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貨合情限制奶粉無理，中港矛盾牽涉生存空 間

內地人在香港搶購商品，已經不是新聞了，從名牌時裝手袋，到參茸海味，以至於副食品，都是內地遊客搶購之列，如果從商機和做生意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況且，其他地區的人喜愛香港零售業所出售的商品，即是代表了他們對香港的質素保證，這非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也代表了香港的競爭力，這自然也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然而，正如我們在年來多篇社評中討論過，內地人的大量來港消費，如果香港有足夠的配套去承受，這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然而，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基建配套去承受這大量的遊客，那就變成了遊客和香港人一起在搶奪有限的資源，好事就登時變成了壞事，本來已經存在的中港矛盾也迅速深化劇化，令到港人對內地人的反感急劇升級，自然也是極度有損中港關係的。而這個深層次矛盾隨著搶購奶粉事件，因而更進一步，把中港矛盾變得更為白熱化。
今日因「自由行」而引發的中港矛盾，是在2003年，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討這政策時，已經埋伏了。當時，內地官員問過梁振英：「中央不是不願撐香港，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門一打開是關不上的。日後那麼多內地遊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問題，香港承受得了嗎？」梁振英的回答是：「這些顧慮我們早就思考過了，既然中央支持開放自由行，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我們對香港的警察、海關、入境處的工作都有信心。」然而，當時誰也想不到，問題並非出自警察、海關、入境處的身上，而是出自酒店、零售空間、交通等等的配售不足，令到香港人和內地人一同去搶奪這些有限的資源，因而釀生了今日的惡果。
除了梁振英之外，另外一個應該負上更大責任的人，是曾蔭權。我們不知道究竟曾蔭權政府收取了香港的地產商多少的好處，令到他坐視內地遊客大量來港，居然完全不管，任由「大地主」們坐擁商場，不勞而獲，暴得著自由行的最大好處。例如說，誰也看得出來，上水站應該擴建，規模得好比羅湖站，才能容納得到因自由行而來的水貨客的繁忙出入，但是貪腐的曾蔭權政府，卻放任不管，也不來建設，大量的水貨客本應為上水商戶帶來了大量的商機，卻因貪腐政府勾結地產商，變成了一場災禍。換言之，今日因「自由行」而產生的中港矛盾，責任是梁振英居次，因為他在簽約時沒有預見力，卻以曾蔭權居首，因為他的貪腐政府，甚麼都不做，直接導致了今日香港人的慘痛局面。
我們一直在說，水貨是好事，香港人就是帶水貨的專家，從日本水貨化粧品，到巴黎水貨手袋，以至於內地水貨電器、水貨手機，相比起來，香港人是水貨的老祖宗、大行家，甚至有上市公司「米蘭站」，都是專門做的水貨名牌品的生意。內地人把手提行李拖來拖去，一天走上幾轉，只是賺些雞毛蒜皮的小利，那是小兒科而已。將心比心，用鏡子照照自己，如果香港人因而要趕絕水貨，那是怎也說不通的，然而，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內地人的在港搶購水貨，是侵犯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而內地人的搶購奶粉，是同香港的小孩子競爭食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關於上水站的問題，最佳的解決方法是，把上水站搬遷，另建一個比羅湖商業城更為龐大的購物中心，再另加酒店，以及交通運輸中心，直通香港的各個要津，這是三年五載之後的事，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今天便要開始規劃了。至於奶粉的問題，我們早已說過，最佳的方法就是政府效法加拿大，免費向嬰孩派送奶粉，既可解決了眼前的問題，也可以鼓勵生育，亦可幫助到低下階層。
如果論到合理性，奶粉是嬰兒生命之所繫，如果供應出現了短缺，當然要採取配給的辦法。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現時短缺的，並非所有的奶粉，而只是某幾隻牌子的奶粉，而現時我們也知道了，所有牌子的奶粉，不管是短缺的，還是供應充裕的，其成份都差不多，都足夠嬰兒的生活所需。從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香港的奶粉所謂「短缺」的現象，並沒有影響到本港嬰兒的生存，因為受到影響的只是幾隻熱門牌子而已。
所以，第一，現時香港政府的限制走水貨奶粉的措施，是過猶不及，在實質上，並無此需要。而民建聯提出的解決辦法，一日限走四次，也是並沒有這個必要。第二，就算真的是奶粉短缺了，從打擊水貨的層面去做事，也是錯誤的做法。因為香港是個自由港，帶水貨無罪，這種做法並不合理。相對來說，採用配給制度，嬰兒只消登記，便可確保奶粉的供應，這做法雖然擾民，但卻比較合理和公道。
無論如何，今日的中港矛盾牽涉到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已令到香港人因而變得極度敏感，一些小事件小矛盾，往往小事化大，因而激化成軒然大波，奶粉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而由於香港人的漸趨激進，甚至連深圳政府也給惹怒了，先前已試過了加緊截查香港的水貨客，現在又打算取消非深圳原居民的一簽多行，這種報復行動，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也許更會進一步的激發中港矛盾，這肯定是中央政府所不樂於見到的。

港孩優先吃奶粉，大班建議有見地

對於水貨客和奶粉事件的大原則，我們在很多篇的社論中，已經把大原則說得很清楚了﹕
旅客在香港從事商業活動，基本上是違法的，並不值得鼓勵。但是數量不大的水貨，則是經濟的潤滑劑，也是不少中產階級賴以生財的方法，正是水清則無魚，如果一下子完全禁絕了，反而會擾民和損害了市民的基本利益。如果要作出一個類比，香港不少市民也在從事水貨業務，例如說，有多少香港人是靠著到日本去，大量買入高質素的日本產品，回到香港，以養妻活兒、暢旺經濟？甚至是有一間專門售賣高級水貨法國手袋的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掛牌買賣？另一方面，香港也有不少商人，從內地走水貨，如成衣、手機、小飾物等等，來港出售，這又該當如何計算呢？那些要求完全禁絕內地水貨客的香港人，如果不反思自己，想到水貨對本地人的重要性，而香港人其實也在大量走著水貨，而單單去責備內地的水貨客，那就未免太過片面，對內地人並不完全公平。

可是，我們雖然在原則上不反對水貨的行為，但是在實質的運作上，仍是有著商榷的必要性。香港小而日本大，香港水貨客從日本走水貨回來售賣，對日本的本土社會經濟運作結構並不構成問題，同樣地，香港小而中國大，香港水貨客到內地入貨，回港售賣，也不構成管理上的問題。但是，正也是因為中國大而香港小，如果大量內地人到香港來，購買水貨而回到內地去，這就會構對香港社會的運，構成了不可承受的壓力。

換言之，內地水貨客來港做生意，原則沒問題，但是管理上有問題，於是便構成了莫大的麻煩。論者往往把大原則和實際運作困難，混淆了一起討論，所以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了。以上水站為例子，如果當日曾蔭權政府預見到中港的「水貨融合」，把上水站大幅擴建，興建大量的商場，以容納水貨客，既可以解決現有的問題，亦可以製造出大量的商機和工作機會，從這角度看，水貨便變成好事了。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的商舖租金飛天，也是因為曾蔭權政府的官商勾結，令到商場大業主成為了不勞而獲的既得利益者，如果當年政府願意放寬條例，讓發展商大量建造商場，疏導大量的內地旅客人流，那又是一項德政，怎會今日趕絕中小型商戶的不公情況？

奶粉問題，牽涉到第二個大原則，這原則就是「本地人優先」。如果要作比喻，世界上最慘的，莫過於難民，因為政治經濟問題，而離鄉別井，逃難到他鄉。如果按照人道立場，全世界的政府，都應該無條件收容到來的難民，可是，在實際上，本地人在本國，當然是要照顧本地人的利益為優先，這正如我們得先餵飽自己的肚子，才去做善事，道理是一樣的。內地人飽受毒奶粉之苦，不少向來仇視內地人的港人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予以冷嘲熱諷，這是要不得的冷血言論，實在是無話可說。可是，我們在同情、在盡力幫忙內地同胞時，首要的條件，就是肯定自己的小孩子是有足夠的奶粉可吃，可能夠把多餘的奶粉賣給水貨客，這是一條至高無上的大原則﹕先顧好自己，再惠及他人。

所以，我們一向支持，政府在某程度上，對奶粉實行某種配給制度，因為這是市民的必需品，這個關口是不可以失守的。政府在昨天從善如流，宣佈設立熱線，接受家長訂購奶粉，在長遠政策方面，則是考慮限制奶粉出境，每人只能限帶兩罐，並且。我們對這新例的看法，是贊成其大原則，即是由政府來干預奶粉市場，但是，在具體的政策安排之上，卻認為大有改善的餘地，尤其是，限制每人限帶兩罐奶粉出境，便不無執法上的困難。

在社會人士的眾多意見當中，我們最欣賞的，是有「大班」之稱的鄭經翰的建議﹕「香港大可照辦煮碗，以實價、半價甚至免費，每月給予每位本地出生嬰兒孩五至六罐奶粉，一直到BB戒奶為止，且可在母嬰健康院領取。以每年大約五萬名新生嬰兒計算，政府每年不過額外增加約十多億元……」
免費送奶粉給所有的父母，一來既可以幫助基層，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二來今日香港本地出生率低迷，送奶粉也不失為一條鼓勵生育的政策。三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一種人道的表達方式。在所有的社會意見當中，沒有一個比鄭經翰的建議更有創見、更有愛心、而且更有效率的了。如果每個香港嬰兒都保證有奶粉可吃，奶粉市場便任由水貨客去攻陷吧，又有何懼哉？

我們向來並不怎麼同意鄭經翰的許多政見，而鄭經翰作為梁振英的主要反對者之一，也一直發表著不少激烈反對梁本人及其政府的言論。可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反對派的人身謾罵，固然不足為聽，可是有見地的建議，卻是非聽不可的，正如我們也常常不同意公民黨的政見，可是梁家傑和黎廣德就房屋政策提出的建議，我們也馬上表示支持，因為這的確是有著值得借鏡的地方，雖然昨天梁振英指出其中有著資料性的錯誤，可是它仍然是有著值得參考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梁振英政府在這一次，也聽一聽反對派的鄭經翰的建議，正如鄧小平說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便是好貓，只要是為香港人好的意見，就算是由反對派提出的，又何妨一試？而只要試了，成功了，受福的，也是香港人，而得到民望提升的最主要得益者，將是梁振英政府，鄭經翰反而是其次，這是隻贏局面，又何樂而不為呢？

香港人是水貨始作俑者，排外情緒加劇令人擔心

這邊廂，香港市民方才「光復」了上水站，那邊廂，深圳政府馬上採取了報復行動，宣佈每日抽查200港人，一旦被發現了港人逃稅過關，均有可能被內地海關起訴，就算是含稅量低的物品，也不例外。

我們承認，內地的水貨客在上水站的作為，不但犯了香港的法律，也嚴重的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可是正如孔子所說的﹕「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當我們看到內地水貨客在香港的不禮貌行為，阻礙港人的日常生活時，可有沒有反省過自己？從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大量湧進深圳，人數之多，只會在今日的自由行之上。說到水貨客，也是香港人的首創，大群大群的聚集在深圳的羅湖交通樓之內，其行為之難看，也絕對不讓於今日內地之水貨客。而論到財大氣粗，盛氣凌人的嘴臉，恐怕今日的內地大款，也及不上當年的香港人。難聽點說，如要比較，今日的內地自由行最多是吵吵鬧鬧，行為無禮，在邊境地區賣賣水貨，但是他們可沒有大量的湧來香港嫖妓，甚或是包二奶，相比來說，港人比起自由行內地客而言，只怕更是不堪。

由於內地的水貨客嚴重的影響了上水居民的生活，香港人和香港政府依法辦事，想辦法疏導人群，甚至是依法把他們驅走，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可是部份香港人用粗暴的手段，去進行「光復上水站」，非但出口傷人，在事後還得意洋洋的以作炫耀，大搞「種族」歧視(在某些人的眼中，香港人和內地人是不同的「種族」)，如果設身處地，自己是內地人，看在心裏，會有甚麼心理？換言之，深圳政府作出報復式的行為，也是可以想像的事！

現時內地水貨客的數字，大約一萬人至兩萬人之間，其中大部份是內地省市的居民，而不是深圳居民。香港居民的水貨客數字，大約是一萬人。假設大家大打「貿易戰」，雙方不准買賣水貨，最後誰會更為吃虧？答案是﹕香港人。因為香港是免稅港，香港水貨客攜帶水貨入內地，單單是省了稅金，便能賺到大錢。不說別的，單單是每次的新iPhone登場，香港人把水貨帶往深圳，一台便能賺到數千元，可謂是本小利大的生意。而中港兩地的經貿關係唇齒相依，根本不是在盲目抗議的人所能瞭解。單單是深圳政府的一個報復式決定，已經影響了一萬名香港市民的飯碗。

對於上水站的問題，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是，一方面擴建上水站，另一方面改建落馬洲站，增設大量的商場配套，讓水貨客改而在落馬洲站作交易，便可以疏導上水的人流。畢竟，上水的設計主要是住宅區，配套不宜作為高流量的水貨買賣市場。但是落馬洲站人流不多，而且是新發展的關口，正好用來作為此用。

我們擔心的是，今日香港的仇視內地情緒，正在日益升溫，非但加劇了中港矛盾，最終也會破壞本地的經濟。事實上，仇外情緒，並非香港獨有，美國也是，整個歐洲都是如此，而且他們的仇外，比諸香港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去看，當一國或一地經濟不景時，便會順理成章地，把自己的不幸，埋怨在別人的身上，在古今、在中外，皆是如此。上一次發生全球性的排外主義，是在1930年代，結果是極右主義抬頭，在德國，由仇外的納粹黨上台執政。在西方，不少學者已經在預測，排外和極右政黨再次上台的可能性了。而我們作為香港人，看到香港人和內地人的「仇恨」日益滋深，納粹式的言論越來越是普遍，實在不免令人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