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貧窮對比跨代富貴

無論在任何社會，富家子弟的發展機會都比窮人子女為大，這是常態，而非奇事。香港的所謂「跨代貧窮」議題，越燒越是火旺，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時，必須很小心地客觀分析，方不致於淪為嘩眾取寵、以偏蓋全。以下的分析架構主要是圍繞著兩條主軸而作出的討論﹕一是這情況是否比以前，例如說，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加嚴重。二是如果是更嚴重，原因究竟是甚麼。三是這原因有幾項是難以防止的結構性問題，又有幾項是因政府的政策錯誤而產生的惡劣後果。

    第一點的答案是很明顯的。在香港，不單貧窮家庭越來越多，甚至連中產階級也在萎縮，這證明了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是嚴重，漸漸嚴重到市民難以忍受的地步。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第二點則是由多方面的因所導致的。先說最有趣的一個事實﹕在以前，在我們看「粵語殘片」的年代，二世祖、敗家仔是很常見的人物，但在今天，二世祖雖多，卻很少會淪為敗家仔。最重要而為人所忽略了的原因，是在近二三十年來，訓練兒童的方法和技術有了飛躍式的進展，令到長大後不擅理財的人二世祖的數目大幅減少了。再加上家族基金的流行，便打破了以前「富不過三代」的宿命。這代表了富人不會變成窮人，沒有人從高處跌下來，在上面的空位少了，窮人要找一個位子坐坐，自然困難了許多。

    現在說回窮人子女的往上階梯。在以前，大學學位很少，最初只有幾百個，八十年代變成了二三千個，這二三千人的身份地位可算是天子門生，畢業後，幾乎是保證成為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中堅。這代表了每年都有很多窮家子弟，可以憑著自己的讀書有成，而獲得了出頭的機會。現在大學學位多了，學費也因而水漲船高，貴得令一般家庭難以負擔，畢業後，也因僧多粥少而壓低了薪水，升職更是困難之極。相比以前，一張大學入學證書是「脫貧」的保證，今日卻變成了(為學費而欠下的)債務，「昔為富之基，今為累字頭」，此之謂也。

    窮人子女沒有了因唸書成就而脫貧的機會，但富家子弟呢？以前的富家子弟和窮家的優秀子弟一起讀名校，受著同等的教育，今日一名富家子弟從小便補習，長大上補習班，唸直資學校，小學入學得懂兩種樂器(通常是一種樂器，但鋼琴不算)，每年到外國遊學，增廣見聞，少年時便送往外國，留學學英文。「風之后」說的「四百萬元養大一個子女」，只是最低消費，過千萬元培養出來的比比皆是。相比起窮家子弟的天生天養，那一個長大之後，在社會上的競爭力會更強？昭然若揭矣！

    以上說的是社會性因素。另外還有經濟性因素。

    第一個經濟性的因素，是貧富懸殊的加劇，這是全世界共同的問題，並非單是香港的獨有問題。第二是香港在這五十年間已從貧窮城市變成了富裕社會，高增長期已過，已經進入了緩慢增長的時期，既然經濟增長減慢了，窮人翻身的機會自也減少了，也是造成跨代貧窮的主因之一。

    我們已經多次大聲疾呼，香港的經濟結構漸漸已從「資本主義」退化成為「資產主義」。「資本主義」的意思，是指資本加上企業家精神，是發達的不二途徑，這些資本要得到成功，是需要冒險、需要創新、需要聘請員工，把眾多因素集合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但是在今日的「資產主義」，無論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持有地產的大地主的利潤，而作為「收租佬」，並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知識，最重要的是靠爸爸剩下一些貴重地產，然後躺在家裏收租，就可以獲得天文數字的收入了。由於做生意者只能賺到蠅頭小利，利潤都走進了地產商的口袋裏，這自然不利於社會流動，貧窮家庭的第二代難以成成創業，這是造成隔代貧窮的主因，也是香港政府的錯誤房屋政策所造成的最大罪惡。

    總括而言，「跨代貧窮」的成因，是「跨代富貴」的一體兩面。我們並不仇富，今日許多低下階層的第二代也確實有不少並不成器，只懂怨天怨地，並無努力之心，確有取貧之道。但是我們亦很明顯地看到，下一代有很多努力鬥的青少年，勤力考進了大學，卻因而欠下了一屁股學費債，苦心去經營一門生意，卻給「地主」取去了大部份的利潤，這的確是不公平、也不公義的。

香港政府和財政司的「基金癖」

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無可否認是劣評如潮、引起民憤，而其中最為人詬病的一項，當然是耗費二百四十億元的注資六千元入市民的「強積金」戶口。在他的 四百多億元「派糖大計」當中，單這一項便佔去了一半以上，這也證明了這措施在財爺的心目中，是如何的「得意傑作」。

    想來也是當局意料之外的，「強積金注資」居然成為了眾矢之的，而各方所舉的論據讀者們該已甚為熟悉，不必多贅。簡單言之，是中國古代所云的「養兒防老，積 穀防飢」，可從來沒有聽說過「積穀防老」，而「注資強積金」正是「積穀防老」的做法，浪費了金錢資源的「現在價值」。

    我們翻看《財政預算案》時，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政府的「基金癖」。例如說，在「105」的「醫療衛生研究基金」，「134」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槳學金基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171」的「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172」的「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這還不算《財政預算案》中沒提過的 「關愛基金」，可見得「基金」之於香港政府，已成為濫觴。

    為甚麼政府會有這個「基金癖」呢？它沒有正面說明，但我們且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看出其脈絡來。《財政預算案》「171」有這樣的一段﹕「利用基金的投資回 報，取代現時對體院的資助模式」。簡單點說，「基金」是企圖利用一次性撥款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說穿了，臭名昭彰的強積金，其本質豈非也是因為希 望藉著強迫市民儲蓄的法律，一勞永逸地解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和其退休問題？

    我們在此且舉出一些比喻，以證明利用「基金模式」以圖一勞求逸是多麼錯誤和無稽的想法。

    現時社會福利開支是每年三百八十億元，如果政府撥出大約一萬五千億元，作為「基金」，便可以用「投資回報」去負擔所有的社會福利開支。教育開支是五百億 元，那需要二萬億元的「基金投資回報」。保安方面的支出比較低，一年一萬一千億元左右便可以做到。最後，整個政府的開支是三千七百億元，只要有十五萬億元 的「基金」，便可以一勞永逸地「基金化」了所有的政府支出，以後香港市民再也不用納稅了。

    當然了，現時香港政府的流動資產只有二萬七千億元，遠遠不足十五萬億元這數字，但任何一個有腦袋的人都知道，就算有十五萬億元，除非政府是發了神經，否則 絕不可能便用這瘋狂的方法去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們正是藉著這個荒唐的比喻，以證出「政府撥款基金化」的不可行。

    我們明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也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可是公共理財的根本理念之一，正是「隨收隨支」，不可能企圖使用一次性的撥款，一勞永逸地 解決問題。這正如政府每年都會撥款給各大學，而各大學也各有其發展基金，但這些發展基金的款項應該是由大學本身去籌措，政府所資助的，只能是大學日常運作 的支出。同樣地，政府可以撥錢去扶貧，卻不可能贊助人民的儲蓄，更不能贊助人民的投資。這正如政府不可能為市民付錢買保險，雖然這方法能同時解決了市民醫 療、儲蓄和意外傷亡等惱人問題。

    總括而言，政府的「基金癖」是絕對錯誤的公共理財方向，不管是「關愛基金」、「強積金」，還是「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之類，都是違反了公共理財的基本原理。六千元的「強積金注資」只是其中的一項。 

「八十後」的矛盾罪在政府

與我們完全沒有分別的「現代智人」(homo sapien sapiens)大約出現於5萬年前，從那時起到今日，活過了大約一千億人，而這一千億人的基因同今日世界活著的60億人，基本上沒有分別。在基因上，我們免不了生老病死的過程，呱呱墮地後，迅速長大和學習，到了青春期，便開始叛逆、尋找人生的定位、追求理想和機遇……5萬人和一千億人，都是如此，從來沒有改變過。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昨天說到的現象，我們是同意的。今日的「八十後」，誠然，同今日掌權和掌錢的四、五、六、七十後大不相同，其中也不乏我們並不同意、大搖其頭的思想和作法。可是，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說的，「八十後」的基因，同以前的人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因為培養出他們的時地環境所致，相同的種子，因為土壤和氣候的不同，便種出了不同的果實來，中文成語把此叫作「越淮而枳」。換句話說，「八十後」的逆叛地出現，正是因為今日的掌權者所製造出來的客觀環境，故此，責任在於掌權者，而非「八十後」。

在以前的香港，生活困苦，但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起，至九七年為止，絕大部份香港人的生活水準都一日比一日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很少人會感到不滿。在「五十後」的記憶猶新的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是世界性的風氣，還加上了中國內地的影響，香港之「左風」反而是全世界最輕微的，反觀今日，香港人的反政府之風卻是位居世界前茅。所以，如果唐司長以三四十年前的社會運動比諸今日，是比諸不倫，也代表了他根本不明白今日香港政經環境的深層次矛盾的根本所在。

但是，「八十後」的成長時期卻是養尊處優的天之嬌子，長大後卻面臨香港的政經倒退期。從他們小時到十多歲的長大期間，內地在香港人的眼中，是經濟落後和文化低落的「二等地方」和「二等人民」，然而，當他們長大了之後，內地卻一躍成為香港的政經主宰。以上的種種落差，而當他們踏入社會工作時，由於經濟的不景，生活也是有如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在前路茫茫之下，他們對社會發出不滿的呼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無可否認的，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加劇了，而政府的政策也是多有利於大財團，而不利於小市民，不管是否有著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事實，市民很容易會聯想到這個問題，感情豐富的八十後自也不會例外。

當這種情況屢屢出現，形成了偏見時，很容易便會出現了唐司長口中所說的「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要扭轉這種偏見，方法很簡單，只要政府帶頭把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減少對大財團的政策傾斜，一次市民不信，兩次也不信，但長遠下來，市民的眼光始終是雪亮的。

是的，從基因的角度看，年輕人永遠沒有成年人的包容，他們也很容易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們但憑感覺去做事，做事手法很衝動和很激動，甚至有時很「沒腦」。但我們也別要忘記，從古以來，從中到外，所有的年輕人都有這種缺點，為何獨獨只有這幾年的香港才出現了這種「八十後」的現象呢？無論誰都得記著這一點﹕當社會出現了問題，當權者不能反責社會，而應反問諸己，究竟做錯了些甚麼，社會才會出現這種矛盾呢？中國人在商朝時，已有了「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智慧說法，願與特區政府的整個領導班子共勉之。

借錢抽新股 應盤算效益

我的高見是，玩新股，一定要借錢，而且是大借特借，多多益善的那種。如果不借錢，不可能有合理利潤。以招商銀行為例，我投了2,000萬元，100%全借（不瞞大家說，我有神奇的借錢能力），開市便沽出，賺了3萬元，如果真金白銀的申請，哪裏去找2,000萬元現金去？

借錢抽新股，成本高了，風險是不是更大呢？絕對是。但計成本之餘，也得算效益。前文分析過，不借錢申請新股，就沒有合理利潤，成本效益更低。大家要記着，劣質的股票，根本不要去抽。我們申請的，只會是估計上市後大升特升，夠付利息有餘。連利息成本都收不回來的股票，根本不應去抽。
用2,000萬元抽新股，輸了怎還？簡直是杞人憂天，銀行敢借出（我們問證券行借，證券行問財務公司借，財務公司問銀行「拆」—大戶借短期錢時，用「拆」不用「借」），它都不怕我們賴帳了，我們難道不敢借入？

借2,000萬元，銀行全無風險，只是乾收利息。它要「債仔」先付5%的訂金，很多時還要付10%，假設超額認購是20倍時，你的訂金已足夠支付全數股價。就算公司在上市當日突然倒閉，股票變牆紙，銀行的風險仍然是零。玩過新股的朋友都知道，超額20倍實在太容易了。只得這倍數的新股，簡直是失敗。

留意市場氣氛新股的技巧，在於估算超額倍數，投注多少錢，得回多少股票，成本又是多少。這非但要看招股書，還得留意市場氣氛。這一點因時而異，是教不來的。股票經紀對市場氣氛一定比你知道得多，交由他處理。記着，你是老闆，他是下屬，你發佣金給他，他為你提意見，出主意，那還用說嗎？

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技巧，就是要在一開市，就把股票拋掉。我通常在試盤時，已沽清股票。詳情請看下節。

抽新股有太多未知數，技巧就是從未知數中尋找已知—預期升幅、所得股數、成本，都是必須計算的未知數。買股票時，你可確切知道花多少錢能買多少股，這裏所需要的，是另一種數學。兩者的計算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看好該新股的前景，應該等它上市後，股價對胃口時，再出手購買，不必冒不可知的風險去「抽新股」。除非你是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劉鑾雄等大戶，得到國際配售，「抽新股」＝買新股，那就另當別論了。

上市後股價大跌，行內人的評語多半是：「哦，老闆真的集資了。」這當然是沒買的人所說的風涼話，買了的人的評語鐵定是另一些話：問候其娘親的粗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