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人有一個問題：「如果美國打完伊朗之後，和中國打起來，香港人還要不要上班？」
這個問題，我可以很肯定地給答案：要。
猶太公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也即是寫暢銷書《世界是平的》那位仁兄，最好看的一本書是他早期作品《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其中有講到當年在八十年代的黎巴嫩，炮火連天，但人們仍然是在正常上班，工作，娛樂，所有日常生活照舊，最多是覺得這條路今天相對比較危險，改走第二條路，如此而已。
原因很簡單，在一個危險的地方，只要你無法離開，人們始終要生活，也始終要有經濟生產，因此，當習慣了之後，也會如常生活，就是炸彈一邊在炸，人們也是一邊的上班，最多是空襲警報時，走進防空洞、地鐵站，或其他相對安全的地方。
對於安全地方，唸中學時，有一個叫「大貓」的中文老師，嗯，只記得花名，正名忘記了。他以前當過兵，打日本人，據他說，當炸彈炸過了某一地方，再炸的機會很低，所以他們會立即躲到那個被炸了的地方。
原來西方的軍人也有這想法，因此被炸過的洞就叫「better ‘ole」，即「比較好的洞」。上水有一間老牌餐廳，深圳向西村最有名的蒲點，都叫這名字，中文名是「畢打奧」。
數學上，炸過的和未炸過的地方，被炸率應是一樣。但實際上，機師不會在同一地方炸兩次，以免浪費彈藥，因此被炸過的地方真的比較安全，除非機師用上了相反理論。
在中國，中日戰爭時，老師照教書，學生照上學，西南聯大甚至教出了楊振寧、李政道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張愛玲在《燼餘錄》有一段更精采的描寫：「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裡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後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於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
這就像2019年的黑暴期間，外國人認為我們水深火熱，實則只要不是積極參與的當事群眾，也不是抗暴的警察，不經過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這些「戰場」，日常市民也是照樣上班下班，不受影響。說到今天的以色列，有報道說伊朗的導彈摧毀了不少建築物，但也有視頻顯示它的人民日常玩樂的快活情況，兩者查實並無互相矛盾，可以並存。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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