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和董建華的「八萬五」

1. 
中國自古以來，有過好幾次的「變法」，也即是政治經濟的大改革，但唯一的成功，就是在二千多年前的秦國，由商鞅所進行的「商鞅變法」，一變而功成，把秦國變成了戰國第一大強國，也奠定了將來秦國平定六國的基礎。
其他的變法，例如王莽、王安石等等，都是以失敗收場，其中的一個重大原因，就是變法的內容觸及了太多的既得利益階層，令到他們受損，所以奮而反抗，由於這道反抗的力度實在太大，所以連變法者也不得不「投降」。
商鞅所進行的變法，比諸後來的王莽和王安石的變法更是激烈，其中以一條﹕「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藉。」即是皇室人員除非擁有軍事功勞，否則不能繼續去當貴族。這即是等於直接剝奪了皇室成員的利益，當然也招致了極大的怨恨﹕「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商鞅是如何解決這些反對聲音，去成功推行他的改革呢？答案是﹕恐怖政治。第一是控制輿論﹕「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第二就是用嚴刑來打擊反對者﹕「日繩秦之貴公子。」
正是因為實行了恐怖政治，他的變法才可以實行下去。但當他的靠山秦孝公死後，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秦惠王二話不說，把商鞅抓了，再五馬分屍，這當然令到仇恨商鞅的人十分開心，可是，商鞅變法的制度，卻仍然是繼續在秦國使用，令到秦國一天比一天的強大起來，終於掃平了六國。

2.
我很喜歡同人們說一個故事，就是董建華的「八萬五」。
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實行了3年，在2000年有85,710個住宅單位建成，2001年有10萬個住宅單位建成， 2002年則大幅減少至67,000個。換言之，這3年一共有252,710個住宅單位建成，其中大部份都是公屋和居屋單位，這也即是說，在「八萬五」政策之下，應該有十多萬人是受惠了的。我所認識的年輕朋友當中，也有不少是在這時候獲得分配「上樓」。
然而，「八萬五」也造成了樓價的大跌，在2003年6 月的高峯期，一共有105,697宗負資產按揭，佔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額1,650億港元。正是因為這些負資產人士的怨恨，令到2003年7月1日，有50萬人遊行，令到董建華在2005年的「腳痛」下台。
今天香港的房屋不足和樓價問題，就是當日的「八萬五」並沒有貫徹始終，所引致的。我很喜歡舉的一個比喻，就是一個疑犯被抓了進警局，要麼馬上認罪，要麼打死不認罪，最壞的就是給痛扁了一頓之後，才去認罪，這樣既受了罪，也要坐牢。
「八萬五」這政策的原意是好的，可以有效的改善香港人的居住問題，問題在於副作用太大，會令到樓價急跌。然而，「八萬五」推行了一半，未竟全功，便給民意和地產商煞停了，所以負資產是出現了，人民的居住環境卻沒有改善好，這就好比疑犯給痛打了一頓之後，才去認罪，這是最笨的做法和最壞的後果。

3.
至於商鞅變法和董建華的「八萬五」有甚麼關係，大家不妨自已聯想吧。

李嘉誠不會全撤港資金

李嘉誠把旗下和記港陸(0715)的71.36%股權賣給內地的上市公司泛海控股，這隻傳了賣殼很多年的公司，終於成事。在我的好幾個朋友而言，這是一隻可以年年炒range，賺番十幾個巴仙的公司，現在轉了手，相信再沒有這支歌仔唱了。

現時很多人都說李嘉誠會撤資，我的想法是香港只會撤一部分，不會全撤，但內地就好難講。畢竟，作為全香港對政治最敏感的商人，李嘉誠肯定深諳進退之道……哎呀，等我送番本《2017普選中共的大戰略》給他參考先！
鄧小平執政已定收回香港
話說今年是《聯合聲明》簽署30周年，有線新聞製作了特備節目《前途解密三十後》，其中有一段是港督麥理浩提出將來新界地契，不提1997年限，被鄧小平一口拒絕。但一名長期參與香港問題的中共老黨員指出，當時對於是否收回香港，未有定案，一名朋友說﹕「喂，這種講法同你那本書的結論立場有矛盾？」
我說﹕「這證明有線電視的水平太低。在香港的共產黨員，只是一個工兵，怎知中共高層對於香港的最高決策？訪問他，你不如訪問一個和記港陸的中層管理，問他和黃會不會賣掉和記港陸笨！我在《2017普選中共的大戰略》已說得很清楚，鄧小平和毛澤東對於香港問題的立場並不相同，鄧是在1978年執政的，麥理浩是在1979年訪華，在一年間，中國對香港政策已經急轉彎了，但香港土共這些低級黨員當然不會知道高層決策的突變。」
有線電視的新聞記者，看的是死的事件，我是歷史學家，是要把死的事件串連起來，給予詮釋，相比之下，我的水平當然是高得太多，這是比也沒有得比的。有線電視的人做這個特輯之前，沒有看過周顯大師的經典名作，也實在是太失敗了。

希特勒的身世和香港人的歧視

希特勒有猶太血統，早就是一個流行已久傳聞，就是連希特勒本人，都心感懷疑，而無法證實。
希特勒的父親「Alois」是個私生子，出生於1837年。他的出生地Strones太小了，沒有教堂，所以他是在鄰近的Dőllersheim受洗的。他的受洗證書上並沒有父親的名字，這是因為Johann Nepomuk Hiedler的母親，也即是希特勒的祖母，Maria Anna Schickgruber未婚便生下了Alois，所以兒子的受洗證書，寫的是母親的姓氏。
在1842年，Maria嫁給了Johann Georg Hiedler，所以在4年之後的1876年，Alois 在9歲時，才補加上了「Georg Hitler」作為父親。至於串法的問題，那時的人的知識水平不高，串錯字是常有的事。
Maria是個天主教徒，出生於富農之家，遺留了一點遺產給她，但是後來她應該是花光了，所以她是活得很窮困的。
Alois 並非由父母養大的。他還是小孩子時，便在叔叔，也即是Johann Georg Hiedler的弟弟Johann Nepomuk的家裏撫養成人，所以也有人認為，這位叔叔才是他的親生父親。
然而，在希特勒崛起時的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經有過傳聞，說他有猶太人血統了。希特勒的一個心腹，叫「Hans Frank」，在納綷當權時扶搖直上，曾經當過波蘭總督，負責大殺波蘭人和猶太人，戰後他在獄中，被絞死之前，寫過了一本回憶錄，內容談及在1930年，希特勒曾經被人寫信勒索，說要大爆他是猶太人後代這個秘密。
Hans Frank去調查此事，發現希特勒的祖母Maria曾經在Graz的一個叫「Leopold Frankenberger」猶太人的家裏當廚師。當然了，Maria Frankenberger家族的男人發生關係，不一定要是Leopold，也可以吃吃嫩草，和其兒子上床。
Graz是現時奧地利的第二大城市，但當時是威風八面的奧地利帝國，國家規模當然比今日的奧地利大得太多。不消說的，Hans Frank的調查結果，當然是希特勒和猶太血統並無關係，這反而是猶太人勞役德國婦女的明證。
然而，這當然只是夜行吹口哨式的報告，就是希特勒本人，也不相信報告的內容。納粹德國在1938年併吞了奧地利，馬上便把幾個地方列為軍事訓練營，全部人民撒離，包括了Dőllersheim在內。至於他的父親Alois的出生記錄，當然也是從此失去了。
近代史家也傾向於希特勒的父親Alois的親生父親是其叔叔，因為Graz在十五世紀時，已經把所有的猶太人趕走了，直至在十八世紀中葉，方才准許猶太人回來定居，但這時Alois已經出生了。
希特勒死後，遺體遭到燒焦了，當時給蘇聯取得了，也即是現在俄羅斯的手上。俄羅斯不同意，自然也無法把希特勒的遺體做基因驗證，看看他有沒有猶太人血統。
在2010年，一位叫「Jean-Paul Mulders」的記者和一位叫「Marc Vermeeren」的歷史學家，找到了39名和希特勒有血緣關係的親人，檢查了他們的基因，發現了他們同時有「E1b1b」的基因，這是來自非洲東部的血統，大約起源於22,400年前。
不過，「E1b1b」屬於一個龐大的族群，猶太人只是其中的一支，所以這個基因分析只能夠證明了希特勒有「E1b1b」的基因，但有這基因的人，卻不一定是猶太人。
Mulders 的報告是這樣寫的﹕「I never wrote that Hitler was a Jew, or that he had a Jewish grandfather. I only wrote that Hitler's haplogroup is E1b1b, being more common among Berbers, Somalian people and Jews than among overall Germans. This, in order to convey that he was not exactly what during the Third Reich would have been called 'Aryan.' All the rest are speculations of journalists who didn't even take the trouble to read my article, although I had i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especially for this purpose.」
這份報告雖然並不能夠證明希特勒是猶太人，但至少證明了他的確「有可能」是猶太人的後代。不過，根據希特勒的種族觀，不單是猶太人，整個非洲的人種均是低等民族，然而，希特勒有著這些他看不起的低等民族的血統，確是事實。

當我翻查資料，寫這篇文章時，看到了一個有趣的說法﹕如果希特勒真的是猶太人，他把德國搞到雞毛鴨血，應該是由猶太人巨額賠償給德國才對。不過這種說法犯上了一個分析性的錯誤，就是希特勒縱是有猶太血統，最多也只是四份之一，算起上來，他最少也有四份之三是日耳曼血統，所以德國要賠償給猶太人，是沒錯的。
再深究下去，希特勒其實是奧地利人，而德國的大肆殺害猶太人，是在1938年，德國吞併奧地利之後，在這之後至1945年，德國和奧地利是一個國家，所以如論到賠償，奧地利的一份是不應跑掉、卻又偏偏跑掉了。
我之所以寫下這一篇文章，是因為有一天同朋友聊天時，說到香港有很多新移民的後代，卻偏偏很歧視新移民，我的評語是﹕「車，希特勒都係咁啦！」朋友不信有這回事，我特意找了資料給他看，為免浪費，唯有記下了這篇筆記，在這裏刊載。

美國是付賬的大賊 英國是強搶的小賊

有一天，我和胡大狀打牌之後，吃飯聊天，他從中國憲法說到《基本法》，有關其法理依據問題，洋洋洒洒，辯才無礙，法理和推理均是嚴謹得毫無破綻，令人佩服之至。
簡而言之，就是中國並不承認當年對英國的不平等條約，所以它之於香港，只是「恢復行使主權」，而不是「收回香港」。這牽涉到《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解釋，但和本文無關，不多贅了。
為了投桃報李，我則說出了一些歷史故事。
在1842年，中國打輸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簽了《南京條約》，其中條款包括了割讓香港島，以及賠償2,100萬元給英國，其中600萬是賠償鴉片，300萬是償還英國商人的欠債，1,200萬是支付英軍的軍費。
在1860年，中國打輸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簽了《北京條約》，對英國的賠款是800萬兩白銀，並且要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
英國政府便是根據這兩條條約，去管治香港和九龍，但中國的立場，是從軍閥政府以至國民黨政府，共產黨政權，均不承認這些以武力迫簽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才會出現了1997年，除了收回在1898年租借了出去的新界之外，也一併的收回了永久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和九龍半島之事。
然後，我說了美國的西班牙在1898年打的「美西戰爭」的故事。
美西戰爭的表面起因，是因為美國派往古巴保護僑民的軍艦緬因號在夏灣拿島爆炸了，美國人認為西班人幹的，一場外交爭拗之後，西班牙首先向美國宣戰，美國在翌日也向西班牙宣戰。實際上，美國打這一場仗的主因，卻是為了覬覦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據說，緬因號是美國人自己炸沉的。
結果在這一場大戰，美國大勝，雙方簽定了《巴黎和約》。根據這條和約，西班牙要讓古巴獨立，還要把波多黎各、馬里加納群島和菲律賓賣給美國，美國則要付給西班牙二千萬美元，作為買下這些土地的代價。
按照歷史，美國人的獲得土地，全都是用付錢購買的形式。路易斯安納是在1803年，用1,500萬美元，向法國購買的，1848年，美國在「美墨戰爭」中，打勝了墨西哥，也是用1,500萬美元買下了今日的加州和德州，在1867年，用720萬美元，在俄國的手上，買了阿拉斯加。
我對這些事件的評價是﹕「美國這些土地，全都是真金白銀買回來的，銀貨兩訖，有consideration，將來對方就算反悔，也反悔不了。如果當年英國人不是強搶了香港和九龍，還要中國巨額賠償，而是付錢給中國，買下了香港，那就別說是1997，2097年，中國也沒有藉口收回香港。」
所以說，論到手段，其實還是美國人比較高明，因為美國人是披著商人外衣的賊，強姦了之後還要付錢給苦主，苦主一旦收錢兼且花光了錢，強姦犯便可脫了強姦罪，而英國人，則是戴著賊仔帽的強盜，強姦完還要搶錢，苦主自然不可能認賬。
有一派的國際法學者，認為就算是不平等條約，簽了也得認賬，相信這些學者沒有研究過美國的做法﹕如果不平等條約是沒有問題的，美國在美墨戰爭和美西戰爭均獲得大勝，它又何必去付錢買地呢？這當然是因為它也認為，搶地不付錢，現在雖然省了錢，但將來必有麻煩。這才叫「高瞻遠矚」呢！

戈爾巴喬夫、法國大革命、五四運動

香港人向來不讀歷史，因此每當引用歷史時，往往荒腔走板，引喻失義，令人失笑，隨便舉些例子，立法會議員陳家洛便問過行政長官梁振英：「到底想做羅馬尼亞的壽西斯古，抑或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
看來這位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副教授的程度，居然不知道戈爾巴喬夫在大部份的俄羅斯人的心目中，是毀掉蘇聯帝國的千古罪人，只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才是英雄。如果被外人視為英雄、被自己人視為混蛋的政治人物，當然是非常失敗，但話說回來，壽西斯古和戈爾巴喬夫雖然同為本國人的混蛋，不過前者慘遭槍決，後者還可以在西方世界演說歛財賺錢，以回報他弄垮了蘇聯帝國之功，相比之下，必需要二挑其一，那誰人都會懂得挑了。
另外一個被常常引用的爭取民主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是一個流血的暴力革命，釀成了殺人無數的恐怖政治，那也算了。最重要的是，革命之後，結果是甚麼呢？答案是﹕帝制復辟，先是拿破崙當上了皇帝，拿破崙下台後，結果也是波旁王朝復辟，路易十八登位。用法國大革命來形容香港的民主運動，甚至是「佔領中環」，可說是烏鴉嘴之流，必須要吐口水講過了。
還有一個常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五四運動」。
話說在「五四運動」之後，學生雖然被關在牢裏，可是聲望越來越高，到了最後，北洋政府怯於民意，不得不放人。但到了這個地步，囚在牢裏的學生明知已經取得了勝利，那就不單要贏，還要攞彩，所以死也不肯出牢。
結果是，政府預備了專車、燃放鞭炮，但也請不走學生，最終是由政府高官親自出動遊說：「各位先生已經成名，趕快上車吧。」學生獲得大勝，回到了學校。
蔡元培是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在「五四運動」時，設盡辦法，營救學生。這是中學歷史教科書也有讀到的故事。但是，教科書卻不會提及到，蔡元培本人並非贊成學生的政治運動，而只是因為他身為校長，愛惜學生，才不得不去設法營救學生而已。
在「五四運動」之後，蔡元培辭掉了北大校長之位，離開了北京，在西湖見了教授蔣夢麟，對蔣說﹕「他們既然嘗到了權力的滋味，以後的慾望將會更加強烈，更難滿足。」
哲學大師牟宗三是在1929年，進入北京大學的，他在「熊十力先生追念會講話」說﹕「那是在北大(不只是北大，整個北平及山東濟南的中學也是如此)，先生在是學校一點地位都沒有的。北大的學生都囂張得很，根本不去上課，先生講甚麼，學生都不聽。而且不上課已經是很客氣的了，那時北大的學生會權威很大，每學年開始，要聘先生，須預先徵求學生會的意見，問學生要些甚麼先生來教課，然後去請回來，十分開明。這雖是開明，但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這並不是很好的，這樣會養成學生的囂張狂妄，兩眼只看天上……這種風氣是從北大，從胡適之先生開始的，胡先生對學生很是客氣。青年人初時會受寵若驚，便久而久之……囂張狂妄之極，沒有一個先生敢說學生的不對，沒有敢教訓學生的。」
當蔡元培辭職之後，蔣夢麟回到了北大，暫代校長職務，發現了「學校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利。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教試嚴格或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的活動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對學校予取予求，但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睜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準備揍人。」
事實上，蔣夢麟因為拒絕學生的請求，便給關了在校長室，學生也關掉了學校大門。蔡元培是在當年的9月，回到北大，二度當校長。但他雖是「北大之父」，也曾經有一次，因為學校要收講義費，因而同學生鬧了上來，差點打大架。 最後，再引一段歷史故事。話說在1946年，中日抗戰之後，北大復校，考入學試，把全國分成七個考區，結果成績是上海最好，昆明最差。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的評語是﹕「昆明區成績最差，因高中學生從事政治活動，而疏忽功課所致。」
如果論到「五四運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力，它的確是重重的打擊了北洋政府的威望，導致了後來的軍閥混戰，好幾年的民万聊生，而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甚至是共產黨的成立，也有賴於「五四運動」。不過，它究竟是不是有利於中國人民的福祉，則不得而知了。
今日的香港人，尤其是政客，真的是要補習一下歴史，才不致於亂引故事，教壞大眾呢！

譚嗣同《絕命詩》解

1. 
譚嗣同的《絕命詩》是近代中國史上膾炙人口的一首詩，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然而，這一首詩究竟應作如何解釋，卻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這首只有28個字的七絕，其中的頭25個字，都不難解，難解的只有最後的3個字﹕「兩崑崙」。
有關「兩崑崙」應作如何解，一百多年來，有著無數的解釋，例如說，有人認為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有人認為是大刀王五和胡七，前者是是北京順源鏢局的創辦人王正誼，譚嗣同曾經跟他學過刀法，後者是通臂拳高手胡致廷。當譚嗣同被斬首之後，就是由王五和胡七這兩個武功高手，冒險為他去收屍。有人認為是出自唐朝裴鉶寫的傳奇小說《崑崙奴》，這故事是述說一個武功高強的黑人奴僕，名叫「摩勒」，為主人崔生竊取了當朝第一大臣郭子儀的一個姬妾的故事，故此「兩崑崙」應指譚嗣同的兩個忠心家人胡理臣和羅升。
以上的解釋，沒有一個令人信服。例如說，一個人臨死之時，寫一首氣勢磅礡的絕命詩，居然還要倚靠奴僕，去為自己的「肝膽」去做事，這是不是太失身份了呢？以上的說法，均都是太牽強了，至少沒有一個令我滿意的。
而本文，就是試圖解釋這個百年難題。
為了顧及某些對於此故事並不暸解的部份讀者的閱讀興趣，在釋詩之前，免不了要把這段很多人都聽過了的故事，再來一次簡單的複述。在這裏，希望熟知這段故事的讀者耐心去看，或是乾脆跳過不讀。

2.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長沙瀏陽人，出生於1865年，在33歲時，投身於戊戌變法，支持光緒皇帝實行改革新政，意圖囚慈禧、殺榮祿，發動一場政變，但卻被實際掌權的慈禧太后所鎮壓，結果為首的康有為和其弟子梁啟超逃跑了，其餘的6個人，分別是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以及譚嗣同，均被捕獲，送往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斬首，史稱「戊戌六君子」。
根據梁啟超為他寫的傳記，說他們決定逃亡時，譚嗣同卻一意留在北京，要設法營救光緒，在被捕前一日，友人勸他逃亡到日本，他堅決不肯，說﹕「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當他被捕後，在監獄的牆上題詩，就是前述的那述絕命詩。有一個說法，說原詩的最後兩句本是﹕「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只不過是梁啟超所改成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對於以上的爭論，究竟這兩句是譚嗣同所作，抑或是梁啟超所改，本文並不打算去作出討論。有三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是﹕第一，現時流行的版本，正是「兩崑崙」的版本，而不是「手擲歐刀」。第二，「兩崑崙」這兩句詩的氣勢和意境，的確比「手擲歐刀」要高出太多，如果只憑「手擲歐刀」這兩句，相信這首詩決不能像「兩崑崙」般的傳誦多年。第三，就是這詩的最後兩句，是由梁啟超所作，但是在梁啟超的腦中和筆下，究竟甚麼是「兩崑崙」，必然也有一個想法和意思，所以，究竟甚麼是「兩崑崙」，仍然是一個有意思的分析。

3.
假設我們完全不懂得「崑崙」這個名詞是甚麼意思，或者是，這兩個字是缺了，只用「XY」來代替，最後的一句，應該怎樣去作詮釋呢？
如果按照中文的慣常用法，把「兩崑崙」視為「2崑崙s」(「s」是英文的眾數)，這明顯是錯誤的文法。如果我們完全撇開「崑崙」的意思，單單從「去留肝膽兩」去分析，「崑崙」應該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名詞。
簡單點說，這一句詩句在文法上的意思，應該是﹕無論是去，抑或是留，我的肝膽都是那麼的「崑崙」。換言之，「兩」字的意思，是英文的「both」，這也即是說﹕無論是去是留，我的肝膽「both are」那麼的「崑崙」。
所以，在這首詩中，「崑崙」應該作為形容詞解，而不是名詞。前人的把它視為名詞，是錯解了。

4.
剛才說了大前題，現在開始逐句解說此詩。
張儉是東漢末年的名士，是西漢開國元勲張耳的後代。他曾經上書彈劾當權的大宦官侯覽貪污腐敗，強奪民產，因而被政府下令通緝，所以他只有逃亡。
《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說﹕「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所其經歷，伏重誅者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後來侯覽被人參奏「專權驕奢」，結果被罷了官，還未審判，已經自殺身亡了。張儉和其他被侯覽迫害的人，也因而得以平反。
「止」有「停下來」的意思，所以「投止」也即是「走進一個可以停下來的地方」，也就是「投宿」的意思。張儉「望門投止」，就是在路上亂走，看見了門，就去投宿，由於他的清名，居然也有大把冒著被牽連的危險，去收留他。然而，不幸的是，招待他的人也有十多個被「重誅」，連親人也被誅殺了，連整個地方也因此而給掃蕩得殘破了，可知他的連累之重。
杜根也是東漢時人，當時太后鄧綏專政，杜根要求還政於皇帝，因而得罪了太后，「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之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之後，目中生蛆，以其死，因得逃竄。」
杜根詐死逃亡後，逃到了湖北省宜城的一個山上當酒保，15年後，鄧太后死了，漢安帝執政，當初為他出頭的杜根，自然要平反了。安帝以為杜根死了，便「詔告天下，錄其子孫。」然後杜根回到京城，安帝封他為「侍御史」。在漢代，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掌監察，俸祿是二千石，實質掌管行政的是御史中丞，俸祿是一千石，至於侍御史的俸祿則是六百石，相當於某部門的「次長」。
在杜根遭到平反了之後，有人問他﹕「以前的人遭到迫害，大家都會同情他，你也有不少朋友，何必去當酒保這麼粗賤的工作呢？」(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至此？)杜根的回答是﹕「在民間躲藏，又不是去到無人的地方，一旦遭到發現了，便會禍及親人，所以我是不可以這樣做的。」(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
綜合張儉和杜根的故事，可以得出一個共通點，就是這兩個人逃亡時，一個去找朋友幫忙避難，但連累了他人，另一個則是含受屈辱，寧願詐死，但卻不肯找親友幫忙，以免連累了對方。
很明顯，譚嗣同並沒有效法張儉或是杜根，而是慷慨地坦然就擒就死，「流血……有之，請自嗣同始。」所以，《絕命詩》中頭三句的意思，應該是﹕張儉望門投止，但連累了他人，杜根不去找人幫忙，但卻要忍受屈辱，而我則不會效法這兩個人的逃亡方式，而是「橫刀向天笑」，意即是不肯逃跑，任由清廷拘捕。
在第三句，「自」的意思，是「卻」，表示「相反」，即是表明興張儉和杜根採用不同的做法。

5.
現在解釋到了最關鍵的第四句。我在前文解釋了「兩」是「both are」的意思，因此，現在只剩下了三個名詞，只要解釋了它們，整首詩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這三個名詞是﹕去留、肝膽、崑崙。
很多人以為，「去留」的意思，是指逃跑了的康有為，和留下來不走的譚嗣同。我的看法，卻認為這說的是譚嗣同本人的「去留」，即是他生命的去或是留，換言之，即是他究竟是生還是死。如果連同上一句去解說，就是「我自橫刀向天笑，今後無論我是生是死……」
「肝膽」這個詞語是最容易解釋的。古人把肝膽、心肺、脾腎、腸胃等視為一物，所以「肝」和「膽」是一起「工作」的，故而有「肝膽相照」的成語。但為甚麼要「肝膽相照」，而不是「心肺相照」，又不是「腸胃相照」呢？因為膽有「勇氣」的意思，所以也代表了男人之間的義氣和激情，當然也包括了真誠和愛國情懷。在譚嗣同臨死時的心中，詩中的這個詞語當然是代表了他對於國家的忠肝義膽。
現在論到最關鍵的「崑崙」兩字了。我的看法是，「崑崙」一詞的通常用法，並非是解作「崑崙奴」，這反而是沒有甚麼人知道的典故。在所有的中國人的心目中，「崑崙」的意思，人人都曉得，就是崑崙山。在當時四萬萬的清國人，現時13億的中國人，誰沒有聽過「崑崙山」呢？
當解釋詩句時，應以它的普遍用法來作為第一解釋，而不應去鑽牛角尖，找出一個偏僻的典故，只有當普遍用法無法去解釋時，才不得不去尋找另外的解釋。所以，如果「崑崙山」可以圓滿地解釋「兩崑崙」，就用不著扯到去「崑崙奴」了。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崑崙山是黃河的發源地，是萬山之祖，也是中國人最崇拜的最高的山峰。所以，我認為，「兩崑崙」中的「崑崙」，恴即「崇高」，以及「偉大」。
到了這裏，《絕命詩》的最後一句，其解釋也就是呼之欲出了﹕無論今後我是生是死，我的心靈都是那麼的崇高和偉大。

6.
最後，我把前文的結論覆述一次，把整首譚嗣同《絕命詩》翻譯如下﹕「張儉望門投止，但連累了他人，杜根不去找人幫忙，但卻要詐死一段時間，忍受屈辱，而我則不會效法這兩個人的逃亡，而是橫刀向天笑，任由清廷拘捕，無論今後我是生是死，我的心靈都是像崑崙山一般的崇高和偉大。」

世上KINGS有多少

這是一條歷史題。
埃及的亡國之君，叫作「Farouk I」(1920-1965)。很多歷史書說他好色，但我看了又看，倒不覺得他特別好色，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比他好色。不過他特別能吃，倒是事實，一頓飯可以吃掉12隻大龍蝦、10顆生蠔、8條魚、5碗炒飯，此外還有數不清的芝士，果占、大餅、豆、菜和水果，很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能吃的人，不差於小林尊。
他是在1952年被納賽爾的自由軍官組統推翻的，先由他的6個月大兒子繼位，再在明年，把這位歲半的末代國王推翻，交由納吉布當傀儡總統，納賽爾掌實權。
這位Farouk I在臨退位之前，說了一句話﹕「In a few years there will be only five kings in the world.」
歷史題是﹕究竟是那五位國王呢？
答案是﹕「the King of England and the four kings in a pack of cards.」
誰知道，後來英國由女人繼位，從此大英帝國只有Queen，不再有King了，日本天皇是Emperor，摩納哥國王的銜頭是prince，不過，在巴林、比利時、不丹、柬埔寨、萊索托、約旦、馬來西亞、摩洛哥、荷蘭、沙地阿拉伯、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國、馬來西亞均都還有kings，所以，連上撲克牌的4隻，現時世上一共有19個kings。

本土窮嚷，歷史何在？

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加拿大人、一個政治中立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大前提下，沒理由反對本土派，又或者是港獨。可是，儘管原則上不反對，但是，他們在實際操作方面，卻實在是水平太低，真的是很很很很丟架，很很很很令人看不起。
一個本土運動，一定要由三方面去組成，一是現在，即是鬥爭的手法，現在姑且不去討論香港的本土派到處去舞龍獅旗，例如強闖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示威，這種鬥爭方式是否有效。我今天想說的，是另外的兩方面﹕一是過去，另一則是未來。
歷史之所以重要，皆因歷史是形成本土現狀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談歷史，那就無從說本土派，更加沒有資格說獨立。你看台灣的民進黨，在上台之前，大搞「二二八事件」運動，陳水扁上台之後，馬上要學校教授台灣本土史，歷史之重要，可見一斑。
但是香港的本土派呢？有沒有人提倡讀香港史？那天，我在討論區，見到有人說：「其實如果當年二次大戰日本贏咗，對香港會更好，起碼唔會俾強國收番。」
查當年日本搞大東亞戰爭，香港是最慘的受害者之一。中國的南京大屠殺，殺完了之後，南京以至於整個淪陷區，由汪精衛的傀儡政權去統治，是過得還可以的，至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時，南京人口比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之前還要多，可見一斑。
至於台灣，日本銳意經營了幾十年，有很多「遺愛」和建設，這也是不可否認的。東北就慘很多，因為那裏要發展成為重工業區，由滿洲國去負責勞役人民，作出大量建設。不過，今日的東北之所以是工業重鎮，也要多虧日本。
然而，香港就不同了。因為香港是由軍政府統治的，這和中國的其他地方有著根本的分別。皇軍在香港實行恐怖統治，香港人口從1941年的160萬人，驟減至戰後的50萬人，就可知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淪陷生涯有多慘了。
日治對香港另一筆令人髮指的蘇州屎是，強迫香港使用軍票，藉此來「購買」香港人的資產，即是明搶。在戰後，日本政府拒為軍票負責，不肯作出賠償。這一筆錢，相等於今日的港幣七千億元，如果平均分給港人，每人可得一萬元。
在去年12月25日的那一天，二十名港人去日本政府抗議，要求支付軍票，支付這筆舊帳、這筆血錢，但這種有意義的事，沒有一個本土派去參與。
本土派去解放軍營示威，沒問題，但請他們首先尊重一下歷史，也去支持香港人去討舊債，這才是凝聚香港本土所做的實事。

霍元甲

電視又重播《霍元甲》了，看到黃元申飾演的霍元甲，以及梁小龍飾演的陳真，真的叫人懷念得很。事實上，這是史上最經典的一部霍元甲影視製作，因為在當年，這電視劇橫掃了中國內地，至今仍為內地人所津津樂道。

霍元甲生於1860年，死於1910年，終其一生，都是清朝人，所以，他應該是梳著辮子的，不過現代人可不理這個了。

其實霍元甲在生前的名聲並不甚大，在臨死前的一年，才到新成立的精武體操會去教授武術。但是，在他死後，精武體操會卻越辦越是成功，在成立10周年時，甚至得到了孫中山的親自題寫「尚武精神」。

因為精武門的名氣，在民國時代，有很多關於霍元甲的事蹟，軼事小說，在傳媒上刊登，因此很多人都誤會了，他是民國的人。

霍元甲最為有名的故事，是他在1901年擊敗了俄國大力士，在1909年擊敗了英國大力士，也有說法，是他不是擊敗，而是對方聞風先逃。但這些都是傳聞，並沒有確切的證據。

我並不相信「大力士」的說法，原因很簡單，因為只要粗淺的常識就可知道，大力士並不好打，這正如舉重冠軍並不是武功高手，一個普通練個武功的人，都能打贏大力士，這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因此，霍元甲也不會挑戰大力士，來證明自己的武功，相信這只是好事之徒杜撰出來的故事，但因為有太多無知的人，才會把這故事以訛傳訛下去。

新亞校歌改歌詞

《新亞校歌》有這樣的一句﹕「五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當時我一邊唱，一邊心裏嘀咕﹕「家陣中國都有十億人口啦，乜講五萬萬神明子孫咁out呀，晨早應該改為十萬萬神明子孫啦。」
誰知呢，月前因為陳茂波而令到《新亞校歌》大熱，我這才赫然發現，原來它現時的歌詞，的確已經改為「十萬萬神明子孫」了。
這證明了，當時的我確實是有先見之明，但是今日的我，由於思想變了，卻又不惜要打倒昨日的我，認為改為「十萬萬」是錯，應該保留「五萬萬」不改才對。
話說一個國家的國歌，並不一定是代表著這個國家現時的意識形態，反而是代表著它立國時的精神。像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意涵就是中國立國時，抗日興邦的心態。(當然，中共是「掠奪了抗日成果」，但這並不代表這首歌並不是反映了當時的人心。)
更好的例子，是法國國歌《馬賽曲》，充滿了憤怒和復仇，第一段歌詞是﹕「起來，祖國的兒女！今天是舉國光榮的日子，染血的旗幟籠罩著我們，那是暴君的旗幟！是暴君的旗幟！你曾否聽見戰場上，戰士戰鬥的叫喊聲，誰人衝到我們的中間，殺戳我們的兒子、妻子、親人？」
唱這些歌，講的是歷史，不是現在。莫非有一天，中國人口又增加了，就要改成「廿萬萬神明子孫」，家陣都無「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啦！改歌詞的人忘記歷史，真是混脹！

三支箭的典故和內涵

用綁箭來作為團結的象徵的故事，在很多個民族都有流傳，最有名的是《蒙古秘史》的記載，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的「三賢聖母」之一的阿闌豁亞曾經把五根箭綁在一起，展示出難以折斷，以比喻團結的重要性。
《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的第一本長篇歷史文學，寫於蒙古的全盛時期。它也記載了成吉思汗的母親也採用了這個民族有名的傳說，去教訓10歲時的成吉思汗和其兄弟們。
由於這個故事實在太有名了，所以在2005年，美國總統喬治布殊訪問蒙古國時，也說過這故事，以喻自由世界要團結一致，對付恐怖主義。
不過，這個故事的最早版本，其實應該是《伊索寓言》的「The Bundle Of Sticks」，故事內最後的一句教訓是「Union is strength」，即「團結就是力量」。
「五箭訓子」是蒙古人的故事，但是「三支箭」呢，就是日本人的故事了。這是日本的「戰國第一智將」毛利元就用三支箭折不斷，來教導三個兒子毛利隆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要齊心合力，團結起來，史稱「三矢之訓」，或「三矢之盟」。這三兄弟不同姓，皆因兩名弟弟過繼了給別人，去當養子。
所以說，「三支箭」的說法，是日本古時就有的教訓，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三支箭」這個有氣勢的名字，正是出自日本這個無人不知的歷史小故事。
所謂的「三支箭」，第一支是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即是說日圓大幅貶值，以此來刺激經濟。
眾所周知的，這一箭已經射了出來，在他上台以後，日圓匯價已經貶值了兩成以上，而日本的股市的確已經炒上來，但實質經濟有沒有增長呢？這就言人人殊了。
至於第二支箭，就是擴大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但是，擴大財政開支，要不要加稅呢？如果加稅，例如加銷售稅，那反而會打擊經濟，適得其反。不過，如果不加稅呢？則日本已經是芸芸大國當中，欠債最多的一個國家之一，要想擴大財政開支，錢從何來呢？
而第三支箭的內容，就是結構性的經濟改革，說穿了，就是放鬆政府的管制，讓民間享有更大的經濟自由。
安倍晉三在6月5日，已經宣布了其計劃，但是成功與否，就得看看，向來以大政府為主的日本人，有沒有這個決心，做到這一步了。 

呂氏春秋忽略風險

人們的行為很奇怪，一個人平時可以慳儉得一毛錢也捨不得花，但是卻可以輕易相信別人的一句話，買上一隻股票，賠了一大筆錢。而這個介紹山埃股票的仁兄，如果股神，也還罷了，但卻往往只是一條茂李，可能只是一個做普通工人的半文肓，咁都信得落？
這正如一名阿婆，可以輕信一個陌生人的幾分鐘說話，用了畢生積蓄，買下了大批「杜蟲藥」，以為可以一下子轉手，便賺幾倍的錢。
《呂氏春秋》把章節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其中的「覽」意即是「view」，也即是「觀點」。八覽之一是「先識覽」，「先識」就是「先見之明」的意思。《先識覽》有這樣的一段故事﹕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正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矣。」
那人在晨早流流，執靚衣服，跑到了「周大福」，眼中只看到金，伸手便搶，眾目睽睽也無暇注意到了。簡單點說，這叫做「利令智昏」。

大家以為這位仁兄很傻，但是在投資的世界，利令智昏的案件實在太多，人們往往為了回報，卻往往忽略了風險。當然了，這種傻事，我也曾經做過了不少。但是，輸股票，卻多半是因為這個原因。

(老編按︰不知這篇登過未，登過的話，不妨重溫，實在是好文章。)

拉斯普丁的性器

中學讀西史時，讀到俄國革命史，一定會讀到「拉斯普丁」這位魔僧。

拉斯普丁是個文盲，雖然同教會沒有關係，但卻成為了當時俄國最有名的教士，整個皇室的人都崇信他。這是因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兒子有血友病，只要受傷就會流血不止。據說拉斯普丁有特異功能，可以救治這種情況，小王子多次病危，都虧得他救活了。因此沙皇和皇后都對他極為寵信。

但是，拉斯普丁最有名的，還是他的荒淫。據說，他有一根特大的陽具，以及超強的性能力，所以令到皇后以至整個俄國上層的女人都為他如痴如醉。

後來拉斯普丁被政敵騙到了地下室，給誘吃了毒藥，又連中三鎗，再用棍棒猛打，最後把他的陽具切下，整個人扔到結冰的河裏。

他的人雖不在，但陽具還在，一位女傭拾去了，十多年後被巴黎的俄國女人買下，當成了聖物來崇拜(我不能不承認這實在很有崇拜的價值)，後來被拉斯普丁在美國的女兒「回購」了。他的女兒死後，這條陽具給拍賣了，最後回到了俄國。

這一條陽具，現時在聖彼得堡的一間色情博物館中，作出展覽，全長28.5公分。如果到聖彼得堡去，記得要參觀它。

不過有人懷疑，這條陽具是假的，因為那時還未流行防腐劑，如果那位女傭要保存它，應該要用鹽來醃。但現時在展覽的那一碌，當然不會是「鹽醃腸」。

民主是個大騙局

連續寫了兩篇有關香港政治的文章，今天再寫一篇，就是有關民主的騙局，而且是很大很大的一個騙局，騙了幾百年，也騙了幾百億人，這應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騙局了。(按：有的宗教騙局，可能牽涉範圍、人數和時間更大更廣，但不贅。)
大家讀政治書，一定會讀到民主是從何而來的。一般來說，政治學的書籍會告訴大家，民主的來源是來自二千多年前的雅典，但是，當雅典滅亡後，民主政制也就隨之滅亡了，直至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民主政制才再次出現了。如按這些記載，那時的雅典可牛了，不但有民主，而且在整個希臘半島，不論文學、科學知識，均都是十分發達。
我記得，我在唸大學時，讀希臘悲劇，覺得它的文學水平，遠遠高於當時的文明國家，論到複雜程度和結構，比中國先進了最少一千多年。事實上，如果以西方文學來作標準，希臘悲劇的水平，在西方，也要十五、六世紀，才能比得上，那是接近二千年後的事了。當時我的心想，希臘文化真的偉大啊，中國文學真是差幾班呢！但是，當時的我卻想不到一個問題：凡是不可思議的事，多半是個老千局，正如特異功能其實是魔術，希臘悲劇為甚麼不可能是偽作呢？
事實是，在古希臘的作品，沒有一本是直接流傳到後世的，據說，全都是失傳了之後，流落到阿拉伯世界，再回流到希臘的。以我研究了這麼多年的歷史，對於歷史文本有這麼深厚的認識，也以全世界的所有古書流傳的歷史來作比較，得出來的結論是：1.古書流傳下來，手抄來手抄去，一定愈改愈多。2.古人沒有版權概念，一定會加進自己的想法，而且愈加愈多。3.託古改制，把自己的著作，冠以古人的名字，也是在所多有。
以上情況在中國及全世界均如此，我不相信希臘作品會是例外。我的看法是，很多的希臘著作都是阿拉伯人的作品，只不過傳到希臘時，被張冠李戴，換成希臘有名的古人名字而已。至於雅典的民主制度，當然也是亂吹出來的，因雅典的民主正是當時歐洲人的理想政治制度，故也來玩一個託古改制，這一招，中國人已玩了兩千多年，必定不會陌生。所以民主這玩意，從一開始，就已經是一個騙局了。

簡化文字由來已久，當年曾是全民共識

簡體字和繁體字的爭論，並不是因為藝人黃秋生的「華夏文明在內地已死」的說法而產生，而是由來已久，然而在近幾年，因為中港矛盾越化激烈，香港人對於內地的事物越來越看不順眼，因而發明了「殘體字」和「正體字」的說法，而有關「簡繁之間」的爭論，亦是越來越加尖銳。
在討論簡體字和繁體字孰優孰劣之時，我們得先去理解一些基本的事實，才能夠作出客觀的分析。
字，就像有生命的事物，隨著時間，不停的轉變著。商朝的字和周朝的字並不盡相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漢字，是在秦漢之間所形成的。在這之前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字型扭來扭去，寫作極不方便，尤其在那個還沒有發明墨筆，寫字需要用刀雕刻的年代，要使用象形文字，去寫出大量的文書，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於是，秦人大量簡化漢字，成為了隸書，然後隸書再演化成為楷書，一直流傳至今，也即是今人所稱的「繁體字」。
以上的故事，說明了大量簡化現有的文字，並非是新中國的首創，而且，我們所說的「繁體字」，在本質上，也不過是古時的簡體字而已。如果一定要回復古字，那麼，要人們回復到二千五百年前寫的金文，相信是沒有人會同意的。黃秋生所說的「華夏文明」因為使用簡體字而「已死」，也絕非事實，因為在二千多年前，這種事情已經發生過一次，但並沒有因而把華夏文明弄死了，因此，我們也可以得出推論，就是這幾十年來的漢字簡化，也不會例外。
今日中國的道德風氣不佳，文化水平低落，也不排除「華夏文明已死」這個事實。但是，如果純從邏輯去推論，同樣的結論，並不一定來自相同的原因，結論對了，並不因而可證明前題也是對的，華夏文明縱是死了，只怕也不是因為中國使用了簡體字。香港人向來都是使用繁體字，但是香港人的華夏文明知識，只會在使用簡體字的內地人之下。當然，黃秋生只是一個藝人，並非甚麼有關方面的權威，他所說的話，根本不能當成是甚麼真理，只能夠一笑置之，不應深究。
以上的歷史事實，是不是代表了，簡體字就是正確的道路呢？這又未必。因為繁體字雖是由古代的篆字簡化而成，但這種「簡化字」已經有效運作了二千年，也令到中國人大致上可以看懂這二千年來的文字，同古人溝通，這是西方語文所遠遠及不上的。換言之，中文在二千多年前曾經大變，但直至新中國出現之前的二千多年間，卻大體不變。中國的把繁轉簡，又是否合理呢？
事實是，最初使用把楷書簡化成字的，是太平天國，這是因為漢字太過難認難寫，相比之下，西方語言容易得多。因此，當時的人認為有必要把漢字簡化，以提高識字率。所以，太平天國首倡了簡體字，連國家文書也使用簡體，但由於推行的時間不長，只是使用了一百多個簡體字而已。當太平天國滅亡之後，中國回復使用繁體字，但是，有關簡體字的討論，在民間卻是越來越盛。到了民國年代，把繁轉簡的呼聲越來越高，大部份的知識分子都同意，廣泛推行簡體字，有助於提高識字率。換句話說，在當時，使用簡體字，已經逐漸變成了整個社會的共識，而在1937年，國民政府推出了《簡體字表》的第一版，收錄了1,700個簡體字，但後來因為抗日戰爭爆發了，國民政府才沒有推行簡體字政策。到了新中國成立，為了提高識字率，加緊推行簡體字政策，直至1964年，一共推出了2,236個簡體字，也即是現時的今日使用的簡體字表。這些簡體字之中，有一部份是中國民間流傳下來的俗字，另一部份則是全新創的新字。至於本來準備推行簡體字的國民黨，在轉進到台灣之後，因為以復興中華文化自居，那就不便推簡，反而標榜使用繁體字了。
繁體字的平均筆劃是16畫，簡體字則是10.3劃，而且由於簡體字用上了大量的「假借」，如「谷」物、手「表」、這「里」等等，所以可以有效的減少了需要學習的字數。我們見到的事實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文盲的確是大量減少了，但亦時按照邏輯去推論，這究竟是不是和簡體字有關，也是不能肯定的。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使用簡體字，令到新一代的中國人認識的字彙少了，對於古文的理解變得困難。而在辨識詞義方面，也有著一定的麻煩，例如說，「表面」和「錶面」這兩者，在簡體字是不可分的。簡體字之所以為人詬病，正因為此。
無論如何，從以上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到，簡體字是當時人民的共識，新中國的推行，只是順應民意，人們之去責備這政策，實在是有點兒事後孔明。如果說這是錯誤，這只能夠說是中國人的共同錯誤罷了。
到了現在，是電腦時代，簡體和繁體的寫作麻煩程度的分別，已經減到了最低，在技術上，使用簡體字，已經沒有太大的必要性。只是，文字是約定俗成的事物，如果把簡再轉為繁，未免把人民折騰得太過，還是維持現狀，不變的好。至於香港在鬧的「正體字」和「殘體字」之爭，說穿了，不過是中港矛盾的另一個具體化表現，在本質上，已經脫離了文化之爭了。

萬國儲蓄會和儲蓄全保是克隆兄弟

在民國時期，上海已經是繁榮得不得了的冒險家樂園，世界第五大城市，那時候，東京根本不入流，所以日本人才對侵略中國有這麼大的興趣。

1912年，萬國儲蓄會成立了，創辦人是法國人Rone Fano和Jean Beudin，股東之一是著名寧波人葉琢堂，他當時是買辦，後來資助過蔣介石北伐，因而當上了宋孔貪腐集團的成員，靠的就是萬國儲蓄會賺來的資金。

這個萬國儲蓄會玩的財技是空前絕後的好點子，稱為「有獎儲蓄」，每月開獎一次，所有存戶都有抽獎的資格。這個新財技，令到所有中國人為之瘋狂，連海外華僑也大量加入。中獎的幸運兒得要撰寫感謝信，詳述整個過程，作為宣傳，還會要求介紹親友入會，不在話下。

初期，它每月收入是十多萬元，到了1927年，已經有三百多萬元，吸錢總數2.5億至3億元，而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紙幣發行量，也不過是1.3億元而已，可知其斂財之鉅。

萬國儲蓄會發財之後，買下了不少房地產，還興建了有名的總部，也即是今日的武康大樓。

這座武康大樓也有故事。

它的設計者鄔達克（Ladislaus Hudec）是奧匈帝國的人民，一次大戰時參軍，當了戰俘，25歲流亡到上海，在一家建築事務所當助手。結果是他成為了上海最著名的建築師，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花旗總會、沐恩堂、達華賓館等等，皆出自他的手筆，很多很多都是現時的優秀建築保護單位。換言之，鄔達克就是上海的Gaudi，可惜他是外國人，難以成為宣傳的對象。

在1934年，經濟學家馬寅初戳破了萬國儲蓄會的精算，簡而言之，其精算不過是把利息用來作為抽獎，如此而已，但當時人們的金融知識薄弱，連這麼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白。

明年，國民政府1934年，國民政府下令取締，但這間頑強的金融公司在租界內繼續經營，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後，它才完蛋大吉。

通常，歷史書把它視為種金公司，例如說，馬寅初計算出來，2,000元的本金，如果計上複利，15年後應該是拿回5,500元，而不是2,000元。馬寅初的這種說法，令我很懷疑他的經濟學知識水平。當然，他發表《新人口論》，戳破了毛主席的「人多好辦事」謬論，因而受到批判，其風骨是毋庸置疑的。

萬國儲蓄會的精算，由始至終，都是由保險業的精算人員計算出來的，而它的本質，和今日的儲蓄保險沒有兩樣，只是它把利息拿出來抽獎，而保險公司則把利息用來賠償意外，如此而已。馬寅初之錯，錯在他身為經濟學家，居然忘記了一項真理：經營公司必須得到利潤，如果存戶在15年後，拿回5,500元，公司賺甚麼？同樣道理，國民政府的禁止它，也是不合道理的。（香港政府則可禁止它，因為香港法例不許非法抽獎。）

以上故事告知了我兩件事：第一，萬國儲蓄會是天才式的金融產品。第二，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只要心水清，便可發現所有的金融產品如出一轍，當年的萬國儲蓄會和今日的儲蓄全保，就是一對克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