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人雪中送狗飯 不時約煲呔食飯

話說我寫了一篇懷疑張松橋是思捷環球（330）幕後玩家的文章，當然是有消息在背後支持。發稿之後，《蘋果日報》的記者Marco來電，問消息來源，《爽報》的陳承龍又打過來，我當然一問三不知。但幾天之後，新聞都出來了，該文還未刊出，所以有時存稿多，也不是好事。
日前，同一位財技高手吃午飯，他說：「你明知張松橋是玩家，你都敢買思捷？好斗膽也！」
我說：「有一個中國成語，叫『利令智昏』。」   

勤+緣係時候要炒                
陳承龍說我的霉氣已過，很後悔沒有跟我買新濠環彩（8198），其實我也在留意勤+緣（2366）。黃宜弘和梁鳳儀這對奪命夫婦把這股票向下炒了好幾年，都應該是時候要回頭向上了。只是牽涉陳國強的名字在內，就令我有點兒擔心了。
不過話時話，像黃宜弘這種公職人物，如果是在外國，行事都會很檢點。像向下炒這種不顧形象的行為，是很難想像會發生的。但話時話，肆無忌憚的舉起中指也做出來了，向下炒又算甚麼呢！
話說今日的曾蔭權已經成為過街老鼠，沒有富豪敢接近他，都怕惹上麻煩。但有一個超級富豪，在曾蔭權當紅當特首時，很少來往，現在居然不時約他吃飯見面，真的可以說是雪中送炭。
這位咁有義氣的富豪是誰呢？還用說，當然是李嘉誠了！超人果然是超人，能人所不能呢！資料來源是一位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他請我吃午飯時，告訴我的。
那天看TVB的《瘋狂歷史補習社》，講的是「午門斬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袁崇煥。吓，袁崇煥是凌遲處死的，而不是斬首，這應該是中學生也知道的常識吧？這個補習社的補習老師，真的不合格呢！ 

水貨合情限制奶粉無理，中港矛盾牽涉生存空 間

內地人在香港搶購商品，已經不是新聞了，從名牌時裝手袋，到參茸海味，以至於副食品，都是內地遊客搶購之列，如果從商機和做生意的角度來看，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況且，其他地區的人喜愛香港零售業所出售的商品，即是代表了他們對香港的質素保證，這非但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也代表了香港的競爭力，這自然也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然而，正如我們在年來多篇社評中討論過，內地人的大量來港消費，如果香港有足夠的配套去承受，這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然而，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基建配套去承受這大量的遊客，那就變成了遊客和香港人一起在搶奪有限的資源，好事就登時變成了壞事，本來已經存在的中港矛盾也迅速深化劇化，令到港人對內地人的反感急劇升級，自然也是極度有損中港關係的。而這個深層次矛盾隨著搶購奶粉事件，因而更進一步，把中港矛盾變得更為白熱化。
今日因「自由行」而引發的中港矛盾，是在2003年，梁振英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商討這政策時，已經埋伏了。當時，內地官員問過梁振英：「中央不是不願撐香港，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門一打開是關不上的。日後那麼多內地遊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問題，香港承受得了嗎？」梁振英的回答是：「這些顧慮我們早就思考過了，既然中央支持開放自由行，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我們對香港的警察、海關、入境處的工作都有信心。」然而，當時誰也想不到，問題並非出自警察、海關、入境處的身上，而是出自酒店、零售空間、交通等等的配售不足，令到香港人和內地人一同去搶奪這些有限的資源，因而釀生了今日的惡果。
除了梁振英之外，另外一個應該負上更大責任的人，是曾蔭權。我們不知道究竟曾蔭權政府收取了香港的地產商多少的好處，令到他坐視內地遊客大量來港，居然完全不管，任由「大地主」們坐擁商場，不勞而獲，暴得著自由行的最大好處。例如說，誰也看得出來，上水站應該擴建，規模得好比羅湖站，才能容納得到因自由行而來的水貨客的繁忙出入，但是貪腐的曾蔭權政府，卻放任不管，也不來建設，大量的水貨客本應為上水商戶帶來了大量的商機，卻因貪腐政府勾結地產商，變成了一場災禍。換言之，今日因「自由行」而產生的中港矛盾，責任是梁振英居次，因為他在簽約時沒有預見力，卻以曾蔭權居首，因為他的貪腐政府，甚麼都不做，直接導致了今日香港人的慘痛局面。
我們一直在說，水貨是好事，香港人就是帶水貨的專家，從日本水貨化粧品，到巴黎水貨手袋，以至於內地水貨電器、水貨手機，相比起來，香港人是水貨的老祖宗、大行家，甚至有上市公司「米蘭站」，都是專門做的水貨名牌品的生意。內地人把手提行李拖來拖去，一天走上幾轉，只是賺些雞毛蒜皮的小利，那是小兒科而已。將心比心，用鏡子照照自己，如果香港人因而要趕絕水貨，那是怎也說不通的，然而，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內地人的在港搶購水貨，是侵犯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而內地人的搶購奶粉，是同香港的小孩子競爭食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關於上水站的問題，最佳的解決方法是，把上水站搬遷，另建一個比羅湖商業城更為龐大的購物中心，再另加酒店，以及交通運輸中心，直通香港的各個要津，這是三年五載之後的事，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今天便要開始規劃了。至於奶粉的問題，我們早已說過，最佳的方法就是政府效法加拿大，免費向嬰孩派送奶粉，既可解決了眼前的問題，也可以鼓勵生育，亦可幫助到低下階層。
如果論到合理性，奶粉是嬰兒生命之所繫，如果供應出現了短缺，當然要採取配給的辦法。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現時短缺的，並非所有的奶粉，而只是某幾隻牌子的奶粉，而現時我們也知道了，所有牌子的奶粉，不管是短缺的，還是供應充裕的，其成份都差不多，都足夠嬰兒的生活所需。從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香港的奶粉所謂「短缺」的現象，並沒有影響到本港嬰兒的生存，因為受到影響的只是幾隻熱門牌子而已。
所以，第一，現時香港政府的限制走水貨奶粉的措施，是過猶不及，在實質上，並無此需要。而民建聯提出的解決辦法，一日限走四次，也是並沒有這個必要。第二，就算真的是奶粉短缺了，從打擊水貨的層面去做事，也是錯誤的做法。因為香港是個自由港，帶水貨無罪，這種做法並不合理。相對來說，採用配給制度，嬰兒只消登記，便可確保奶粉的供應，這做法雖然擾民，但卻比較合理和公道。
無論如何，今日的中港矛盾牽涉到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已令到香港人因而變得極度敏感，一些小事件小矛盾，往往小事化大，因而激化成軒然大波，奶粉事件就是一個例子。而由於香港人的漸趨激進，甚至連深圳政府也給惹怒了，先前已試過了加緊截查香港的水貨客，現在又打算取消非深圳原居民的一簽多行，這種報復行動，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也許更會進一步的激發中港矛盾，這肯定是中央政府所不樂於見到的。

無痛的改善居住環境是不可能的

梁振英上任行政長官7個月了，但是其稱為「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仍然是全未解決，而社會上有關房屋問題的討論，依然是議論紛紛，例莫衷一是。例如說，在昨天，協主席鄔滿海表示，暫時不會重推夾屋，而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則反而擔心，當數年後樓宇供應量增加，而實質利率回升之後，會重蹈「八萬五」的覆轍。

坦白說，樓價在短期的繼續攀升，以及在長期的下跌風險，的確是同時存在的。然而，很不幸地，正如我們常用的「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來作出喻，短期的樓價上升，並不存在有效的解決方法，至於遠期的樓價下跌風險，我們曾經用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來作比喻，亦是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法。

香港今日的人均居住面積是12.6平米，上海是18米，深圳是29米，新加坡是27米，更不用說台灣、美國這些大地方了。而由於香港在未來幾年，建築量還是偏低，這個數字還將會拉闊下去。如果我們要開始追上去，要在5年之後，才有機會拉平，但由於差距太大，今日的相差已是五成至一倍多，人家也不是站著不動，如果我們要在二三十年間，把差距追上去，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任務，就是在有生之年，也不一定做得到。

以上是企圖說明，要增加房屋，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是多麼困難的事，可謂是任重而道遠，始於足下的，是千里之行。

或許，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理性的推斷，就是一句很令人洩氣的話﹕以香港的這個環境，並沒有無痛的改善居住環境方法。

由於曾蔭權七年的官商勾結，造成了房屋的停擺，而且在他的治下，還加強了許許多多的架床疊屋的關卡，令到政府從造地到建樓，其所需的時間也大大的延長了，這令到香港的建屋狀況大約停擺了十年左右。如果同其地的地方相比，則落後了接近二十年。

由於落後的情況實在太過嚴重，如果我們要仿傚德國模式，每年樓價緩慢下跌1%，嚴格控制樓價，那也不是不可能，只要控制拱應量，就可以了。但是這樣一來，供應量就會繼續短缺，市民難以改善到居住環境。

換言之，如果政府像梁錦松般，很關心樓價的升跌，是絕對可以的，不過，市民要改善居住環境，那就不可能了。如果我們要追到上海、深圳等地的居住面積，相信就是等到700萬人口大部份都死亡了的那天，都不能追得上，更說是新加坡了。

曾蔭權的房屋政策，如果從壞的一方面看，就是官商勾結，令到房價飛天，如果從好的一方面看，就是金融穩定至上，以樓價穩定為先，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則放在最低的優先次序。

我們在討論時政時，必須認清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就是「針無兩頭利」。如果我們希望樓價保持穩定，那麼，就只能以龜速來改善居住環境，說不定樓價還會突然急升上去。如果我們希望改善居住環境，那就不能管及樓價的升跌了。打個比方，你喜歡住在一間一千呎的屋子，但只值一千萬，還是喜歡擁有一間價值二千萬，但只有五百呎的屋子？你是喜歡紙上的富貴，自我感覺良，還是喜歡實質上的享受？ 究竟我們要走的是那一條路，決定的，並非是政府，而是市民。但是政府必須讓市民知道，「針無兩頭利」這條大原則，而無論是政府、政客、論政者，往往看的是短期的效果，同時用專業術語來故意誤導公眾，令到市民有了錯誤和不實際的期望，這些不切實際的期望反過來又誤導了政府的施政，造成了惡性循環，這才是不可以原諒的。

領匯壟斷錯了？

領匯（823）是在2005年上市的，當時已經歷了一波三折。公屋居民擔心一旦它上市私營化以後，便會令到公屋商場租金大升，商戶經營困難，再也不能提供廉價的日常生活用品。
果然，這幾年來，領匯旗下商場的租金大升，公屋居民吃苦，當然成為了政治壓力。觀乎月前的立法會選舉，無論是左中右、建制民主兩派，都在大肆翻舊賬，指摘當年把領匯上市，是上錯了。                 

地產霸權才是禍根
但領匯上市真的錯了嗎？
香港商場租金價比天高，並非領匯一家獨有，而是整個香港的共同現象。這是因為前特首曾蔭權政府縱容地產霸權，尤其是那些擁有大量優質商場的巨賈，所以堅決不肯興建商業樓宇，好給這些地產霸權不勞而獲，坐享巨利。
港交所（388）董事李君豪在選金融服務界的立法會席位時，我們一起商討其政綱，他感嘆說︰「700萬香港人，全都在為幾個地產商打工，把辛苦賺來的錢都送給這些巨富了。」
事實是，香港的商業樓宇比住宅升得更高更快。所以我常常說，把這伙人統統捉去坐牢，我一點都不心痛。
假設當年曾蔭權，老老實實去適當地建造樓宇，整體商業樓宇的價格便不會飛升，領匯的租金也就沒有加價的條件。
換言之，沒有曾蔭權政府的七年亂港，也就沒有地產霸權，領匯的租金也就不成問題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說領匯不應上市，是倒果為因，因為問題的源頭是整個地產市道，不獨獨是領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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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政府道歉﹕有關樓市健康的可恥謊言

在今天的社論，我們準備拆穿曾蔭權政府的一個無恥的謊言，這個謊言就是有關香港樓市很健康的常見說法，而說謊者就是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金管局總裁三個人。請記著，這是一篇社論，而不是一則專欄、一篇blog，也不是一堆個人感想，而在一篇社論當中，動用到「無恥」這個字眼，是很嚴重的指控，但是，我們認為，「無恥」這個字眼是貼切的形容，而事實是，政府這個謊言已經說了好幾年，期間不停的重覆而說、不停的睜著眼睛，欺騙700萬市民，這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因此，我們也得使用非常嚴重的字眼，即是「無恥」，去形容香港特區政府，也即是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金管局總裁三個
人。

通常，香港政府對於樓市健康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按揭比率，另一個是供樓佔收入比率，而當這兩個比率都很健康時，香港政府便認為這個樓市仍然很健康了。

首先分析的是按揭比率。這些年來，政府的基本策略，是不斷的收緊按揭比率，這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了。當按揭比率越收越緊時，就算是樓價下跌，銀行也不會出現危機。可以估計的，就算是樓價仿似1998至2003年的下跌五至七成，香港出現的負資產人數，也不會超過當年的兩成。所以，如果單單看按揭比率低這個因素，香港的樓市的確是很健康。

政府也可以調控供樓佔收入比率，因為金管局可以給指引銀行，規定銀行審批樓按時，供款數字得不超過收入某個比率。換言之，只要金管局喜歡，它可以把供樓佔收入比重永遠控制在三成以下，都是易如反掌的事。

從以上可以看出，香港政府要控制其心目中認為的「樓市健康」，是非常容易的，根本不用花甚麼氣力。但另一方面，減低按揭比率意即上車者需要更多時間來付首期，減低供款佔收入比率，意即市民必須有更多收入，才能借到供樓的款項。這代表了在以前，市民節衣縮食、死慳死抵來上車的選項已失去了﹕他們必須儲蓄更多的首期、賺更多的收入，才能買入相同價格的單位。換言之，金融安全的代價是來自市民的不安全。

以上分析了香港政府所述說的「樓市健康」的真正內涵，以下將會解釋它為何是無恥的謊言。

如果政府純粹以上述的兩項指標，作為樓市是否健康的指標，那麼，政府就算完全停止建屋，香港有一半的人口，也即是350萬人住在籠屋，只要把按揭比率和供樓佔收入比率維持在低位，這樓市也是十分「健康」的。以上的舉例，恰好說明了政府把樓市的健康與否，建築在這兩項指標之上，是多麼的荒謬，而財金大員面不紅氣不喘地以這兩項變數為指標，是多麼的無恥、多大的謊言。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公佈的，是市民的平均居住呎數，從此數據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每年為市民解決了多少居住問題。以美國為例子，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1,700呎，2007年則是2,300呎，一目瞭然。為甚麼香港政府不敢公佈這數字呢？是不是因為政府高官收了太多的賄賂、有著太多的官商勾結，所以只敢向市民公佈顧左而言他，用局部的資訊去顯示樓市的健康？

我們希望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金管局總裁三人出來，解釋這個可恥的謊言，又或者，更貼切的，是公開道歉，並且承諾不再以這種無恥的謊言來繼續欺騙市民，以「證明」樓市健康。

廣州官二代的傳聞

昨天說了一通電話，今天再說另一通，都是在星期一發生的。話說某周刊的高層區嘉儀打過來。我答應過她，如果我接受訪問，第一個就同她做。然後以後每個人找我做訪問，我都推她出來，做擋箭牌﹕因為我還沒替某周刊做，所以不能破例。

區嘉儀問我的問題，就是問我認不認識「黎亮」，原來劉慧卿在立法會中，直接問曾蔭權認不認識「黎亮」這個人，然後曾特首「很尷尬地」(區小姐的用語)說「不認識」。然後我在網上查資料，報道說是曾「涉嫌」多次透過廣州「官二代」富商黎亮廣交內地富豪。

我回答區小姐，我當然認識黎亮，正如我也認識李嘉誠，不過他們不認識我啫！跟着我又在網上查到：「50多歲的黎亮大有來頭，是廣州市前市長黎子流的兒子，曾出任中電新能源(0735)副主席及上市公司麗盛集團(1004)的主席兼行政總裁，但先後在2009年及2010年以家庭為由請辭。」

生果報在2010年的另一則報道是：「市場傳聞，黎亮上個禮拜初因為奔喪返嚟北京。」

傳聞的結論有很多可能性

我真的不敢肯定他是否黎子流的兒子，我在網上找到的說法是：黎子流的大兒子搞設計，小兒子自己學做生意，性格內向，不喜歡交朋友，不過的確是在香港做生意。黎亮的交遊倒是挺廣闊的，但如果他是在2010年奔喪的話，黎子流本人在本年2月20日還在廣州生勾勾的同粵劇名旦倪惠英大唱《廣州好》，我還未見到黎子流仙逝的任何消息，黎子流夫人在本年春節時，還在生勾勾和廣州市文聯的領導拍照片。

結論：1. 黎亮不是前市長的兒子；2.奔喪是流料；3.奔的是父母以外的親人的喪，如祖父母。按：黎子流生於1932年，2010年時是78歲，以前的人早婚，他有一個95歲仙逝的媽媽，也是有可能的事。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20309/Columnist/en30_en30_er.htm

如何做一個貪腐的「陳水扁第二」？

如果純從道歉的技術層面去分析，無論是在「演技」方面、還是在「對白」方面，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的表現幾乎可以獲得滿分。可惜他所犯上的錯誤未免太大，已經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公關災難，再好的公關技巧，也不過是「死人化妝」，完全不能挽救其已死掉了十成十的公共形象。在昨天的「行政長官罪己會」當中，曾蔭權也已表示了他並非想挽回自身的聲譽，這是值得最後的讚賞的自知之明，而他意欲保護政府一向廉潔奉公的形象，也是當前的急務、亦是他這位始作俑者必須負的責任。正因曾蔭權說出了這一番得體的說話，我們才對他昨天的表現給予完滿的分數。

有關曾蔭權的受款待醜聞，我們在日前的好幾篇社論中，已經討論過和定調了﹕他所觸犯的都是小便宜，好比四十年前的警察，在巡街時，經過水果小販，小販送他一個，吃了，諸如此類的小動作，層出不窮地犯，雖是吃相難看，但也不過是小眉小眼，罵他是「香港第一貪官」，的確未免是太過份了。然而，從另一方面看，陳偉業議員所舉的例子，那位收下了二千元而坐牢三年的小小公務員，與曾蔭權相比起來，也確是情何以堪。當日有人以「叫雞警司」冼錦華去相比曾蔭權，雖是既謔又虐，其中卻也不無憤慨。但是我們仍然堅持一貫以來的定調，曾蔭權雖貪小便宜，但並非大奸大惡，尚有羞恥之心，市民對他的「貪腐」行為的憤怒，一部份是來自這7年來的官商勾結、錯誤施政，藉著這一連串的涉嫌收受利益事件，把憤怒爆發出來。

在前面，我們把曾蔭權事件得出了結論，在下文，我們卻是意圖扯開話題，寫出一個假設，看看假如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要想成為「陳水扁第二」，應該採取甚麼的方法，去大貪特貪，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首先，這位「陳水扁第二」要找一位或是多位代理人，以「代理」他的收受賄賂。手法較拙劣的，會找相熟朋友去當這代理人，手法較高明的，也是找相熟朋友，不過是很久沒有見面的相熟朋友，例如大學同學，或者該人是離港很久，總之是表面上沒有聯繫的，不會招人懷疑的。這一位或多位代理人，負責和富豪們埋堆，批出合約啦，批出地皮啦，任由發水啦，做生意佔乾股不付錢啦，總之是花樣百出，無本生利，空手入白刃，不在話下。不消提的，這位「陳水扁第二」並不需要親自面見富豪，大家亦永遠不會見到他上富豪們的豪華遊艇，或是私人飛機。甚至，他還會設法去整治一部份富豪，當然是不肯付出「保護費」的那一些。 在一個貪腐的政府，「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如上的。而曾蔭權的所作所為，顯然並非這一種，所以我們才會去定調，他並非大奸大惡，而只是貪小便宜、而且手法還不分拙劣的那一種。

我們之所以在上文舉出當「陳水扁第二」的途徑，正是為了向市民說明，真正的大貪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以後踫上了真正的「陳水扁第二」，也好有所警愓。猶想起當年的陳水扁，是奮鬥成材的「台灣之子」，當市長時以清廉著名，當上總統後，才開始走進貪腐之路，尤其是第二任連任時，更是變本加厲。曾經何時，曾蔭權也是「香港之子」，父親不過是個小小沙展，自己考不進大學，加入政府，從行政主任做起，一步一步爬上來，終至全港第一人，首任時做得戰戰競競，民望高企，連任後卻忽然荒腔走板，官商勾結、地產霸權、頻頻接受富豪款待，大大的放肆起來了。這證明了一件事﹕公務員清廉奉公，守起來十分困難，但要自行腐敗，卻可以快得驚人。這是值得我們引以為誡的。

曾唐醜聞是市民對7年地產霸權的總清算

近期的「醜聞政治」繼續大潑泥槳，最新的消息是梁振英涉進了「城大門」，其任職董事局主席的城市大學涉嫌把11億元工程批給了他的老友兼城大校董陳家駒當時任職的新昌營造集團，而新昌「偏巧」又是戴德梁行的客戶。另一邊廂，被稱為「香港第一貪官」的曾蔭權則被某周刊爆出了其利益網絡。

前文說的「香港第一貪官」，是一些政擊曾蔭權的市民的說法，我們引用了這種說法，可是平心而論，「第一貪官」這說法並不正確，也實在頗為過份。實情是，在曾蔭權政府的治下，重視商人，政策傾向大財團，尤其是官商勾結，的確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和眾富豪們老友鬼鬼的關係，更是比鐵還要堅硬的事實。

我們也一直在批評，這個曾蔭權政府，是官商勾結的政府，這亦是百煉精鋼也似的事實。但是，我們必須理解一個概念﹕官商勾結並不一定同貪腐劃上等號，最佳的例子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官商勾結比今日還要猖獗，但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卻是清廉如水。固然曾蔭權對於大商人是有政策傾斜，大財團、地產霸權在他的管治之下，所得到的利益是以億計、以十億計、以百億計，可是大家要數他所得到的利益，不外是數萬元等值的坐豪華遊艇，十數萬元等值的坐私人飛機，那個福田豪宅所減省了的租金，數年下來，算盡了也不過是三百萬元，其中最為嚴重的指控，例如他的姻親莫錦泉的獲得政府合約，也只是一年數百萬元(不是利潤，而是合約面值)。我們不禁問一句，以曾蔭權出名的「精仔」，如果是利益交換、貪腐受賄，會做這麼吃虧的「生意」，讓商人賺取暴利，自己只分零點零幾個巴仙？對於這些事件的評價，曾蔭權的好朋友，名嘴鄭經翰的說法最準確﹕「點可以話佢係第一貪官呢，侮辱左好多香港人，同埋侮辱左貪官呀，貪咁少！呢啲全部都係小便宜架嘛，我好唔鍾意佢呢啲野架。」

反觀梁振英，他所受到的指控，包括了「西九門」和「城大門」兩宗事件，都是結構性的行為，其本質嚴重得多。當然，梁振英否定這兩宗指控，而我們也本著「疑點歸於被告」的精神，這裏不加討論。但我們只是客觀地指出一個社會現象﹕為甚麼市民對本質上較為嚴重的梁振英醜聞，並不那麼注意，反而是對指控罪名較輕的曾蔭權，卻變成了千夫所指呢？ 現在我們去到另一位醜聞纏身的前政府高官、現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身上。他的僭建固然是嚴重，但是在九龍塘、在山頂豪宅，僭建是十分普遍的事，而僭建也並非刑事罪行(雖然這麼嚴重的僭建，可以涉及刑事，但並沒有這個案例)，這明明是一件(相對來說)的「小事」，為甚麼竟演變成軒然大波呢？ 分析家可能會把曾蔭權和唐英年事件和「仇富」扯上關係，也可能會說因為遊艇、私人飛機、僭建等等，都是顯然易見的，可以被傳媒大幅報導和渲染，老弱婦孺一聽便明，反而是「西九門」和「城大門」，雖然案情嚴重得多，可是卻是十分專業，市民難以理解。

以上這些分析，當然也有道理，可是，我們卻認為有更深層的理由。 大家知道，地產霸權和貧富懸殊是今日香港最大的兩個深層次矛盾，而這矛盾的主導操盤人就是曾蔭權和一眾權貴富豪。換言之，市民對於曾蔭權和權貴富豪一直懷著極大的憤怒，這等於是一桶炸藥，而曾蔭權和權貴富豪交往的故事一旦曝光，市民馬上想到﹕「哦，原來你們真的是有勾結的！」再換一個說法，這故事好比是一條引管，引管是不會爆炸的，可是當它連接往一個火藥桶時，這爆炸也就非同小可了。曾蔭權認為自己十分清白，這可能是沒錯的，如果他沒有先前7年的向富豪傾斜、向地產霸權屈膝的政策，現在給拍到了同富豪大交朋友，又坐飛機又坐遊艇，那也是光明正大的事。一場朋友，順風載一程嘛，有何相干？但是，當曾政府已累積了7年的民憤時，這船和飛機都坐不得，這些富豪朋友都交不得，那間福田豪宅更是住不得，因為，他在這7年之間，已把他的信用敗光了。

至於唐英年的僭健。沒有錯，僭建是大氣候，住獨立屋的，那個不僭建呢？在九龍塘，據說僭建最大的單位，足足僭建了3萬呎，「唐宮」只是小兒科而已。可是，僭建從來只是住獨立屋的富豪們的特權，小市民沒份。小市民住在籠屋，捱著貴租，早就對富豪們的大幅僭建特權恨在心頭，但偏又沒有法子去反對，更遑論去檢控了。而唐英年正是富豪們的代表人，他的「唐宮僭建」所引來社會的強大怨念，正是因為大家對獨立屋富豪們「住豪宅還要僭建」的憤恨，全都爆發在唐英年一人的身上。是的，市民在咆哮﹕「我們住籠屋要付山頂同級的貴租，為何你們住豪宅的反而要去僭建？」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醜聞，只是醜聞，沒有其他，所以難以發酵，但是曾蔭權和唐英年的醜聞，卻是引起了市民對這7年偏幫地產霸權的不公政策的一次總清算，市民的怒火難消，所以醜聞也就越滾越是轟動。

梁振英代表的是改變現狀

在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連續爆出了出席江湖晚宴、接受遊艇和飛機款待的醜聞之後，梁振英以297個提名人的高姿態，昂然遞交了行政長官的參選表格。以297個提名這數字，的確是出人意表地高，也可證明了梁振英的認受性。正是因為建制派的兩位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已囊括了大量的選票，壓制了第四和第五位參選人的提名份額，曾鈺成和葉劉淑儀兩人之間，只能有一人可以獲得足夠的提名。這一次梁振英以高民意和高提名額來闖關，當然是聲勢大振，尤其是當另一位參選人唐英年正被僭建醜聞?身，完全是處於捱打的弱勢。

誠然，梁振英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有著數不盡的弱點，隨便屈指一數，「西九門」是極其嚴重的醜聞，也是極其嚴重的指控，董建華時代的「八萬五」政策，害慘了無數中產階級，他難辭其咎，他在商界的人緣甚差，在昨天我們也指出了商界「任何人都可以，就是梁振英不」(ABC, anyone but CY)的立場，梁振英的公司瀕臨財政危機，證明了他的管理能力實在大有問題，他亦是「疑似共產黨」，政府的官僚都不相信他，他動輒指控傳媒，證明他對於新聞自由的量度只會窄不會寬，而他的鐵腕和手段都是非同小可，民主派對他深心忌憚，他當然也不是一個崇尚民主的人，而在香港，支持民主派和支持建制派的人一直有「六四黃金比」，但在這一遭，相對不那麼民主的梁振英反而勝過了相對為開放的唐英年……種種不利的因素之下，梁振英仍然位居大熱，這其中一定有一個因素。

我們認為，梁振英「不敗之謎」，只在於一個字，這也就是美國的奧巴馬總統當日的勝選之道﹕「改變」(change)。

是的，擁護梁振英的力量，全都是不滿今日建制的人，這包括了飽受到地產霸權壓迫的中產階級和小市民，官商勾結之下的受害者，被排擠出局外的非當權派地產商，一直不能在香港政府分享權力的土共，還有一些不滿現狀時政經狀況的學者和理想主義者，更有那些反對現任政府的倒行逆施的人、現任政府結合的仇家，這些本來是漠不相關的人，因為梁振英的號召而聚集起來，匯集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這就是梁振英強大的真正原因。不諱言地說一句，人們向來形容梁振英為人自負，人緣不佳，但這又有甚麼要緊？只要大家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敵人」，一心改變現狀，這些不滿意的人就會聚在一起，變成了一股實質的力量了。而正是因為大家一起排擠梁振英，梁振英越是變得更強，因為他正是代表了在社會上被排擠的人。

第二個問題是，何俊仁和梁振英一樣，都是反對現有建制的，為甚麼大家支持梁振英，而不支持何俊仁呢？當然有人提出種種的理由，例如明知何俊仁不可能當選，或者是何俊仁的個人魅力不足等等。但是大家可能忘記了一點，就是人們永遠是當逸豫的時候，才會想到民主，而當大家覺得受苦的時候，反而希望有一位有能力支配局勢、改變現狀的全能救世主，去解救民眾。換言之，梁振英的硬朗作風，反而是他的優點，因為今日的香港需要的是堅強的摩西，而不是智慧的所羅門！

精通革命理論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曾經在私下說過一番精警的理論﹕當人民受苦受得太過份時，便會希望改變，而這個希望不一定符合現實和常理，例如說，革命導致的，往往是即時的混亂，革命成功後，人民的生活並不一定過得更好，有時反而更壞，但是到了人民覺得痛苦到不能忍受的時候，卻經常會失卻了分析的能力，總之當有一位救世主出現了，有希望去改變現狀時，人們便會支持這股反建制的力量，總之是先反了再算，先改變了再說。在改變了現狀之後，未來可能更好，但就算是更壞，又有甚麼相干呢？總之能把現任的當權者拉下馬來，完結了他們的風光日子，也至少是完成了第一個目的。在古中文中，這叫做「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天跌下來，讓我們同歸於盡)。

以上的分析，只是客觀地指出梁振英受到極大民意支持的真因，並不代表我們對任何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支持或反對。不過，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見到，這一任的政府的確是極度的失敗，而所引起的民怨也的確是極度的嚴重，大家所渴望改變現狀之心亦是極度之強，而梁振英正是代表了改變。

利益衝突雖無涉，自負分辯不虛心

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傾向於唐英年作為接任人，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根本無須解釋或否認。這一次由政府主動出手，發出新聞稿證實了梁振英的在「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當評審時，涉嫌利益衝突，其有關的參賽伍因而被取消了資格，毫無疑問，這也是政府挺唐打梁的手法之一。在實質的政治鬥爭中，現屆政府擁有大量的官方資訊，然後利用這些資訊優勢來打擊政治對手，是常見的做法，不單在專制國家如此，在民主國家可能更為常見，因此我們也認為，這種做法在本質上是屬於「合法踫撞」。然而，本質固然是「合法踫撞」，但我們仍得去細察其內容，究竟是不是合規﹕第一個標準是政府用正式發放新聞稿的手法，是不是恰當或常見的，第二個標準是其中的內容是不是真確，有沒有誣蔑的成份。

首先討論第一個標準，就是由政府發放新聞稿去澄清有關官員的傳聞，這是十分罕見的做法。我們在前文述及了，由政府利用內部資訊，公開醜聞，去打擊政治對手，是常有的做法。但是一般的做法是找一個「鬼頭仔」，把政府文件洩密給某個友好傳媒，然後由傳媒去爆料，如此而已。而事實是，在上星期，的確是由一份傳媒以獨家新聞的形式，去報導了這宗新聞。至於它是否由政府指令的「鬼頭仔」去主動爆料，或是由該傳媒的記者神通廣大發掘出來，則不得而知了。而當事件爆發出來之後，梁振英的對策是戴德梁行沒有商業承諾，否認存在利益衝突，這當然也是常見的「政治消毒」的手法。一般來說，政府對於傳媒洩密文件，一向是不予置評，除非是有極大的公眾呼聲，又或者是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又或者是在立法會正式提出詢問，政府才會正式回答，而就這一次梁振英的利益衝突事件，政府無疑是小題大作，其用心是很明顯的，就是打擊梁振英的選情。

政府的主動發佈新聞稿，不管其用心何在，只看其做法，一些人可以說是公眾的知情權，另一些人也可以說是違反慣例，實在不該，我們在上文已作出了客觀的分析，但對於其是對是錯的評價，意見則是見仁見智，不予置評。但是無論如何，由於當事發之後，政府已答應過將事件保密，但現在政府卻是在沒有受過甚麼壓力之下，主動公佈事件的詳情，說是違反誠信，未免太過嚴厲，可是卻肯定是並不恰當，以中國人的說法，是非常「無義氣」的。

現在說到第二個標準﹕毫無疑問，政府發放的新聞稿的內容是真實的。問題只在於，梁振英的做法是否恰當，是不是有利益衝突。

現在討論最重要的要點，也即是梁振英先生的責任問題。我們先是絕對相信梁振英的說法﹕他不知情，也沒有收受到任何利益，而有關查證責任的問題，梁先生也解釋得很完滿，責任應在參賽者，而因為在評審時，參賽者是隱名的，所以我們也可以相信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顯示梁振英可以涉及任何利益衝突。因此，梁振英連疏忽責任也不肯承認，這種心情，我們是很理解的。

最後，我們想討論的，是戴德梁行的負責員工的做法。這是一樁不涉及金錢利益的小事件，也許不必通報梁振英這位大老闆。另一方面，那位員工的確沒有責任猜到那位客戶在問完問題之後，便去參加比賽。不消提的是，如果那位客戶在沒有付錢，也沒有事先知會戴德梁行的情況之下，竟然會逕自把顧問的名字填上戴德梁行，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實在令人大惑不解，但這一點暫且放下不理。
以上的分析，全都是為梁振英分辯的，因為作為一個普通人，甚至是作為行政會議召集人，他的做法都絕對沒有錯。然而，作為行政長官(假如他真的當選了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作為行政長官，有責任的，並非只在於他本人，連他身邊的人，也得付上共同的責任。例如說，作為一名戴德梁行的員工，當然不應該想到這宗不涉及金錢的客戶服務可能影響到大老闆，但是如果他的大老闆是行政長官，他的私人公司的員工尚然要事事謹慎十倍，確定每一宗事件有沒有同大老闆兼行政長官有沒有利益衝突。換言之，到了這時，舉證責任是在員工的身上，而非在參賽者的身上。總括而言，我們對這事件的看法是﹕梁振英在這事件中並沒有犯錯，但是他的回應態度卻未免太過自負了，這就令他減掉了分數，也令人小失信心，反之，如果他先把事實分說出來，再虛心學習，答應從此事得到教訓，將會訓示員工，以後處理事件將會加倍小心。這樣的梁振英，才能得到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