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醜聞政治」繼續大潑泥槳,最新的消息是梁振英涉進了「城大門」,其任職董事局主席的城市大學涉嫌把11億元工程批給了他的老友兼城大校董陳家駒當時任職的新昌營造集團,而新昌「偏巧」又是戴德梁行的客戶。另一邊廂,被稱為「香港第一貪官」的曾蔭權則被某周刊爆出了其利益網絡。
前文說的「香港第一貪官」,是一些政擊曾蔭權的市民的說法,我們引用了這種說法,可是平心而論,「第一貪官」這說法並不正確,也實在頗為過份。實情是,在曾蔭權政府的治下,重視商人,政策傾向大財團,尤其是官商勾結,的確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和眾富豪們老友鬼鬼的關係,更是比鐵還要堅硬的事實。
我們也一直在批評,這個曾蔭權政府,是官商勾結的政府,這亦是百煉精鋼也似的事實。但是,我們必須理解一個概念﹕官商勾結並不一定同貪腐劃上等號,最佳的例子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官商勾結比今日還要猖獗,但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卻是清廉如水。固然曾蔭權對於大商人是有政策傾斜,大財團、地產霸權在他的管治之下,所得到的利益是以億計、以十億計、以百億計,可是大家要數他所得到的利益,不外是數萬元等值的坐豪華遊艇,十數萬元等值的坐私人飛機,那個福田豪宅所減省了的租金,數年下來,算盡了也不過是三百萬元,其中最為嚴重的指控,例如他的姻親莫錦泉的獲得政府合約,也只是一年數百萬元(不是利潤,而是合約面值)。我們不禁問一句,以曾蔭權出名的「精仔」,如果是利益交換、貪腐受賄,會做這麼吃虧的「生意」,讓商人賺取暴利,自己只分零點零幾個巴仙?對於這些事件的評價,曾蔭權的好朋友,名嘴鄭經翰的說法最準確﹕「點可以話佢係第一貪官呢,侮辱左好多香港人,同埋侮辱左貪官呀,貪咁少!呢啲全部都係小便宜架嘛,我好唔鍾意佢呢啲野架。」
反觀梁振英,他所受到的指控,包括了「西九門」和「城大門」兩宗事件,都是結構性的行為,其本質嚴重得多。當然,梁振英否定這兩宗指控,而我們也本著「疑點歸於被告」的精神,這裏不加討論。但我們只是客觀地指出一個社會現象﹕為甚麼市民對本質上較為嚴重的梁振英醜聞,並不那麼注意,反而是對指控罪名較輕的曾蔭權,卻變成了千夫所指呢? 現在我們去到另一位醜聞纏身的前政府高官、現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身上。他的僭建固然是嚴重,但是在九龍塘、在山頂豪宅,僭建是十分普遍的事,而僭建也並非刑事罪行(雖然這麼嚴重的僭建,可以涉及刑事,但並沒有這個案例),這明明是一件(相對來說)的「小事」,為甚麼竟演變成軒然大波呢? 分析家可能會把曾蔭權和唐英年事件和「仇富」扯上關係,也可能會說因為遊艇、私人飛機、僭建等等,都是顯然易見的,可以被傳媒大幅報導和渲染,老弱婦孺一聽便明,反而是「西九門」和「城大門」,雖然案情嚴重得多,可是卻是十分專業,市民難以理解。
以上這些分析,當然也有道理,可是,我們卻認為有更深層的理由。 大家知道,地產霸權和貧富懸殊是今日香港最大的兩個深層次矛盾,而這矛盾的主導操盤人就是曾蔭權和一眾權貴富豪。換言之,市民對於曾蔭權和權貴富豪一直懷著極大的憤怒,這等於是一桶炸藥,而曾蔭權和權貴富豪交往的故事一旦曝光,市民馬上想到﹕「哦,原來你們真的是有勾結的!」再換一個說法,這故事好比是一條引管,引管是不會爆炸的,可是當它連接往一個火藥桶時,這爆炸也就非同小可了。曾蔭權認為自己十分清白,這可能是沒錯的,如果他沒有先前7年的向富豪傾斜、向地產霸權屈膝的政策,現在給拍到了同富豪大交朋友,又坐飛機又坐遊艇,那也是光明正大的事。一場朋友,順風載一程嘛,有何相干?但是,當曾政府已累積了7年的民憤時,這船和飛機都坐不得,這些富豪朋友都交不得,那間福田豪宅更是住不得,因為,他在這7年之間,已把他的信用敗光了。
至於唐英年的僭健。沒有錯,僭建是大氣候,住獨立屋的,那個不僭建呢?在九龍塘,據說僭建最大的單位,足足僭建了3萬呎,「唐宮」只是小兒科而已。可是,僭建從來只是住獨立屋的富豪們的特權,小市民沒份。小市民住在籠屋,捱著貴租,早就對富豪們的大幅僭建特權恨在心頭,但偏又沒有法子去反對,更遑論去檢控了。而唐英年正是富豪們的代表人,他的「唐宮僭建」所引來社會的強大怨念,正是因為大家對獨立屋富豪們「住豪宅還要僭建」的憤恨,全都爆發在唐英年一人的身上。是的,市民在咆哮﹕「我們住籠屋要付山頂同級的貴租,為何你們住豪宅的反而要去僭建?」
總括而言,梁振英的醜聞,只是醜聞,沒有其他,所以難以發酵,但是曾蔭權和唐英年的醜聞,卻是引起了市民對這7年偏幫地產霸權的不公政策的一次總清算,市民的怒火難消,所以醜聞也就越滾越是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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