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副嘴臉的夢熊

劉夢熊在《陽光時務週刊》的訪問，有這樣的一句話︰「老實說，司、局長這些問責官員，我不考慮，因為我是上市公司主席，我一年交的稅，已經是司、局長年薪的幾倍……」
司、局長的收入大概是二、三百萬元，幾倍就是1,000萬元了，如果一年交稅1,000萬元，收入應該有5,000萬元以上。查劉夢熊以前擔任過國際資源（1051）的主席，現在是東方明珠石油（632）的副主席，前者在幾年前，投資過石油、黃金等資源礦目，憑着他的一張大嘴巴，在傳媒到處放風，的確是令過不少股民輸了大錢。至於後者，主席坤哥是我尊重的人，不評論了。       

奉承老闆　對下人反口
至於這兩間公司有沒有納Dream Bear所言的巨額稅項，我懶得再查了，記憶中是沒有的。至於劉本人有沒有納這個稅呢？嘿嘿，大家猜吧。
我第一次見劉夢熊，是和一位老闆吃飯，他進來搞關係，極盡奉承之能事，並且堅持要為老闆旗下的報章寫稿。
過兩天，我和報社的副社長，好不容易的約了他，約了在他公司樓下的Cafe Landmark碰面，談交稿之事。結果呢？他忘記了，致電急催之下，過了一小時，才施施然下來。坐了五分鐘，又急急走了，埋單的當然也是我們。事後他推搪了幾次，當然也沒有來稿。
報社的副社長是業界老行尊，身家十幾億元，全都是豪宅和優質商舖，財產肯定在劉夢熊之上。我和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Dream Bear這種兩副嘴臉的人，對着老闆和對着「下人」（我和副社長在他的心中，當然是「下人」），可以完全反口。
有一句港人的話：「強國人是沒有底線的。」這話不一定全對，可是應用在Dream Bear的身上，卻是一點兒也沒錯。 

貓狗的尊嚴何在，投資的尊嚴何在？

我從來沒有養過寵物，因為怕麻煩，也怕負責任。但是我看人們養寵物，卻往往生了一個疑問。

話說寵物當中，最為流行的，當數貓和狗。不少地方的人，都有吃貓肉或狗肉的習慣。

在古代，狗肉是非常流行的肉類，幾乎每一個種族，都有吃狗肉的習慣。而禁吃狗肉，是近代才開始的禁忌，主要是起源於歐洲，但就是以愛狗聞名，滿街狗屎的法國，直至十九世紀時，吃狗肉還是普遍的行為。

直至今日，也還有不少地方是吃狗肉的，最有名的是朝鮮和越南，印度、印尼、菲律賓均有局部地區流行吃狗肉，中國的「雷州狗肉」是著名的，但中國的北方人不吃狗肉，東北人則嗜吃，相信是朝鮮半島傳來的習俗。不過，中國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人們也對吃狗肉感到惡心了。韓國人本來堅持吃狗肉是必須捍衛的傳統文化，雖然首爾在一九八四年把狗肉歸類為「令人厭惡的食品」，不過現時仍然通街可以吃到狗肉。至於在「文明」的瑞士的Sankt Gallen，也以吃狗肉菜餚著名，而這個州的人口有五十萬人，佔了瑞士人口的6%。

很多人都認為，吃貓吃狗吃寵物，是殘忍的、是不文明的。不過話說回來，把貓和狗閹掉，把牠們整天困在屋子裏頭，一天只見到主人幾小時，難免造成了心理毛病，這種做法，也不見得文明到了哪裏去。

在以前新界的圍村，貓貓狗狗都是不會閹割的，一到春天，就亂來交配了。當然，牠們的生活也是十分自由，隨便在家中進出進入，往外便走，結交朋友，玩玩鬧鬧，生活可多姿多采了。這種生活當然十分愉快，唯一的缺點，是圍村的人也有吃狗肉嗜好，貓狗在外出之後，往往給扑掉吃了，不過既然牠們的繁殖率甚高，失掉一隻兩隻，也沒有甚麼。

我有一個炒股票的朋友，叫作「Ada」，是圍村人，擁有大量的新界地皮，曾經說過，願意捐出一塊地皮，作為「狗妓院」。據她的說法：「我養了一頭公狗，發情時，常常摟着家中的女性。看牠憋得這麼辛苦，倒不如找個地方，讓牠們有正常的發洩渠道，也算是造福狗群。」

所以，我很喜歡問人一個問題：古時的貓狗有自由、有性生活，但會被吃，究竟是牠們的生活更幸福，還是現代的寵物更幸福？我把這個問題問過不少人，居然大部分人都認為，寧願做古時的貓狗，也不願意沒有自由和性生活。我只能說，古時飼養寵物的方法，是比較符合天道，也比較符合人道的，所以，我們看電視台的動物頻道時，也是以把動物放回野外，讓牠們自生自滅，以被吃掉為結局，更為符合自然生態。

以上的故事，是企圖說明，自由是多麼的重要。很多人寧願死，寧願冒着被吃掉的風險，也要獲得自由。這是一個比喻，比喻「強積金」的強迫投資，是多麼的一件不人道的事。

我相信，很多人寧願輸死，或者寧願老來後餓死，也不願意交由「強積金」去主宰他們的財產。這叫做「財產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貓狗的尊嚴，並不在於死時是不是被吃掉了，而在於生時的自由。人類財產的尊嚴，也並不在於是不是花光了，老年坎坷無着，而是在於我們能不能夠把命運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CY與夢熊，嫖客與毒雞

對於CY和夢熊的故事，陶傑在《爽報》的社論作出這個形容﹕「正如上酒家，你只叫了一籠蝦餃、一碟腸粉、一碟油菜，但夥計大意，誤送上鄰桌的一條星斑。凡有廉恥的公民，都會婉言提醒是奉錯菜，而不是左看右望一番，心想『今次發啦』，一家大小將清蒸星斑食光，後來酒家發現有錯，賬單加錢，這一家刁小，嘴角叼根牙籤，印印腳笑罵：『條星斑我冇叫，你自己送上來，我以為係免費，點解要我畀錢？』」
至於某位立法會議員，在一個私人飯局時，則作出了另一個更虐而謔的比喻﹕這不過是「叫雞唔畀錢」而已。

我聽聞某人轉述了這說法，馬上致電該位議員，作出了如下的補充﹕
當日夢熊主動投身，幫忙CY，有如送雞上門，看似是飛來一雞，雖是老醜，勝在就手，誰知黑金飯局一役，令到CY英名盡喪，民望反而插水多個百分點。這好比妓是嫖了，但卻發現了該位妓女正在生著花柳病，惹到客人一周潰爛，原來是一隻毒雞，喂，點畀錢呀？如果用陶傑才子的比喻，則是該條清蒸星斑在吃光光之後，客人上吐下瀉，食物中毒，在這個情況之下，客人應該付賬嗎？

該議員聽了之後，大笑不止，我說，還有下集﹕
從以上的情節，好像是生花柳者不對，翹起了客人，免費送都食唔過。可是，這情況如要配在麥齊光、陳茂波、林奮強這些好眉好貌的人的身上，的確是飛來橫禍，避無可避。可是假如有一隻雞，已經是臭名遠播，深水埗公園的阿伯無人不識，進房後一脫褲子，更是臭不可聞，如此的一隻毒雞，只有色迷心竅的男人，才會不聞其臭，硬挺而入，結果不出所料，非但惹上了花柳病，還慘遭該毒雞趙完而唱，唱他叫雞唔畀錢。

故事再說下去，還有曲折﹕嫖妓之客人居然是個警司，知法犯法，也是罪大惡極。最耐人尋味的是，這位警司的手下的其中一條「添」就是掃黃組，居然還把該毒雞拉進了差館。警司雖說手下的掃黃組獨立運作，與己無關，可是毒雞又怎能相信？毒雞走投無路，唯有玉石俱焚，控訴警司暗中嫖妓，而且還唔畀錢。

這樣的一個奇情故事，究竟誰錯誰對？生花柳病，傳染了客人，還要惡極追數，當然是罪無可恕。但是那位警司有眼無珠，有鼻無孔，明明知道是毒雞在前，生人勿近，還要貪就手而吃下去，也是愚不可及，蠢無可綰。
這故事教訓我們﹕
1. 送上門的雞不要吃，太就手的便宜莫能貪。
2. 嫖妓前要先聽口碑，名聲太差的妓別要嫖。
3. 一雞生病，就像生了禽流感，禍及了整個雞竇。中央政府就算是立刻將之「搣柴」，也已經沾污了整個政協的名聲。今後雞農選雞，能不慎哉？

梁振英不用劉夢熊是做對了唯一的事

在去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時，劉夢熊曾經是頭號梁振英支持者，為後者盡心仆命地去打贏了選戰，日前突然轉過頭來，大肆攻擊梁振英，真的是世事如棋，真實的事件永遠比虛構的故事更令人意想不到。

劉夢熊對梁振英的指控，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方面批評梁的施政不佳，無論在維護「一國兩制」的意識形態，抑或是實質的政策執行，都是「變」不了甚麼出樣，黔驢技窮。第二方面是梁振英在選舉前後，曾經對他提出過政治酬庸，其中先是包括了招攬他進入行政會議，以及後來的推薦他成為政協常委。但結果是，這兩者皆彈了票。第三方面是梁的僭建問題，其中涉及的「兩個專業人士、一個律師」，全是子虛鳥有，其人並不存在。至於劉夢熊說的，梁振英認為和泛民的關係是「敵我矛盾」，則只能說是一項描述(姑不論這描述是真是偽)，嚴格說來，卻不能算是一個攻擊，因為梁和泛民本來就是不和，而泛民甚至一心要拉他下台，兩者既非為「友」，究竟是不是「敵」，又有何關大雅呢？

對於梁振英的施政問題，劉夢熊的批評有的是對，有的是不對，有的是雞蛋裏挑骨頭，但觀點人人不同，言論大可自由，然而梁振英對劉夢熊的酬庸承諾彈票，卻是頗堪玩味的事。

我們姑且假設一個問題，就是梁振英真的遵守信諾，把劉夢熊推到了行政會議裏去，這對於香港，會不會是一件好事？又或者說，這一次梁振英雖然是寫了推薦劉夢熊入政協常委的信件，但卻是寫得不情不願，也不是唯一推薦，如果事情反了過來，梁振英不單唯一推薦了劉夢熊，而且劉真的當上了政協常委，這又會不會是國家之福呢？中國人願不願意、希不希望有這麼的一位政協常委呢？

從劉夢熊的所作所為來看，很明顯地，我們知道，香港人並不會願意由他去當行政會議成員，中國人也不會願意由他去當政協常委。而我們也可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梁振英找他去幫忙，作為助選，也許是做錯了，可是，梁振英的承諾彈票，反口不認數，卻是做對了。反過來說，作為行政長官的助選人，應該是為著共同的政治理念，而去助選，要求酬庸，已經是不對的事，如果把不對的事還要理曲氣壯地大聲訴說出來，那就是不要臉了。

以上是從正途的方法，大義凜然地去看政治酬庸，證明這是沒道理的。如果換個較為「黑暗」的角度，從現實政治的角度，或者從人情的角度去看呢？當日劉夢熊沾上了江湖人物的密室談判，非但沒有成事，反倒給梁振英添了不少麻煩，如果犯了這個大錯，也可以得到政治酬庸，這可未免太過說不過去了吧。再說，行政會議成員需要經過嚴格的品格審查，有「黑熊」之稱的劉夢熊，光明正大地沾上了黑人物，就是梁振英有心，恐怕也是無力把他引進行政會議。至於推薦一位政協常委，只怕也非梁振英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至於梁振英在僭建問題所說的謊言，當然並非新聞。然而，劉夢熊聲稱，這個謊言涉及了張震遠，而據張震遠的所言，涉及的三人其中一人死了，而另外兩人卻皆有名有姓。張震遠固然做過不少錯事，但是在政界，名聲一向不錯，如果比較他和夢熊之間，兩者誰更可信，相信絕大部份的人，都會認為是張，而非劉夢熊。同樣道理，「敵我矛盾」之說，其「證人」是李君豪，李君豪的品格，在政界，在金融界，都是有口皆碑，而李君豪非但出來，否認了此事，還拉了同場五對夫婦中的兩位，作為人證，其說話的分量，顯然也比劉夢熊可信得多。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當選行政長官，的確可能有著太多不對頭的事，而他的誠信已破產或接近破產邊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他至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沒有任用到劉夢熊。而劉夢熊以正遭廉署拘捕的嫌疑之身，作出動機令人噁心、內容不盡不實的言論，企圖當一個攬住梁振英死的人肉炸彈，市民不妨憎厭梁振英、也不妨拉梁振英下台，可是要採信一個「不誠實證人」的口供，那就是太不智了。
最後，我們提醒一句，事實已經證明了，劉夢熊這個人，並不適宜沾身。梁振英利用了他，結果就是沾滿了一身髒物，泛民如果要利用劉夢熊的言論，來作為打擊梁振英的工具，甚至要召劉夢熊去立法會，恐怕也將會是弄巧反拙。這個人，只能作為一場鬧劇，如果企圖利用他，恐怕反會沾上一身的麻煩！

懶惰使男人貧窮 貪婪使女人墮落

溺愛使兒童驕縱，好高騖遠使青年走進邪路。

小時候，買了一套遠景文化出版的「世界文學全集」，一共有一百集，其中的第八集就是雨果的《悲慘世界》。以我當時十二、三歲的水平，一百集的世界文學，不過是囫圇吞棗的看完了，內容是死記下來了，卻全不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寥寥的幾本，是既能看明白，又喜歡的，例如說，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巴爾扎克的《高老頭》、賽珍珠的《大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但說到最喜歡的，還是《悲慘世界》。

「世界文學全集」的一百集都是全譯本，只有《悲慘世界》是簡本，可能因為原著太長的關係。後來我陸續看了《巴黎聖母院》和《九三年》，都是看得如癡如醉，「雨果」真的是名牌，信心保證。至於《悲慘世界》的全譯本，一共是五大冊，我是從蕭若元的書櫃中偷的，看完後，來一個「偷」花敬佛，送給了北角森記書局的陳小姐，因為她也是雨果的愛好者。

日前看了《悲慘世界》的歌劇電影，人們問我好不好看，我只能回答﹕「最好看的部分，都是書中有的劇情。看了原著，沒看電影，沒有損失。看了電影，不看原著，則是大損失。」

《悲慘世界》的主題是﹕「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人墮落，黑暗使兒童飢餓。」而在今日的香港，可以改為﹕「懶惰使男人貧窮，貪婪使女人墮落，溺愛使兒童驕縱。」如果要再加一條，我會說﹕「好高騖遠使青年走上邪路。」

日前，我寫了一篇社論，承蒙很多有心的網民轉載了，內容大概是說，很多掌權者和學者以為，擴大大學學額，就能增加G.D.P.，這是沒有根據的。我列舉了瑞士、台灣、中國、香港、芬蘭、德國、法國、中國、菲律賓等，以事實證明了G.D.P.和教育水平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所以，大學教育為的是傳承知識，而不是為了G.D.P.，而香港從中學開始，便大量製造出商科學生，把文理教育壓縮至最低，根本就是走進了邪路。

我作為一位稍有名氣的財經作家，寫過不少暢銷的財經書籍，不時會遇到一些年輕的讀者，要求我傳授投資之道。我的反應通常是﹕年輕人，最重要的，並不是錢，更加不是財務自由，而是工作的機會，學習人生，努力發展事業，如果把心情放在炒股之上，把時間投入在賺錢之上，那就是走錯了邪路。

一個青年人，在三十歲之前，把心情放在投資，是人生的墮落。年輕的時候，主力應該是去見識世界，學習知識，認識多點朋友，擴闊你的人生視野，這才是不負了青春少年時。

如果你想攢一點錢，銀行存款、通脹掛鈎基金，按月買入盈富基金，都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把空閒的時間都放在研究股票之上，就是大錯特錯了。

如果有人問我，你勸人不要炒股票，那為甚麼你又要炒股票呢？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只花了很少的時間，在投資方面。我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寫作、思考，我關心的問題，都是學術性的，對人類的知識有幫助的，但是這些佔了我大部分時間的工作，收入都是很少，甚至是沒有收入的。因為，投資就是生活，但是生活不等於投資，生活之中，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是比投資更為重要的。

日圓的死期若然不到 是時辰未到

日本是個很奇怪的政治制度。它的首相，正名是「總理大臣」，換替之頻密，在大國之中，應該絕無僅有的。從伊籐博文設立內閣制，1885年至2012年的127年間，它一共換了62個首相，一共有96任，因為有的當了好幾屆。

首相當的時間短，有甚麼後果呢？就是政策都給技術官僚把持了，而技術官僚問題在於短視、得過且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換言之，就是不肯改革。所以，當日本金融經濟出現問題時，其政府只是拖得就拖，甚麼也沒有做，任由它的政府負債比率佔了G.D.P.的二倍半，也置諸不理。因為根本沒人可以有這個威望和能力，去施行大規模的改革。

以上的，都是常識了。而我作為一個哈日族，有着獨特不同的見解。

日本的問題，其實出自一個人的身上，就是明仁天皇。在日本，首相變更頻繁，唯一縛住全國國民的力量，是在天皇的身上。

當年的裕仁天皇，先是發動大東亞戰爭，雖臭名昭彰，卻有着控制全局，號令整個日本的能力。當他宣布戰敗後，整個日本的政策來一個急轉彎，變成在政治軍事上，當美國的附庸，在經濟上，則力拼到底，結果造成日本的經濟奇迹。這一點，我在上期說的《搶錢家族》已經說過了。

然而，當裕仁天皇一死，整個日本失去了凝聚力，同時也失去了重心和改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前進，也就失去了動力了。所以，近年日本的經濟潰敗，在於失去了重心，明仁天皇的軟弱無能，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沒錯，我的看法，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有着政治的配合，否則不可能成事。在日本，就是欠缺了政治的動力，令到日本整個民族失去了向前衝的動力。

所以，我並不認為安倍三當上了首相之後，會決心地令到日本經濟重生。

日本的第一個問題，在於幣值太高。記得在二十年前，一台大凌志的售價是七十多萬元，平治則是一百多萬元。所以當時的日本產品，很有競爭力，凌志被認為是性價比最高的汽車。但是今日呢？凌志和平治的價錢差不多，日本車雖然較為耐用，但是論鋼水、論美感，則相去甚遠，誰人會買凌志呢？（我開的就是凌志，因為貪它耐用，不用整車，免麻煩，但我是以事論事，非關個人觀感。）

我的估計是，日本圓要貶值五成，才能夠回復它原來的競爭力。月來它雖然是跌了幾個巴仙，但也不過是小回大漲，先前升得太過急勁，回吐而已。

我並不相信安倍三有這個魄力和膽識，去做這個大手筆決定，就算他有，恐怕這位子也坐不了這麼長時間，令他有足夠時間去進行幣值改革。畢竟，日本債券的買家，主要是日本人，一旦日圓貶值，日本民眾損失慘重，哪個政客也承受不起，除非有天皇在後面腰，但是明仁天皇太過無為（無用？），所以日本的改革，根本是無從改起。

所以，我的看法是，日本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死路，就是日圓和其他貨幣爭相貶值，但是因為日本人在貨幣戰爭上，做不到西方國家那麼無恥，所以日圓相比起其他貨幣的匯價而言，非但不會貶值，而且還會升值。

那麼，日本圓將會在甚麼時候，才會玩完呢？正如上星期所言，日本是個死不服輸、死頂的民族，所以日圓不會有秩序地下跌，而是崩潰式下跌，時間大約在兩三年後，當全球經濟開始復甦，加息趨勢開始，才是日本圓死期。

統計處管理無方，數據重質不重量

統計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除了數學的計算之外，還得包括很多人文的知識，例如設計問卷、抽樣方法、訓練和管理問卷員等等行政的工作。如果所有的方法都是正確的，這即是說，問題的設計是正確的、抽樣的方法也是正確的、調查員也採用正確的方法去做前線工作，那麼，只要幾十份的問卷，就算是要代表700萬人，其準確率也可以高達95%以上。這一點，在一般小市民的眼中看來，可能覺得說法誇張，但是，只要學過最基本的統計學，就會知道，這不過是統計學的最基本知識而已。

相反，如果採用了不正確的統計調查方法，例如說，錯誤的抽樣、錯誤的問題、錯誤的流程，諸如此類，這叫做「垃圾進，垃圾出」，不管調查的人數有多少人，就是把全香港700萬人都調查遍了，都得不出正確的結果來。

以上的說法，是企圖向讀者們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統計學是一門重質不重量的科學，注重的，不是受到統計的人數，而是統計的方法。一般市民，或者是不懂得統計學的評論員，常常以統計的人數，去批評一則統計調查的準確性，這是非常外行的說法。同樣道理，我們去監察統計處的調查數據，也不應以「量」來作為衡量指標，而應以「質」為指標，而對於近日有統計處前線人員，涉嫌在有關?房的統計中，製造假數據，也應該用以上的分析架構，去作評論。
政府統計處統計出來的數據資料，有兩個作用﹕第一個是供給政府施政時，作為參考的根據。第二個則是小市民用來參考，用來監督政府的施政，也可以有著其他的作用，例如說，商人往往利用政府發放的公開資料，去作為營商的數據參考。所以，統計處製造出來的數據資料，對於整個社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出現了錯誤，從政府施政，到經濟發展，以至於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這一次的「劏房統計造假」，表面上顯示出從2006年到2011年之間，劏房數目大減了40.5%，住戶人口從11.15萬，銳減至6.63萬，令到政府大大的低估了劏房的嚴重性，也低估了社會對房屋的需求量，今日房屋供應量的極度短缺，「劏房統計造假」很負上極大的責任。由此可以見得，統計處的資訊看似是小事，實則絕對影響了政府的施政，統計處的部份職員的敷衍工作態度，竟能影響了數以萬計，甚至是十萬計的市民的居住環境，這實在是決不容許漠視的大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並非在於劏房，而是在於統計處的統計數據。因此，我們暫且把劏房的問題擱在一旁，先不討論香港實際上的劏房數字是6.63萬呢？(這數字肯定少算了。)還是「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所說的112萬。(這數字肯定多算了。)

管理統計員的行為操守，是統計學中的管理學，是絕對重要的一環。一般來說，進行統計之時，統籌者會對每一個可能性，都下了嚴格的指示﹕怎樣去抽樣，受訪者怎做時，統計員該怎應對，受訪者怎答時，統計員該怎問下去，都有著統一的格式，去給統計員去遵守。然而，儘管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但如果統計員是不誠實的，再嚴格的規定，也是枉然無用，就是統計處另外派人去覆核，但往往也覆核不出一個真實來。

統計員的不誠實，在有時候，在所難免，正如社會上有賊人偷盜，放火打劫，有時是無法避免的。可是，嚴格的管理，以及管理階層建立良好誠實的風氣，則可以把統計員的造假情況，減至最低點。反之，如果管理階層都是渾渾噩噩，做事敷衍了事，那麼，上樑不正下樑歪，前線的統計主任那就難免會弄虛作假了。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分辨出，是統計處的管理不善，還是只是個別的害群之馬，一粒老鼠屎弄砸了一鍋粥？由於涉及造假的統計員不在少數，所以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是統計處的管理無方，風氣敗壞。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劏房造假」事件中，作出一個管中窺豹。為甚麼統計處的前線人員會見到劏房便掉頭走呢？皆因劏房只當成一戶人家，這是四倍工作、五倍工作、六倍工作，但只能當作完成一份指標，統計員會視之為畏途，不肯認真去做，才是其中的真因。為甚麼統計處的統計流程設計會如此的不恤人性、如此的不識前線工作人員的心理？這當然是管理階層高高在上，不懂前線工作的細節，自然也是管理不善的一種。

縱觀整件事件，我們得出來的結論是﹕第一，統計處的工作至關重要，因為政府的大部份政策，所作出的分析，都是根據統計處的資料，而作出結論。第二，今日的統計處管理不善，所以不可靠，不一定能得出準確的統計數據，往往會誤了政府的決策。第三，統計處的工作質素評估，應以質素和準確性為主，「量」反而是其次。統計處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方向，應從這條路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