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香港回歸，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幾乎是馬上便開始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從古以來，教育制度不單有著教育人民的目的，也例必包含著政治目的，所以每當改朝換代之後，政府往往著手教育改革，以作洗腦和便利統治，從唐太宗的開科取士，朱元璋的獨尊孟子，民國時代的新式教育，皆是如此。從古鑑今，可知道特區政府甫成立便改革教育，並非奇事，反而是常態。
特區政府的教育改革進行了十多年，有做得對的，也有做得錯的，也有對錯參半的，大致上來說，做對了的只佔了兩成，例如三三四制。剩下的八成當中，一半是對錯參半的，例如殺校、副學士，前者可以省經費，後者可以幫助到一些成績差強人意但有志於學的青少年，縱然批評甚多，勉強也算是分數打和了。全錯的也有，主要是母語教學和通識教育，前著已經誤了一整個世代的學子，而後者對下一代的教育是災難性的，我們在先前的社論已有詳細的論述，不贅。
教育改革主要是在董建華時代奠基的，輪到曾蔭權政府，大改革和大災難基本上已經鑄成了，唯一的重要建議，就是建議為將來必修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而這建議遭到了部份市民的激烈反對，因而令到其專責的委員會要把課程指引大幅修改，並且押後至2015年才實施。
好了，現在可以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本身了。根據政府的文件，它是從小一唸到中六的必修科，可知其重要性，其中包括了五個範疇﹕依次為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用另一種說法，這豈非就是中國傳統上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香港有部份市民擔心，這課程的目的，就是為了向香港的下一代洗腦，但是不少人卻有更為「政治正確」的想法，其中以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的說法最有代表性﹕「只要看看美、法等西方國家這方面的制度，就會看到這種必要的『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有人說要培養中小學生的批判意識，但國際社會通常做法是在大學培養批判思維意識，而不是中小學；有人說德育及國民教育不要聽中央政府的，但那還叫國民教育嗎？中小學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根本不是『洗腦』，而是『健腦』。」
的確，如果從教育的本質來看，所有的教育都是「洗腦」， 以前的宗教科是洗腦，教進化論也是一種洗腦，五六十年前中國歷史課本的對滿清政府的評價是一種洗腦，甚至是科學教育，也是一種洗腦。從兒童到青少年的一段日子，腦袋從空白一片到填滿了基礎知識，本來就是一種洗腦。而洗腦的本身，難免會有偏見，愛國教育就是一種從小造成的偏見﹕為甚麼我們要愛中國，不愛美國、也不愛日本呢？如果我們在別的國家長大，肯定會接受到不同的教育，接受不同的偏見。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結論是﹕洗腦本身沒有甚麼不好的，亦是難免的，市民擔心某一科目會導致洗腦的效果，是過慮了。
但是，這一個結論產生了第一個問題﹕洗腦本身雖然沒有甚麼不好的，可是洗不得其法，胡亂的把錯誤的知識洗進了學生的腦袋，就並非一件好事了。錯誤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事實錯誤，一種是道德錯誤，一部份香港人擔心的「六四事件」在這科目中的定位，既有事實錯誤的擔心，例如說沒有開鎗，或者乾脆不提「六四」，也是事實錯誤的一種。至於道德錯誤，就是把「六四」定義為錯在學生，而不在政府。很明顯的，香港政府為了政治正確，在教育「六四事件」的過程時，不可能不同中央政府統一口徑，但一旦依照了官方的說法，縱使可以小心奕奕地避免了事實錯誤，但是在港人的心目中，道德錯誤卻是絕對難免。簡而言之，如果課程的內容依照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正確，則勢必有異於香港市民的政治正確，如何取捨，確是兩難，這就難怪不少香港市民大力反抗了。
我們因而泛生了第二個問題﹕因為單一的政治事件，而抺煞了一個有意義的科目，是不是太過政治化呢？甚至有人說，應該把艾未未事件也加進去課程裏頭……云云說法當中，當然有著吹毛求疪的成份，但歸其重點，只有一個﹕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人，從來沒有反對過這科目的本身，也從來沒有說出過反對這科目的任何理由，他們反對的，不是科目本身，而是中央政府。所以，我們得出的第二個結論是﹕香港沒有人反對過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但是其內容不可能是中國式政治正確，而只能是香港人接受的政治正確。 在1970年5月4日，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有上千名學生抗議美軍入侵柬埔寨，與在場的國民兵發生衝突，軍人使用武力，向示威學生開槍，共造成4名學生死亡，9人受傷，史稱「五月四日屠殺」（May 4 Massacre），可是美國人卻並不忌諱向學生教育這宗事件。當然了，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它夠強大、人民也夠團結，所以不管在學校裏怎樣教授這個「美國的六四事件」，都不會對其政治穩定、人心和社會造成任何影響。但是，在香港，不單社會的不同階層之間有著深層次矛盾，不可以否認的事實是，香港人和內地人、中央政府之間，也有著深層次矛盾，而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呼聲，正是源於這種深層次矛盾。 最後，我們想單獨討論「德育及國民教育」這個科目。美國人十分愛國，他們當然也給從小洗腦，貫輸愛國教育，方法是每天唱著國歌，背誦著「效忠誓詞」長大的，但也僅此而已，用不著另設一科讀足十二年的必修科去學習愛國。日本因為戰後的反戰文代，不提愛國已久了，1999年將象徵日本軍國主義的「日之丸」和《君之代》列為國旗和國歌，東京市曾有師生因拒絕肅立而受罰，鬧出了一場風波。後來又提出修正《教育基本法》，具體定義「愛國心」，並要求加強有關愛國教育，這也遭受到國民和大量(61萬)教師的反對。反過來說，在獨裁的朝鮮，愛國教育科目之多，在全地球名列前矛。 以上的例子證明了，越是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越不需要、也越不流行愛國教育。而我們對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的雙方意見，得出來的最後結論是﹕郝鐵川所言不無道理，不過這可能是古老的標準，時代改變了，填鴨式的愛國洗腦已不合潮流了。反對這科目的香港人也不無道理，不過他們必需承認，他們的反對只是基於(香港式的)政治正確，而不是就這科目的本身。而我們的立場則是從根本上去想﹕填鴨式的愛國教育已不合潮流，所以也不應該增設。
最後，我們想提出一個有趣的個案，就是英國人也很愛國，在白高敦時代也曾經想過強推愛國教育，結果遭到大批愛國的國民的反對，理由是國家歷史「Morally ambiguous」，這是一種婉轉的說法，潛台詞是英國有戰爭、殖民地等等歷史上的髒事，還是臭史不提，反而更能激發國民的愛國心。我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也應該效法一下英國人的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