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殺拉登是血仇式的報復

雖然拉登之死有著許多的疑點，甚至連其死亡照片也有被指是捏造的，但是，不問過程只問結果，「拉登已死」相信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了。美國在「九一一事件」所獲受的恥辱，終於得以報雪，美國政府的立場正如其總統奧巴馬所言﹕「正義得以彰顯。」但很可惜，「正義」這兩個字在很多時有著不同的詮釋，這一次奧巴馬總統口中的「彰顯正義」，只是就美國或西方的立場而言的說法。
    拉登出生於1957年，是沙地阿拉伯一位富豪之子，在52個兄弟姐妹排行17，在美國唸大學，唸的是經濟和工商管理，後來做生意發了大財，最喜歡的電影明星是李小龍，請注意這一點，因為李小龍電影的主要內涵正是打外國人和「中國人不可侮」。他的這段前半生的歷史本來十分正常，直至上世紀的八十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他為了支援阿富汗的伊斯蘭教兄弟們對抗外敵，憤而加入了阿富汗遊擊隊，對抗蘇軍，而支援他兵器和訓練他的部隊的，正是他在那裏唸書和做生意發財的美國。蘇聯於1988年撤兵阿富汗，但拉登和其部隊卻已在多年的戰鬥中訓練成材，當蘇聯這敵人沒有了，拉登便把茅頭轉向他的「教練」﹕美國。
    拉登憎恨美國的原因只有一個﹕中東是屬於伊斯蘭教徒的地方，但信奉基督教的美國卻派兵駐守，而他的祖國沙地阿拉伯本是伊斯蘭教的聖地，卻也成為美軍的基地。他不甘聖地受到異教徒的侮辱，便向美國發起報復行動，從1992年的索馬里美軍爆炸案、1993年的世貿中心爆炸案開始，持續不斷的恐佈襲擊，終於在2001年9月11日達到了高潮，騎劫了飛機，撞毀了紐約的世貿中心雙子大樓。
    美國以報復拉登和反恐為名，先後侵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現在終於把拉登也格殺了，正是應了中國的那句古語﹕「冒犯強美者，雖遠必誅。」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這固然是大快人心，可是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局外人、一個冷眼旁觀者，平心而論，這件事是否正義、是否值得去彰顯、去表揚呢？
    老實說，美國干預別國內政、駐軍在外國，根本就是家常便飯，但這顯然是並不正常、也並不公義的行為。回想起在抗戰勝利後，美軍駐紥在中國，中國人豈不也是怒火如焚，嚷著要美國人滾出去？後來發生了「北大學生沈崇事件」，強姦了女學生的美軍回到美國後便釋放了，對中國人更是火上澆油。將心比心，對於美軍在別國擁有治外法權，我們身為中國人，只要稍為有讀過近代史的，應該對拉登心中的一團怒火感同身受。至於拉登後來使用了以暴易暴的方法去回敬美國人，雖是罪無可恕，始終是事出有因。
    現在美國和拉登之戰，美國在表面上是得到勝利。但是，在政治上，這真的是勝利了嗎？兩個人比武，活者勝，死者敗，是硬道理。可是政治爭鬥，鬥的是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所以戰勝國往往得來一個審判，以把自己的出戰去合理化。二次大戰結束後，有紐倫堡審判去指控納粹，有東京審判去指控日本軍國主義，伊拉克戰爭後，也對候賽因進行了一場審判。但對拉登呢？乾脆殺掉了事，屍體扔到大海中，而海葬對伊斯蘭教徒是一個侮辱。道理說不過人，然後恃著強大武力，把敵人殺掉，不讓對方有開口的機會，莫非這就叫做「彰顯正義」了嗎？觀乎這一次美軍的表現，這不過是血仇爭鬥，是一場謀殺罷了。
    說穿了，美國和拉登之戰，只是美國政治學者肯廷頓教授所說的「文明的衝突」的其中一戰而已。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外向型的宗教，兩者都有侵略和傳教的本質，所以互不相讓，拉登憤怒的本質並非是美國人，而是異教徒。美國人的虐待戰俘、拋拉登屍體下海，就和佛羅理達州福音教派那位牧師焚燒《可蘭經》，都是對伊斯蘭教徒的侮辱。兩者之間的爭鬥，是宗教鬥爭、是血仇，和正義拉不上關係。美國人殺了拉登，二十億基督徒感到大快人心，十五億伊斯蘭教徒則不免有一部份反而認為拉登是英雄。是與非之間，實在難定過錯，不過我們身為中國人、香港人，對基督徒和對美國人都大有利益關係，文化的交流也令我們對美國人親切得多，所以我們在情感上和在實質上不免傾向於美國的立場。如持中立論，美國和拉登為罪犯者，一也。

如何可以既領綜援、又賣雞蛋仔？

雞蛋仔阿伯事件的發展峰迴路轉，居然被揭發出他是領取綜援者。他的自食其力、不領綜援的浪漫故事頓然遭發現是一場謊言，其數以萬計的支持者「痴心錯付」，情何以堪，不知應該如何了結了。

毫無疑問，雞蛋仔阿伯的說謊是一件可恥的行為。但是我們不妨想深一層﹕為甚麼這位阿伯要一邊賣雞蛋仔，一邊領取綜援呢？或者不妨再問﹕一邊領取綜援，一邊工作，毫無疑問是犯了法，但是在道德上，其錯誤又何在呢？

工作是一件有尊嚴的事。老人家自食其力，更加令人尊敬。當然了，工作也能賺取金錢，雞蛋仔阿伯之所以賣雞蛋仔，最大的原因一定是為了金錢。換言之，他之所以賣雞蛋仔，一大原因就是「綜援不夠使」。而他之所以去當無牌小販，而不去打工，兩者的收入雖然同樣微薄，但是賣雞蛋仔既需要本錢，也有被沒收謀生工具的可能性，風險遠比打工高得多，只是當小販可以逃離稅網，令他可以繼續享受綜援，因此這也是他唯一可打之工。

問題的答案出來了﹕賣雞蛋仔不可以領綜援，而領綜援不可以賣雞蛋仔，當兩者兼做時，就是違法。香港常有「綜援養懶人」的說法，但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綜援鼓勵懶人」，因為不可兩者兼得時，市民唯有取綜援而棄工作也。

但是，為甚麼政府不可能接受雞蛋仔阿伯領取半額綜援，同時又可工作呢？這樣子，政府既可減少了綜援的支出，又可鼓勵人們努力工作，而綜援也再也不會被譏為「鼓勵懶人」了。事實上，這就是經濟大師佛利民一直提倡的「負所得稅」，既可幫助窮人，也不會減低了他們的工作意願。

另一方面，當最低工資實行了以後，像雞蛋仔阿伯這種老人，相信會更難找到工作。如果他們能有機會，可以當一個自僱的小販，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幫助，而對不少老人家而言，一份工作的意義並不止於金錢，也為他們帶來了生存的意義和目的，適量的勞動和與人溝通更能令他們活得身心健康。政府如要為這些老人家著想，何不大發善心，讓年過六十五歲的老人家可以在不阻街的前題下，當個小販，這可能是對老人家最大的德政。

如果政府實行了負所得稅，雞蛋仔阿伯便能既領（部份）綜援，又能工作，如果政府對老年小販大開方便之門，雞蛋仔阿伯便能公然去工作（衛生問題的執行十分簡單，只須規定他們向某些合法的分銷商購買材料，而且必須在售賣的地點進行混製）了。

雞蛋仔阿伯的公然說謊，欺騙了許多香港人的感情，是可惡的。他的鑽空子領取綜援（打工自然算是「騙取」，但無牌小販只能說是鑽空子），也是令人不喜。但是這事件也恰好是一個寫照，照出了有關法例的不足之處﹕如果法例能給人們多點彈性，香港人是可以活得更尊嚴、更富裕和更公平的。

利用「信息不平衡」來欺騙市民

我們絕對相信，如果根據保單上列明的條款，美亞保險公司是不用賠償給易小玲小姐的，因為保險公司的條文是由法律專家所撰寫，不可能會出現錯失。一如既往，我們也不對這個別事件作出個別的評論，而是企圖挖掘出其深層次的原因，以找出內藏的通則。

一張旅遊保險的保單，賬面價錢是一百數十元，卻蘊含了一百數十萬元的保險額。當一個人購買一百數十元的物品時，會不會花費三五個小時，去研究內裏的每一個細 字和每一項條文的定義？更何況，以一般人的學術程度，就算肯花心思去研究，也不一定有這個能力去理清其中的文意。但在保險公司的一方，則因為利益攸關，無 法不投下巨額的研究費用，去細撰條文的每一個字。

用學術的方法去說，雙方是處於「信息不平衡」的地位。我們也可以從法律經濟學的一個經典說明去作比較﹕市民買了一台新車，車子有一些零件的設計並不妥當，但 買賣合約寫明了「貨物出門，恕不退換」。問題是，汽車商對車子的性能，應該遠比買家更為清楚。在信息度強弱懸殊的情況底下，有些免責條款是無效的，這是為 了保障消費者。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如果市民買的是二手車，「貨物出門，恕不退換」便有效了。雖然原手車主一定比新車主更為瞭解這台二手車的性能，也是一種 信息不平衡，但是由於這是二手車，新車主也有責任去瞭解車的性能，才去購買。但是當車主購買新車時，他「有理由相信」新車是無瑕疵的，因此汽車商必須作出 這個保證，而免責條款無效。

說回易小玲小姐的個案。規定保單的保障範圍，其本質是保障的定義，還是免責條款？答案是兩者皆有。一個人買了旅遊保險，沒有去看清楚保障的條文，然後開開心 心的去渡假，然後在旅遊的過程中受了重傷，變成了殘癈，當她申請賠償時，保險公司根據條文來拒絕。很明顯，這是利用信息不平衡而寫定的免責條款發生了作 用。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先生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得很清楚了﹕「這種保險的保障是很小的。」

易小玲小姐是全港注目的「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受害者，因此她的索償(不遂)事件才鬧大了，美亞保險公司在眾怒之下，也不得不稍作讓步，提出了某程度的賠償。 問題是，同類事件其實不知還有多少，只是事件沒被報導，不為人知而已。因此，易小玲事件如何解決，並非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要抓出的，是整個問題的重心﹕ 究竟事件出錯在那裏？

旅遊保險和雷曼債券有著相同的中心點，就是利用複雜的條文，意圖欺騙無知的大眾。在政府的眼中看來，這些都是你情我願的商業活動，但是這些買賣均都牽涉到大 量的法律知識，常人根本不可能有這能力去理解，更離譜的是，這些買賣的對象並非專業人士，而是對法律條文一無所知的公眾人士。強如金融界的領導者高盛證 券，日前也在「日經指數窩輪」上出現嚴重的條文錯誤，而這些條文居然也無人注意得到，在市場買賣了多時，才被發覺。國際大投行在面對煩瑣的法律條文時，也 難以注意到條文的錯誤，更何況是一般小市民，怎能有這耐性和能力，去細讀保單或投資產品上的條文呢？

保險和窩輪、債券等都是金融產品，雖然是你情我願的交易，但是由於買賣雙方的信息並不平衡，有如重量級拳手和嬰兒對陣，因此政府有必要監管其交易的條文，以 確保它是否公平，有沒有「魔鬼的細節」隱藏其中。不韙言地說一句，以現時政府的眼界和能力，對整個金融及保險界的監管均都不足，因此所有的香港投資者都是 裸露在「金融輻射」之下，雷曼苦主和易小玲只是其中一部份的受害者。

如果汽車的零件出了問題，政府也容許汽車製造商利用免責條款，不作更換。那麼，所有人都會買車生了戒心，因而影響了整個汽車事業。因為易小玲事件，不少香港人都會對旅遊保險生了戒心，試問今後還有誰人會購買旅遊保險？

我們的意見是，政府為了市民得到保障，也為了整個金融保險界的商業利益，應該考慮招納人才，加強監管。而這些人才，不管其巧立名目，叫作甚麼名稱，他們的具 體工作就是細文察看每一份金融產品的條文，以確保它們是公平的，而不會巧立名目，意圖欺騙小市民，例如不是債券的債券，或保險不足的保險。

黃綠醫生亂醫病，強積金是首惡法

在香港，幾乎沒有一條公共政策，比強積金更加令到市民反感﹕僱主反對它，打工仔反對它，而它的投資表現亦是距離預計目標甚遠，直接點說，它簡直是一項「敗家」的投資策略，既浪費了行政費用，又令到無數小市民損手爛腳，蒙受損失，唯一的得益者，唯有那些基金經理和基金信托機構而已。

論到香港近年來的惡法，沒有一項比強積金更失敗的了。正因在這十年來，強積金累積了大量的民怨，所以財政司曾俊華司長在宣佈注資六千元強積金，馬上遭到了市民的嚴重反彈，正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強積金之弊、之行不通、之惹起民憤，已然累積多年，歷史也已無情地證明了這是一條惡法中之惡法，這已是無庸置疑也無可翻案之局。 香港的人口老化，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當老人的數量大幅增加，政府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去資助這麼多的老人，也是一個無可避免的事實。誰都知道，這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這正如一個人生病了，誰都知道要藥去醫病，但是，吃藥的先決條件，是對症下藥，如果是急病亂投醫，胡亂把藥吃下去，不單治不好病，反而會令病勢加重。

人口老化是必須解決的難題，但強積金是一帖毒藥，非但無法醫病，反而令市民的財富減少了，令到社會的部份現金無法去消費流通，阻礙了經濟發展，這使得市民的錢也減少了，自然地，用以養老的錢也少了，這可不是「黃綠醫生亂醫病」嗎？在當年，香港政府和政客聯手通過強積金，其堂正理由正是說要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然而他們斷症是對了，診療卻錯了，病人由此給治得更壞，悲劇之悲，莫此為甚！可以這樣說，強積金是香港政府和政客合力做出的一場災禍，只要強積金一天存在，一天市民需要繼續供款，香港市民是無法不記得這筆賬的！ 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強積金的弊端，不用我們多作討論，社會已有公論，無謂多談。既然這是惡法，本質不變，討論甚麼是「對沖機制」，或者是「半自由行」之類，都皮毛問題，不著其本，這就有如向市民劈上七刀，減為劈六刀，根本無補於事，說來也是多餘。

我們的建議是，政府要麼乾脆取消強積金，要麼把強積金改變成為「強制性儲蓄或投資」，市民可另設一個獨立戶口，由自已決定投資組合，可用來買保險、付房子首期、定期存款、購買指定的一些基金或指定的數十隻股票，或者是購買政府的抗通脹債券或某些指定的大機構債券……諸如此類，總之由市民去決定怎樣去投資。當然了，戶口的錢只能用來儲蓄或投資，在六十五歲之前，不可拿出來動用。如果是用來買房子，則把房子賣掉所得的本金和利潤，也不能提出戶口。如此一來，可把市民投資的主動權交回市民的手上，正是市民自由選擇，政府也不必負上責任和民怨，唯一不開心的，只有那些尸位素餐的基金經理而已。

土生港人vs新移民的深層矛盾

從一開始，「關愛基金」便是一個政治的副產品，因此由它來為政府「執漏」，負責派發6,000元給年滿十八歲的非永久居民，在政府的眼中看來，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政府利用「關愛基金」來為「派錢給非永久居民」而作補漏，是婉轉又巧妙的政治安排，有效地消除了部份爭議，純從政治手段的角度看，這是值得稱許的。我們從來並不贊成「關愛基金」的成立，由「關愛基金」來負責派發這6,000元，也有點手續不合，但這也不失為爭決社會爭議的一個方法，這令到「關愛基金」畢竟做了一件有意義的正經事──其意義不在於派錢，而在於為政府解決了難題。

 一對父子攜驢上路，父騎驢路人責備虐待兒童，子騎驢路人責子不孝，父子齊騎路人責虐待牲口。無論政府的6,000元是只派給永久居民，或是非永久居民也有份，有沒有入息審查，甚至是未成年人士，也出來指指點點，指為何自己沒份。說到底，每一種派錢的方式都有人不滿，也各執一詞，如要爭拗，辯上三百六十年也辯不出結果來。說到底，這都是弱勢政府種下的惡果，做不到強勢分餅，只能面面俱圓，利用到「關愛基金」來派錢，確可消除部份政治爭議，但其態度卻活像小媳婦面對夫家的眾多惡親戚，只能委曲求全。說也坎坷！

 這裏並不打算分析應不應派錢給非永久性居民﹕從公民權益、從實際需要、從人權來看，是應該派的，但如果從他們對香港的貢獻來看，則不應派。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爭辯也無用，所以我們也不打算加入爭論。我們更關心的毋寧是﹕從這事件中，凸顯了香港的另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土生香港人和新移民的矛盾。

 香港的戰後人口是五十萬人，1950年暴增至二百萬，那時絕大部份都是新移民，所以並不存在新移民的問題。到了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新移民幹了大部份土生港人不願做的粗活，遂也給土生港人「高人一等」的地位，「階級」分明，卻也相安無事。到了回歸之後，土生港人是中產階級的主力部隊，他們的生活水準滯步不前，而新移民卻佔據了兩個極端，一是「搶貴了豪宅價格」的大款，一是領綜援的低下階層，而這種社會架構，正是今日導致今日土生港人和新移民的矛盾的源頭。

 正如前言，這矛盾的成因分成兩個﹕一是中產階級在這十三年半以來的沉淪，而凡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下跌，第一個反應就是尋找代罪羔羊，歧視新移民是最常見的一種方式，最極端的例子是當年納粹的壓迫猶太人。二是今日香港的新移民並不比三十年前，當年的香港並沒有太多的社會福利，有著新移民去當「廉價勞工」，土生港人才能過更優質的生活。但現在新移民享有綜援，住在可能比私人樓面積更大的公屋單位，土生港人難免有著「新移民吸著我們的血」的想法，這種想法令到土生港人很不爽，這不爽遂形成了今日土生港人vs新移民的深層矛盾。

 永久居民反對新移民取得6,000元的「現金派彩」，他們覺得後者對香港的貢獻不足而「坐得巨利」，這等於是不滿新移民多領社會福利的另一版本，新移民則認為派錢而無份是一種歧視，而這歧視向來便有，非自今日派錢而始。雙方的內在矛盾存在久矣，只是在這事件中再一次顯現出來。對這矛盾，政府沒有法子去解決，只有繞了個圈子，利用「關愛基金」去「曲線派錢」，胡混了過去。這事件可因這胡混過去而「輕舟已過萬重山」，解決了當前的問題，但是土生港人vs新移民這深層次矛盾仍然深植在港人的意識形態，繼續在撕裂香港的整體團結，而政府不知、政客不覺，任由這矛盾去激化，實在不免令到見者傷心、識者痛心！

日本軍事實力強，香港國民意識弱

日本並不產鈾。它的鈾全是以核電廠的名義進口的。由於它使用了「快速增值反應堆」的技術，在以鈾發電的過程製造出大量的鈈。鈾是92號元素，鈈是94號，由 於後者的半衰期太快了，所以在自然世界極少存在，全都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所謂的半衰期快，即是輻射程度也高，是高度污染物，也可以用來製造原子彈。

    估計日本現在擁有的鈈儲藏，足以製造1,000枚原子彈，對比之下，中國有400枚，美國有5,000枚。由於1,000枚只是以8千克一枚的最小份量去 計算，所以它的「原子彈爆炸力蘊藏量」，應同中國的400枚差不多。但是，日本所儲存的鈈的純度並不足以製造原子彈，還需要提煉。如果日本偷偷的提煉過 了，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把原子彈製造出來，但這似乎不大可能。也有不少人認為它在半年內，便可以造出原子彈。但考慮到一些基本建設也需時來建造，半年時間也 許是太「樂觀」了。我們以為，日本可以在一年之內，製造出原子彈，應該是最合理的推測。

     在1950年，日本自衛隊的前身「國家警察預備隊」的編制是7.5萬人，現在已有28萬人，上升了差不多3倍，相比中國是230萬，美國是140萬。由 於遭受到《平和憲法》的限制了它的攻擊性武器的數量，例如戰鬥機，也不准擁有航母和長程導彈，不過這幾年它積極擴軍，每年軍費支出超過了英國，和中國差不 多。毫無疑問，日本自衛隊是一支裝備精良的勁旅，它的支出和軍人數目的比率是解放軍的7倍，即是說，它以中國軍費的80%，用來訓練只有中國的13%的軍 人和軍備，由此可以相信，自衛隊的平均質素應在解放軍之上。但解放軍則以壓倒性的數量取勝。

    在「大日本帝國」時代，軍人一向有不服從政府的傳統。他們搞政變、暗殺首相、擅自出兵「支那」，完全不把日本政府放在眼內。本來我們以為，在二十一世紀的 今天，自衛隊的傳統應該有別於當年的「皇軍」，但是看這一次自衛隊拒絕進入福島核電廠救援，看來日本政府對自衛隊的威望和控制力仍然有待改善。作為中國 人，我們希望自衛隊的「抗命」只是簡單地由於貪生怕死，但如果真是政府力不能及，對於日本國的鄰居如中國、韓國和朝鮮，未免是一大威脅。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來，日本的軍事實力是從核武器到常規武器都是一流國家的水平，僅次於美國，不在俄、中、法、英之下。在今天，美日聯盟，遏制各自為政 的中俄，局勢已然隱隱成形。而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擴大自衛隊編制之議甚囂塵上，照形勢看，日本的進一步建軍，是大勢所趨、在所難免。

    作為香港人，我們過的和平生活太久了。我們是經濟人，從來沒有吃過苦，也從來不沾手政治，更加從來沒有參與過軍事活動。在許多港男港女的心目中，也許對日 本，比對中國大陸更為親切。我們當然是熱愛和平，但是沒有戰爭的能力，便也不能爭取到和平。日本人既是中國人的朋友，也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在1923年， 日本發生了關東大地震，中國停止了一直以來的罷賣日貨，改為籌款幫助日本人渡過難關，8年之後，「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了我國東北三省，14年後，「七七 事變」中國全面抗戰。

    正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們已無法選擇地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也無可避免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進退，我們必先認清這個基本的事實，面對日本軍事擴張時，才能以正確的態度去視之。

「五十死士」不慚世上英

我們不知道當日本首相菅直人拒絕東京電力公司棄守福島核電廠時，究竟有著甚麼心路歷程，因為這樣一來，等於宣判了鎮守核電廠的工人的死刑。這毫無疑問是痛 心疾首，但又不得不作的痛苦決定﹕如果沒有這「五十死士」在場挽救災難，事件恐怕更加嚴重、情況更是不可收拾。換言之，這是犧牲小「他」，完成大我的做 法，雖然痛苦，可是大局為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中國有詩云﹕「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每逢國家遇上了災難，永遠得賴部份英雄去冒著生命的危險，以幫助更多人的生存。在美國的「九一一事件」，有那些 消防員，在中國的多次長江汎洪，有解放軍，在這次日本的核事故，有「五十死士」，對於這些英雄人物的英勇行為，我們將永遠銘記在心中，成為廣大好國民、好 男兒的榜樣。

    「五十死士」其實有180人，以50人為一組，進入現場工作。相對於核電廠的原來員工有800人，這比例實在算高。雖然有廠外人員主動加入，去當「死 士」，但估計人數不會太多。這「五十死士」固然全都獲得我們的最大尊敬，但我們也不禁想問，究竟日本政府和福島核電廠是用甚麼方法，去令到「死士」們去為 國民賣命？他們當中有多少成份是被迫、又有多少人是為了榮譽和使命感？一名工人的說法是﹕「我接受了命運，就像接受了死刑一樣。」這句話的深層意思，實在 難免令人想到有強迫的死份。尤其是，當連日本自衛隊也因任務太危險，而拒絕參與時，而自衛隊應該是全國最不怕死、最願意為人民犧牲生命的人，居然也夠不上 核電廠工人的勇敢，這實在是令人費解。

從 以上的分析，我們實在有點懷疑，日本政府是大有強迫「五十死士」留廠救國的嫌疑，這雖然是大局為重，但也的確並不人道。更有甚者，日本政府和傳媒卻蓄意的 淡化事件，觀看日本的傳媒，報導的中心一直圍繞著停電和地震災情，卻少見核電輻射，也「五十死士」的報導也只是略略帶過，這實在是對這些英雄們的最大侮 辱！

現 在這「五十死士」已死了最少五人，相信犧牲數字還會提高下去。據專家估計，他們在兩星期後的死亡率，可能高達七成。如果核輻射無法解決，下一步便是用石棺 來把核電廠永遠封蓋。以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事件為例子，封石棺一共花了三十萬人至六十萬人。這即是說，如果核事故擴大下去，日本需要的「死士」恐怕是五十 萬，而非五十。想來也覺恐怖。

「五 十死士」在捨命為日本、為東亞洲的人民拼命，他們每十五分鐘所受到的輻射，已是普通人數年所受的份量，而香港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到任何異常的輻射量，我們 已在大事恐慌，瘋狂搶購沒有任何防輻射作用的鹽，醜態百出，貽笑國際。別人是英雄，我們也該挺起胸膛，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才是見賢思齊，「不慚世上 英」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