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我們完全沒有分別的「現代智人」(homo sapien sapiens)大約出現於5萬年前，從那時起到今日，活過了大約一千億人，而這一千億人的基因同今日世界活著的60億人，基本上沒有分別。在基因上，我們免不了生老病死的過程，呱呱墮地後，迅速長大和學習，到了青春期，便開始叛逆、尋找人生的定位、追求理想和機遇……5萬人和一千億人，都是如此，從來沒有改變過。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昨天說到的現象，我們是同意的。今日的「八十後」，誠然，同今日掌權和掌錢的四、五、六、七十後大不相同，其中也不乏我們並不同意、大搖其頭的思想和作法。可是，正如我們在文首所說的，「八十後」的基因，同以前的人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因為培養出他們的時地環境所致，相同的種子，因為土壤和氣候的不同，便種出了不同的果實來，中文成語把此叫作「越淮而枳」。換句話說，「八十後」的逆叛地出現，正是因為今日的掌權者所製造出來的客觀環境，故此，責任在於掌權者，而非「八十後」。
在以前的香港，生活困苦，但從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起，至九七年為止，絕大部份香港人的生活水準都一日比一日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很少人會感到不滿。在「五十後」的記憶猶新的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是世界性的風氣，還加上了中國內地的影響，香港之「左風」反而是全世界最輕微的，反觀今日，香港人的反政府之風卻是位居世界前茅。所以，如果唐司長以三四十年前的社會運動比諸今日，是比諸不倫，也代表了他根本不明白今日香港政經環境的深層次矛盾的根本所在。
但是，「八十後」的成長時期卻是養尊處優的天之嬌子，長大後卻面臨香港的政經倒退期。從他們小時到十多歲的長大期間，內地在香港人的眼中，是經濟落後和文化低落的「二等地方」和「二等人民」，然而，當他們長大了之後，內地卻一躍成為香港的政經主宰。以上的種種落差，而當他們踏入社會工作時，由於經濟的不景，生活也是有如王小二拜年，一年不如一年，在前路茫茫之下，他們對社會發出不滿的呼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無可否認的，在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香港的貧富懸殊是加劇了，而政府的政策也是多有利於大財團，而不利於小市民，不管是否有著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事實，市民很容易會聯想到這個問題，感情豐富的八十後自也不會例外。
當這種情況屢屢出現，形成了偏見時，很容易便會出現了唐司長口中所說的「不問青紅皂白，甚麼事情只要涉及政府、商界，就必然會得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要扭轉這種偏見，方法很簡單，只要政府帶頭把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減少對大財團的政策傾斜，一次市民不信，兩次也不信，但長遠下來，市民的眼光始終是雪亮的。
是的，從基因的角度看，年輕人永遠沒有成年人的包容，他們也很容易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他們但憑感覺去做事，做事手法很衝動和很激動，甚至有時很「沒腦」。但我們也別要忘記，從古以來，從中到外，所有的年輕人都有這種缺點，為何獨獨只有這幾年的香港才出現了這種「八十後」的現象呢？無論誰都得記著這一點﹕當社會出現了問題，當權者不能反責社會，而應反問諸己，究竟做錯了些甚麼，社會才會出現這種矛盾呢？中國人在商朝時，已有了「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智慧說法，願與特區政府的整個領導班子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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