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有一個機構，叫「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即「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為「CFIUS」。
這個機構原始來自1950年的《國防製造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 of 1950），授權組成的政府委員會，2007年再立《外國投資和國家安全法》（Th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簡稱「FINSA」，完善了法律。
大型企業受密切監視
根據這些法律，美國的大型企業和戰略性企業，從來沒有100%的商業買賣自由，有關的大買賣以及商業併購等，必須被這個委員會檢查，以防外國人控制到戰略性的美國企業，或旗下項目，危及國家經濟與軍事安全，或者是導致美國高科技技術外流。
查實所有大型企業，都有一定的戰略性地位，難免涉及政治，當然也受到政府的密切監視，如果認為可以有純商業的決定，可未免太naive（幼稚）了。
周顯
人口紅利在古時是存在的，到了中世紀，在中國、印度這些發達地區，已不存在了。
在古時，人口不多，人就是生產力兼戰鬥力，因此，人就是最有價值的資產。反而土地，因為太多，不大值錢，所以在戰國時，甚至有把人口擄走，留下城池給對方的個案。
中國大概到了宋朝時，人口到達飽和，後來生產力增加，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但人口也隨之增加，因此並沒有生產更多的財富與力量，過億人口，甚至連小小的滿清，區區一百萬人口，也打不過。
這就是「高度平衡的陷阱」，帝國完全停滯，沒有增長，當然也沒有人口紅利可言。
西方就不同了，由於發現了新大陸，需要源源不絕的人口去美洲大殺印第安人，拓展土地，造就了第一波的人口紅利。然後，更重要的是工業革命，需要大量人口去製造出工業消費品。
還有人們忽略了一點，就是鐵路、公路等基建，合稱為「鐵公雞(基)」，既需要大量人手去建造，又可以藉此運輸工業產品，擴大消費，這樣同時又刺激到擴大規模經濟，分工的細化，又可以減低成本，擴大生產力。
總括而言，人口紅利在古時是存在的，到了中世紀，在中國、印度這些發達地區，已不存在了。換言之，這並非永久存在的真理。但是，到了近代，因為工業革命，人口紅利又再復甦了。
問題在於，人口紅利會再次消失嗎？
這牽涉到兩個大問題，一是生產力會否變得過剩，二是我們以為其他人口快速增長的國家如印度、非洲等，會享受到人口紅利的優勢，但這是否真的存在？
按：印度的人口已進入低增長期，估計十多二十年後，將會負增長，不過這有滯後效應，皆因人口紅利的計算是年輕人進入市場，所以人口倒退是二十年後才會見到效應。
事實上，現時中國已製造出全世界都用不完的產品，也還有死不完的後備軍人(幾億人)，兼且已出現了大量的失業年輕人，所以我懷疑人口紅利這個經濟概念，在未來世界，已不存在。
在未來，只有5%的人有工作能力，所要的幾乎全都是科學人才，換言之，文科、社科、商科可能只需要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的人口，而人口的增加，只不過是為這有用的5%人口增加基數，如此而已。
去年底，港股突然爆升幾千點，成為了世界表現最好的股票市場，當市場人士雄心勃勃，認為三四萬點可期，市場忽然沉寂下來，像是潑了一頭冷水。
一個多月前，由於DeepSeek的橫空出世，令到市場又出現了一股人工智能熱潮，於是，股市又大炒特炒，不過，和去年底、幾個月前一樣，也是炒了沒多久，又被當頭打了下來。
所以，如果炒港股，態度應該是逢跌就買，一旦炒了兩三個星期，就沽，主要的買入和長揸對象，是科技股。
https://www.hkcd.com.hk/hkcdweb/content/2025/03/27/content_8687620.html
整個社會都經濟不景，政府要削財赤，要凍薪；積金局也宣布在未來一年，員工薪酬不作調整。不過，證監會卻仍然要加人工，雖然加幅不大，整體加薪幅度只有2.1%，但環顧眾公營機構，已經是羡煞旁人了。
然而，證監會的財政狀況是不是很好呢？
證監會預計，在下個財政年度會有2.39億元赤字，較今年度預算赤字高出6成，雖然主要的支出是購入現址港島東中心的另一樓層，將會用掉5.8億元，長遠而言，可以省掉租金，不過，就現金收支而言，卻是赤字。
徵牌照年費填補赤字
對於這筆赤字，證監會的「解決」方法，是向所有中介人及持牌人士開刀：徵收牌照年費，可以得到2.56億元的收入，填補了赤字。
如此一來，雖然交易徵費率維持不變，即是維持在0.0027%，但是本來已十分艱苦的從業員百上加斤，未免太辛苦了。
證監會的人均薪水是100萬元，現時港股步入牛市，明年成交也向好，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向從業員開刀，來換取自己的加薪呢？
周顯
反中的歷史學者劉仲敬認為，「民族」的概念是人為地「發明」的。這概念源出自出生於中國雲南省的美國學者Benedict O'Gorman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論。這也是台獨、港獨分子所常用的反中理論。
然而，如果所有的民族都是想像出來，這固然沒有中華民族的真實存在，但同時，台灣作為民族，或者是香港作為民族，同時皆不存在，所以這回力鏢同時也打倒了台獨和港獨分子，以及劉仲敬所講的「諸夏」，但這回力鏢，他們當然不提。
事實上，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玩意，現在會講文化，國族，也即是用法律來作定義，到了最後，還是武力決定一切，正是真理是在大炮射程之內，這句話，10年前的中國人是不說的，但現在則是常常說，皆因這幾年來，中國的軍事實力提了上來，成為了世界二強之一。
民族主義當然是教科書教出來的，小孩子從小洗腦，民族的概念就出來了。如果說這是幻想出來的，是騙人的，問題在於，騙人騙了多久，這決定了這個「民族發明」究竟有多成功。
如果從無中生有的角度看，可薩猶太人根本不是猶太人的後代，憑著改信猶太教，居然成為了今日以色列國的骨幹民族，由紅鬚綠眼的西方血統乞丐趕廟公，取代了中東血脈的正宗猶太人，當然是成功的經典例子。
可是，如果論到民族發明的歷史悠久，卻莫過於中國。你們可以說，在宋朝以前，中國不停有北方的外族入侵，甚至統治中國，所謂的「漢人」的血統，混入了「五胡」，南北朝是異族的北方統一了南方。唐朝的統治李家，也是胡人出身。元朝和清朝都是異族統治，正是「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以後無華夏」，甚至連「中華民族」這個名詞，都是在清末才被發明出來。
然而，從時間上看，你不管叫中國人，華人，漢人，唐人，宋人，明人，甚麼都好，中國有著總時間最長的統一王朝，這想法深入民心，秦、漢、唐朝被後世歌頌，割地的石敬塘成為漢人之恥，宋人想收復燕雲十六州，大一統的朱元璋收拾了和蒙元割據的張士誠，這些故事，千百年以來，都是中國人的教科書的一部分。
你也可以說，就算有統一中國的概念，也只是存在於讀書人，這可能只佔人口少至1%。所以才會在中日戰爭時期，三個日本人可佔領一條村子。問題在於，讀書人才是民族的骨幹，只要讀書人相信了這概念，已相等於這概念的現實存在，不識字的廣大老百姓可以不算。事實是，從秦朝以來的中國史，大一統王朝的概念，維持了二千年的思想，一直是由這1%的讀書人所維繫繁衍。
事實是，清朝的二百多年統治，非但洗不去漢民族的概念，反而連滿民族也被洗走了，可知中華民族的靭性之強。更何況，新中國成立後，掃文盲的普及教育，又再一次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團結。換言之，「中華民族」這四個字，雖是近代的發明，但其內涵，卻是歷史悠久，建立於秦朝，成熟於漢朝，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比西方的基督教還要多出幾百年。
反觀西方，古時只有宗教洗腦，「想像中的共同體」的民族概念，是在近二百年才被發明，其根基和中國差得遠了。所以我才常說，中國的政治制度，向來是比西方更「先進」。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必也正名乎，在討論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之前，我們得先去為「關稅」這名詞去作出解釋和定義。
在古時，政府的收入，以及日用的商品，主要來自農民的生產，絕大部分的用品都是來自當地，經濟上大致是自給自足。只有奢侈品，以及重要的產品，如武器和製造武器的原材料等，才會和外地貿易。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更加可以全國自給自足，因此，國家會傾向鎖國，反正外地賣過來的主要是奢侈品，不准貿易，反而可以省錢，以宣揚節儉文化。當然，這也並非完全沒有外貿，只是規定了一些專營的代理商，主要在廣州，在清朝鴉片戰爭前名，就是著名「十三行」。
「十三行」的地位主要是家族傳承，當然有付錢給政府，也有賄賂，但卻並非以關稅形式。
不過，關稅雖比土地稅複雜，但也複雜不過利得稅和薪俸稅，後兩者得有近代完善的會計制度，政府才有能力徵收。在古時中國，除了農業/土地稅之外，另外的主要收入，來自鹽鐵專賣。
二次鴉片戰爭後，關稅成為了大清王朝的主要收入，當然這得有賴大清皇家海關副稅務司赫德的剛正不阿，史書對他的操守讚揚有嘉。
這時，不論中外，關稅是國家收入的高光時刻，時至今天，不是說關稅不重要，只是比例上，已比不上一百多年前了。雖然，國際貿易的數量相比起今天，相差了百倍、千倍、萬倍。
為甚麼呢？因為全球分工，產業革命，種種因素之下，現時大多數的日常用品，都是來自外地，如果太多關稅，不免影響民生。
因此，大多數的外地產品，都是免稅，只有一些和基本政策相關的產品，才會抽稅，例如說，對身體有害的酒，以及政府有意保護的產業，例如日本的米，以及中國當年要發展的汽車等等。
中國其實只是走回十九世紀後半期德國和美國的老路子：藉著關稅來保護產業，以爭取時間窗口，好待自己發展自己的相關產業，而歷史證明，這策略十分成功。
問題在於，美國現時根本沒有完整的產業扶持政策，大加關稅，除了為國家搞錢之外，還有何作用，搞甚麼飛機？
美國的最佳構想，當然是控制全世界，這即意味著世界第一。問題在於，控制世界需要高昂的成本，例如航空母艦戰鬥群，以及分布在全世界的駐軍。
當然，這些「投資」也不無「回報」，例如美元霸權，以及對其跨國企業有更好的貿易條款，但明顯，由於支出太大，計上來，「控制全世界」是蝕本貨，有利的是國家領導人控制世界所能得到的快感，以及跨國企業，國庫和人民只有付錢，沒有好處。
至於在美國上市的跨國企業的美股，現在世界任何人皆可買入，也算不得甚麼好處。
所以，在這方面，特朗普是對的：除非由所保護國家「用者自付」，否則美國可不幹這虧本的世界警察了。畢竟，西方有源遠流長的僱傭兵歷史，付錢以獲得軍事保護，西方人看來，是正常事。
事實上，要成為世界第一，的確不用控制全世界。要保護貿易，也用不著足以控制全世界的軍事力量。中國的例子已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再說，其他的國家要強軍，目的是保護自己的國家，但是以美國的強大力量，以及孤懸於美洲，就算軍事實力削減一半，也沒有人可以打到它。換言之，其軍事不是國「防」，而是攻擊。
最重要的還是，美國保護其盟國，但盟國不不知感恩，稍有不如意，還會反抗，非但有反美、反以的運動，美國對它們施以關稅，它們居然還敢於還擊報復。換言之，美國的保護是白保護了，所得到的好處不大。
這正是特朗普許多美國人的想法，然而，當政者永遠覺得控制全世界很爽，美國政客和官員到其他國家時的趾高氣揚，那種爽法，是外人只能想像，不能身傳的。所以，相信特朗普下台後，不管由誰去執政，USAID和軍事部門又會重新壯大，意圖控制全世界。
問題在於，在推倒了之後，重新建立，需要的成本是以倍數計，效率則會大減。查實每一種政策，都有優點缺點，但經來回折騰，正如打麻雀單吊，不停轉章，才是最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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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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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佩服的政治學家，叫Samuel Huntington，中文好像是譯作「杭亭頓」吧。
他在1957年，出版了《軍人與國家：軍民關係的理論與政治》，而在1961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告別演說中，發明了「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這名詞，指一國軍隊與軍事工業因政治經濟利益過於緊密而成的共生關係，這關係被視為影響公共政策及人民最大利益。就這課題，杭亭頓觸覺敏銳地比任何人更早地指出了問題所在。
我唸大學時，政治學二年級的必修課程是「政治分析」，由於這涉及把事件概念化，少年人的抽象思維不足，讀得叫苦連天。當時的指定教科書，正是杭亭頓在六十年代寫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而在六、七十年代，在第三世界國家，「不流血政變」正是主流。
至於他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以及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應該是大家最熟悉的兩本，一是講民主化的浪潮，二是講不同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儒家文化等所引起起的政治衝突，從當時到現在，都是政治的主流。
他於2008年逝世，於2004年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名叫《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主題是大規模拉丁裔移民對美國可能構成的文化威脅：「(拉丁裔移民)會將美國割裂為兩種人、兩種文化、兩種語言」。
他這「最後預言」，只對了一半：拉丁裔移民固然助長了美國的分裂，其中一端是特朗普正在大手對付的移民政策，但是，今日美國的分裂，也有其他原因。另一就是其多元化政策，把國家割裂成為了像《聖經》的「巴別塔」的無數小板塊：共和黨的基本盤是美國的最大板塊，民主黨則是無數小板塊的融合。
當然了，杭亭頓死時，奧巴馬才剛當選，仍未就職，他不可能預先得悉奧巴馬的多元化政策。不過，能夠在20年前，預言出今日國家的分裂，他的確是有著沒有任何人擁有的政治直覺。
看數據，中國大學生的失業率從去年的峰值17.1%降至14.2%，但有人認為，真正的數字應是20%至30%之間。
無論如何，中國大學生失業率很高，遠高於城鎮失業率5.1%。這當然有很多理由，例如說人民富裕了，不必為生計去工作，尤其是讀大學需要一定的成本，大學生平均家境高於一般人。當然還有的是，現時大學很多學科都沒有實際用途，例如哲學、歷史，甚至是語文，如果不是教書，完全沒有用途等。
天國落入地獄直接躺平
不過我且提出另一件事，應該沒有人提出過，就是直至現在為止，大學生仍然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社會上屬於天之驕子，而且大學生活多姿多采，無憂無慮，一個人除非後來工作有很高的成就，否則大學生活往往是一生人最快活的日子。
反之，一個人生活最艱苦的日子，就是剛出社會當社畜的時候。以前大學生稀缺，畢業後有希望，當幾年社畜就升職了，但現在這機會已泡湯。換言之，從大學到當社畜，是天國與地獄，人們難以接受這強大落差就躺平了。
周顯
對於香港人，尤其是港女，金秀賢的最高光時刻，應該是2015年的《來自星星的你》，飾演那位英俊而博學的外星人都敏俊。至於現在的這一大劫，他能否逃過，還是未知之數。
金秀賢的兩大指控，一是在女演員金賽綸15歲時，與她「未成年少年發生性行為」，專業叫作「兒童性誘拐」。二是因向金賽綸追討7億元債務，她走投無路，因而自殺。
支持金秀賢的人的論點，是這是因她因酒駕被控而前途盡毀，令到公司損失，金秀賢公事公辦，無可厚非。姑不論自殺大晒、死者大晒、受害者大晒的正反論點，當年英俊的27歲金秀賢和15歲的金賽綸並非一夜情，而是有著6年的長期關係，縱上法庭，也只會是輕判，算不得甚麼惡貫滿盈的罪行。
所以，事件的癥結在於，金秀賢迫死的，不是藝人，而是他的前女友，一個他辜負了的人，因此，這牽涉到人倫、而非單純的是非對錯。
在中國，有所謂的「盜亦有道」，盜賊固然是罪犯，但他們亦要分贓均勻，不出賣手足等等原則，黑社會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保障這些盜賊的原則，皆因它們不受政府的法律保障，但盜賊卻必須依賴這些原則而組成，而同一伙盜賊之所以要同一「字頭」，皆因他們必須要屬於同一「社團公法」的保護，方可放心共同犯罪。
中國人把這稱為「義氣」，香港人叫「雷」，有義氣的人叫作「有雷」。這明顯並不是法律，而只是法律以外，人與人的關係。不過，如果是放在男女關係的情景，則可叫作「不念舊情」，到了極致，則是「六親不認」，我們往往認為，這種人比起窮凶極惡的罪犯，更加恐怖，這就是金秀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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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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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我認識一位德國人，在深圳經營了一間手機製造公司，專門生產迷你手機，應該是全地球體積最小的手機了。這款手機的售價只是四百元，我常常購買，前後買了數百部，送給朋友，因而與他成為了朋友。
他的公司只有一個人，所謂的「製造」手機，其實是「組裝」：找專人設計，向不同的廠家購買部件，然後找另一廠家拼砌起來，就成為了一台市場上獨一無二的手機。
當時很多的手機牌子，都是如此作法，都是一人公司，因此，在華強北路的商場，有著數不盡的品牌。現時也是一樣，只是賣的都是智能手機了。
為甚麼可以由一人公司製造手機？皆因在深圳，已有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手機完整供應鏈，任何人均可以自行設計、組裝手機，甚至連市場也有現成的，就是華強北路：全世界的手機零售商，都在華強北路買入廉價產品，品質雖然山寨，但勝在價廉。
今日小米的情況也是一樣：靠著中國完整的電動車生產鏈，方可以用最短的時間，用最平的成本，把汽車組裝起來。更準確的說，再早上兩三年，「小米集團」(1810)不可能造車成功，皆因電動車生產鏈是近年才建立起來的。
正因如此，暫時來說，「小米」所擁有的核心技術並不多，科技的東西我們不懂，但是有目共睹的是，其外觀是「參考」保時捷的「Panamera」。雖然我們可以預知，當「小米」賺到大錢後，必然也會加速發展自己的核心技術。
反觀「華為」、「特斯拉」、「比亞迪」(1211)這些大型車廠，卻擁有大量過硬的核心技術。這固然是花了大量的研發成本，但卻可打造出有效的「護城河」，別人不易仿效，而且自己的科技自己用，不用向外購買技術，造車的毛利率也會增加。
「蘋果」的情況，正是如此：它的習慣是研發大量的核心技術，甚至連作業系統也有獨一無二的「ios」，因此利潤驚人。相信它是在造車的研發踫上了瓶頸，但又不甘心像「小米」般組裝手機，皆因如此一來，將會拉低整間公司的毛利率與資金回報率，反而不利股價。
這幾年由於工作關係，筆者搞了一個網台，因而認識了一些年輕人，也對年輕人的生態和心態略有所知。
如果你問我，香港的年輕人如要出頭，有甚麼方法？我會提議加入政治團體，如政黨，又或者是關愛隊、智庫、社團等。
當然是要熱心工作，但我可不是叫你投身政界，而只是我發現，這些政治團體有大量權貴，而權貴們都是光說不做，所以只要你努力工作，必然可得到他們的賞識。反正這些工作也不太難，只不過沒人肯免費做，你肯便有了價值，如此而已。
政圈「識人好過識字」
其他我不知，至少就我認識的年輕人而言，憑這途徑，找到一份自己學歷所不能企及的筍工，幾乎是必然可以做到的。
我的其中一個手下便是如此，現在已因工作太忙，辭（掉敝公司的）職不幹，專職吃大茶飯了。
進一步，你的頂頭上司常常會在這個場合見到你，在公在私，你也是他的心腹，你的上升機會當然也更加高，不在話下。
簡單點說，就是識人好過識字，而政治圈就是識人的最佳地方。
中學時，學校附近沒有麥當勞，那時最便宜填飽肚子的方法，就是豆漿店，豆漿、包子，比學生餐還便宜。不過當時不懂得欣賞豆漿包子的美味，現在反而常常找來吃。
誰都知道，麥當勞的漢堡包價廉物美，超級富豪也吃，如果在便利店另買汽水，更可多省幾元。不過，麥記是最有名的「社企」，非但僱用傷健、弱智人士，而且24小時營業，好比日本的網吧，無家可歸者可在此過夜。
現在最聞名的，是兩餸飯，其實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已吃過，不過這幾年經濟不景，因而發揚光大，連國金商場也有了。最精打細算當然是兩餸，不加三餸，35元吃到飽飽。其中有好些相同裝修而不同店名，應是特許經營，我有女性朋友頗有意去投資一間特許經營的兩餸飯店子。
至於加三餸的攻略，即分為可量化和不可量化，李國麟的那條廣傳的片子已說得很清楚了。不過，就我所知，兩餸飯店子已因應此作出反制，但不消說，反制措施造成了不少爭拗，我在討論區見到。
有一個臉書群組，叫「兩餸飯關注組」，有著大量相關信息，可以參看。
吃粉麵，不可不知，河粉是最飽肚的，比米線、米粉、麵都要強。灣仔華南粉麵的辣椒油全港最貴，290元一瓶，如果外賣，辣椒油另上，可用上幾頓，用來配自家煮的即食麵。
九記牛腩中港聞名，最好吃的是爽腩，由於價錢太貴，很多人不捨得。其次是排隊時間太久，而且人太雜，座位狹窄。我通常買外賣，另加兩碗上湯。不可不知，九記的精華在其上湯，回家淥米粉吃，是最便宜的享受。
吃館子，最抵食的菜式，是片皮鴨。幾百元一隻，如果二食，即片皮薄餅加上鴨鬆生菜包，4個人絕對吃不完。
強如新榮記，片皮鴨也不過是898元，一隻差不多是一條刀魚的價格，但後者兩口便吃完了。其片皮鴨說是要提前預訂，但據說一天只做兩隻，只有熟人，才能訂到：如果個個客人都點這，它生意都不用做了。
當然，一桌4人，只吃一隻片皮鴨，未免寒酸，但一桌8人，先叫一隻片皮鴨，再叫其他，則也可省上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真的很愛吃片皮鴨。
王晶說，當時只有他理解周星馳，能夠明白周的創作，可和周溝通，其他人則不能。然而，周星馳對此說法卻是冷笑，不置認同。究竟誰說得對呢？
這裏不說周星馳的性格，我也沒資格說，皆因不認識他本人。我只看他的作品，也看王晶的作品，最重要的是，我明白當時的文化氛圍。周星馳的基本文化知識，來自兩方面，一是粵語長片，二是動漫，也包括了日本電視片集如《猛龍特警隊》。王晶的父親是導演王天林，看過無數粵語長片，《賭神》的橋段，正是來自任劍輝主演的《非夢奇緣》。至於周星馳，更不用說了，《審死官》的演出完全抄自馬師曾，《算死草》的演出完全抄自關德興，《如來神掌》、《六指琴魔》，完全是粵語片的致敬版。簡單點說，在粵語長片方面，王晶是唯一可與周星馳溝通的人，但在動漫方面，王晶沾不上邊，完全溝通不上。
周星馳和我一樣，都是第一代的動漫讀者/觀眾。我對此特別深刻，皆因大我沒幾歲的哥哥和姐姐，就已經沒看動漫了。我相信，周星馳的姐姐，也沒看動漫。換言之，周星馳是第一個把動漫文化帶到影視圈的人，在那個時代，所有影視圈的成年人都不懂這些文化，但是看電視的新一代少年人，都已熟悉這種思維方式，因此，在當時的影視圈，只有周星馳，才最能打動他們的心。
其中有一點，人們以為周星馳的無厘頭演出，包括王晶在內，是來自粵語長片的馬師曾、任劍輝、新馬仔等人。但實際上，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應是《IQ博士》。我很記得，當時中文大學的宿舍有電視室，通常寥寥無人，只有播放《IQ博士》，方才座無虛席，還站滿了人。播完後，新聞時間，一哄而散。
當時的文化人，像徐克、許鞍華、譚家明這些最高檔的，看的是法國片。低一檔次的，看的是美國片和國語片。至於粵語片，好比今日的電視肥皂劇，在創作方面，沒有甚麼養分，創作人不太看。這就像看小說，創作人往往參考文學作品，但這樣一來，卻忽略了通俗作品的邏輯﹕金庸、瓊瑤初出道時，文化人也是看不明白，為何這些通俗作品大受歡迎，卻不知作品雖然通俗，但也有高低之分。文化人分得出高雅的高低，卻分不出通俗的高低。
周星馳的一個優點，就是可以把一部電影翻來覆去的看幾十次，看出其真諦來。這在當時，除了看粵語長片，沒有可行性，皆因沒有錄影機，電影票子又太貴。只有不停重播的粵語長片，方可做到。我有一個男性朋友，認識周的一位前女友，該前女友說，他每個月都重看一次《英雄本色》。不怕重覆，正是成功創作的一大關鍵。我相信，周在看粵語長片和動漫時，已把其表情動作，深深烙印在心裏，因此可以隨意複印/重演出來。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話說近日蔡瀾寫了一篇文章，講天香樓的早期歷史：
1927年，蘇州人陸冷年在杭州創辦了這間餐廳，名字取自「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在我這等沒文化的人物，對於「天香」二字，最深的記憶是粵語長片《荳蔻干戈》的故事主軸「天香荳蔻」。
根據蔡瀾的記述，1950年，第二代掌櫃孟永泰南下香港，在佐敦道吳淞行開店。1973年，第三代掌櫃韓桐椿將其遷到柯士甸道原址。如今是第四代掌櫃韓美娜接手。十年前我常去時，老伙計還在，大約兩年前，我又去，物事人非，熟悉的幾個老夥記已不大在了。
為甚麼關於天香樓的故事，居然會出現在「政經密碼」的專欄？這和政治，或經濟，有何關係？
話說在以前，天香樓是香港最昂貴的餐廳，這名頭大約維持到2007年左右，才被新興的高級餐廳所取代。裝修樸實不起眼，甚至有點舊，但卻可永遠入到最好吃的食材，尤其是大閘蟹，四季供應，所以雖然貴，嬌客依然絡繹不絕。
問題在於，一，在當時共產中國，最佳的食材都是「上供」，它為甚麼可以源源不絕的獲得？二，香港的富豪都在港島區，為甚麼要開在九龍，而且還不是尖沙咀，而是佐敦道？
原因是，佐敦道是國民黨在港權貴的大本營，像杜月笙，新中國成立後，逃到香港，晚年便是住在佐敦道。此外，國民黨的第一代是孫中山班子的廣東幫，第二代則是蔣介石班子的江浙幫，人離開了鄉下，特別懷念故鄉的食物，因此，餐廳的主要客戶，是國民黨逃到香港的權貴。
至於為何國家要為這些，流亡的前朝權貴特殊服務，盡在不言中。
也因有此作用，當年的天香樓遂可取到最佳的食材，而且還有一個傳統，就是其掌舵人永遠是杭州數一數二的名廚，特派到香港，以保持水準。
有趣的是，當年韓桐椿快要退休，國家按規矩，派了名廚來當二廚，準備接手。誰知國家改革開放，同時，國民黨在港的權貴也已死得七七八八，新一代也不專情江淅菜，餐廳的功用消失了，二廚跑了去另起爐灶，也成為了名店，名字不提。
我是很能夠理解時代變遷影響到現代人的事業：少年時我熱愛寫作，辦雜誌，入行前後，世界進入了影像世界，我很快就發現寫作沒有前途，因緣際會，在2000年毅然放棄了寫作和編輯，進入了股票產業。
這幾年，香港的股票產業也式微了，我也逐漸轉型到網台、公關、電影、人工智能，多管齊下，希望能打出新天地。
正職興趣投資三管齊下
照我看，今日的青年人，除非是找到一份薪水很高、很有前途的新經濟工作，那就是「007」，即是一周7天，一天24小時沒頭沒命的拼命工作也不妨。反之，如果是一個朝九晚五，返工等放工的小小打工仔，最好還是要有3份工作在手，方算有保障。
第一份當然是正職，但中年時很可能被淘汰。第二份則是興趣，你要找到一份可以賺些小錢的興趣，如畫畫，演戲，又或是拍攝YouTube，經營社交媒體，諸如此類。如此一個月可有幾千元的收入，萬一失業也勉強可以餬口。
至於第三份則是投資，管理你的個人資產，每日需要一小時的研究資料，和好友交流資訊。
周顯
「譚仔國際」（2217）的大股東東利多提出，以每股1.58元私有化，作價較停牌前0.9元溢價75.6%，代價約為5.56億元，股份將恢復買賣。
它在3年半前上市，私有化價格較上市價「縮水」約53%，但表明不會提高私有化作價。這宗交易，相信母公司賺到笑。
無獨有偶，「金朝陽」（878）的大股東傅金珠及其家庭成員提出每股8.5元，包括現金支付7.5元以及股息1元，較停牌前收市價5.5元，溢價約54.55%，大股東的現金代價總額約6.03億元，要約人也聲明不會提價。
「金朝陽」於1997年上市，當時的股價是2.18元，現在所持有物業估計市值過百億元。不過，現在商業樓宇市況不佳，不易租出，不知真正價值為何。
https://www.hkcd.com.hk/hkcdweb/content/2025/03/13/content_8685440.html
上一篇說了住宅，但其實，香港樓價的真正重災區，不是住宅，而是商業樓：如果中環中心也跌到1.3萬元一呎，情況該是如何危殆？
論到住宅，其實是有市場承接力：只要發展商願意劈價，必然能快速出售。現時樓價跌了27%，如果發展商本來有20%的利潤，劈價出售，最多蝕本，但也是可控範圍。
然而，這些年來，發展商的基本策略是：出售住宅，長揸商業樓，即是商廈和商場，用來長期收租。更有甚者，發展商是以商業樓來作銀行融資的抵押品，以支撐住宅樓的興建。這更不用說，香港還有大量商業樓的炒家，如仙遊了的波叔。
可惜的是，商業樓的下跌幅度比住宅更嚴重得多，而且由於經濟不景，出租率也大跌，唯一支撐著的，是其估值，因此不致於被銀行call loan。最大的問題在於，商業樓和住宅樓一樣，仍然是「雙殺」：一方面供應不足，另一方面又供應過剩，價格下跌。
供應不足是如何說呢？話說在先前十多年，由於商廈的租金太貴，老闆大搞「開放式辦公室」(open office)和「豬肉枱」(hot desk)，員工的空間被壓縮到失卻尊嚴的地步。我在網上找到的一些評論：「有咩慘過返open office豬肉枱？就係返open office豬肉枱加pantry位」，「講個電話大聲少少半個office都聽到」，「好大壓力又唔見得溝通多咗」，「一埋位，成間網吧咁」，「見到呢啲工作環境，出offer都唔會想要囉」……
試問這樣的工作環境，外資人員會樂於來港工作嗎？
這正如商場，吃飯的環境是「4人座位，兩位客人，請坐一邊」，密室逃脫困在3百呎空間，商場狹窄兼人多，沒啥玩樂設備……要玩，你會去內地，日本，還是留在香港？
直接點說，至今，香港商業樓的價格仍然脫離了我們的經濟現狀和競爭力：你想救經濟，還是想救商業樓？然而商業樓一倒，對不起，由於按揭爆煲所產生的連鎖效應，整個經濟也會崩潰。
據說有某位中小型發展商，已經停了還利息，仍然被銀行迫倉，他豪氣地說：「你把整間上市公司拿走吧！」
朋友對我說起此事，我直覺地說：「這位老闆是超級老江湖，應該沒有私人擔保，所以才會如此爽快的去『大』銀行家。」
然後又有人同我說：「無理由㗎，你估銀行食齋，不可能不讓他簽私人擔保㗎喎。」
商業樓低槓桿變高槓桿
兩種說法哪一個比較可靠？不過如果槓桿率低，又是上市公司，不簽私人擔保，也不無可能。誰會料到，商業樓的跌幅如此之大，居然低到由低槓桿變成高槓桿，而且仲會大量空置無租收，回報率變成零。
當然如果面臨公司破產，沒有老闆願意簽私人擔保，但是銀行未雨綢繆，通常會趁情況尚未惡化，晨早就𠱁他落疊，簽返張紙先。大家都知道，銀行家「晴天借傘，落雨收遮」，這是基本原則。
有銀行家朋友對我說，他們為了𠱁客戶簽私人擔保，提出的條件，是減2%的利息，這是無可抗拒的優厚條件，客戶根本無從拒絕。
周顯
香港的樓價只跌去了27%，仍然屬於正常的熊市跌幅，發展商和業主已經苦不堪言，由此可以見得，香港房地產市場究竟脆弱到了哪一地步。
其實，要想挽救樓市，易如反掌，最多不過是2、3年之間的事，當年曾蔭權政府便做過一次，就是停止供應，培養元氣。現時發展商手頭約有10萬個單位，1年出售1萬多個，3年消化一半，樓價就可逐漸回升，政府也可回復賣地收入。
再加上，只要引入大量有購買力的新移民，加入資金，也是提升樓價的動力。
不過當然了，這會犧牲到市民的居住環境，人均居住面積會減少。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吃藥必有副作用，沒有副作用的救樓市方法，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事實上，現時香港的樓市是古今中外皆無的尷尬局面：一方面樓價跌，已經跌到經濟和業主都受不了，但仍然是全世界最貴。相比之下，香港的人均GDP反而是天天跌級，市民完全買不起樓。
另一方面，我們的人均居住面積也是全球所有先進城市最低，而且在可見將來，這距離還將繼續拉遠。
所以說，這是一個「雙殺」局面：你是想供應增加，還是減少？你想樓價升，還是想樓價跌？
或者毋寧說，你是想犧牲哪一方面：犧牲居住環境，以保住樓價，正如當年曾蔭權政府的政策。抑或是，犧牲樓價，造成負資產，構成金融/銀行危機，造成經濟蕭條，大量市民燒炭而成，釀為無數社會悲劇？
前者是止痛藥，只有短暫效果，長期下來，情況只會惡化。但這似乎更加符合香港人的心意，皆因一來，只要挺過這幾年，政府高官都下台了，關人鬼事：曾蔭權可不是因此而坐牢的，曾俊華也仍然獲得極高評價。至於其他相關罪人，本文作者為了避免惹禍上身，不談。
如果說，這是高官的錯，那就錯了，這根本就是全部750萬人的共業，皆因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borrowed time, borrower place)，大家賺夠錢，不是移民外國，就是回到內地家鄉，750萬人盡皆自私短視，「雙殺」也是必然！
在《財政預算案》發表之前2天，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某份收費報的專訪，指政府面對財赤問題，難以大刀闊斧處理，「源於本港沒有民選政府」，可能會覺得「你不是我選出來的，我為甚麼要捱苦」；非民選政府須不斷推出福利，回應民間訴求。
不足一日，他公開致歉，稱引起讀者誤解，自己並非指「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一定沒有財赤，也不是說沒有民主制度的政府，便一定沒有合法性或民意支持」，只是表達在不同制度下政府回應市民訴求可能會有分別，政改部分與財赤問題並無直接關聯。
湯家驊此說其實即是「民主萬能論」：民主制度可解決現時和未來所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這也是多年來民主派的主論調，這當然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述，而不過是廉價的選舉口號，用來吸引普羅大眾。
可別忘記當年湯家驊曾經是公民黨創黨成員，只是後來經過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因而「投誠」，也許他的心中，依然「不忘初心」，繼續是「民主萬能論」的信徒。
在當時，真心相信「民主萬能論」的也不多，所以才會有人一邊說「人民間的重大政治矛盾不可以用民主方式解決」，一方面繼續鼓吹民主制度可解決現有的政經問題：後來雙方果然用上了「最有效」的解決方式，一下子解決了回歸以後的所有政治爭拗。
不過，在當時的公民黨，大腦應是吳靄儀，以湯家驊的政治程度，真相信了「民主萬能論」，也未可知。
至於說到「你不是我選出來的，我為甚麼要捱苦」，就我所知，近代最能吃苦的一代，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民一窮二白，照樣製造出「兩彈一星」，用了整整一代人，奠定了今日的基礎。湯家驊作為法律專才，應對歷史一無所知，倒也怪他不得。
至於民選政府和福利的關係，縱觀近世經驗，也是愈民主、愈要投票，愈是需要更多福利去吸引選民。
其實，要求民眾捱苦，去建設社會未來，從來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領導階層以身作則。所以我才會說，滅赤的先決條件就是政府高層減薪，當然也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在內，先決條件不達到，滅赤不可能。 作者為小說作家、報社主筆、股票投資者，吃喝活樂的專家。
香港的士業界建議實施分時段收費，繁忙時段加收10%車資，非繁忙時段提供85折優惠，期望改善服務質素，並提高司機收入，而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完全違反常識。
由於的士司機沒有入行門檻，向來是失業男人的最後防線，因此其收入永遠是最低工資，不會加也不會減，皆因不管搞甚麼有利或不利政策，反映出來的只會是車租，換言之，只會影響到車主的車租收入，不會影響到司機。
當然，的士司機的收入不高，服務也就不會好。你要提高的士司機的服務水平，也很簡單，只須大幅提高車資，好像（以前）日本的的士費，由於客人少，司機珍惜每位客人，服務自然會好。
現在的士一日幾十支旗，根本不愁沒客，日日做到氣咳，好比茶餐廳員工，服務又怎會好呢？
不過，的士的作用是疏導有需要的市民，坐的士的人越多，代表道路越是有效使用；反之，少人坐的士，意即是浪費。的士司機收入永不變，少人坐，服務好，多人坐，服務差，政策不可能圓滿，必須犧牲其中之一。
周顯
譚仔國際（2217）公布，獲大股東「東利多」提出私有化，每股的價格是1.58元，較停牌前0.9元溢價75.6%。
「東利多」是在2017年收購譚仔，並在2021年上市，現持有譚仔已發行股本約74.26 %，私有化的理由是，股份交易流通量在一段較長期間內持續偏低，對計劃股東在不對股份價格造成不利影響的情況下，進行大量場內出售構成挑戰，建議為計劃股東提供即時退出及將所得款項重新分配至其他投資機會。
話說公司的上市價是3.33元，以現價私有化是賺到笑。這正如當年某位莊家說：「你不讓我向上炒，我就向下炒吧！」結果，散戶的損失更大。
不過，而現時私有化管得好嚴，會調查小股東是不是大股東的投票人頭，好煩！
https://www.hkcd.com.hk/hkcdweb/content/2025/03/06/content_8684091.html
電腦軟體應該開源，還是閉源，是業界爭拗了多年的話題。在以前，普遍都是傾向閉源模型，例如說，直至去年4月，「百度集團」(9888)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在公司內部講話時說，閉源模型在能力上會持續領先，而不是一時領先，皆因它有真正的商業模式，能夠賺到錢，只有賺到錢才能聚集算力、聚集人才。
不過，開源模式愈來愈盛行，也是大勢所趨。在DeepSeek現身後，整個大趨勢更加是不可逆轉地傾向開源，而在去年，「百度」第四季及全年財報電話會上，李彥宏也不得不「投降」，指出其人工智能(AI)系統「文心一言」大模型4.5也將開源，他並說﹕「無論開源閉源，基礎模型只有在大規模解決現實問題時，才具備真實價值。」
對於這課題，我有深刻體會。
在2007年，我出版了《炒股密碼》，以及其後幾本相關書籍，把莊家財技揭露了出來，並算是「發明」了財技炒股法。當時有業界人士，包括莊家與炒股人，埋怨我為何把這些業界秘密揭破於人前，令到莊家難以搵食，炒家難以賺錢。
問題在於，莫非我不揭破，這些業界秘密就可永遠保持嗎？有人估計過，就算我不說出來，由於網上資訊發達，不出3年，這些也必然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我的書只不過是把普及知識提早了3年而已。
在中國，人們喜歡把知識敝帚自珍，致令許多技術在後世失傳了。十九世紀時，洋人把高科技教給中國人，當然是收取巨額金錢，但中國人也很不理解，為何洋人會出售技術。
1988年，許冠文拍了一部叫《雞同鴨講》的電影，主題就是主角把傳統的燒鴨店轉型成為連鎖快餐店，主要劇情之一，就是把技術外流給員工。
事實上，這些年來，互聯網的大行其道，甚至是魔術師，也有專門的揭秘影片。基本上，任何知識，在今天的資訊流通下，已完全沒有奧秘可言。
在新經濟的世界，所有新知識只能領先半年至9個月，正如《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紅色皇后」所言：「你要不停往前跑，才能保持原地不動。」所以說，未來是開源世界，閉源已無作用。
現時特朗普的政策中心，似乎第一是報仇；第二是搞好國家內政，把這30年來走的歪風撥亂反正；第三是處理好和盟友關係，主要是不付錢給它們了，要大家貼錢為美國打工。如果按照中國人的說法，這叫做「攘外必先安內」。
不過這也有個好處，就是當戰線太多的時候，特朗普應該無暇對付中國。事實上，由於特朗普在上任後的過多超時工作，在鏡頭前已顯露出疲態，人們也有點關心他的健康。
戰線太多無暇對付中國
奇怪的是，特朗普對於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等，這些多年來已被美國政府標籤為「邪惡代表」的人物，有着明顯的好感，反而美國的所謂傳統精英，也即是建制人物，卻被他認為是真正的邪惡，往死裏打，這令到向來支持美國的「美粉」的信仰崩潰。這種信仰崩潰，當年蘇聯、中國都曾經試過，不過中國熬了過去，蘇聯卻熬不住崩潰了。
不過就中美的長遠關係而言，一切還得等待習近平和特朗普見面後才作定奪，暫時特朗普應該還是按兵不動，把家裏先收拾好。
周顯
經濟學上所謂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意即當產權界定不清楚時，資產的價值會減低。這好比吃大鍋飯，工人就不努力工作，皆因產權屬於國家，而這會導致生產力減退。
同樣原理，一般來說，公屋的管理質素比私樓差，皆因公屋並非住客的所有物，因此會傾向於不那麼用心去保養。
香港在1991年推出「出售公屋計劃」，2005年結束。理論上，部分住客成為了業主，樓宇的保養應會比較好，然而，由於大樓只是部分私有，部分仍然是租客，對於維修、管理費方面，不時發生爭拗，而且，由於買下的公屋在出售前仍有限制，並非完全算是私有財產，產權定義也有不清，因此仍然會出現「租值消散」的問題。
但就算是整幢大廈都是私樓，由於業主的思想和經濟環境各有不同，因此也會發生「租值消散」。很多時，業主有錢買樓，無錢維修，另有一些大型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權力極大，上下其手，吃掉管理費、維修費的一部分，也是在所多有。
總之，就是私樓，也有很多拗撬，大家也可以看到，好些高齡舊樓，失修變成危樓，也是在所多有，皆因業主買樓時往往是月賺錢能力最高時，俟得樓舊了，人也老了，在吃老本，要他們出錢維修，倒不如殺掉他算了。
除非是有如董建華先生住的豪宅嘉慧園，住戶都不介意付出巨額的維修款項，皆因維修後可令到房子的價格上升。一般市民的自住樓，只要不準備出售，維修只是花錢，沒有作用，這好比老公也不想老婆花錢去整容，原理相同。
最徹底的是整幢大廈同一業主，產權統一，管理最好，這好比商場，同一業主的管理比較好，拆散了出售的，往往成為死場，皆因小業主各有私心，「三個和尚無水飲」。
當然我也有見過，不管多舊，寧願減租，也不願花錢維修的大業主，但這只是少數。不過也可肯定，如果整幢大廈都是用來出租，狀況也好不到哪裏去，皆因用上太貴的裝修，租金成本也收不回來，而且租客也會破壞。
狀態最好的是服務式住宅，不過租金也貴上幾成，一分錢一分貨。
特朗普、萬斯和澤連斯基的大吵架，一些人以為是一場戲，並且為其行為找出了種種理由。首先，在政治舞台，人人都是戲子，在公開場合，所有政客都是在演戲，特朗普、萬斯和澤連斯基顯然各有劇本。然而，說這是美烏兩國是串通演戲，可未免是烏粉，又稱「烏賊」太過一廂情願了。
第一是，要和特朗普串通做戲，以澤連斯基和烏克蘭的實力，還未夠班。
第二是，如果要串謀演出，必然要有中間人，傳遞劇本。誰幹這件事？會不會洩漏？中間有著太多的難度。
第三是，這事件對烏克蘭和澤連斯基的形象損失太大，澤連斯基不可能自殘手腳。
第四是，看後續行為，美國放風指澤連斯基和整個烏克蘭極度貪腐，把得來的武器以二折在黑市出售。
話說從第一任期起，特朗普即任用了大量外交新手，主管外交事務，因此，已被人詬病破壞了外交傳統，也即是外交的禮儀。在這一屆，更加是變本加厲。他和萬斯與澤連斯基的對話，只是可見一端。
按照中國古代的說法，這叫做「禮崩樂壞」，即是過往的政治秩序消失了。換個說法，這相等於講求規矩的春秋時代結束了，現在到了「憑實力說話」的戰國時代。
大家看《戰國策》，看到張儀玩弄楚王，藺相如和秦王互不相讓，這些情景，都不會在春秋時代發生。我相信，特朗普和澤連斯基上演的撕破臉的好戲，將會陸續上演，就算是特朗普下台了，民主黨再次執政，這大趨勢也不會改變，畢竟，說出「憑實力說話」的本尊，就是拜登時代的布林肯。
作者簡介：
周顯，著名的炒股理論家，吃喝玩樂家，不著名的歴史學家、政治學家，過去還曾經當過社論主筆和武俠小說作者。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所謂的「復員」(demobilization)，是「動員」(mobilization)的相反詞，意即一國軍隊停止戰備狀態，軍人解除職務，成為退伍軍人，返回民間。
這通常會衍生出一大堆問題：農業社會，退伍軍人只要分到農田，馬上可恢復農耕，可是在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以製造業和服務業為經濟主力，經濟不可能一下子吸納如此龐大的人口。除非是，像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大灑金錢，資助西歐復興。
通常，一個國家從平時「動員」到戰時狀態，比較容易，反而是「復員」，才會出現真正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例如說，德國是在一戰後，方才出現經濟和貨幣崩潰，英國在二戰後，也出現了長時間的經濟蕭條，英國人甚至唾棄了帶領他們戰勝了二戰的領導人邱吉爾，皆因邱吉爾也是把英國人帶到戰爭困境的始作俑者。
如果是小小的打一仗，欺負一下弱小對手，只須動用到常備軍，不須作出「動員」的小戰，而且還可快速取勝，這樣子，反而有益於經濟和民心，美國在越戰後，便常常做這種事。
因此，我常常說，俄烏戰爭對兩國經濟的真正關鍵，不是在戰時，而是在戰後。普京是經濟學本科生，很明顯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在開始時，只把這當作「特別軍事行動」，不視為戰爭，就是為了避免戰時「動員」。
然而，打到了這地步，軍人已死了90萬，戰時經濟已蔓延到了整個社會。表面上，GDP仍有增長，但實際上，增長的GDP全去了政府在軍事的支出，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然而，3年打下來，整個經濟已習慣了現狀況，一旦停戰，對於經濟和社會穩定，更加是挑戰，除非是美西方給予極度優厚的經濟放寬，否則經濟幾乎必然會陷入混亂。
澤連斯基的情況也是一樣：停戰了，經濟資源馬上被美國接管，大量逃離本國的男人也將歸國，國家亦要舉行大選，自己必然下台，如此下來，倒不如繼續打下去，對自己更為有利。
因此，無論是對普京，抑或是對澤連斯基，俄烏戰爭都有理由繼續打下去。
馬斯克領導的效率委員會旗下由6位天才少年負責的小組，利用人工智能（AI）程式，迅速找出美國國際發展署的浪費項目，有人說，在未來，連會計也會被人工智能取代。
不過就這個案而言，人工智能取代的只是審計，而非會計。但就我所知，無論是簿記、審計、會計等工作，都需要人文的解釋，並非完全由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不過，只要人工智能做到其所需工作的80%至90%，那麼意即將有80%至90%的相關專業人士因而失業，這已經夠大鑊了。
AI審計尋找浪費項目
其實，這就像當年工業革命，也是令到80%至90%人失業，被逼轉行，甚至砸爛機器以作洩憤。在我們這些讀歷史的人的眼裏，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甚麼事情都不過是舊瓶新酒，沒甚麼稀奇的。
我最感奇怪的是，當日說最害怕人工智能取代人類的人之一，正是馬斯克，現在掀起這場革命性行動的人，居然又是他，這豈不是自打嘴巴了嗎？說穿了，人工智能是大勢所趨，誰也阻止不了！
周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