我有一個德國朋友，叫「Bernard」，本來是諾基亞的工程師，後來找到了投資者，創業，自建手機品牌，賣到歐洲及全世界。他娶了中國老婆，總部在新加坡，在中國製造，所以在香港也有辦事處。

他在香港時，也會找我聊天，然而他的生意愈做愈大，我見到他的機會也愈來愈少了。我的陰謀是，為他的公司搞上市，乘機賺番一筆，但他好像不上當。

他很自傲於德國，但十分討厭美國，當然，像大部分人一樣，他有種族主義，認為德國人高高在上。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是他至少在某方面和某程度上，是認同，甚至是崇拜希特勒的。或者，不如這樣說吧，李安說，每個男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斷背山。周顯則說，每個德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希特勒，只不過不肯承認罷了。

希特勒的主張是甚麼呢？他主張德國人需要生存空間。為甚麼德國需要生存空間呢？因為德國是新興國家，國家的領土很小，但在幾十年前的世界，國家已經需要做大做強，才能夠在市場上有競爭力。而當時，只有英國、美國、蘇聯，還有一個非常衰弱的法國，才有龐大的領土和殖民地，夠本錢成為大國。希特勒和德國人要想成為大國，惟有出諸一途，就是侵略。

希特勒的侵略以他的自殺、德國慘敗告終。但是，客觀的局勢仍然不變，而且更為嚴重，就是在跟着的世界，沒有過億人口，幾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面積，在國際市場中，只能當跟班，沒有話事權。

到了這個時候，不但德國人這樣想，連法國人也這樣想了。於是，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死敵，如果要在美國和蘇聯之外，另起第三個爐灶，別無他途，只有走在一起，大搞「斷背山」，果然是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一九四九年，德國總理阿登納在接受美國的《時代周刊》訪問時，提出了和法國「破解解凍」。歐洲煤鋼共同體是在一九五○年提出，一九五二年成立的，參加的六個國家就包括了德國和法國。一九五八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和阿登納開始會談，四年間通信四十多次，會晤十五次，終於開花結果，在一九六三年，簽訂了《德法友好合作條約》。

歐洲在煤鋼共同體的基礎之下，不斷的加入新的加盟國，又把共同市場的原則推廣到其他的經濟領域，例如核能，終於在一九六七年，成立了歐洲共同體，然後在一九九三年，歐洲共同體變成了歐洲聯盟，至於歐元，則在二○○二年正式推出。歐洲人終於有了一個幾百萬平方公里，幾億人的大型政治經濟實體。

根據Bernard的說法，所謂的歐盟，就是由德國人主宰的歐洲，至於其他的民族呢，在他的口中，不過是「slaves」，為德國人辦事而已。德國製造的武器質量世界第一，只不過德國只製造，少儲存，不像美國大量囤積武器。只製造而少儲存的好處是，可以一邊賺錢，一邊擁有強大的生產力，完全沒有浪費。至於法國的強大軍事力量和核武器，則不過是相等於德國人的僱傭兵，行先死先的那一種。

我相信，有着Bernard同樣想法的德國人，並不在少，很可能還佔了大多數。當年的希特勒憑着侵略而功敗垂成的，今日的德國不費一兵一卒就做到了。所以我才說，每個德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希特勒，只是他們為着政治正確，不敢出櫃而已。

無痛的改善居住環境是不可能的

梁振英上任行政長官7個月了，但是其稱為「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仍然是全未解決，而社會上有關房屋問題的討論，依然是議論紛紛，例莫衷一是。例如說，在昨天，協主席鄔滿海表示，暫時不會重推夾屋，而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則反而擔心，當數年後樓宇供應量增加，而實質利率回升之後，會重蹈「八萬五」的覆轍。

坦白說，樓價在短期的繼續攀升，以及在長期的下跌風險，的確是同時存在的。然而，很不幸地，正如我們常用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來作出喻，短期的樓價上升，並不存在有效的解決方法，至於遠期的樓價下跌風險，我們曾經用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來作比喻，亦是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法。

香港今日的人均居住面積是12.6平米，上海是18米，深圳是29米，新加坡是27米，更不用說台灣、美國這些大地方了。而由於香港在未來幾年，建築量還是偏低，這個數字還將會拉闊下去。如果我們要開始追上去，要在5年之後，才有機會拉平，但由於差距太大，今日的相差已是五成至一倍多，人家也不是站著不動，如果我們要在二三十年間，把差距追上去，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任務，就是在有生之年，也不一定做得到。

以上是企圖說明，要增加房屋，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是多麼困難的事，可謂是任重而道遠，始於足下的，是千里之行。

或許，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理性的推斷，就是一句很令人洩氣的話﹕以香港的這個環境，並沒有無痛的改善居住環境方法。

由於曾蔭權七年的官商勾結，造成了房屋的停擺，而且在他的治下，還加強了許許多多的架床疊屋的關卡，令到政府從造地到建樓，其所需的時間也大大的延長了，這令到香港的建屋狀況大約停擺了十年左右。如果同其地的地方相比，則落後了接近二十年。

由於落後的情況實在太過嚴重，如果我們要仿傚德國模式，每年樓價緩慢下跌1%，嚴格控制樓價，那也不是不可能，只要控制拱應量，就可以了。但是這樣一來，供應量就會繼續短缺，市民難以改善到居住環境。

換言之，如果政府像梁錦松般，很關心樓價的升跌，是絕對可以的，不過，市民要改善居住環境，那就不可能了。如果我們要追到上海、深圳等地的居住面積，相信就是等到700萬人口大部份都死亡了的那天，都不能追得上，更說是新加坡了。

曾蔭權的房屋政策，如果從壞的一方面看，就是官商勾結，令到房價飛天，如果從好的一方面看，就是金融穩定至上，以樓價穩定為先，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則放在最低的優先次序。

我們在討論時政時，必須認清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就是「針無兩頭利」。如果我們希望樓價保持穩定，那麼，就只能以龜速來改善居住環境，說不定樓價還會突然急升上去。如果我們希望改善居住環境，那就不能管及樓價的升跌了。打個比方，你喜歡住在一間一千呎的屋子，但只值一千萬，還是喜歡擁有一間價值二千萬，但只有五百呎的屋子？你是喜歡紙上的富貴，自我感覺良，還是喜歡實質上的享受？ 究竟我們要走的是那一條路，決定的，並非是政府，而是市民。但是政府必須讓市民知道，「針無兩頭利」這條大原則，而無論是政府、政客、論政者，往往看的是短期的效果，同時用專業術語來故意誤導公眾，令到市民有了錯誤和不實際的期望，這些不切實際的期望反過來又誤導了政府的施政，造成了惡性循環，這才是不可以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