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以來，香港人最為關心的大事，莫過於行政長官選舉和中港矛盾的激化，具體的事件則落實於梁振英的涉嫌利益衝突和自駕遊兩宗新聞。有關梁振英事件，我們在日前討論過了，今天我們想討論的，是中港矛盾，而這一次我們的分析層次，則不針對個別事件如孔慶東或自駕遊，而是從一個高點去俯瞰全局。
對於「中港矛盾」這課題，已經有不少學者和評論員提出過不少的原因，例如中國人富了起來，兩地的文化差異，城市人和鄉下土富之別(就是上海北京的本地人，也不喜歡外地人的粗鄙)，諸如此類，這裏不作重覆了。但是縱觀種種理由，皆是表面之見，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真正的問題核心是，這矛盾是有社會心理上，因此它有著其必然性。
無論是任何種族或生活群體，都有一個共性，就是其群體自尊。因為沒有這個共性，這個群體就沒有向心力，只有四分五裂，不復存在了。所以，美國人有大美國主義，歐洲人則認為他們的文化水平遠高於美國佬，日本人自豪於他們的大和精神，中國就是在最貧窮的時候，也在宣揚我們的五千年文化。就算是在同一種族的不同群體，也有其各自的自尊，例如說，上海人財大氣粗，杭州人就不喜歡了，北京人認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諸如此類。
而香港人對於內地人的自尊，主要是來自香港人的富裕冠於全國，這令到香港人慣了自我認同，高人一等，這數十年來，皆是如此，曾經何時，香港人到內地消費或探親時，豈不也有著一股氣焰？但是當中國內地富起來了，情況便出現了變化。
中國人有一句老話，叫「初歸新抱，落地孩兒」，意即人與人的相處，會有一個慣性，一旦慣性建立了，便不容易去打破。例如說，當年的香港是個殖民地，英國人是高人一等的，香港是二等公民，當這個慣性造成了之後，大家也就習慣這種秩序了，這有點像於生物學上的「啄序」，意即某些動物的進食次序，也由社會地位的高低來分先後。
如果香港人和內地人的財富地位一直維持不變，問題是不會出現的。但現在內地人富起來了，香港人則相對變窮了，問題便產生了。
內地人意圖藉著口袋裏多出來的金錢，去扭轉一直以來對香港人的弱勢地位，因此，他們的行為變得躁動，這就是俗語說的「暴發戶」。為甚麼暴發戶會如此躁動呢？因為他們急於要改變原來的定位，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內地人在香港大手花錢，大買名牌，就是這麼的一回事。
內地人躁動，香港人卻感到不安。當然有很多客觀的因素令到我們感到不安，例如說，內地人把房子搶貴了，其不守規距破壞了香港固有的秩序，諸如此類。但是論到社會心理因素，令到香港人感到最不安的，還是內地人開始騎在我們的上頭，認為他們比香港人更為優越，這才是香港人最最不能忍受的事，正因為此，孔慶東的言論才令到我們如此憤怒，因為他的這種大中國沙文主義，正正觸著了香港人的最痛。
香港人自認為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原因很簡單，並非為了甚麼國家認同，而是香港人仍然自覺比中國人高一個級數，如此而已。大部份的中國人都是很有教養的，隨街撒尿的只是一小群害群之馬，也主要是一些沒有受過甚麼教育的鄉下人，而那個在地鐵車廂吃東西的小孩子也知道媽媽不對，但是香港人卻對此視若無睹。以上統統，只是因為一個社會心理學上的現實﹕當內地人的經濟狀況不比香港人差的時候，香港人用以保持自尊的方式，就是香港精神﹕守法、文明、自由等等。
所以，現時中港的矛盾主要所繫，是社會地位、心理定位之爭，而香港人反對內地人的大量進入香港，以及造成的種種社會現像，只是一個表象，沒有這些事件，也會有別的，因為真正影響事態的，不是表象，而是內因。當年鄧小平決定「一國兩制」，以及《基本法》通過之時，中港的定位是很明顯的，所以當時不可能預見到今日的形勢逆轉。而到了今天，當中港的身分一天未能明確定位，一方的自尊在膨脹，另一方的自尊要反彈，各不相讓時，兩地的矛盾還會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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