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3萬的儲蓄率

在網上的討論區，有這樣的一段真實個案：
「女同事是持牌專業人士，年約35至40歲，約做了15年嘢，現約搵50k一個月。女同事老公也是持牌專業人士，年約40歲，約做了16年嘢，估計最少搵80k一個月。共搵：最少130k一個月。當然畢業初期不是這個人工，她們的起薪點，估計分別約20k和50k，慢慢加到依家。她們2005年結婚，現在亦沒有小朋友，結婚時，供了馬x山2xx萬元的樓，約在2010年賣了約值3xx萬元。……之後，他們搬了去沙田區某大屋苑住，約租近30k……筆者粗略估計她們的資產(現金等)淨值約是4M。女的比較大使，每年去旅行的日子差不多是三十幾日。男的就不知道了。」
我之所以引這一段出來，是因為網民認為他們的收入很多，不可能只有400萬元的儲蓄。但經過我的粗略計算之下，卻發覺這計算是很有趣味的。
一對夫婦工作了15年，現時共同月薪是13萬元，年薪就是156萬元了。但是，他們初時的月薪沒現時這麼多，只有7萬元，即是說，那時的年薪只有84萬元。那麼，他們在這15年間，總共應該是賺了多少錢呢？
我的計算是，這15年來，他們的平均月薪，大約應該是初出道時和現時的平均數，也即是(7萬元+13萬元)÷2，即是10萬元。一年就是120萬元，15年則是1,800萬元。
1,800萬元，如果扣標準稅率15%，那是270萬元。當然，他們不會從開始時，便去繳納標準稅率，但是卻要扣除強積金，我估計，連稅加強積金，大約是300萬元。那即是說，他們在15年之內，賺到了1,500萬元。
如果他們能夠儲蓄到400萬元，換言之，儲蓄率佔了收入約26%，雖然不能算是慳儉，但也算是中規中矩，文中說他們「大使」，因為「有車，有保險，常去旅行，要經常飛去進修，買名牌，從來都唔格價，見啱就買。」我認為這說法太誇張了。
如果一對夫婦，持有400萬元的現金，以今日的樓價，可以支付一個太古城單位的首期，兩人居住700方呎左右的房子，環境也不算太差了，所以他們也絕對不會是文中的估計，是買不起樓。
網民之所以質疑他們的儲蓄太少，也許是大部分網民的收入均不能達到這個數字，所以難以想像這個收入的人的收支數字。我在不久前寫過林奮強的收支，如今再寫一個富有中產的收支，好讓大家知道得更多不同階層的收支方式。

香港中產和富裕階層的生活

我記得，當日林奮強說要賣樓過活，有人計過，他每月的生活費要二十多萬元，批評他有無咁誇張。其實，以他這個級數的人物，使二十幾萬，真的已經十分克己了，我一個月沒有十幾萬，都過唔到日子啦！

話說我在「香港討論區」，看到了一段話：「我一家三口，好多人話我兩公婆虐待自己，住市區五十年舊樓，但真係有苦自己知，邊個唔想住新樓？但新樓一係太貴，一係太細，我認我係舊中產，或者根本未算是中產，只是死窮鬼一名，以下是我一家每月平均收支。」

他的收支是怎樣呢？先計收入：他月入30,000元，太太是32,000元，加起來就是62,000元，這是很不錯的入息了，對嗎？

現在計支出：MPF是2,500，老公父母家用是4,000，老婆父母家用是5,000，工人薪金包機票食宿保險是6,000，孩子學費+校車+茶點是5,600，小孩子的日用品和學嘢是3,000，水電煤1,500，差餉是500，管理費是600，家用是5,000，老公食飯車錢是3,000，老婆食飯車錢也是3,000，手機固網和收費電視是1,000，保險是3,800，電器是1,500，總計是46,000。

換言之，他們一個月的收入只剩下18,000元，還未計交稅和住屋支出。而在這一筆錢之中，還沒有夫婦兩人的個人消費，如吃飯看戲，每年一至兩次外出旅遊，又或是喜慶宴會的做人情，還有丈夫對朋友的應酬消費，妻子的扮靚「飛素」買衣服……

如果是更高一級的，養車的費用要超過一萬元，多一個孩子，費用是多一倍，如果是讀國際學校，又或是大個仔大個女，要到外國留學，費用更是可能多出幾倍。

再上一級，即是林奮強的級數，以輪流埋單計，吃一頓午飯，人均消費要幾百元，一頓晚飯，人均一千元是很平常的，一個月的應酬費萬多元是很「克己」的了。林太扮靚以及同太太團high tea，就是不買名牌，要月花萬多元，也是很「慳皮」的數字了，再加一個司機，坐商務客位去兩至三次旅行……以這個「階級」，一個月花二十多萬元，實在是非得非常節制不可，一不留神，就會「O花筆直」了。

所以說，林奮強要賣樓來過五年的公職生活，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人們批評他的花錢，那是很不理解他的情況。當然，他在那個關鍵時刻去賣樓，是不是有問題，這並非本人及本文的主題所在，所以毋須作出評論。

本文的主題是說，在香港，作為中產階級，以那位網民為代表，是生活水平最低的，或者是一個富裕階級，以林奮強為代表，是全世界成本最高的。反而是窮人，由於有公屋和綜援，生活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當然了，沒有公屋單位的「三無人士」，住在劏房或籠屋裏頭，生活質素就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差不了許多，回到了香港的七十年代了。

如果在外國，一個家庭月賺十萬元，可以住花園大屋，養一台車子，子女不必一定讀國際學校，自然更不用有到外國留學這回事，和朋友交往時，往往是互到對方家中吃飯，省回大量的應酬費，太太的「扮靚」費用可以減至一半以下。但在香港，月賺十萬元，生活不見得風光到哪裏去，除非你沒有子女，也不用供養父母。所以我常常說，香港是中產家庭的地獄。

把房屋政策回到1990年之前才是王道

在昨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佈了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我們的評價是，這份預算案平實有餘，驚奇不足，如果是在港英政府的時代推出，已經足夠及格了，但以今日梁振英政府的民望而論，推出這份預算案，可說是自尋死路。然後，年薪四百四十萬元的曾俊華局長也再來一個反高潮，居然自稱是「中產」，遭到民間的圍罵，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本來，我們在今日，應該是繼續去評論《財政預算案》的具體內容，以痛罵曾俊華這位「中產階級」的筆法，去指出《財政預算案》對「一般中產階級」的照顧不足，可是，政府居然突發一招，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宣佈，將於2013/14年度取消勾地機制，由4月起，將會恢復定期賣地政策。相比起一份平平無奇的《財政預算案》，恢復定期賣地，顯然是重要得多、震撼得多的一條政策，此所以，我們也暫且擱下了《財政預算案》，而去討論恢復定期賣地的政策。

在香港，一直採用定期賣地的政策，因為這是最健康的售賣土地方式，可以定期地推出土地，以應付市民的土地需求。然而，在1997年，發生了金融風暴，令到樓價大跌，地產商對於買地興趣缺缺，於是，在1999年，董建華政府推出了「勾地政策」，即是政府把預算售賣的土地，放進了一份「勾地表」之內，直至有發展商向政府表明了購買意向，並且承諾了願意支付的土地價格，政府才會把這塊土地，推出市場拍賣。

「勾地政策」的壞處，是政府把拍賣土地的主動權，從自己的手上，放到了發展商的手上。這政策大受發展商的歡迎，不在話下，而由於發展商控制了主導權，自然會令到樓價易升難跌，而且，也令到土地供應嚴重不足，因為發展商會擇肥而噬，寧願採取暴利少銷的策略，也不願意薄利多銷，對於勾出地皮，自然也是採取了極度保守的策略。

如果要作出一個比較，定期賣地是以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為目標，而勾地政策則是以發展商的利益為最大目標，次要目標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因為要政府認為合理，才會把那塊土地公開競投。換言之，一塊土地必須是政府認為是賺夠了，發展商也認為是賺夠了，才能賣得出去。這兩條政策的孰優孰劣，是不問可知的。這些年來，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越住越壞，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都是拜「勾地政策」之所致。而很明顯，「勾地政策」是一條不公義的惡法。

這幾年來，社會上有一個呼聲，就是取消勾地政策，恢復定期賣地。我們從梁振英政府施政八個月的所言所行，亦早料到它將會恢復定期賣地，只是由於定期賣地所需要的土地庫更大，如不建立足夠的土地儲備，就難以推行，所以我們認為可能還要再等幾個月，才會正式推行，把賣地政策回復正常化。誰知梁振英政府的工作進度，竟然比我們所料者為快，這自然是值得讚賞的。

「勾地政策」將會成為歷史，而在這個慘痛的經歷中，我們有沒有得到教訓，學了乖呢？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土地供應是影響民生，影響市民居住環境的大事，而樓宇從賣地到建成，最少也要四至五年，才能成事。但是金融風暴的影響力，卻是一年半載，頂多是兩年三年之間的事，如果用土地供應的政策去化解金融風暴的襲擊，非但沒有用，反而會發生反作用。令人嘆息的是，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當年的金融風暴，董建華政府錯了一次，但在十年後的金融海嘯，曾蔭權政府又再錯一次，吃了虧還學不了乖，這實在是太令人失望了。

其次，從1990年至今日，香港的樓價升升跌跌，而政府為了調控樓價，不停的作出行政措施，而這些行政措施有的有利樓價，有的不利樓價，但是，這些行政措施一旦施行了，卻並非臨時的，當它存在的客觀條件消失了之後，依然在實行著，這令到市場不停的扭曲，而且是同時既向左扭，又向右扭，既存在著自從1990年開始分步實施的收緊按揭、樓花、多次增加印花稅這些壓抑樓價的措施，同時又存在著「勾地政策」這種有利樓價的行政措施，真是自相矛盾，不倫不類到了極點。

簡單來說，在這二十多年間，香港政府在樓市上升時，則用行政措施打擊樓價，但在樓市下跌時，則是減少供應量，從供應量著手。我們同意第一點，使用行政措施，去控制樓價，但卻反對第二點，因為減少供應的同時，也就是令到市民的居住空間減少了，這自然是不正常的政策。我們的看法是，樓價上升時，用行政措施，是正確的，但是，當樓價下跌時，只消訂立日落條款，撒消行政措施，才是正路，才是公道的、王道的做法。把房屋政策回復到1990年以前，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越多扶貧，結果是越扶越貧

《財政預算案》公佈在即，在這當兒，大家最關心的問重點，居然是政府會不會繼續派錢，有人認為不必派，也有人認為要加派至八千元。另一邊廂，兩位特首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卻在互相指責對方扶貧不力，甚至連另一位參選人，民主派的何俊仁也在指責，唐梁兩人過去皆是政府中人，都應該為扶貧政策負責。從以上的焦點議題可知，現時社會的重點已不在於創富，而在於如何重新分配財富。
在此，我們不再就具體如何幫助市民的細節去糾纏，例如說，應不應繼續派錢，又或是如何扶貧，都不提。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大方向，也即是說，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

一般來說，政府的政策傾斜，甚麼樣的政策，會導致甚麼樣的後果，例如說，政府扶助工業，會加快工業化，當然也會加速了污染，政府補助農業，那就會有利於農民，毛澤東喜歡貧民，中國便一窮二白，鄧小平要求「一小部份人先富起來」，變富的中國人便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政府越是幫助富人，富人越來越富，貧富懸殊便越來越嚴重，政府越是幫助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數量便越來越多，而如果政府的主力是在扶貧，對不起，那即是政府在鼓勵貧窮，而結果就是低下階層將會「響應政府的號召」，數目變得越來越多，正是「扶貧扶貧，越扶越貧」。

特區政府成立了十多年，扶貧之聲一直不斷，也一直有著具體的扶貧政策，可是，結果是甚麼呢？結果豈不是應驗了我們的說法，低下階層越來越多，越扶越貧？反觀當年的香港政府，扶貧之聲並不多見，反而脫貧的人卻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也越來越壯大，這才是健康的局面。

事實上，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的「罪惡」就是「中產階級大屠殺」，先是來一個「八萬五」，把不少中產階級打成了負資產，再來一記回馬槍，搞出了地產霸權，令到中產階級把薪水都奉獻給了大地產商，而且居住環境也越住越小、越住越差。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的研究結果，在1997年以後，香港的G..D.P.雖然增加了不少，可是一般人的實質收入並無寸進。同時，政府的數字也顯示出中產階級的數字逐年萎縮，這都是「中產階級大屠殺」的鐵證(或可稱為「血證」)。

反觀低下階層，政府的福利數字是按年增加的，只有越來越多，並無減少，最大的罪惡是在籠屋，可是公屋的居住條件，包括了居住面積和客觀環境，也的確有了大幅的改善。客觀點說，低下階層的生活的確是苦，可是卻是在日益改善中，反而是中產階級，其生活才是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才是政府最值得扶持的對象。

兩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力主打扶貧，唐英年力主打中產階級。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如果由梁振英當選，結果就是香港的低下階層的生活將會稍稍改善了(低下階層的生活是不可能大幅改善的，因為除了像北歐這些資源豐富但人口稀少的小國，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富有到令到低下階層都變成中產階級)，但代價是中產階級的進一步萎縮，貧民越來越多。如果由唐英年當選了，結果就是低下階層的福利不變(給他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削減福利)，但是會有不少人可以脫貧，重新壯大中產階級的數目。

如果任由我們選擇一個政網去支持，當年是唐英年的較有遠見，也和我們一貫以來支持扶助中產的想法不謀而合。可是唐英年另外有一個死穴，就是他和大財團、大富豪的關係太過密切，難免讓人恐怕他光說不練，表面上說是扶助中產，但骨子裏卻是幫助富人。唐英年的政綱大方向是正確的，但他也許需要想辦法來撇清這一重夾纒不清的關係，令社會上釋去了這方面的疑心，克服了這個罩門，我們才可以完全放心。

財政預算案﹕方向正確，做得太少

本來應該在2月1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一部份的內容居然被「消息人士」洩漏了出來，公諸了大眾，相信這是有關官員的故意，以試探市民對這份「末代政府報告」的意見，這種「故意吹風」的做法，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手段，畢竟，去年的《財政預算案》鬧出了偌大的民憤，結果是以狼狽修改作收場。這一次財政司司長似乎是學乖了，與其推出後大受柴台而修改，沒了面子又失了政府的威信，倒不如先拋出來，測試「水溫」，在宣佈之前修改，總比事後才改，更為從容自在，是比較好的做法。本來，一個正常的《財政預算案》，應當是絕對保密，在公佈前絕對不能洩露半點口風的，但這只適用於正常時期的正常政府，今日的香港政府管治無方，根本摸不清市民之所想、社會之所需要，作為一個「笨政府」，還是先把方案拋出來，讓社會討論一番，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作法。因此，我們是歡迎這次的洩漏的。

由於《財政預算案》的部份內容僅止於傳媒的報導，並非政府的正式宣佈，並沒有官方背書的正確性。但是我們仍然相信它是真確的，所以下文的分析全然是假設它是真確的而去討論。先此聲明。

這一次的《財政預算案》的主力是幫助中產階級，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堅持的大前題。在這一年半以來，我們呼籲過無數次，香港的真正深層次矛盾在於中產階級﹕在民生上，低下階層有著種種的社會福利，生活因而提升，反而中產階級的生活質素比低下階層好不了多少，但是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卻大得多。在經濟上，低下階層越來越多的真正因素，是中產階級越來越少，因為不少中產階級已墮入了低下階層，政府與其扶貧，倒不如令更多的人脫貧，變回中產階級。在政治上，低下階層收到了種種的福利，反而是支持政府的多、反對政府的少，反對政府、造成政治不穩定的，正是中產階級。當年董建華下台，是因為中產階級，曾蔭權的民怨︳也是來自中產階級，現在政府終於皤然醒覺，走回中產階級路線，這是明顯的進步，我們當然也只有同意的份兒。

然而，《財政預算案》除了退稅、差餉、提高父母和子女免稅額之外，還做了甚麼是有利於中產階級的？現時香港有一半的私營機構員工是任職於中小企，因此政府有可能重推在2010年停止了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幫助中小企的融資。對於這些措施，我們的看法是路線正確，但做得不夠。

對於稅務問題，退稅只是臨時措施，最有效的方法是大幅提高個人入息稅免稅額。而退稅的數額上限只有8,000元，也比不上在2008年和2009年度的25,0008元，但相比之下，香港中產階級的情況卻遠不及4年前，單論一項，由於樓價高企，不少人的供樓壓力已遠高於當年了。再者，金融海嘯固然令人損失慘重，可是經歷的時間並不太長，而在海嘯前香港的經濟健康甚佳，但是這一次的經濟不景的時間卻長得多，中產階級也早受了「內傷」，因而不免傷上加傷。無論用那個標準去計算，政府幫助中產階級的數目，不應低於4年前。

說到中小型企業的問題，難以融資固然是問題之一，可是另一個重要的經營困難，卻是商業樓宇的租金高企。正如著名的分析員林奮強一直強調，香港最缺乏的不是住宅，而是商業樓宇。經營一間公司，寫字樓租金高企，經營一間餐飲零售店，租金貴到不可能負擔，經營旅遊業，酒店價格貴到趕客。所以，中小型企業的最大癥結，在於解決地產霸權，減低中小企的租金成本，其他甚麼話、甚麼政策，都只是次要問題而已。

至於各大會計師集團提出的建議，有一小部份令人噁心，例如只對會計師有利的「銷售稅」，但是仍然不少是很有建設性的，例如提高新居屋的入息上限、醫療保險的稅務優惠，諸如此類。

總括而言，我們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是﹕方向正確，但做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