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的共產黨

公民黨雖然沒有正式承認過參與了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留權的訴訟，可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否認也是無用，也許只有智障者才會相信這種謊言。可是他們之所以不肯承認的解釋卻是奈人尋味。他們的說法是這些敏感的議題會引起民粹，對黨的形象不利，所以不能公開承認。作為一個以民主為主打的政黨，居然會害怕民粹，實在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因為害怕民粹，也即是相等於認為人民沒有正確辨別是非的能力，但這一點，卻是民主的先決條件、是民主的大前題。如果害怕民粹，那為何又要民主呢？

        這種看法，和共產黨如出一轍。共產黨也是認為中國人民的程度不夠，如果驟然開放民主，社會將會造成動蕩。香港的統治階層，也即是掌權的官和商，又認為如果香港開放了全民普選，將會把香港變成了社會主義，影響了經濟發展。

        以上的說法，不外是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公民黨和共產黨雖然是敵對的兩個政黨，而且一個支持全民普選，一個堅持一黨專政，但是兩者都有一個同樣的假設，就是人民並不一定理智，政治很容易給民粹所主導。

        話說台灣人有一種說法，就是台灣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就是想維持現狀，不想共產黨進來。統派是認為只要把國號招牌改了，便能永久的保住台灣，人民的生活不變。獨派則認為只有獨立了，才能維持不變，才能永保台灣。換言之，無論統派和獨派，目的都是一致的，兩者之間的分別，在於維持現狀的手段和方法，如此而已，真正因為心想統一而贊成統一的，一百個也沒有一個。

        在香港呢？傳統上的香港，最不喜歡的就是共產黨，因為如果喜歡共產黨，走回內地生活就可以了，何必留在香港，或者是逃來香港呢？而這意識形態一直延續至今天，一樣沒變，我們不喜歡共產黨。

        現在建制親中的人，為了(金錢上和權力上的)好處的人不算，如果是意識形態上、真心(而不是為了好處的)親中的，主要是認為今日的共產黨已經變了，變得不像是共產黨了，大家都是商人、大家都是揾食啫。

        另外有一些人討厭社民連，或討厭人民力量的，是因為這兩派在仇富方面、在意識形態方面、在鬥爭方式方面，都太像共產黨了，至少是太像以前的共產黨，因為如此，所以香港人便害怕了。

        而在政黨方面，無論是民主黨、民建聯和公民黨等，都是剛性政黨，架構類似黑社會，最害怕的就是「敵人的滲入」，這自然也是共產黨的組織方法。

        寫了上面這許多，是想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香港人最主要拒絕的，就是共產黨。問題是，現在的香港人根本搞不清楚，究竟是共產黨比較共產黨呢，還是反對共產黨的人更為共產黨，所以有的人親中親建制，有的人傾向泛民，但其根本的目的，還是不想香港給共產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你越是害怕的，越是避免不了，既然現在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都不過是不同面相的共產黨，所以香港人要逃也逃不了，只能接受現實，或兩害取其輕罷了。

韓國的經營模式﹕高借貸、高增長、高風險

韓國政府的欠債有多高、違約風險又有多大？由於這個數字實在太大，超出了人們的常識理解，我們且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去形容︰它在今年上半年，欠債已產生了3.2萬韓國圜的利息，即是全韓國的五千萬人口平均每人每月支付一千港元以上，甚麼都沒有得回來，只是為了支付利息。事實上，早在一兩年前，已有不少專家認為韓國很可能會成為「亞洲版的冰島」，因為它的債務實在太重了，甚至遠遠超出了金融風暴時的水平。

這幾年來，香港人對韓國的通俗文化趨之若鶩，韓星、韓片、韓劇迷倒了不少東亞的青少年，同時，韓國的經濟也急速發展。在九七金融風暴之時，他們的受創僅次於印尼和泰國，差不多崩潰了，但馬上重整成功，火浴出鳳凰來，經濟馬上谷底急升。就是在十多年前，他們的人均收入不過是香港人的四成，現在已貼近八成了，而且成為了全世界的第十三大經濟體系，這當然是因為香港的不濟，但是韓國人的拼勁也是值得令人佩服的。

韓國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它把最好的，和最壞的，都聚集在一起。前面說了它的拼勁、經濟和文化輸出，但它同時也是好大喜功，很要面子，有韓國諺語說﹕「寧願家裏失火，不要跌進毛坑。」因為家裏失火雖然損失慘重，但是跌進毛坑則人人皆知也。

正是因為這種國民特性，韓國的經濟模式向來就是採用高借貸、高增長的方式。這就像是一間公司，利用高槓桿比例去維持高利潤增長，當經濟基調良好時，利潤自然會增長得比其他人快，但是當經濟逆轉時，因為本錢是從借貸得回來的，所以也很容易墮進了欠債不還的泥淖裏。

韓國的赤字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是，它一共是六種赤字的併發︰經常收支赤字、資本收支赤字、政府財政赤字、家庭收支赤字、企業收益赤字、中央銀行赤字。究其成因，也是很奇怪的原因，就是韓國的金融經濟是全亞洲除香港新加坡之外最開放的，所以無論在公在私，都有著太多的融資渠道，所以有很多金融專家都曾經預測它將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持這種看法的人包括了鼎鼎大名的Jim Rogers。這種說法也在某程度上令到韓國人飄飄然，有點應了中國諺語的「殺君馬者道旁兒」。

韓國人有不比香港低多少的房價，名牌奢侈品的價格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學費昂貴，甚麼都貴。韓國人為了支付有面子的優質生活，欠七八張卡數的大不乏人，超過一成人口、三成家庭向地下錢莊貸款，買房子不單靠二按，還靠財技，例如借低息日圓來減低供款額，但當現時日圓高企時，他們的欠債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其家庭欠債也迅速增加，單是去年便增加了一成。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韓國的違約風險不容忽視，雖然我們相信，以韓國人的幹勁，就算是金融經濟再一次硬著陸了，還是可以再復活多一次，而且活得比其他人更好。但畢竟，硬著陸的痛苦，還是可免則免。

最後，我們想藉此來奉勸香港人︰很多事都是你看別人好，別人看你好；很多香港人認為韓國文化強盛、經濟暢旺，又有民主政制，但是韓國的經濟是從高借貨、高風險中硬拼回來的風險錢，是否好過我們的財政保守策略呢？韓國固然是個民主國家，可是「脫南者」(即是脫離南韓的人)的數字可能是先進國家當中最高的，單單在美國非法居留的人就有一百萬，佔了人口的2%，88%的韓國人想移民，只有8%的人民希望「來生還做韓國人」。相比起來，香港特區政府雖然做得不好，香港人的生活雖然也過得不好，但不宜妄自菲薄，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們家裏的這本經書，還算是不太差的了。

菲律賓人不肯道歉，偏幫賓妹麻木不仁

菲律賓人質事件一周年了，菲律賓政府就這宗慘劇當中，究竟做過了甚麼事呢？

首先，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表示了遺憾，也成立了專案小組和動用了司法系統去調查，當然言調查結果有如「菲律賓管理」的慣例，馬馬虎虎便過去了，嚴重失職的人如馬尼拉市長林雯洛也只是行政處分了事，希圖胡混過關，港人是絕不收貨的，另外，菲律賓政府也推動了私人機構，捐助了一百萬美元給受害港人或其家屬，對香港人來說，這不過是箋箋小數，怎抵得了八死七傷的無價損失？但我們雖然憤怒，也得知道一百萬美元在貧窮的菲律賓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要多需索，雖然合理，但對也也確實難以拿得出來。

所以，我們針對的，應該是菲律賓總統應不應該向香港的受害者及家屬正式道歉，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直至今日，菲律賓政府就此事的立場是表示遺憾，但卻不肯道歉，理由是鎗手門多薩只是一名精神失常的人，如果道歉，那代表了是國家傷害了遊客，這是不確的。如果有菲律賓人在其他國家出事，都不會怪責該國的人民。

我們也必須承認一點，就是香港人如果在其他國家出事，也不會怪責該國的人民，亦不會要求該國的元首去道歉。因為我們是講道理的，意外就是意外，我們不能因意外而怪責別人，這是誰都明白的事。

但是，菲律賓人質事件是意外嗎？

門多薩是因為被腐敗無能的政府所欺壓，才會淪為殺人凶徒。他使用來殺人的鎗械，是政府的武器。當談判時，是政府的談判策略失效，還在壓迫他的家人，是導致他後來狂性大發、殺機頓起的一大原因。而菲律賓警察在救人時烏龍百出，拖拉了一小時，甚至很有可能在亂鎗之下，傷殺了一些港人。到了最後，阿奎諾總統居然還臉露笑容，像是樂見港人之死……

以上種種，究竟是菲律賓政府的過失，還是只是其中一位精神失常者的過失？這是彰彰明甚的道理，也無可狡辯的。而就無可狡辯的道理，菲律賓總統居然仍強作狡辯，這位狡辯而又笑見凶案的總統，未免太過份了！而我們的要求只是一句道歉，而總統先生居然仍不肯答應！

總統是國家的代表，而菲律賓更是一個民主國家，是由菲律賓全體成年國民以選票選出來的合法總統，阿奎諾三世的拒絕道歉，可被視為整個菲律賓國的集體拒絕道歉。在那邊廂，菲律賓人因為政府的腐敗無能而殺傷了十五名港人，菲律賓人卻又不肯就此道歉，令到全港大怒，而在這邊廂，卻有一大幫人支持菲律賓外傭在港的居留權，還出錢出力為她們打官司，好讓她們回家拖男帶女，住進我們的鄰居，這實在未免既是荒謬，又是諷刺！而香港人的麻木不仁、目中無港，可見一斑！

寄八十後﹕工作第一，投資第二

投資有贏有輸、有賺有蝕，就算是李嘉誠先生，股神巴菲特，投機大鱷索羅斯，都有投資失利的時候，所以有97%的八十後曾經投資失利，根本不是甚麼新聞，因為這是誰也知道的事。但令人有點驚訝的是，原來八十後當中，有94%有儲蓄的習慣，而且一半人儲蓄的目的是為了置業。

坊間一般以為，八十後的理財習慣不佳，不懂得為自己的未來打算，誰知卻是大出意表，居然大部份人都有良好的理財概念，這實在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 在現代社會，投資知識幾乎已算是必需具備的社會知識了，在中產階級或以上的人們而言，這簡直比任何知識更見重要。這個社會的現實是，收入較高但理財不善者，到了中年之後，財務成就竟然遠遠不如收入較低但善於理財者。

這是因為在今時今日，資本市場的價格的波動實在太過動蕩，而貨幣持續貶值也變成了常態，單靠儲蓄渡日者，必然成為輸家，而說到投資，也有高手和低手之分，換句話說，現代人的情況是「焗賭」，不投資就一定輸，但投資卻不一定贏，這固然是身為現代人的矛盾和悲哀，但也是我們無法避免的現實。 說到八十後的投資習慣，54%表示投資知識不足，這是合理的，也是謙遜的表現，總比大部份人以為自己是投資高手為佳。

如果人人以為自己是股神轉世，才是災禍的先兆。但是有六成的人以為自己是因對市場的敏感度不足，才會導致投資失利，這就有點危險了。 市場變化是十分困難的東西，就算是投資高手，常常會看錯市場，而一般的八十後，不管如何對市場敏感，也一定會是看錯市居多，這幾乎已算是定律了。事實上，八十後非但不是對市場的敏感度不足，反而是對市場的太過敏感，例如說，天天看著投資市場的變動，聽看財經演員的「表演」，在上班時間不停的看著股價，致使荒廢了日常的工作，這已經是不少八十後的「指定動作」了。

是的，投資固然重要，但是還有很多比投資更加重要的事情。香港的五十後、六十後、七十後的確是投資知識太少，所以不少人吃了大虧，但是八十後和九十後反而是對投資太過敏感了，致使浪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去追逐價位，這既對他們的事業不利，也對整個經濟不利。更有甚者，對市場變化過敏感的人，反而不是最大的贏家，炒家是很少發達的，真正的大贏家是長期持有股票、買樓收租、努力進修和工作，和正正經經的做生意的人。投資雖然重要，但畢竟，在順位排名中，是在工作和事業之後的。

外傭居港是大災禍，巧言狡辯乃公民黨

我們早在大半個月前，已開始關注外傭爭取居港權事件，認為1.這是一場潛在的莫大災禍。2.全香港市民都會齊心反對。3.政府和全港市民應該採取一切可行手段去防止此事的發生。我們應該是第一份傳媒對此議題提出如此嚴重的關切，而事件發展至今，市民的反應亦一如我們所料，其反對逐漸升級，一項調查顯示，一共有八成的市民反對外傭獲取居港權，可知民間對此之厭惡。 對於外傭獲得居港權後可能引致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損害，社會的討論已很透徹，沒有重覆的必要。我們需要補充的是，香港是一個以華人為主要居民的城市，而且還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如果突然多出了接近一成的東南亞人口突然成為了合法居民，而香港人又認為其居港權「得來不正」，況且這些人口的增長率也會遠遠高於本地人口(加上大量的親屬申請移民)，而其生產力則遠遠低於香港本地人口，這將會產生甚麼後果？答案只有一個﹕就是香港將會變成了種族衝突、甚至是種族仇殺頻生的城市，而這些種族鬥爭事件多半會發生在天水圍、東涌這些新城市，發生的機會率可以說是高達100%，也即是說，這是肯定會發生的，而只要它發生了，香港也再不會再是我們一直以來所居住的和平的城市了。

對於這一點，公民黨的關信基和鄭宇碩兩位是有名的政治學家，我們很歡迎他們提出任何反證，反駁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相信，以上的論證，無論是任何一位負責的政治學者，都不能提出任何反對的意見。 為甚麼我們會把這件事拉扯在公民黨的身上呢？因為公民黨一直被視為這事件的幕後黑手，其中一項指控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是負責這宗訴訟的大律師之一。公民黨對此事的反應有二﹕1.公民黨自創黨以來從未參與任何訴訟。2.公民黨黨員各有不同職業，黨員在履行其職業上的責任時與公民黨無任何關連，而公民黨亦不會干預黨員的工作。對此，我們只能嘆氣地說﹕這絕對是詭辯，是不值一駁的詭辯。

大家首先知道，公民黨並非美國的民主黨或共和黨，是一個開放的民主政黨，它的組織極其嚴密，有如香港的「黑社會」，需要嚴格的審查和批准，才能入黨，而其黨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如果是有關政治立場，也受到黨的約束。假如李志喜並非支持外傭，而是在工作上支持一些公民黨反對的政策，相信她縱不立即被開除黨藉，也會被黨所譴責。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已可肯定李志喜的做法最少也為公民黨所默許。

日前公民黨的創黨核心成員、九龍西支部主席毛孟靜在某報撰文，首先重申了公民黨企圖置身事外的兩大聲明，然後筆鋒一轉，卻分辯「外傭居港無害於香港論」，洋洋洒洒佔了文章的七成篇幅。我們實在不明白其中的邏輯﹕公民黨說此事與它無關，但是其核心成員卻公開支持外傭的居港權。這究竟是何道理呢？ 從以上的事件當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客觀的結論﹕沒有任何堅實的證據顯示出，公民黨就是此事件的幕後黑手，但是從種種蛛絲馬跡顯示，市民的確有合理的懷疑。但是從發生了的事實可知，公民黨的多位重要成員支持外傭的居港權，但卻沒有一位(哪怕是最普通的)黨員出來反對過此事，所以我們可以有九成以上的把握，肯定公民黨是支持外傭的居港權的，只是為了不想犯上眾怒，所以偷偷摸摸，不敢公開承認而已。當然了，外傭如能得到居港權，公民黨將會是最大的得益者，因為一來可以得到數十萬的鐵票，二來這些外傭將會是抗拒中港融合的最大支持著，也肯定是最堅定的反中者，當然也是公民黨的同路中人了。

122歲人瑞卡羅曼的故事 (上)

1965年，當時90高齡的法國老婦卡羅曼Jeanne Calment住在法國雅尼市Arles 甘比打路Rue Gambetta二樓的四房住宅單位。這單位的價值是46萬法國法郎。當時47歲的律師拉法尼Andre-Francois  Raffray在卡羅曼的住宅旁邊開設律師行，正打算擴充業務。這位精打細算而且精通投資道理的律師與卡羅曼訂立遺產協議，法國人將之稱為”en viager”。當時，法國人喜歡以這樣的形式購買老人的物業，一方面可以讓年老的業主留在自己的物業內安心養老，買家又可以有機會得到意外收穫。訂立遺產協議通常是買家向業主每月支付物業價值約1%，直至年老業主去世為止。

美國、英國、澳洲、新西蘭及新加坡等地為年老退休業主而設的「逆按揭」正是本著en viager遺產協議精神而實行的購買老人物業計劃。「逆按揭」可以讓年老業主用自己的物業向銀行貸款，以每月發放款項的形式，讓年老業主獲得現金，應付生活需要同時又可以繼續居住在自己的單位內，直至他們百年歸老。貸款機構在年老業主去世之後收回單位業權，抵償貸款。

根據遺產協議，卡羅曼繼續住在她的單位內，拉法尼每月向老婦卡羅曼支付2,500法郎(約500美元)月費，直至卡羅曼去世為止。卡羅曼去世之後，根據遺產協議，房子就屬於支付月費的拉法尼。如果老婦卡羅曼在生的時候，拉法尼停止付款，遺產協議就會失效。

拉法尼看到卡羅曼已經90歲，應該活不長久。每月支付2500法郎，要支付8年月費才等同住宅的價值。除非卡羅曼活到98歲，否則拉法尼不會虧本。香港人常說”一百歲不死就有新聞”，言下之意是活到一百歲的機會不高。對於拉法尼來說，這宗買賣是穩賺。拉法尼按時支付月費，等著卡羅曼死去後接收物業。

怎料到，這位老婦一直活下去，而且活得非常健壯。一百歲高齡的卡羅曼還在雅尼市內騎自行車走來走去。卡羅曼110歲的時候，拉法尼支付的月費已經遠遠超過物業的價值。老婦感到不好意思，寄聖誕咭給拉法尼，為了自己還未死而道歉。1994年，拉法尼入住安老院。翌年，拉法尼死於癌症，享年77歲。拉法尼竟然沒有那位老婦那麼長命，等不到那老婦去世就撒手人寰。他去世的時候，已經向卡羅曼支付920,000法國法郎，等同物業價值兩倍。拉法尼躺在床上彌留之際，仍然不忘這宗虧本生意，叮囑妻子繼續支付月費。拉法尼的投資心態和香港股市散戶差不多，愛上蝕本生意，總是放不下持有很久又蝕了很多的股票。2009年3月，匯控股價暴跌至33港元，只有2007年高峰期的20%。匯控跌勢不止的時候，股民不單止沒有放棄持有的匯控，反而增持，結果越輸越多。當股民輸得多的時候，對虧本生意更加堅持，甚至築起血肉長城為匯控護價。

卡羅曼談論法拉尼買她的房子的事情時，幽默地說「任何人都會做蝕本生意。」卡羅曼說得好，即使股神巴菲特也做過幾宗蝕本生意。2010年4月，股神巴菲特旗下的巴郡公布第一季度盈利下滑58%，主要原因是巴郡的保險部門要為3月11日的日本地震理賠，損失慘重。

投資市場千變萬化，知道自己看錯市的時候，應該止蝕，不要一直蝕下去。

政府的粗暴和黃毓民的無禮

要數近幾天的大新聞，一宗是遞補機制，另一宗是在7月1日很多萬人(數目人言人殊)大遊行之後，主要是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阻街抗爭」。

    我們在先前的評論說過，政府一開始時推出的遞補機制是全不經過大腦的無理做法，但是當經過修改後，雖仍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只是小節而已。我們雖不贊成這新 機制的通過，但也不反對，可以相信，如果政府在一開始時推出的是這修改過後的機制，市民的反對呼聲當不如今日之盛。

    然而，遞補機制儘管給修改得變成了合理，社會上依然充滿了反對之聲。縱觀這些反對，很少是對這機制的內容作出有理據的批評，事實上，正如我們先前所言，由於新機制已變得頗為合理，它並非不可以批評，但批評的角度已不能像先前般大義凜然、大獲全勝了。

    因此，現時在社會上的批評遞補機制的呼聲，主要針對它的不經諮詢、粗暴立法。不妨這樣說，從2003年的「二十三條」到今日的遞補機制，政府要通過一條重 要法案，思維永遠是在第一時間「數夠票」，心中認為只要「夠票」了，法案便可以通過，卻永遠不去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說，社會能接受嗎，它在政治上會 有甚麼後果，諸如此類。我們因而可以歸納出結論﹕政府的一貫作風是無視民意，只看票數，完全沒有政治意識，而今日的許多政治糾紛，均是出自政府對政治無知 的後果。

    我們在昨天的社論說過，凡是反政府政策的抗爭，必然有人受到損失，就是最受到港人的「六四遊行」和「七一遊行」，都免不了要影響交通，浪費了不少港人的寶 貴時間，也令到沿路的商店的生意受到了損害。這正如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那句名言﹕「要向政府作出抗爭，就無可避免會有犧牲。」而人民能夠接受抗爭的激烈程度 到達那一地步，端的視乎其對政府究竟有多不滿。

    但是，很明顯，大部份市民對於抗爭者阻礙交通十分反感。他們似乎並不怎麼同意黃毓民，以及社民連主席陶君行有關抗爭和犧牲的關係的說法。

    正如前文所言，抗爭必有犧牲，是有道理的說法，但市民似乎並不接受這種「合理」的說法。以上兩種意見表面看來互相矛盾，但其實不然。

    打個比方，如果警匪鎗戰，市民給流彈擊中，警方振振有辭地說﹕「我們是為了維持秩序。鎗戰必然有人犧牲。」這種說法又說不說得通呢？其實，警方要解決這問題，十分簡單，只需要說一句﹕「對不起，我們為此抱歉。」就完滿解決了。

    同樣道理，黃毓民那句話並沒有錯﹕「要向政府作出抗爭，就無可避免會有犧牲。」但他更應該說的是下一句﹕「我們向受到影響的市民和商戶說一聲對不起。」這麼簡單，就完結了，市民的氣也便消了，做得多麼漂亮！但是，人民力量和社民連並沒有說這一句。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的回應是怎樣呢？是反過來指責那些受損害了的市民不肯為抗爭、為著七百萬人的利益(姑不論讀者同不同意這種說法)而作出犧牲。我們實在不 明白，這種粗暴的回應、這種難看的嘴臉，怎能說自己是「人民」力量，是社會「民主」連線呢？他們竟把自己政治抗爭凌駕於人民的利益之上，竟然說是代表「人 民」，是不是名實不符、混淆視聽、與民為敵呢！

    從政府的遞補機制和反政府的抗爭行動觀之，雙方雖是所見不一，然而作風相同﹕理曲氣壯，粗暴無禮，是鴨霸、是霸王硬上弓、是死不悔改的強姦民意派，市民觀其爭鬥，除了扼腕三嘆，任其魚肉，夫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